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历史上，贝当元帅是一个特殊的角色，他在一战中因与德军血战凡尔登而扬名天下，却在二战中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投靠希特勒，担任傀儡政府首脑。历史学家对贝当的评价分为了两个极端，有些人认为他是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不过，政治手段有些偏差，所以导致了身败名裂，而有的人认为贝当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变者和追求荣华富贵者，他为了自己的安危不顾法国人民的安危，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把法国推入了一个黑暗的深渊。随着贝当的去世，贝当的故事也成为了后代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那么，贝当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还是要从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说起……

立志为法国报仇

　　1856年4月29日，贝当出生于法国北部的一个贫寒农民家庭。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耻辱感笼罩了整个法国，也让少年贝当立志做一名军人，下定决心成为一名士兵为法国报仇。1875年，贝当考入圣西尔军事学校。凭着深厚的军事造诣，贝当毕业后很快就脱颖而出，进入了国家射击学校担任教官。
　　1911年1月，贝当在55岁时成为上校，距离将官只有一步之遥，而当时整个法国军中也仅有不到四百名上校。作为一名农民的儿子，几乎没有任何背景的贝当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到上校这一级别。但是对于贝当来说，一个极大的遗憾则是他依旧没有得到向德国报仇的机会。此时的贝当已经教了十年书了，法国的惨败也是四十年之前的事情了，似乎贝当这辈子都注定无法完成年少时为法国报仇的理想了。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了意外，就像我们所熟知的那样，1914年随着奥匈帝国皇储在萨拉热窝遇刺，短短的几周之内，欧洲大陆就陷入了战争的泥沼。

法兰西的救星

　　在战略思想上，贝当大力提倡防守，与法国当时盛行的攻势至上的战略思想大相径庭。贝当的思想要旨是仅当敌方防御已经受到决定性的减弱时，才可以发动全面攻势，而这种减弱的工作不能依赖步兵的生命，而必须使用一种高度集中的炮兵火力，要求炮兵与步兵之间必须密切配合。这种思想对头脑发热的军人们无异于一帖清凉剂，后来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当时就是贝当学说的信徒，他对贝当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毕业后就申请加入了贝当所指挥的第33团。但是，当时的决策者抛弃了贝当思想，因此贝当一直未能得到重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于让贝当有了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德军在凡尔登战役初期进展顺利，在后方休整的贝当所部，于1916年2月24日被紧急调往凡尔登前线，接手坚守凡尔登要塞的职责。当贝当到任时，法军情况已经糟到了极点，防线多处被撕裂，一向被认为坚不可摧的堡垒也落入德军之手。在凡尔登战役中，贝当马上抓住了炮兵和后勤这一问题的关键，才使得残酷的战斗能够继续下去。他提出了著名的防御口号“他们不会通过”，带领部队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成功阻止了德军的前进。另外，为了防止法军士气低落，贝当采用部队轮换制，几乎所有的法国陆军都经历了这次残酷的战斗，积累了经验。在他的严厉领导下，同年5月，凡尔登转危为安。4个月后，法军在索姆河发动大举进攻，德军停止了对凡尔登的攻击，凡尔登战役胜利结束。贝当作为“凡尔登的胜利者”被视为“法兰西的救星”。

“陆军的医生”

　　1917年4月，盲目的攻击至上主义仍在法国延续。法军发动的自杀式攻击，被德国击溃，伤亡12万多人，丧失士气的法军像潮水般地溃退。指挥官的冷酷和士兵惨遭屠杀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国。5月3日，法国陆军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陆军部队拒绝开往前线，只有少数士兵还在前线奋战，这成为了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黑暗的时刻。
　　1917年夏天，法国需要的不是勇气和战略造诣，而是威望。早在1914年的马恩河时，贝当就已经亲临前线了，他总是和匍匐在德军炮火之下的步兵同生共死，而不是像其他指挥官那样远远地站在后面，士兵们知道那位骑在马上的贝当统帅，不会将他们的生命视若草芥。
　　1917年5月15日，被称为“陆军的医生”的贝当接任了法军的总司令。他一上任就提出了“多用钢铁，少流鲜血”的口号，并亲自走访每一个营地和每一个士兵的家庭，缓和士兵的不平心理，并且亲自参与改革伙食和休假制度，就像后来二战中蒙哥马利做的那样，倾听士兵们的心声，解决他们的困难。他用他的威望迅速地平定了这次叛乱，随后又成功地发动了多次有限的攻势，使法军的士气大振。贝当再次拯救了法国。
　　1918年11月19日，贝当因为战时的卓越表现被授予法国元帅军衔。

“我把本人献给法国”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贝当的威望达到了顶点，成为了所有军事思想的仲裁人。1920年，贝当被任命为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1～1934年任防空总监和陆军部长。
　　贝当提倡防守，但并不保守。他平时十分注意学习，很早就认清了新式空中武器的重要性。他主张建立一个可以统一指挥各兵种的机构，并创建了一支进攻型的“威慑”空军；他大力提倡马奇诺防线，但是他并不主张将大部分的陆军关在马奇诺防线中，他经常强调应在距防线相当距离的后方，保持一支强有力的机动兵力，以便应付任何德军突破的情况。1935年贝当在演讲时就阐述过制空权和装甲部队的重要性。
　　1940年5月，德军开始进攻法国，作为永久性防御工事的马奇诺防线不攻自破，而当时法军手中所缺的正是贝当提出的这种机动兵力。法军节节败退，国内政局混乱。保罗·雷诺总理为控制局势，建立最广泛的民族团结，集中了国内的各种力量，贝当也应召回国出任内阁副总理。结果，在继续作战还是通过求和结束战争这个问题上，法国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以雷诺总理为首，另一派以贝当元帅为首。在6月13日至16日为期4天的戏剧性討论中，贝当公开而毫无保留地出来当了主和派的领袖。贝当向内阁宣读了一份备忘录，排除了在法国本土以外继续战斗的任何想法，而在本土以内，他又坚信法国已战败，剩下的只有设法缔结一项体面的和约。贝当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吻说，法国的复兴不可能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来取得，而应是“祖国及其子孙承受苦难”的结果。停战并不是对战败的惩罚，而是一个新的开端，即“保证不朽的法兰西永世长存的一个必要的条件”。16日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雷诺辞去了总理职务，阿尔贝·勒布伦总统任命贝当组阁。 　　当日夜晚，贝当宣布法国停火，同德国签订条约，组建与法西斯合作的维希政府并出任总理。他在发表广播演说时说道：“我把本人献给法国，来减轻它的痛苦。”贝当在上任的第二天，就下令法军停火，并通过西班牙驻法国大使，向德国提出了停战的要求。这就等于承认放弃战斗，使法国在同德国谈判停战与议和条件时，处于了极为不利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法国政府，拒绝或商讨敌方所提条件的任何可能性。
　　6月25日，在贝当的授意下，法国代表查理·亨茨格将军与德军凯特尔元帅签署停战协议，地点被希特勒指定在了法国东北部的贡比涅森林，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签署投降书的同一节火车车厢里。德国的条件十分苛刻：法国必须割让包括巴黎在内的1/3的国土；法国政府必须每天为德国占领军支付3亿法郎的占领费；法国的空军、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法国政府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与德国保持一致。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1939年有人建议贝当竞选总统时，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总统是战败后的元帅来充任的职务。”由此可见，他投降时的悲凉心情。

被判死刑一言不发

　　诺曼底登陆后，德军在法国境内节节败退。1944年8月，希特勒的党卫队把贝当等维希政府全体成员，押到了德国的西格马林根堡“保护”起来。盟军攻入德国本土后，又将他们转移到瑞士的一个小城镇。德国投降前夕，穷途末路的贝当，回国接受了其叛国罪的审判。
　　1945年7月23日，法国最高法院开庭审判贝当。起诉书列出了贝当的5条罪状：同德国签署停战协定，违背了法英同盟条约；配合德国，对英国和其他盟国采取敌对行为；同赖法尔一起，动员全国工业部门支持纳粹德国进行侵略战争，并向德国输出大批法国劳工；建立独裁政权；私自允许德国控制本国领土。
　　89岁高龄的贝当，在长达20多天的审判中一言不发，他的辩护律师则十分的活跃，说贝当的这些行为是无奈之举，也没有完全与德国合作，如果贝当被处死，国家将面临分裂的危险，法国人民也会感到痛心。旁听的人们也不停地为律师的辩护词喝彩，以至于法官气愤地大叫：“这个厅里怎么全是德国人！”
　　8月14日，判决出来了，贝当因犯通敵罪被判死刑，没收一切财产，并且宣布他是“民族的败类”。此外，法庭还认定他犯有“误人罪”，许多正派的公民因为他过去是英雄而信任他，结果被引入了歧途。戴高乐在谈到他这位前良师益友时说：“这位‘死’于1925年的最高指挥官是个伟大的人，麻烦在于他不知道这一点。”
　　就在法庭判决贝当死刑之时，他当年一手提拔来的戴高乐，为他签署了特赦令，改判了终身监禁，就像1940年以前，贝当也在维希政府对戴高乐进行缺席审判的死刑判决书上，签署的“不要执行”一样。
　　随后，贝当被囚禁于戴尔岛的一座要塞，他的健康情况也在迅速地恶化。1951年6月，他被转往了大西洋比斯开湾的耶岛监狱。7月22日，贝当死于这所监狱，这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在狱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林云荐自《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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