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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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发行证券罪的直接保护法益是投资者对证券审查机关的信赖,间接保护法益是不特定或多数投资者的财产利益.私募债券不是本罪的行为对象.在认定欺诈发行时,判断基准是一般理性投资者,而非具体投资者;判断方法是形式判断,而非实质判断.在追诉标准上,“发行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属于构成要件要素而非客观处罚条件,“利用募集的资金进行违法活动”“转移或者隐瞒所募集资金”均属于客观处罚条件.《刑法》第160条第2款的规定既有共犯行为正犯化的情形,也有注意规定的情形.当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制订了犯罪计划,且与只是单纯负责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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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发行证券罪的直接保护法益是投资者对证券审查机关的信赖,间接保护法益是不特定或多数投资者的财产利益.私募债券不是本罪的行为对象.在认定欺诈发行时,判断基准是一般理性投资者,而非具体投资者;判断方法是形式判断,而非实质判断.在追诉标准上,“发行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属于构成要件要素而非客观处罚条件,“利用募集的资金进行违法活动”“转移或者隐瞒所募集资金”均属于客观处罚条件.《刑法》第160条第2款的规定既有共犯行为正犯化的情形,也有注意规定的情形.当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制订了犯罪计划,且与只是单纯负责执行的实行者具有组织结构上的隶属关系,则其组织行为便具有意思约束效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具体实行者此时可成为共同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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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十一)》提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定刑,以期能够增强该罪的刑罚力度,从而更好地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然而,刑罚力度是法定刑、宣告刑和执行刑三位一体的产物.量刑环节法官对主刑适用的克制,犯罪人支付能力对罚金判罚的制约,以及行刑环节罚金判而不执、执而不力的现状都会不断削弱该罪在立法维度增强的刑罚力度.即便该罪的刑罚力度有所增强,在刑罚的确定性与即时性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仅依靠刑罚严厉性的提升未必能获得更大的刑罚威慑效果.即便该罪的刑罚威慑效果通过法定刑的提升得以放大,过往经验也显示单靠严刑峻法的威慑
我国企业在经营中面临较大的刑事法律风险,如何优化企业犯罪的法律控制模式,强化“非罪化”治理的功能与价值——包括实体上的无罪判定和程序上的“出罪”处理,将企业的外部责任由刑事处罚转变为其他性质的法律责任,尽量减小“标签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显得意义重大.从实体到程序,刑事合规与企业“非罪化”治理高度契合:鉴于我国刑法普遍缺失企业犯罪的单位“免责条款”,有必要以“组织体责任论”为立论基础,在实体法上引入以“刑事合规”为核心要件的无罪抗辩事由;在“程序出罪”上,暂缓起诉制度可以发挥重要的补给作用,有必要综合多方
为有效防止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刑法修正案(十一)》进行了三方面的修正.关于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重大事故隐患”的认定,通常情况下可直接依据行为人所在行业的相关规定来判断,复杂场合下必须组织相关专家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判断;如果隐患已经具有发生结果的高度盖然性,组织他人冒险作业实际上是置他人于即将成为现实的死地,应当成立故意杀人罪;救援型的“冒险组织作业”可能成立紧急避险.关于危险作业罪,本罪是具体危险犯,“现实危险”的判断必须结合行为实施当时的各种客观实际情况,从一般人的生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保护法益除了通说的金融管理秩序,还应包括公众的财产权.从存款行为面临的风险与《商业银行法》的相关条文看,将公众的财产权作为保护法益符合货币银行学的一般原理,并且与《刑法修正案(十一)》更加契合.同时,金融管理秩序应当具体化为商业银行的货币专营权.央行通过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履行宏观调控职能,保护商业银行的货币专营权实质上是对央行宏观调控能力的维护.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后,为了更为周延地保护法益,本罪的司法适用应以“特定交往关系”为原则,注重个案实质判断;以抽象危险作为入罪标准,将
物我内外贯通是北宋理学的核心命题.在该命题中如何打破物、我,内、外之间阻碍从而实现它们的“一”乃是关键,而“贯通”只是结果和表现.这个“如何”的问题关涉到周敦颐、张载对天人关系的处理.分析发现,感通者自身的观念和情感结构共同参与了物我之间的感通交互,因此,如若不呈现感通者的这双重结构则无法推进对物我感通交互活动之内涵的深层性理解.分析的结果认为,感通具有认识论功能,指称一种认识活动,但因这种认识活动并非是原始性的,而是通过一定的观念和情感发生作用.因此,感通的认识论功能取决于感通者内在的观念和情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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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信息披露犯罪的治理困境,尤其是证券发行注册制施行的现实需要,《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再次进行重大修订.由“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犯罪规制机制决定,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所侵害的法益,乃是作为现代公司、企业法人治理核心的信息披露制度.因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中的信息,只应是与投资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的信息,而对此类信息依法负有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只要故意实施严重的信息披露不法行为,即有论之以该罪的可能.唯有加大违规信息披露行为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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