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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建党伟业》中,与青年周恩来演对手戏的女演员中有这样一个清秀的身影,她是周恩来在成立“觉悟社”时期最亲密和最坚定的战友,她还是中国第一位留法的女博士,她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甚至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文学大师纪德的赞赏。她就是张若名,一位毕生都在奋争,希冀获得灵魂自由的女性。
“急先锋”的女子
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的张若名有着与家族格格不入的价值观。“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她成为新文化的斗士,不但在就读的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讲,成立爱国组织,还与周恩来等进步青年一起组成了“觉悟社”。为此她不惜与整个家族为敌,以一封家信与父母断绝关系。
1902年,张若名出生在河北清苑县一个地主家庭,父亲张绍文虽然因循着封建大家长的思维方式,不过却对这个从小就聪明伶俐的女孩“网开一面”,让她接受了新式教育。张若名喜欢阅读新文学书籍,也勤于写作,将自己的所思所想用文字记录下来。1916年,张若名正式成为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第十级的学生,与邓颖超同班。过人的写作才华让她在刚入学不久就崭露头角,先后有三篇文章被刊载在校会会报上,其中有一篇《校舍记》还被老师和同学们誉为“制局精严、用笔简劲”的佳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爱国学生游行示威惨遭当局镇压。消息很快传到了天津,张若名和平素与她志同道合的进步学生刘清扬、郭隆真还有邓颖超一起,共同倡导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她们频频走上街头演讲、集会,还和“天津各界联合会”、“天津学生联合会”一起进京请愿。当时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共同的理想和抱负让大家很快成为亲密的战友。在一次进京请愿返程的火车上,郭隆真、张若名与周恩来一起商议“女爱会”与“学联”合并的事情。周恩来觉得与其将两个相对松散的团体合并在一起,不如将其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严密的社团,更利于将来的革命斗争。就这样,1919年9月26日,由进步学生骨干分子组成的“觉悟社”诞生了。这是一个真正体现男女平等的进步社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男女组合的政治社团。为了便于在《觉悟》杂志上发表文章,他们决定用抓阄的方式来确定每个人的数码谐音代号。直到今天,天津觉悟社的纪念馆内还陈列着当年他们留下的阄纸:周恩来是5号,谐音伍豪;张若名是36号,谐音杉陆。1920年1月,《觉悟》杂志第一期出版,上面刊登了一篇署名杉陆的长文,名字就叫《“急先锋”的女子》。“女子解放从女子(自身)做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女子必得具一种革命精神去实行解放。”这是还不满18周岁的张若名对中国女性解放发出的呐喊,这也让她成为了中国女权主义的急先锋代表。同年,张若名当选为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评议委员会委员长。
革命毕竟是要冒风险的,1920年初,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周恩来任总指挥,与郭隆真、张若名、于方舟等带领数千民众到直隶省公署请愿。在与当局的斗争中,4人当场被捕。张若名在狱中的日记里这样写道:“这种景象虽然不好,但是我们能尝到这监狱的滋味,精神很是快乐的。”父亲张绍文得知女儿被捕后到天津地方监察厅拘留所劝说女儿争取“取保释放”。结果却被张若名当场驳回,她说:“学生抵制日货进行请愿,是应该的,是爱国的,是合法的,是正义的。”张若名拒不认罪,父亲见劝说无效,扔下了一句“我不认这个女儿了,你们把她枪毙吧”,拂袖而去。
经过了半年的斗争,7月17日,周恩来、张若名等人终于获释出狱,虽然他们被民众当成了英雄式的人物,胸戴红花和纪念章接受大家鸣锣放炮的欢迎,不过他们心中却十分沉重。他们意识到,单靠请愿这样的方式是无法改变中国的现状的,必须要走出国门去寻找救国之路。
此时张若名已经从学校肄业,她回到家乡暂时住在二伯父的家中。父母动用封建家长的权势,为她在当地寻找“婆家”。为了反抗包办婚姻,张若名背着家里人到设在保定的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报了名。不过事情很快被父母知晓,于是张若名决定提前行动,离家出走。几天后她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中声明从此断绝关系,“你们不要追我,你们若是追我,我就跳海了”。张若名就是抱着如此决绝的一颗心,于1920年11月,和周恩来、郭隆真等人一起从上海乘坐波尔多斯号邮轮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这一年张若名18岁,周恩来22岁。
法兰西的峥嵘岁月
地球另一端的法国,既成就了张若名的自由和文学之梦,也打碎了她追求革命、探寻真理的梦想。得焉?失焉?情感与理智的天平究竟该偏向哪一边,相信多年以后的张若名依然是倍感纠结与怅然。
勤工俭学之路充满了艰辛和困苦,张若名和郭隆真在巴黎的云母片厂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张若名因为文笔好,眼光独到,兼任北京《晨报》驻法国特约通讯员。她先后在《晨报》发表了《留法俭学生最近之大觉悟》等12篇文章,内容涉及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华工、德美关系、英国外交策略等等多方面。聪明好学的张若名获得了著名学者、同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盛成的称赞:“从1921年1月开始,我教郭隆真和张若名法语。若名比我小三岁,她聪明过人,举一隅,则以三隅返……若名法语的进步,可称一日千里,到1921年暑假时,她的法语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了。”
1922年6月,由周恩来领导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张若名、郭隆真由周恩来介绍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自动转入共青团。张若名的法语好,能够顺利地阅读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她还多次担任学习小组的主讲人。周恩来对这位聪慧努力的亲密战友相当尊重和关心,他建议张若名把小组学习的讲稿整理成3篇文章:《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和《帝国主义浅说》。并将这3篇文章发表在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赤光》上,这本刊物当时由周恩来主编。
这是一段虽然艰苦但是精神世界充满了愉悦的幸福时光,张若名一边在法兰西感受着革命最前沿的鲜活和激情,一边学习着法语。同时作为一名年轻女性,她也开始思考女性的价值所在。“女子当争回本身的人格,抛弃那些乞怜的弱状,复活我们的慷慨的天真,革除旧日男女间精神上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期待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社会的人,切不要做某男子的人。”这是张若名为《妇女日报》所写的题为《现代的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文章中的话,这时的她相较于写《“急先锋”的女子》时,又多了不少沉稳和成熟。
改变张若名政治生涯的事件也在此时发生,由于张若名的法语口语很流利,又是女性,身份隐蔽,她就担负起了与法国共产党秘密联络的重任。1924年,周恩来不再担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书记,新任书记任卓宣作风专制,动辄骂人。当年法国共产党获当局批准举行列宁逝世纪念大会,但是当局明令不许外国共产党人参加。任卓宣要求张若名参加大会,还做了发言。这使得张若名的身份暴露,受到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讯问,险些被驱逐出境。后来又因为出身问题,张若名遭到了组织的审查,几次三番的折腾下来,让张若名倍感委屈和折磨。考虑再三,她决定不再参加政治活动,退出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
张若名的抉择让周恩来和郭隆真这些一路与她同舟共济的战友倍感焦急,他们反复劝导,希望她能改变想法。但是组织生活和铁的纪律让她无法适应,她更加热爱自由和独立。张若名的决定不但成为她日后遭遇的导火索,也让一直对她报以厚望的周恩来决定放弃将她作为未来的革命伴侣。在1992年出版的韩素音写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中也对这段恋情做了描述:“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这“另外一位姑娘”,就是张若名。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也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描写过“七妈”邓颖超对周恩来这段恋情的评价:“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周恩来)与觉悟社的郭隆真和张若名同行,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要结婚的话,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这“天造地设的一对”终究没有走到一起,周恩来选择了与他志同道合、同样献身于革命的邓颖超为终身伴侣。1924年,周恩来回国,郭隆真到苏联学习,在先后送别了二人之后,张若名搬到了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学的公寓里潜心学习,再也没有过问政事。刚好这个时候有一位法国参议员的遗孀叫碧细,她将丈夫的遗产捐赠给留法勤工俭学的女生。张若名受到这一资助,得以在法国继续她的学业。1927年,她获得了里昂大学的文科硕士学位,这在中国留学生之中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不过她并不满意,决定继续攻读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刚好此时里昂中法大学招生,张若名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入,她选择的研究方向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
1930年12月,张若名终于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纪德的态度》。张若名欣赏纪德作品中天然的优雅和热情,纯洁而又自然。这篇《纪德的态度》奠定了张若名在世界文学界纪德研究方面的地位,纪德本人在阅读了她的论文之后给她写信说:“透过你的大作,我似乎得到了新生。由于你的努力,我又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了解过。”
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
从与杨堃结婚时相约“此生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到最后在彩云之南投湖自尽,张若名的人生之路在坎坷曲折中前进。尽管历史的错误酿成她命运的苦果,不过她用自己毕生的努力甚至生命捍卫了她的自由和尊严。
张若名的感情生活并没有因为种种重创而停滞,在郭隆真去莫斯科前夕,她介绍了一位同乡杨与张若名相识。杨是中法里昂大学在国内招收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之一,成绩优异,就是人有些木讷。杨对聪慧热情又独立的张若名一见倾心,不过因为他家里还有一桩封建包办婚姻,两人的事情就先耽搁下来。在张若名进入中法里昂大学后,他们开始交往。1930年的春天,杨在国内的报纸上公开告示,和家中的妻子离婚。在告诉张若名这个好消息的同时,他还将自己写的一篇名为《我的婚姻史》的文章拿给张若名看,用这样的形式剖白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对张若名的苦苦思恋之情。
1930年5月31日,在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第二天,他们在学校的大礼堂举办了婚礼。张若名也于1930年12月15日通过了论文答辩,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法的女博士。北平中法大学校长李圣章当场送上了一份大礼——聘请张若名担任服尔德学院(文学院)教授。张若名夫妇头顶着“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的光环欢欣鼓舞地回到了祖国,他们期望用自己的学识报效国家,回馈社会。张若名除了担任文学系的教授,还在北平中法大学附中讲授法语,为文学院一年级的新生开设心理学课程。从1936年开始,张若名先后在《中法大学月刊》上,发表了用法语写的《弗朗西斯·若姆》和用中文写的《法国象征派三大诗人——鲍德莱尔、魏尔来诺与兰苞》等文章。1939年4月以后,她在燕京大学的法文《朋友》月刊上,连续发表了评论纪德小说《人间的粉食》和《窄门》的两篇文章。同年11月,中法大学创办《法文研究》杂志,张若名作为编委,经常发表文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华北,中法大学在战火中停办。张若名不愿意为日寇所支配,她坚持只参加《法文研究》月刊的编辑工作,其余工作一律不接。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张若名才重新回到中法大学教授“法国文学史”和“法国戏剧”,并有多篇研究法国文学创作的文章发表,还将鲁迅、郁达夫等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法语介绍到国外。
一切貌似又恢复了正常,虽然国内战争还在硝烟弥漫,不过张若名并不担心他们的生活。她随丈夫一起南下,在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教授“文艺理论”与“世界文学史”。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她依然继续着自己的教育和研究工作。1949年,张若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从1950年开始,不断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期待着自己能够再加入党组织,为当年的革命理想而继续奋斗。
谁曾想1958年,一场反右批判会断送了张若名梦想中的一切。张若名写了多年的思想汇报材料被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出身问题和退党问题都被翻了出来。张若名罪加一等,不仅是右派,还是叛徒。一生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张若名终于崩溃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都要扣到她的头上,她自由表达的权利被彻底剥夺,人格尊严荡然无存。于是在批斗的间隙,她投河自尽。正在北京开会的杨接到“张若名病重”的消息连夜赶回,结果见到的却是张若名的骨灰。
直到1980年,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云南大学党委才为张若名彻底平反。这位被历史尘封了40年的传奇女性,在近年来不断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已有众多关于她的文章在亚洲、欧洲和美洲的报刊上发表。她为自由而抗争和为文学而执着奋进的精神得到永存。
1924年张若名(左)在法国里昂与郭隆真(右)的合影。
她的座右铭是萧伯纳的名言:“对于身处的现况,人们常怪罪于时运,然而,成功是属于那些主动寻找自己想要的环境,要是遍寻不着,就自己创造的人。”
1920年周恩来同爱国者出狱合影。第一排左一就是张若名。
张若名是五四运动的一名先驱者,也是周恩来的早期战友。
张若名与丈夫在云南大学的合影。
“急先锋”的女子
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的张若名有着与家族格格不入的价值观。“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她成为新文化的斗士,不但在就读的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讲,成立爱国组织,还与周恩来等进步青年一起组成了“觉悟社”。为此她不惜与整个家族为敌,以一封家信与父母断绝关系。
1902年,张若名出生在河北清苑县一个地主家庭,父亲张绍文虽然因循着封建大家长的思维方式,不过却对这个从小就聪明伶俐的女孩“网开一面”,让她接受了新式教育。张若名喜欢阅读新文学书籍,也勤于写作,将自己的所思所想用文字记录下来。1916年,张若名正式成为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第十级的学生,与邓颖超同班。过人的写作才华让她在刚入学不久就崭露头角,先后有三篇文章被刊载在校会会报上,其中有一篇《校舍记》还被老师和同学们誉为“制局精严、用笔简劲”的佳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爱国学生游行示威惨遭当局镇压。消息很快传到了天津,张若名和平素与她志同道合的进步学生刘清扬、郭隆真还有邓颖超一起,共同倡导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她们频频走上街头演讲、集会,还和“天津各界联合会”、“天津学生联合会”一起进京请愿。当时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共同的理想和抱负让大家很快成为亲密的战友。在一次进京请愿返程的火车上,郭隆真、张若名与周恩来一起商议“女爱会”与“学联”合并的事情。周恩来觉得与其将两个相对松散的团体合并在一起,不如将其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严密的社团,更利于将来的革命斗争。就这样,1919年9月26日,由进步学生骨干分子组成的“觉悟社”诞生了。这是一个真正体现男女平等的进步社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男女组合的政治社团。为了便于在《觉悟》杂志上发表文章,他们决定用抓阄的方式来确定每个人的数码谐音代号。直到今天,天津觉悟社的纪念馆内还陈列着当年他们留下的阄纸:周恩来是5号,谐音伍豪;张若名是36号,谐音杉陆。1920年1月,《觉悟》杂志第一期出版,上面刊登了一篇署名杉陆的长文,名字就叫《“急先锋”的女子》。“女子解放从女子(自身)做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女子必得具一种革命精神去实行解放。”这是还不满18周岁的张若名对中国女性解放发出的呐喊,这也让她成为了中国女权主义的急先锋代表。同年,张若名当选为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评议委员会委员长。
革命毕竟是要冒风险的,1920年初,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周恩来任总指挥,与郭隆真、张若名、于方舟等带领数千民众到直隶省公署请愿。在与当局的斗争中,4人当场被捕。张若名在狱中的日记里这样写道:“这种景象虽然不好,但是我们能尝到这监狱的滋味,精神很是快乐的。”父亲张绍文得知女儿被捕后到天津地方监察厅拘留所劝说女儿争取“取保释放”。结果却被张若名当场驳回,她说:“学生抵制日货进行请愿,是应该的,是爱国的,是合法的,是正义的。”张若名拒不认罪,父亲见劝说无效,扔下了一句“我不认这个女儿了,你们把她枪毙吧”,拂袖而去。
经过了半年的斗争,7月17日,周恩来、张若名等人终于获释出狱,虽然他们被民众当成了英雄式的人物,胸戴红花和纪念章接受大家鸣锣放炮的欢迎,不过他们心中却十分沉重。他们意识到,单靠请愿这样的方式是无法改变中国的现状的,必须要走出国门去寻找救国之路。
此时张若名已经从学校肄业,她回到家乡暂时住在二伯父的家中。父母动用封建家长的权势,为她在当地寻找“婆家”。为了反抗包办婚姻,张若名背着家里人到设在保定的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报了名。不过事情很快被父母知晓,于是张若名决定提前行动,离家出走。几天后她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中声明从此断绝关系,“你们不要追我,你们若是追我,我就跳海了”。张若名就是抱着如此决绝的一颗心,于1920年11月,和周恩来、郭隆真等人一起从上海乘坐波尔多斯号邮轮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这一年张若名18岁,周恩来22岁。
法兰西的峥嵘岁月
地球另一端的法国,既成就了张若名的自由和文学之梦,也打碎了她追求革命、探寻真理的梦想。得焉?失焉?情感与理智的天平究竟该偏向哪一边,相信多年以后的张若名依然是倍感纠结与怅然。
勤工俭学之路充满了艰辛和困苦,张若名和郭隆真在巴黎的云母片厂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张若名因为文笔好,眼光独到,兼任北京《晨报》驻法国特约通讯员。她先后在《晨报》发表了《留法俭学生最近之大觉悟》等12篇文章,内容涉及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华工、德美关系、英国外交策略等等多方面。聪明好学的张若名获得了著名学者、同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盛成的称赞:“从1921年1月开始,我教郭隆真和张若名法语。若名比我小三岁,她聪明过人,举一隅,则以三隅返……若名法语的进步,可称一日千里,到1921年暑假时,她的法语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了。”
1922年6月,由周恩来领导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张若名、郭隆真由周恩来介绍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自动转入共青团。张若名的法语好,能够顺利地阅读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她还多次担任学习小组的主讲人。周恩来对这位聪慧努力的亲密战友相当尊重和关心,他建议张若名把小组学习的讲稿整理成3篇文章:《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和《帝国主义浅说》。并将这3篇文章发表在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赤光》上,这本刊物当时由周恩来主编。
这是一段虽然艰苦但是精神世界充满了愉悦的幸福时光,张若名一边在法兰西感受着革命最前沿的鲜活和激情,一边学习着法语。同时作为一名年轻女性,她也开始思考女性的价值所在。“女子当争回本身的人格,抛弃那些乞怜的弱状,复活我们的慷慨的天真,革除旧日男女间精神上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期待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社会的人,切不要做某男子的人。”这是张若名为《妇女日报》所写的题为《现代的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文章中的话,这时的她相较于写《“急先锋”的女子》时,又多了不少沉稳和成熟。
改变张若名政治生涯的事件也在此时发生,由于张若名的法语口语很流利,又是女性,身份隐蔽,她就担负起了与法国共产党秘密联络的重任。1924年,周恩来不再担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书记,新任书记任卓宣作风专制,动辄骂人。当年法国共产党获当局批准举行列宁逝世纪念大会,但是当局明令不许外国共产党人参加。任卓宣要求张若名参加大会,还做了发言。这使得张若名的身份暴露,受到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讯问,险些被驱逐出境。后来又因为出身问题,张若名遭到了组织的审查,几次三番的折腾下来,让张若名倍感委屈和折磨。考虑再三,她决定不再参加政治活动,退出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
张若名的抉择让周恩来和郭隆真这些一路与她同舟共济的战友倍感焦急,他们反复劝导,希望她能改变想法。但是组织生活和铁的纪律让她无法适应,她更加热爱自由和独立。张若名的决定不但成为她日后遭遇的导火索,也让一直对她报以厚望的周恩来决定放弃将她作为未来的革命伴侣。在1992年出版的韩素音写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中也对这段恋情做了描述:“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这“另外一位姑娘”,就是张若名。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也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描写过“七妈”邓颖超对周恩来这段恋情的评价:“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周恩来)与觉悟社的郭隆真和张若名同行,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要结婚的话,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这“天造地设的一对”终究没有走到一起,周恩来选择了与他志同道合、同样献身于革命的邓颖超为终身伴侣。1924年,周恩来回国,郭隆真到苏联学习,在先后送别了二人之后,张若名搬到了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学的公寓里潜心学习,再也没有过问政事。刚好这个时候有一位法国参议员的遗孀叫碧细,她将丈夫的遗产捐赠给留法勤工俭学的女生。张若名受到这一资助,得以在法国继续她的学业。1927年,她获得了里昂大学的文科硕士学位,这在中国留学生之中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不过她并不满意,决定继续攻读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刚好此时里昂中法大学招生,张若名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入,她选择的研究方向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
1930年12月,张若名终于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纪德的态度》。张若名欣赏纪德作品中天然的优雅和热情,纯洁而又自然。这篇《纪德的态度》奠定了张若名在世界文学界纪德研究方面的地位,纪德本人在阅读了她的论文之后给她写信说:“透过你的大作,我似乎得到了新生。由于你的努力,我又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了解过。”
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
从与杨堃结婚时相约“此生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到最后在彩云之南投湖自尽,张若名的人生之路在坎坷曲折中前进。尽管历史的错误酿成她命运的苦果,不过她用自己毕生的努力甚至生命捍卫了她的自由和尊严。
张若名的感情生活并没有因为种种重创而停滞,在郭隆真去莫斯科前夕,她介绍了一位同乡杨与张若名相识。杨是中法里昂大学在国内招收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之一,成绩优异,就是人有些木讷。杨对聪慧热情又独立的张若名一见倾心,不过因为他家里还有一桩封建包办婚姻,两人的事情就先耽搁下来。在张若名进入中法里昂大学后,他们开始交往。1930年的春天,杨在国内的报纸上公开告示,和家中的妻子离婚。在告诉张若名这个好消息的同时,他还将自己写的一篇名为《我的婚姻史》的文章拿给张若名看,用这样的形式剖白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对张若名的苦苦思恋之情。
1930年5月31日,在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第二天,他们在学校的大礼堂举办了婚礼。张若名也于1930年12月15日通过了论文答辩,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法的女博士。北平中法大学校长李圣章当场送上了一份大礼——聘请张若名担任服尔德学院(文学院)教授。张若名夫妇头顶着“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的光环欢欣鼓舞地回到了祖国,他们期望用自己的学识报效国家,回馈社会。张若名除了担任文学系的教授,还在北平中法大学附中讲授法语,为文学院一年级的新生开设心理学课程。从1936年开始,张若名先后在《中法大学月刊》上,发表了用法语写的《弗朗西斯·若姆》和用中文写的《法国象征派三大诗人——鲍德莱尔、魏尔来诺与兰苞》等文章。1939年4月以后,她在燕京大学的法文《朋友》月刊上,连续发表了评论纪德小说《人间的粉食》和《窄门》的两篇文章。同年11月,中法大学创办《法文研究》杂志,张若名作为编委,经常发表文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华北,中法大学在战火中停办。张若名不愿意为日寇所支配,她坚持只参加《法文研究》月刊的编辑工作,其余工作一律不接。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张若名才重新回到中法大学教授“法国文学史”和“法国戏剧”,并有多篇研究法国文学创作的文章发表,还将鲁迅、郁达夫等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法语介绍到国外。
一切貌似又恢复了正常,虽然国内战争还在硝烟弥漫,不过张若名并不担心他们的生活。她随丈夫一起南下,在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教授“文艺理论”与“世界文学史”。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她依然继续着自己的教育和研究工作。1949年,张若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从1950年开始,不断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期待着自己能够再加入党组织,为当年的革命理想而继续奋斗。
谁曾想1958年,一场反右批判会断送了张若名梦想中的一切。张若名写了多年的思想汇报材料被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出身问题和退党问题都被翻了出来。张若名罪加一等,不仅是右派,还是叛徒。一生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张若名终于崩溃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都要扣到她的头上,她自由表达的权利被彻底剥夺,人格尊严荡然无存。于是在批斗的间隙,她投河自尽。正在北京开会的杨接到“张若名病重”的消息连夜赶回,结果见到的却是张若名的骨灰。
直到1980年,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云南大学党委才为张若名彻底平反。这位被历史尘封了40年的传奇女性,在近年来不断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已有众多关于她的文章在亚洲、欧洲和美洲的报刊上发表。她为自由而抗争和为文学而执着奋进的精神得到永存。
1924年张若名(左)在法国里昂与郭隆真(右)的合影。
她的座右铭是萧伯纳的名言:“对于身处的现况,人们常怪罪于时运,然而,成功是属于那些主动寻找自己想要的环境,要是遍寻不着,就自己创造的人。”
1920年周恩来同爱国者出狱合影。第一排左一就是张若名。
张若名是五四运动的一名先驱者,也是周恩来的早期战友。
张若名与丈夫在云南大学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