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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发有：2000年在华东大酒店，我和您有一次深入的交流，当时您说您非常看重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三重使命与责任，即文学教育、文学研究和文学传播。您在90年代主编的“火凤凰”丛书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上海文学批评的发展。四年前，您不顾周围亲朋好友的劝阻，出任《上海文学》主编，在三年多的时间内为之奔忙，深切地领会了其中的酸甜苦辣。您自己认为一身三任，选择这种多元化的角色，意义何在？另外，您是如何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