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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海派文学作家王安忆的小说《考工记》刻画了以陈书玉为代表的上海“西厢四小开”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体现了文学叙事中的日常生活书写是一种特定的“心灵赋形”活动。《考工记》在琐碎生活中的审美体验、沪上人物形象日常和生命轨迹书写的灵魂审美特征中着墨，在小说的环环紧扣叙述中凝练历史文化视野的浑厚，强调着人物余韵遗绪的审美嬗变、上海日常生活场域的日常书写。
关键词：王安忆 地域气息 叙事意境 生活美学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部手工业技术文献，《考工记》记载了各种工艺的规范及体系，而荣获第七届花城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的《考工记》则出自新时期海派文学作家王安忆的笔下，却是带着上海历史的长焦，凝视沪上文化的缩影。《考工记》文字质朴，采用“无焦点叙述”的表述手法，围绕主人公陈书玉在上海南市的一座祖宅，同时以包括主人公在内的四位在旧上海衣食无忧的洋场小开的六十年生活史为中心，讲述了他们从少年到老年的坎坷经历，并以这些经历来窥探上海这座城市在现当代历史上所遭遇的巨大变迁。
一、生命云起处：“沪上历史”的地域气息与沧桑注脚
《考工記》是王安忆书写的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而上海的正史，隔着十万八千里，是别人家的事，故事中的人，也浑然不觉。陈玉书的家宅，“煮书楼”，从故事开始就已倾颓，就像旧时代过来的人，再改造，也是永难翻身。“1944年秋末，陈书玉历尽周折，回到南市的老宅。这一路，足有二月之久。自重庆启程，转道贵阳，抵柳州，搭一架军用机越湘江，乘船漂流而下，弯入浙赣地方，换无数货客便车，最后落脚松江，口袋里一个子不剩，只得步行，鞋底都要磨穿。但看见路面盘桓电车轨道，力气就又上来。抬头望，分明是上海的天空，鳞次栉比的天际线，一层层围拢。暮色里，路灯竟然亮起来，一盏，两盏，三盏……依然是夜的眼，他就要垂泪了。”文字中在作者笔下聚焦当时的上海地域特色，上海是具有文化“熔炉”性的城市，在城市演变过程中，吸收了多种类型文化，“上海城市文化的本土渊源之一，是明清以来的江南文化”。书中少东家把后楼捐给国家，成为街道铁皮厂；夜里，少东家来到后院厨房，与老者消夜聊天。老者说，当年他曾跟随父亲进入这里，山珍海味，炉灶终日不灭，何曾想见，今日，少东家竟然与他坐在对面乞食，月夜寂寂。王安忆遵循的是把无常的时间化为城市的空间沉淀的写作路径。就此，王安忆为上海城市叙事增添了新的面向。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写中，王安忆与张爱玲确实都是书写上海的代表性作家，她们都把文学的放大镜照向了普通市民阶层。上海一直是现代性的象征，张爱玲《倾城之恋》那个著名开篇写道：“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10点钟是人家的11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某种意义上说，从《我爱比尔》到《长恨歌》《天香》，再到《考工记》的王安忆是最接近张爱玲的。可是，王安忆与张爱玲终究不一样，张爱玲是没有历史感的，她有的只是与生俱来的幻灭感和沧桑感。沧桑把她的刻薄拯救为洞察，把她的虚无升华为苍凉，可是这掩盖不了她不关心历史这个事实。公共时间中的历史叙事具有夸饰性，而真实的历史又太变幻莫测，这大概是张爱玲会让一座城的倾圮去成就一段爱的原因，因为存在的荒诞。而王安忆所刻画的生活，往往是还没有完全脱离“生计”这个层面的，哪怕背景是在上海这座繁华的都市，也并无浮华之感。所以上海的妹头、郁晓秋们和乡下的富萍、秧宝宝们之间并没有天然的沟壑，一样是为生活奔波，为现实所累。就算到了《天香》里，时间往前推移到明朝末年，住在深宅大院里的申府一家到了后来同样要面临生计的问题。《考工记》里自然也有生计的写照。陈家老宅里的人，原是没有生计意识的，因为祖产丰厚，几世几代不愁。但到了繁华的末梢，一切就要计较起来。祖父提笔向来只为习字作画，到了战时，竟然记录起日常开销的流水账；姑婆为了留私房钱，染指公账，甚至不惜与阿陈一家撕破脸；父母也像没长大的孩子，与阿陈的关联似乎只剩下讨要生活费这一桩。几个老人的生活已经或行将步入尽头，但阿陈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所以从阿陈身上，生计的意味反映得最为显著。从重庆回上海之初，他得知奚子在浙西做了老师，心中还感慨“局促成何等程度，才会背井离乡做教书匠”，不成想没几年后自己别无出路，还是教书给了他安身立命的饭碗。南渡北归、十里洋场，都是天开地阔、容易诞生传奇的背景，作者的笔触却如蜻蜓点水，快速划过，把阿陈稳稳安置在对岸，隔开了过去的勇武和喧闹。此后半个世纪里的阿陈，天地窄了，人也低沉下去了，远不出上海，近只守着一座老宅，而老宅则更像是这个历史的陪衬者。上海是孤岛，老宅就是孤岛中的孤岛。上海这座城市的市民精神、生活图景和历史变迁的轨迹在故事中一一彰显。而陈书玉等人，则是上海近现代都市化进程中的缩影与注脚。
二、生活的绵延：“叙事意境”的艺术境界与辩证哲思
《考工记》叙事意境的艺术境界如同蕴含深意般，富有辩证哲思，不同于《长恨歌》的文墨瑰丽繁复，《考工记》中全篇文字不断精简，追求弃“文”归“朴”，透出来的柔韧敦厚的力量，气韵古拗，读进心里去，有扶持的情意；它打破传统叙事禁锢，体现一种日常审美写作的超越，彰显了王安忆叙事美学风格，文字细腻，字词精炼却细节繁盛，凸显清爽。开头的工笔铺陈，体现了王安忆塑造人物形象的独特范式，小说中有一个神秘人物——“弟弟”，陈书玉的好多次命运都和“弟弟”有关，对于这座自己不配住的宅子，“弟弟”的指点是——顺其自然，这大概也是小说的一个文眼。躲不过的命运，追不上的时代，永远不知道“另一只靴子何时落”，可不就该顺其自然？也许是对人物命运的一个诠释：曾以为，是那宅子，和宅子里的人拖累他，但大虞和朱朱的遭际却让他怀疑起来，分明感觉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暗中起着作用，就像水底深处的潜流，这股力量的名字叫宿命。
王安忆的叙事意境富有哲思，具有洞悉人性的复杂多变与幽深柔韧的一面，语言熨帖缜密，文字精要独到。《考工记》中呈现出细致的生活细节，精细描绘人物美好、仁慈的品质，精准刻画人物心理，从中生发出对生命和生存的思考；氛围的把控点到即止，恰到好处，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围绕着木器业和老宅的建筑技艺展开细腻描写，贯穿全书，营造许多隐喻性的意象，使小说叙述空间更富层次。以她可贵的叙事反思，穿过历史的空场，它的声音绵长而有韧性。这种叙事，被陈思和称为营造时代的“精神之塔”，他称赞道：“它回避了与现实世界的直觉冲突，却以张扬个人的精神世界来拒绝现实世界的侵犯，重新捡拾起被时代碾碎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话语。”a《考工记》注重主体的生命体验，在趣味和情思中达到完美的统一，强调无功利化的审美，用生活审美化的感性直觉去感应万事万物，寻求心灵的诗化特质，满怀着诗性智慧。聚焦在美的秩序上，主张用感性和谐来阐述美的精神实质，不单单指理性概念的逻辑，而是凸显感性形象的逻辑。在王安忆的叙事文字中，不是通过抒发情感的雄浑壮丽的语句，而是通过可感可触、生动具体的物象表达出来，透露出她对生命哲思的解读、生活和人生的思考，投射出宇宙人生的真谛，充分感受到人间的诗意和对生命的憧憬。王安忆擅长用身边的细小琐碎景物来塑造意境悠远、寻觅简约日常生活的景物，通过感性直觉的加工转化，延伸出独树一帜的审美体验，凝聚成漫漫美学长河中的浪花。 三、审美的意蕴：“生活美学”的审美倾向与日常意蕴
《考工记》用现实世界的材料搭建精神之塔，在日常叙事中书写着人性的美好诗意，还将人命运的起伏与城市相结合，在日常生活中写着多元化的城市理想。这是对传统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叙事”的超越，超越浮世绘中的众生百态，在展示的背后发掘生活美学的轨迹和诗意，从生活哲学的细节和隐喻的意象出发，对叙事技巧进行了深入探究，字句之间彰显王安忆虚与实相生的抽象化叙事语言，独具王安忆日常叙事中审美化的审美意义。读王安忆的小说，总是感到强烈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这种生活，大多是属于市民阶层的，离风花雪月远，离柴米油盐近。即便是相对比较有传奇色彩的《长恨歌》里，也费了颇多的笔墨來描写生活化的场面，比如第二部中间几章，王琦瑶住进平安里后和严家师母、康明逊、萨沙几个人的交往，完全是一种消磨时光式的，只在这底下藏着一点人物间的暧昧。从第一部发展到第二部，沪上名媛王琦瑶变成了普通市民王琦瑶，作者兜了一圈，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空间中来。王安忆的写作实验为日常叙事提供了另一种写作范式。程光炜在《王安忆与文学史》中说道：“寻根思潮后，王安忆小说的一个最醒目的审美特征就是一个旧字，旧的街道、记忆、故事、传闻和乡间历史，纷纷涌入她的小说艺术世界。”b可以利用新写实小说文学理论，聚焦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状态，小说描绘的主要画面平铺直叙呈现在读者眼前，是审视文本中美学对于当下生活的“审美干预”。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对日常生活的关照并非停留在对现实世界的仿写，而是用现实生活中的材料搭建心灵的世界，力图营造精神之塔，直指市民文化的精髓。
因此，王安忆的佳作《考工记》创新巧妙地融通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和21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范式的生活论转向。当代中国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乃是将美学回归生活的一种学术转向，也是把“生活世界”与“审美活动”沟通或同一起来的哲学新构。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美学形态，从而试图为21世纪的中国美学找到新的拓展之途。
a 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九十年代初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b 程光炜：《王安忆与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王安忆.考工记[M] .广东：花城出版社，2018.
[2] 王德威.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海派文学，又见传人》，现代中国小说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王安忆.自述[J].小说评论，2003（3）.
[4] 许纪霖，罗岗. 城市的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基金项目： 本文系牡丹江师范学院2019年科技创新一般项目（项目名称：王安忆小说叙事的日常审美化美学研究）， 项目编号： kjcx2019-75mdjnu
作 者： 黄瑞钰， 牡丹江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文学理论及文艺美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关键词：王安忆 地域气息 叙事意境 生活美学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部手工业技术文献，《考工记》记载了各种工艺的规范及体系，而荣获第七届花城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的《考工记》则出自新时期海派文学作家王安忆的笔下，却是带着上海历史的长焦，凝视沪上文化的缩影。《考工记》文字质朴，采用“无焦点叙述”的表述手法，围绕主人公陈书玉在上海南市的一座祖宅，同时以包括主人公在内的四位在旧上海衣食无忧的洋场小开的六十年生活史为中心，讲述了他们从少年到老年的坎坷经历，并以这些经历来窥探上海这座城市在现当代历史上所遭遇的巨大变迁。
一、生命云起处：“沪上历史”的地域气息与沧桑注脚
《考工記》是王安忆书写的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而上海的正史，隔着十万八千里，是别人家的事，故事中的人，也浑然不觉。陈玉书的家宅，“煮书楼”，从故事开始就已倾颓，就像旧时代过来的人，再改造，也是永难翻身。“1944年秋末，陈书玉历尽周折，回到南市的老宅。这一路，足有二月之久。自重庆启程，转道贵阳，抵柳州，搭一架军用机越湘江，乘船漂流而下，弯入浙赣地方，换无数货客便车，最后落脚松江，口袋里一个子不剩，只得步行，鞋底都要磨穿。但看见路面盘桓电车轨道，力气就又上来。抬头望，分明是上海的天空，鳞次栉比的天际线，一层层围拢。暮色里，路灯竟然亮起来，一盏，两盏，三盏……依然是夜的眼，他就要垂泪了。”文字中在作者笔下聚焦当时的上海地域特色，上海是具有文化“熔炉”性的城市，在城市演变过程中，吸收了多种类型文化，“上海城市文化的本土渊源之一，是明清以来的江南文化”。书中少东家把后楼捐给国家，成为街道铁皮厂；夜里，少东家来到后院厨房，与老者消夜聊天。老者说，当年他曾跟随父亲进入这里，山珍海味，炉灶终日不灭，何曾想见，今日，少东家竟然与他坐在对面乞食，月夜寂寂。王安忆遵循的是把无常的时间化为城市的空间沉淀的写作路径。就此，王安忆为上海城市叙事增添了新的面向。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写中，王安忆与张爱玲确实都是书写上海的代表性作家，她们都把文学的放大镜照向了普通市民阶层。上海一直是现代性的象征，张爱玲《倾城之恋》那个著名开篇写道：“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10点钟是人家的11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某种意义上说，从《我爱比尔》到《长恨歌》《天香》，再到《考工记》的王安忆是最接近张爱玲的。可是，王安忆与张爱玲终究不一样，张爱玲是没有历史感的，她有的只是与生俱来的幻灭感和沧桑感。沧桑把她的刻薄拯救为洞察，把她的虚无升华为苍凉，可是这掩盖不了她不关心历史这个事实。公共时间中的历史叙事具有夸饰性，而真实的历史又太变幻莫测，这大概是张爱玲会让一座城的倾圮去成就一段爱的原因，因为存在的荒诞。而王安忆所刻画的生活，往往是还没有完全脱离“生计”这个层面的，哪怕背景是在上海这座繁华的都市，也并无浮华之感。所以上海的妹头、郁晓秋们和乡下的富萍、秧宝宝们之间并没有天然的沟壑，一样是为生活奔波，为现实所累。就算到了《天香》里，时间往前推移到明朝末年，住在深宅大院里的申府一家到了后来同样要面临生计的问题。《考工记》里自然也有生计的写照。陈家老宅里的人，原是没有生计意识的，因为祖产丰厚，几世几代不愁。但到了繁华的末梢，一切就要计较起来。祖父提笔向来只为习字作画，到了战时，竟然记录起日常开销的流水账；姑婆为了留私房钱，染指公账，甚至不惜与阿陈一家撕破脸；父母也像没长大的孩子，与阿陈的关联似乎只剩下讨要生活费这一桩。几个老人的生活已经或行将步入尽头，但阿陈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所以从阿陈身上，生计的意味反映得最为显著。从重庆回上海之初，他得知奚子在浙西做了老师，心中还感慨“局促成何等程度，才会背井离乡做教书匠”，不成想没几年后自己别无出路，还是教书给了他安身立命的饭碗。南渡北归、十里洋场，都是天开地阔、容易诞生传奇的背景，作者的笔触却如蜻蜓点水，快速划过，把阿陈稳稳安置在对岸，隔开了过去的勇武和喧闹。此后半个世纪里的阿陈，天地窄了，人也低沉下去了，远不出上海，近只守着一座老宅，而老宅则更像是这个历史的陪衬者。上海是孤岛，老宅就是孤岛中的孤岛。上海这座城市的市民精神、生活图景和历史变迁的轨迹在故事中一一彰显。而陈书玉等人，则是上海近现代都市化进程中的缩影与注脚。
二、生活的绵延：“叙事意境”的艺术境界与辩证哲思
《考工记》叙事意境的艺术境界如同蕴含深意般，富有辩证哲思，不同于《长恨歌》的文墨瑰丽繁复，《考工记》中全篇文字不断精简，追求弃“文”归“朴”，透出来的柔韧敦厚的力量，气韵古拗，读进心里去，有扶持的情意；它打破传统叙事禁锢，体现一种日常审美写作的超越，彰显了王安忆叙事美学风格，文字细腻，字词精炼却细节繁盛，凸显清爽。开头的工笔铺陈，体现了王安忆塑造人物形象的独特范式，小说中有一个神秘人物——“弟弟”，陈书玉的好多次命运都和“弟弟”有关，对于这座自己不配住的宅子，“弟弟”的指点是——顺其自然，这大概也是小说的一个文眼。躲不过的命运，追不上的时代，永远不知道“另一只靴子何时落”，可不就该顺其自然？也许是对人物命运的一个诠释：曾以为，是那宅子，和宅子里的人拖累他，但大虞和朱朱的遭际却让他怀疑起来，分明感觉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暗中起着作用，就像水底深处的潜流，这股力量的名字叫宿命。
王安忆的叙事意境富有哲思，具有洞悉人性的复杂多变与幽深柔韧的一面，语言熨帖缜密，文字精要独到。《考工记》中呈现出细致的生活细节，精细描绘人物美好、仁慈的品质，精准刻画人物心理，从中生发出对生命和生存的思考；氛围的把控点到即止，恰到好处，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围绕着木器业和老宅的建筑技艺展开细腻描写，贯穿全书，营造许多隐喻性的意象，使小说叙述空间更富层次。以她可贵的叙事反思，穿过历史的空场，它的声音绵长而有韧性。这种叙事，被陈思和称为营造时代的“精神之塔”，他称赞道：“它回避了与现实世界的直觉冲突，却以张扬个人的精神世界来拒绝现实世界的侵犯，重新捡拾起被时代碾碎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话语。”a《考工记》注重主体的生命体验，在趣味和情思中达到完美的统一，强调无功利化的审美，用生活审美化的感性直觉去感应万事万物，寻求心灵的诗化特质，满怀着诗性智慧。聚焦在美的秩序上，主张用感性和谐来阐述美的精神实质，不单单指理性概念的逻辑，而是凸显感性形象的逻辑。在王安忆的叙事文字中，不是通过抒发情感的雄浑壮丽的语句，而是通过可感可触、生动具体的物象表达出来，透露出她对生命哲思的解读、生活和人生的思考，投射出宇宙人生的真谛，充分感受到人间的诗意和对生命的憧憬。王安忆擅长用身边的细小琐碎景物来塑造意境悠远、寻觅简约日常生活的景物，通过感性直觉的加工转化，延伸出独树一帜的审美体验，凝聚成漫漫美学长河中的浪花。 三、审美的意蕴：“生活美学”的审美倾向与日常意蕴
《考工记》用现实世界的材料搭建精神之塔，在日常叙事中书写着人性的美好诗意，还将人命运的起伏与城市相结合，在日常生活中写着多元化的城市理想。这是对传统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叙事”的超越，超越浮世绘中的众生百态，在展示的背后发掘生活美学的轨迹和诗意，从生活哲学的细节和隐喻的意象出发，对叙事技巧进行了深入探究，字句之间彰显王安忆虚与实相生的抽象化叙事语言，独具王安忆日常叙事中审美化的审美意义。读王安忆的小说，总是感到强烈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这种生活，大多是属于市民阶层的，离风花雪月远，离柴米油盐近。即便是相对比较有传奇色彩的《长恨歌》里，也费了颇多的笔墨來描写生活化的场面，比如第二部中间几章，王琦瑶住进平安里后和严家师母、康明逊、萨沙几个人的交往，完全是一种消磨时光式的，只在这底下藏着一点人物间的暧昧。从第一部发展到第二部，沪上名媛王琦瑶变成了普通市民王琦瑶，作者兜了一圈，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空间中来。王安忆的写作实验为日常叙事提供了另一种写作范式。程光炜在《王安忆与文学史》中说道：“寻根思潮后，王安忆小说的一个最醒目的审美特征就是一个旧字，旧的街道、记忆、故事、传闻和乡间历史，纷纷涌入她的小说艺术世界。”b可以利用新写实小说文学理论，聚焦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状态，小说描绘的主要画面平铺直叙呈现在读者眼前，是审视文本中美学对于当下生活的“审美干预”。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对日常生活的关照并非停留在对现实世界的仿写，而是用现实生活中的材料搭建心灵的世界，力图营造精神之塔，直指市民文化的精髓。
因此，王安忆的佳作《考工记》创新巧妙地融通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和21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范式的生活论转向。当代中国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乃是将美学回归生活的一种学术转向，也是把“生活世界”与“审美活动”沟通或同一起来的哲学新构。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美学形态，从而试图为21世纪的中国美学找到新的拓展之途。
a 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九十年代初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b 程光炜：《王安忆与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王安忆.考工记[M] .广东：花城出版社，2018.
[2] 王德威.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海派文学，又见传人》，现代中国小说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王安忆.自述[J].小说评论，2003（3）.
[4] 许纪霖，罗岗. 城市的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基金项目： 本文系牡丹江师范学院2019年科技创新一般项目（项目名称：王安忆小说叙事的日常审美化美学研究）， 项目编号： kjcx2019-75mdjnu
作 者： 黄瑞钰， 牡丹江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文学理论及文艺美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