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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当下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
朱学勤：现在中国既苦于公共知识分子太少，也苦于公共知识分子自觉程度不够。中国需要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必要性人人都知道。但是真正能站出来的像杨小凯、郎咸平、张思之，太少太少。实际上中国缺少的不是一个两个公共知识分子，缺少的是几百个几千个公共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已经站出来的公共知识分子自觉程度不够，这一自觉程度不仅是指对外，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同时也指对内，有自我警惕的清醒意识。
人物周刊：你刚才说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太少了。
朱学勤：面对郎咸平的发言，公共知识分子应该钦佩，同时，另外还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只有一个郎咸平？中国的整个经济学界是集体失语。如果认为这个批判不应是社会的笼统呼喊，非常精准的经济学术语，才能做到，而郎咸平恰恰做到了。这说明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化是一个已经开始的历史过程。当然，具体到郎咸平的批评内容，我未必全部赞成。比如他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腐败根源的看法，我就不能同意。
人物周刊：除了经济领域，人文领域也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啊。
朱学勤：这种发言不能离开自己的专业，说那些高墙高调的大话、空话，让被批评者在内心暗暗发笑。如果事情发生在文学领域，文学家义不容辞；但发生在史学领域，文学家在那里指手划脚，比如前些年关于《白银时代》的争论，就是一个笑话；发生在经济领域，那么经济学家义不容辞。但是指望像过去那样，一个伏尔泰或者一个左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即便再发生德雷勒斯案件，也应该由更多的张思之出来说话，他才能说得准确，说得令人信服。
1989年以后，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比八十年代少多了，知识分子的犬儒化，是不正常的社会生活造成的不正常的精神现象，这是倒退，怎么批评都不过分；但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历史的复杂层面，那就是：八十年代的文学性公共批评，正在让位给专业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批评，这又是进步。公共知识分子逐渐让位于专业知识分子，文学型笼统批评正在让位给专业化背景下的具体批评，这是现代化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一个社会总是让那些专业背景模糊，甚至跨专业的公共知识分子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哇啦哇啦地喊叫，这个社会是幼稚的，不正常的，也说明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发展史处于初始阶段。
问题在于有没有第三阶段，就是当知识分子专业化以后，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有没有再站出来说话。我们今天可能正处在这个转折点上。
人物周刊：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有没有公共关怀？
朱学勤：社会需要社会良心，但这个社会良心应当是复数，而不能是单数。我和法国朋友的分歧就在这里：他呼唤的社会良心是单数，不是左拉，就是萨特；我期望的是复数型的社会良心：在法律界，是张思之，在经济学界，是杨小凯、郎咸平，等等，甚至应该工人有工人自己的社会良心，农民有农民自己的社会良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权利应该有这个社会的自治组织和代表人物自己来表述，而不能期望法国传统、五四传统所习惯的一个文学化形象出来大声疾呼：吾辈不出，苍生何赎？
我为什么钦佩张思之作为一位出色法学家为那些注定失败的被告挺身而出作法律辩护？为什么钦佩郎咸平作为财务分析专家为中小股民的利益敢于向大公司总裁提出挑战？为什么钦佩杨小凯一个达到世界级领先水准的经济学却不断发表对中国问题的公共性批评？就是因为他们的公共关怀和此前那种知识分子的救世主心态完全不一样，他们开始了所谓公共批评的新一页。
他们的出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进步，克服了公共知识分子只有公共关怀却没有专业素养的前现代弊端，又克服了现代化进程中只有专业成就却没有公共关怀的狭隘。
专业和公共关怀两者如此完美的结合，以复数的形式出现在杨小凯、张思之、郎咸平身上，而不是以单数的形式，今天出现一个伏尔泰，明天出现一个左拉，后天又盼望出现一个萨特。如果中国还是在期待后者，那中国就没有进步，而应该为之悲哀。
人物周刊：郎，张，杨这样的专业知识分子怎么样才能多起来？
朱学勤：我不赞成从人的道德方面去苛求。如果以传统的思维，这样的苛求很容易做到，说什么大陆的知识分子良心不够啊，道德感不够啊等等，很容易说，但也只能说那么几句，说完就完了，没多大意思。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描绘了一帮知识分子总是把手指出来，责问别人：你为什么不抗议？你不抗议就是背叛！如果顺着道德苛求的思路走下去，就很容易成为昆德拉笔下描绘的那个逼人革命的手指，逼着别人做烈士，逼着别人牺牲，变得很专横很专制。民主的要求由此走向反面，会变成专制的要求。以前的左倾革命不就是这样？烧了你的房子，逼着你革命。不要走这条路。如果走这条路，表面上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同时也恢复了左翼政治文化。
缺少公共批评，原因在公共生活不正常。如果这样做的人时刻会有不安全感，他顾及家小安全，使他放弃了公共批评，我觉得要谴责的不是他的自我保护，而是那个逼人家固守专业、不进入公共发言状态的那个客观环境。当然，在如此恶劣的客观环境中，居然还有人出来发言，他们就分外值得尊敬，不能因为自己不敢做，反过来说敢这样做的人是别有怀抱。同样，不能因此就有理由反过来要求别人：既然有人这样说话，为什么你不站出来说？
人物周刊：你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当代知识分子怎么看？
朱学勤：我们这一代先天不足，童子功不够。我们的社会阅历够了，问题意识够了，但在学术上我们这代人牺牲了十年时光。这十年损害，随着我们进入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会越来越强烈感受到。
正因为如此，我分外痛惜小凯的英年早逝。他离开了我们，不仅是经济学界的专业损失，也是知识分子的公共损失，不可弥补的损失。
至于后面这一代，他们的中国意识主体性不强，很容易被西方的学术话语席卷而去。为什么在年轻一代留学生中左翼的东西反而多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求学的履历表没有出现过动荡，没有和中国生活的底层、中国生活最本质最真切的一面发生过关系，如此到西方去留学，而在他们的校园文化中，左翼是主流文化，这些年轻的学生自然会被迅速地同化，会把西方校园文化中尚有些微正当性的后现代思潮、现代批判思潮搬到中国来，两头落好，既得到西方左翼教授的喝彩，又得到中国左翼意识形态的保护。后现代思潮批判的是全球化，而这些知识分子在中国移植后现代话语的学术活动，恰恰印证了他们批判的东西，正是他们实践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自恋非常警惕？
朱学勤：我希望的是更多的鞋匠、更多的农夫、更多的车夫，他们自己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如果这个社会还需要左拉、伏尔泰，那既是他们的不幸，也是中国的悲哀。原先的那种人文知识分子为社会代言的道德抗议，很蛊惑人，但是也很廉价。与此相应，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是走到了第二步，即简单、笼统的人文批判在消亡，现在出现的是专业化公共批评，稀稀疏疏地出现专业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而在这群人中，正在出现负责任的经济批评、宪政批评和法律抗辩。这样的社会进步，是在人文官僚的视野背后发生的，也是在人文知识分子的视野背后发生的。
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从产生开始，就与左翼文化有种种扯不清说不白的联系，如果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再出发，就需要割断这些联系。这需要他们有非常强的反思能力。要非常小心地维护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同时又要非常小心地警惕那些似是而非的混进来的东西。
其次要警惕的是自己的公共关怀里，哪些是真正的社会关怀，哪些是仅仅为了自己的道德美感。公共知识分子是有道德陷阱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反思能力，很有可能开口第一步，就跳进这个道德陷阱去了。
朱学勤：现在中国既苦于公共知识分子太少，也苦于公共知识分子自觉程度不够。中国需要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必要性人人都知道。但是真正能站出来的像杨小凯、郎咸平、张思之，太少太少。实际上中国缺少的不是一个两个公共知识分子，缺少的是几百个几千个公共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已经站出来的公共知识分子自觉程度不够，这一自觉程度不仅是指对外，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同时也指对内，有自我警惕的清醒意识。
人物周刊：你刚才说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太少了。
朱学勤：面对郎咸平的发言，公共知识分子应该钦佩，同时，另外还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只有一个郎咸平？中国的整个经济学界是集体失语。如果认为这个批判不应是社会的笼统呼喊，非常精准的经济学术语，才能做到，而郎咸平恰恰做到了。这说明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化是一个已经开始的历史过程。当然，具体到郎咸平的批评内容，我未必全部赞成。比如他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腐败根源的看法，我就不能同意。
人物周刊：除了经济领域，人文领域也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啊。
朱学勤：这种发言不能离开自己的专业，说那些高墙高调的大话、空话，让被批评者在内心暗暗发笑。如果事情发生在文学领域，文学家义不容辞；但发生在史学领域，文学家在那里指手划脚，比如前些年关于《白银时代》的争论，就是一个笑话；发生在经济领域，那么经济学家义不容辞。但是指望像过去那样，一个伏尔泰或者一个左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即便再发生德雷勒斯案件，也应该由更多的张思之出来说话，他才能说得准确，说得令人信服。
1989年以后，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比八十年代少多了，知识分子的犬儒化，是不正常的社会生活造成的不正常的精神现象，这是倒退，怎么批评都不过分；但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历史的复杂层面，那就是：八十年代的文学性公共批评，正在让位给专业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批评，这又是进步。公共知识分子逐渐让位于专业知识分子，文学型笼统批评正在让位给专业化背景下的具体批评，这是现代化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一个社会总是让那些专业背景模糊，甚至跨专业的公共知识分子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哇啦哇啦地喊叫，这个社会是幼稚的，不正常的，也说明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发展史处于初始阶段。
问题在于有没有第三阶段，就是当知识分子专业化以后，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有没有再站出来说话。我们今天可能正处在这个转折点上。
人物周刊：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有没有公共关怀？
朱学勤：社会需要社会良心，但这个社会良心应当是复数，而不能是单数。我和法国朋友的分歧就在这里：他呼唤的社会良心是单数，不是左拉，就是萨特；我期望的是复数型的社会良心：在法律界，是张思之，在经济学界，是杨小凯、郎咸平，等等，甚至应该工人有工人自己的社会良心，农民有农民自己的社会良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权利应该有这个社会的自治组织和代表人物自己来表述，而不能期望法国传统、五四传统所习惯的一个文学化形象出来大声疾呼：吾辈不出，苍生何赎？
我为什么钦佩张思之作为一位出色法学家为那些注定失败的被告挺身而出作法律辩护？为什么钦佩郎咸平作为财务分析专家为中小股民的利益敢于向大公司总裁提出挑战？为什么钦佩杨小凯一个达到世界级领先水准的经济学却不断发表对中国问题的公共性批评？就是因为他们的公共关怀和此前那种知识分子的救世主心态完全不一样，他们开始了所谓公共批评的新一页。
他们的出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进步，克服了公共知识分子只有公共关怀却没有专业素养的前现代弊端，又克服了现代化进程中只有专业成就却没有公共关怀的狭隘。
专业和公共关怀两者如此完美的结合，以复数的形式出现在杨小凯、张思之、郎咸平身上，而不是以单数的形式，今天出现一个伏尔泰，明天出现一个左拉，后天又盼望出现一个萨特。如果中国还是在期待后者，那中国就没有进步，而应该为之悲哀。
人物周刊：郎，张，杨这样的专业知识分子怎么样才能多起来？
朱学勤：我不赞成从人的道德方面去苛求。如果以传统的思维，这样的苛求很容易做到，说什么大陆的知识分子良心不够啊，道德感不够啊等等，很容易说，但也只能说那么几句，说完就完了，没多大意思。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描绘了一帮知识分子总是把手指出来，责问别人：你为什么不抗议？你不抗议就是背叛！如果顺着道德苛求的思路走下去，就很容易成为昆德拉笔下描绘的那个逼人革命的手指，逼着别人做烈士，逼着别人牺牲，变得很专横很专制。民主的要求由此走向反面，会变成专制的要求。以前的左倾革命不就是这样？烧了你的房子，逼着你革命。不要走这条路。如果走这条路，表面上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同时也恢复了左翼政治文化。
缺少公共批评，原因在公共生活不正常。如果这样做的人时刻会有不安全感，他顾及家小安全，使他放弃了公共批评，我觉得要谴责的不是他的自我保护，而是那个逼人家固守专业、不进入公共发言状态的那个客观环境。当然，在如此恶劣的客观环境中，居然还有人出来发言，他们就分外值得尊敬，不能因为自己不敢做，反过来说敢这样做的人是别有怀抱。同样，不能因此就有理由反过来要求别人：既然有人这样说话，为什么你不站出来说？
人物周刊：你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当代知识分子怎么看？
朱学勤：我们这一代先天不足，童子功不够。我们的社会阅历够了，问题意识够了，但在学术上我们这代人牺牲了十年时光。这十年损害，随着我们进入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会越来越强烈感受到。
正因为如此，我分外痛惜小凯的英年早逝。他离开了我们，不仅是经济学界的专业损失，也是知识分子的公共损失，不可弥补的损失。
至于后面这一代，他们的中国意识主体性不强，很容易被西方的学术话语席卷而去。为什么在年轻一代留学生中左翼的东西反而多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求学的履历表没有出现过动荡，没有和中国生活的底层、中国生活最本质最真切的一面发生过关系，如此到西方去留学，而在他们的校园文化中，左翼是主流文化，这些年轻的学生自然会被迅速地同化，会把西方校园文化中尚有些微正当性的后现代思潮、现代批判思潮搬到中国来，两头落好，既得到西方左翼教授的喝彩，又得到中国左翼意识形态的保护。后现代思潮批判的是全球化，而这些知识分子在中国移植后现代话语的学术活动，恰恰印证了他们批判的东西，正是他们实践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自恋非常警惕？
朱学勤：我希望的是更多的鞋匠、更多的农夫、更多的车夫，他们自己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如果这个社会还需要左拉、伏尔泰，那既是他们的不幸，也是中国的悲哀。原先的那种人文知识分子为社会代言的道德抗议，很蛊惑人，但是也很廉价。与此相应，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是走到了第二步，即简单、笼统的人文批判在消亡，现在出现的是专业化公共批评，稀稀疏疏地出现专业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而在这群人中，正在出现负责任的经济批评、宪政批评和法律抗辩。这样的社会进步，是在人文官僚的视野背后发生的，也是在人文知识分子的视野背后发生的。
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从产生开始，就与左翼文化有种种扯不清说不白的联系，如果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再出发，就需要割断这些联系。这需要他们有非常强的反思能力。要非常小心地维护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同时又要非常小心地警惕那些似是而非的混进来的东西。
其次要警惕的是自己的公共关怀里，哪些是真正的社会关怀，哪些是仅仅为了自己的道德美感。公共知识分子是有道德陷阱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反思能力，很有可能开口第一步，就跳进这个道德陷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