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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基本结束了年均9.8%的长达33年的增长奇迹，进入了结构性减速通道。我们称减速是“结构性”的，就是确认那些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及其结构发生了使得经济增长率下行的变化。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经济增长开始结构性减速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由多种因素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这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在诸种结构中，最重要者当推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正是这些结构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时期。
过去30余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迅速提高，第三产业份额缓慢增长。这对应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即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产业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即制造业和建筑业转移。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的10倍），这种转移便意味着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因之加快，此即“结构性增速”。
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第二产业已趋饱和，人口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然而，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例如，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上海，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70%。基于这样的差异，当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中国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由此，经济增长速度也趋于下降。
再看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在过去30余年中，每年高达1000万人的劳动投入增长是支撑我国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转移人口日趋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将趋下降，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也将长期并存。就资本投入而言，过去30余年，中国的资本投入增长率是逐年提高的。然而，近年来，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以及消费率的缓慢提高，已经导致中国几十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趋于下降。这使得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亦呈逐渐下降之势。技术进步的动态仍然令我们失望。我们希望技术进步能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缓慢一直是我国经济的痼疾。总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缓慢，这三个因素叠加，导致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趋于下降。
水分之辨
中国经济长达33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近300年世界历史绝无仅有的奇迹。但我们的增长也付出了不可忽视的代价，结构失衡、产能过剩、效益低下、环境污染等便是其中最显著者。如此等等，使得中国百姓享受到的经济增长成果大打折扣，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更难得到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同步的提升。这些代价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分。概括而言，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水分主要体现在投入产出的效率降低上。
从投入看，以GDP来衡量，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极为巨大。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相当于GDP一半的高投资以及接近GDP10%的净出口支撑的，仅此一端，便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位居世界前列。如果把生态环境等外部影响也视为“投入”，我们为增长付出的成本更高。有关测算表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虽不断下降，到2011年仍然高达4%左右。若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仅为5%左右。
从产出看，对于我们这种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中是否存在水分，关键要看投资能否形成有效供应。如果投资变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由这些投资形成的增长率就是水分。更有甚者，一些投资固然形成了现实生产能力，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形成规模日益加大的流通库存，并进而迫使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长期闲置。与这些流通库存和过剩生产能力相对应的产值，同样构成经济增长的水分。统计显示，当前我国产能利用率平均仅达80%，按照85%至90%系正常水平的标准衡量，我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之低已接近危险水平。应当说，产能过剩已经形成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死荷重”。
近年来，在增长至上的激励机制下，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普遍高度重视增加投入，但很少顾及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更忽略了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效益联系。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在多年高增长的光环之下，我国的经济效益提高缓慢，甚至有所下降。
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的变化轨迹清楚地揭示了这一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1979至1995年，平均为2.3；第二阶段为1996至2011年，平均为3.5；后一阶段竟比前一阶段上升了52.2%。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比较，更可看出中国现阶段增量资本产出比的落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的增量资本产出比基本维持在2.0的水平，此后更缓慢下降。
增长水分的体制根源
从发展规律看，我国经济至今仍处在赶超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要素规模扩张明显，结构性盈利机会充足，增长更多呈现出外延扩张的特征。与此对应，迄今为止我国经济增长中存在一定的水分，亦在情理之中。
但是，对于增长水分的来源，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许多人将分析的眼光指向统计数据本身，认为我国长期存在的“唯GDP”导向，已经诱发且不断强化地方政府向上虚报GDP数字的倾向——近年来全部地方GDP加总之和远大于全国GDP，就是这种乱象的明证。
从技术上说，尽管存在缺陷，GDP究竟还是能够描述一国经济增长的近似状况，特别是随时间变化进行调整后，至少不会出现长期的系统性偏离。
2004年和2008年，我国曾两次进行全国经济普查，每次普查的结果都将GDP数据上调了10%左右。这至少说明，我国GDP数据不存在系统性高估，相反，倒是存在系统性低估的可能。这不仅因为诸如服务业和地下经济等从来就没有被完整地统计进来，更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伴随着一个可称为货币化和资本化的过程，由于货币化和资本化是渐次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国民产出通常难以被统计网络同步覆盖。这些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漏统”，在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动态上也有其对应的表现。长期以来，我国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一直保持着高于实际GDP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的态势，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我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着大规模的“货币迷失”。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令人信服地印证了我国经济增长长期存在被低估的可能。总而言之，将增长水分归因于数据统计本身，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中国经济增长开始结构性减速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由多种因素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这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在诸种结构中，最重要者当推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正是这些结构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时期。
过去30余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迅速提高，第三产业份额缓慢增长。这对应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即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产业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即制造业和建筑业转移。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的10倍），这种转移便意味着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因之加快，此即“结构性增速”。
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第二产业已趋饱和，人口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然而，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例如，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上海，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70%。基于这样的差异，当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中国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由此，经济增长速度也趋于下降。
再看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在过去30余年中，每年高达1000万人的劳动投入增长是支撑我国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转移人口日趋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将趋下降，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也将长期并存。就资本投入而言，过去30余年，中国的资本投入增长率是逐年提高的。然而，近年来，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以及消费率的缓慢提高，已经导致中国几十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趋于下降。这使得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亦呈逐渐下降之势。技术进步的动态仍然令我们失望。我们希望技术进步能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缓慢一直是我国经济的痼疾。总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缓慢，这三个因素叠加，导致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趋于下降。
水分之辨
中国经济长达33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近300年世界历史绝无仅有的奇迹。但我们的增长也付出了不可忽视的代价，结构失衡、产能过剩、效益低下、环境污染等便是其中最显著者。如此等等，使得中国百姓享受到的经济增长成果大打折扣，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更难得到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同步的提升。这些代价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分。概括而言，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水分主要体现在投入产出的效率降低上。
从投入看，以GDP来衡量，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极为巨大。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相当于GDP一半的高投资以及接近GDP10%的净出口支撑的，仅此一端，便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位居世界前列。如果把生态环境等外部影响也视为“投入”，我们为增长付出的成本更高。有关测算表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虽不断下降，到2011年仍然高达4%左右。若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仅为5%左右。
从产出看，对于我们这种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中是否存在水分，关键要看投资能否形成有效供应。如果投资变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由这些投资形成的增长率就是水分。更有甚者，一些投资固然形成了现实生产能力，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形成规模日益加大的流通库存，并进而迫使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长期闲置。与这些流通库存和过剩生产能力相对应的产值，同样构成经济增长的水分。统计显示，当前我国产能利用率平均仅达80%，按照85%至90%系正常水平的标准衡量，我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之低已接近危险水平。应当说，产能过剩已经形成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死荷重”。
近年来，在增长至上的激励机制下，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普遍高度重视增加投入，但很少顾及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更忽略了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效益联系。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在多年高增长的光环之下，我国的经济效益提高缓慢，甚至有所下降。
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的变化轨迹清楚地揭示了这一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1979至1995年，平均为2.3；第二阶段为1996至2011年，平均为3.5；后一阶段竟比前一阶段上升了52.2%。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比较，更可看出中国现阶段增量资本产出比的落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的增量资本产出比基本维持在2.0的水平，此后更缓慢下降。
增长水分的体制根源
从发展规律看，我国经济至今仍处在赶超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要素规模扩张明显，结构性盈利机会充足，增长更多呈现出外延扩张的特征。与此对应，迄今为止我国经济增长中存在一定的水分，亦在情理之中。
但是，对于增长水分的来源，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许多人将分析的眼光指向统计数据本身，认为我国长期存在的“唯GDP”导向，已经诱发且不断强化地方政府向上虚报GDP数字的倾向——近年来全部地方GDP加总之和远大于全国GDP，就是这种乱象的明证。
从技术上说，尽管存在缺陷，GDP究竟还是能够描述一国经济增长的近似状况，特别是随时间变化进行调整后，至少不会出现长期的系统性偏离。
2004年和2008年，我国曾两次进行全国经济普查，每次普查的结果都将GDP数据上调了10%左右。这至少说明，我国GDP数据不存在系统性高估，相反，倒是存在系统性低估的可能。这不仅因为诸如服务业和地下经济等从来就没有被完整地统计进来，更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伴随着一个可称为货币化和资本化的过程，由于货币化和资本化是渐次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国民产出通常难以被统计网络同步覆盖。这些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漏统”，在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动态上也有其对应的表现。长期以来，我国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一直保持着高于实际GDP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的态势，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我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着大规模的“货币迷失”。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令人信服地印证了我国经济增长长期存在被低估的可能。总而言之，将增长水分归因于数据统计本身，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