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马来西亚，是凌晨三点。
　　我们要从最南的新山入新加坡关。凌晨的新山，和昨天黄昏很像。我们在昨日黄昏溶入了新山橙色的夕阳里，新山乌鸦很多，却不给人一种厌恶的感觉，它们盘旋在载满人的车顶，立在南国棕榈的枝梢，它们在新山温和辽阔的天空里狂舞，它们没有家，却哪都是家。
　　新山的街上不分昼夜，始终有很响很响的轰鸣声，即使凌晨，也一样。那些飞车党像雷电般地掠过街头。导游说了三四遍，新山很危险，很乱。其实他不说也看得出来，满街红灯酒绿，和摩托的轰鸣声，都像致命而鲜艳的警戒色。新山，本就像一只潜伏在夜里的猛兽。
　　我们坐上夜巴，导游穿着睡衣，交代了几句，离开了。他是很尽责的人，总是讲解到实在累到忍不住的那刻。他说，我想把马来西亚所有的好都告诉你们。他也是拼命工作的人，客人什么时候走，他就得什么时候醒。
　　等了一会儿，车开动了，我们急急地穿过披着夜色的新山，路两边的原始森林，没有了太阳下的生气，而用一种阴冷、暴戾的气息送别我们。到大桥的时候，车便开始堵了，那是唯一一条通往新加坡的路。马来人要想去新加坡打工，一定会租在新山，他们在新加坡工资不高，却比在这好。早晨六点开工，他们就必须在凌晨一二点起床，骑小摩托，或是搭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公共汽车，穿过两个城市出境、入境。他们在两个国家奔跑，像一只没有脚的鸟，落地便死。那座大桥，就好像从地狱通往天堂的路，下面是深不见底的大洋，即使造得再宽，它仍然是如此逼仄。
　　我看着窗外，蓝色的大巴里挤满了人，肤色偏褐，背着沉重的包。他们中的大多，脸上并不是焦虑，而是从容，习惯于生活的重量，就已不是压迫。打开一首音乐，觉得沙哑的唱腔好赞，即也不很想睡了。他们的眼睛好像油画，一点不亮，但是有种吸引人的光泽。
　　到海关那里，天仍没亮。大厅里的光很朦胧，像每个人脸上都披洒上轻和的白月光。审查的人多是黑人，对华人和马来人的审查是挺宽的，可对于流着相同血液的黑人，他们审得很严。因为黑人在境内犯罪率高，倔们只能采取这样的措施。戴着有色眼镜去审查自己的同类，该是种多滚烫的鞭打？整个大厅像沸腾的铁水，日日夜夜将他们血里的羞耻、痛心慢慢蒸发，最后——最后就习惯了。
　　出了那扇玻璃门，就是新加坡的停车站。打工的人等在那，蹲在路边吃着面包，站在黑色的尾气里靠着柱子睡着，或是低头抽烟，抖掉落在宽大衣服上的灰，他们像极了新山的乌鸦。
　　车里冷气安静了，它们不再像马来西亚的冷气那样努力地向外冲，马来人是生活在赤道附近的，他们平凡、忙碌、又热烈，倔们不对生活抱有热切的希望，却积极而平静地活成生活本身。
　　凌晨三点，婴儿在梦中，失恋的人在啤酒与眼泪里，旅人在归家，有人在想念，有人在出发。凌晨三点，马来西亚的太阳照常开起。
　　（作者介绍：杜诗泓，浙江省回浦中学高三·20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