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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早些时候，正在中国旅行的美国人拉铁摩尔对英国记者勃脱兰说：“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让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了。”
果然，卢沟桥畔的那一声枪响，发出了这一年最惊天动地的声音。
但这一声枪响之外，还有很多声音作为背景，被淹没在历史的惊涛骇浪深处。或许，在隆隆的枪炮声中更仔细地聆听，那些细微而嘈杂的声响，更能演绎出历史的主调，更能描摹出1937年的中国。
1937年7月7日之前，是怎样一个中国？
在这一年，中国拥有了3935家现代工厂，1万余公里铁路，11万6千多公里公路，12条民航空运线路。
追溯此前十年间，工业经济成长率平均达到9.3%，经济增长率估计达到11%以上，为当时中国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
同样在这个时段，中国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
到这一年，法币已成功运行了近两年。全国币制渐渐统一起来，中国经济初步形成统一的格局。《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评价，假如中国一直停留在银本位时代，中日战争一旦爆发，就会因为战费筹措困难，抗日战争恐怕无法支撑半年以上。
4月1日，国民政府设立了盐务总局，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主权。在此７年前，中国海关实行海关新税率，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第一次行使关税主权。
至这一年的６月底，国家税收总额达到法币8.7亿元，是8年前的2.6倍。而贸易逆差为1.5亿元，不足两年前的一半。
至1937年，中国棉稻麦也基本实现了自给，经济学家何廉说：“农业经济发展已步入‘起飞’之路”。
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作底子，忙碌的中国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正致力于将拥有170余万人，超过180个师却隶属不同派系的中国军队整训为一支现代化武装。按照他们的计划，到1938年底，中国将拥有60个具有现代作战能力的陆军师。在湖南或是南京等地兵工厂，已经制造出德式1924式步枪，仿捷克式轻机枪，金陵兵工厂出品的重机枪已经与德国制造的一样好。到1937年5月，中国空军已有600多架飞机及262个机场。
到这个时候，1936年12月首批征集的新兵约5万人已经入伍，这得益于当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兵役法》，推行征募并行制，“凡我国民须知服行兵役为人人应尽之义务”。这也使得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半年内，中国能够迅速征募约70余万壮丁，作为士兵投入到战场。
1937年上半年，从西安事变中脱身不久的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多次进行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并最终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并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师4.5万余人。
全国大体上实现了政治和军事的统一，大约两年前，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川黔已入蒋委员长统治的范围，在另23个行省中，他的力量已扩展至11省。云南不久也将划入他的统治。”
蒋介石还在致力于推动他的“新生活运动”，以使国民的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他说，“我们要打倒日本侵略的武力，先得打倒日本侵略的精神；要打倒日本侵略的精神，先要完成自己应该具备的革命精神——固有的民族精神。”
这一切的种种努力，成败得失均有之，但多少给了百年积弱的中国的人民以一些信心。或许是出于鼓励国人信心，胡适在较早前说：“平心说来，最近二十年是中国进步最速的时代。无论在知识上、道德上、国民精神上、国民人格上、社会风俗上、政治组织上、民族自信力上，这二十年的进步都可以说是超过以前的任何时代。这时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现状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现；然而种种缺陷都不能灭损这二十年总进步的净赢余。”
至1937年的那十年，在学界亦有“黄金十年”之称，虽然仍旧内忧外患不断，仍旧是百弊丛生，但于内，中国步入了近代相对快速的发展时期，于外，至少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则有屈以求伸，蓄力备战的战略谋划。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
1936年月12月1日，军政部次长陈诚讲道：“假如现在就发动对日本作战，一定会处于被动地位；再迟一年，最低可以争取到半主动地位；再迟两年，可以争取到完全主动的地位。”
而战争打响两年后，一位外国学者著文说：“中日战争在中国来说是早了五年，在日本来说却是迟了五年。”
但是，日本没打算给中国从容备战的时间。他们已查觉到中国的种种变化，如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所写，“如让中国有更进一步的自强机会，日本就会等于自杀。”
这一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向外交部报告：日本朝野觉得中国日渐中央集权、充实军备和修筑国防工事，将会从抗日走向侮日的道路，日本将不惜用一切手段，甚至直接在中国夺取政权。
而紧随而来的卢沟桥枪响，使日本也陷入了长期苦战的泥沼，也使中国耽误了和平建国的机会。
常常有这样的假设：如果再给中国五年时间，又会怎样？
历史不能假设，但70年后却给了我们回望与反思的视角——1937年7月7日前，尚未被硝烟笼罩的中国。
1937年
元旦
一代文豪胡适用了7个半小时，才写完了一篇3千字的文章，文章提出了三个愿望，但后来却只实现了一个。
３月３日
老资格外交家王宠惠接替张群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这或许是当时中国最不讨好的一个职位。但数年之后，
居然峰回路转，百年来的外交弱国一跃而成世界五强。
6月12日
孔祥熙出现在德国贝西特斯加湖畔的希特勒别墅中，宾主言谈甚欢，但最终没有能挽回中德多年的军事合作关系。虽然德国顾问法肯豪森亲自参与指挥了当年的淞沪会战，却不得不在次年黯然离华。
8月
宋子文主持救国公债劝募工作，以抗日救国为号召， 1个月内，公众认购2.4亿元，完成设定总额一半。
12月14日
王芸生在给《大公报》写下最后一篇社评《不投降》后，率领《大公报》西迁，他给上海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果然，卢沟桥畔的那一声枪响，发出了这一年最惊天动地的声音。
但这一声枪响之外，还有很多声音作为背景，被淹没在历史的惊涛骇浪深处。或许，在隆隆的枪炮声中更仔细地聆听，那些细微而嘈杂的声响，更能演绎出历史的主调，更能描摹出1937年的中国。
1937年7月7日之前，是怎样一个中国？
在这一年，中国拥有了3935家现代工厂，1万余公里铁路，11万6千多公里公路，12条民航空运线路。
追溯此前十年间，工业经济成长率平均达到9.3%，经济增长率估计达到11%以上，为当时中国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
同样在这个时段，中国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
到这一年，法币已成功运行了近两年。全国币制渐渐统一起来，中国经济初步形成统一的格局。《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评价，假如中国一直停留在银本位时代，中日战争一旦爆发，就会因为战费筹措困难，抗日战争恐怕无法支撑半年以上。
4月1日，国民政府设立了盐务总局，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主权。在此７年前，中国海关实行海关新税率，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第一次行使关税主权。
至这一年的６月底，国家税收总额达到法币8.7亿元，是8年前的2.6倍。而贸易逆差为1.5亿元，不足两年前的一半。
至1937年，中国棉稻麦也基本实现了自给，经济学家何廉说：“农业经济发展已步入‘起飞’之路”。
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作底子，忙碌的中国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正致力于将拥有170余万人，超过180个师却隶属不同派系的中国军队整训为一支现代化武装。按照他们的计划，到1938年底，中国将拥有60个具有现代作战能力的陆军师。在湖南或是南京等地兵工厂，已经制造出德式1924式步枪，仿捷克式轻机枪，金陵兵工厂出品的重机枪已经与德国制造的一样好。到1937年5月，中国空军已有600多架飞机及262个机场。
到这个时候，1936年12月首批征集的新兵约5万人已经入伍，这得益于当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兵役法》，推行征募并行制，“凡我国民须知服行兵役为人人应尽之义务”。这也使得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半年内，中国能够迅速征募约70余万壮丁，作为士兵投入到战场。
1937年上半年，从西安事变中脱身不久的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多次进行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并最终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并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师4.5万余人。
全国大体上实现了政治和军事的统一，大约两年前，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川黔已入蒋委员长统治的范围，在另23个行省中，他的力量已扩展至11省。云南不久也将划入他的统治。”
蒋介石还在致力于推动他的“新生活运动”，以使国民的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他说，“我们要打倒日本侵略的武力，先得打倒日本侵略的精神；要打倒日本侵略的精神，先要完成自己应该具备的革命精神——固有的民族精神。”
这一切的种种努力，成败得失均有之，但多少给了百年积弱的中国的人民以一些信心。或许是出于鼓励国人信心，胡适在较早前说：“平心说来，最近二十年是中国进步最速的时代。无论在知识上、道德上、国民精神上、国民人格上、社会风俗上、政治组织上、民族自信力上，这二十年的进步都可以说是超过以前的任何时代。这时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现状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现；然而种种缺陷都不能灭损这二十年总进步的净赢余。”
至1937年的那十年，在学界亦有“黄金十年”之称，虽然仍旧内忧外患不断，仍旧是百弊丛生，但于内，中国步入了近代相对快速的发展时期，于外，至少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则有屈以求伸，蓄力备战的战略谋划。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
1936年月12月1日，军政部次长陈诚讲道：“假如现在就发动对日本作战，一定会处于被动地位；再迟一年，最低可以争取到半主动地位；再迟两年，可以争取到完全主动的地位。”
而战争打响两年后，一位外国学者著文说：“中日战争在中国来说是早了五年，在日本来说却是迟了五年。”
但是，日本没打算给中国从容备战的时间。他们已查觉到中国的种种变化，如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所写，“如让中国有更进一步的自强机会，日本就会等于自杀。”
这一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向外交部报告：日本朝野觉得中国日渐中央集权、充实军备和修筑国防工事，将会从抗日走向侮日的道路，日本将不惜用一切手段，甚至直接在中国夺取政权。
而紧随而来的卢沟桥枪响，使日本也陷入了长期苦战的泥沼，也使中国耽误了和平建国的机会。
常常有这样的假设：如果再给中国五年时间，又会怎样？
历史不能假设，但70年后却给了我们回望与反思的视角——1937年7月7日前，尚未被硝烟笼罩的中国。
1937年
元旦
一代文豪胡适用了7个半小时，才写完了一篇3千字的文章，文章提出了三个愿望，但后来却只实现了一个。
３月３日
老资格外交家王宠惠接替张群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这或许是当时中国最不讨好的一个职位。但数年之后，
居然峰回路转，百年来的外交弱国一跃而成世界五强。
6月12日
孔祥熙出现在德国贝西特斯加湖畔的希特勒别墅中，宾主言谈甚欢，但最终没有能挽回中德多年的军事合作关系。虽然德国顾问法肯豪森亲自参与指挥了当年的淞沪会战，却不得不在次年黯然离华。
8月
宋子文主持救国公债劝募工作，以抗日救国为号召， 1个月内，公众认购2.4亿元，完成设定总额一半。
12月14日
王芸生在给《大公报》写下最后一篇社评《不投降》后，率领《大公报》西迁，他给上海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