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杨绛、钱钟书：
文化滋养出的情爱信仰
1932年早春，在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两人初次偶遇，杨绛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钱钟书被她“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的清新脱俗吸引。
作为国宝级才子，钱钟书曾经给杨绛写过许多情书，她自然喜欢，却并不会因一个人情书写得好而决定去爱他。她爱他的原由，今日看来实在奇异的很。“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
《围城》一书刚刚出版时，人们谈论作者钱钟书，往往会在前面加上“杨绛的丈夫”。那时候，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已经被陆续搬上舞台，反响强烈，她的名号成了著名编剧，相当于今天的王海鸰、石康。不过，那时候编剧是个清苦活儿，没有一集一万元的价码。
太太编剧事业风生水起，刺激钱钟书想写长篇小说。杨绛并没有说你不如多上几节课，赚点钞票，而是“你写吧，生活不用担心。虽然我们已经比较节俭，但可以更节俭一些”。于是，他减少了上课，在家写作，而她辞掉了女佣，一切家务自己扛。
她不是视爱情为生命的女人，作品中鲜少有情爱描写，甚至他与她之间很少用“爱”这个字眼。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她与他比赛读书，比赛做学问，一起郊游，甚至曾经试图步行绕莱蒙湖一圈，他们的灵魂站在了完全平等的高度，与她的爱情理想一样。
当然，人不仅仅有灵魂，还有沉重的肉身，要吃喝拉撒，要生老病死。她生女儿住院，他第一天来探她，说，我打翻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太太的桌布。第二天说，台灯坏了。第三天说，门轴两端的钢珠掉了。她一律回答“不要紧”。果真，她回家后，桌布变白了，台灯、门轴也统统修好。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出身大家小姐，受过西式教育的杨绛，走过十年浩劫，与一家人相亲相爱、相濡以沫；在晚年承受最亲密的人一个个离她而去的残酷现实……依然信仰坚挺：“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爱、温暖、感激……这些人类最善良的情感都从未离开过她的世界。
戴望舒的“春梦”到沈从文的“无中生有”：爱情是为了反对庸常
饱受爱情痛苦的诗人不少，但像戴望舒那样自称“可怜的单恋者”，就显得分外有悲情色彩。在苦恋施绛年（作家施蛰存之妹）8年不果后，他写了一首《单恋者》。
1928年，也就是戴望舒认识施绛年那一年，他写了《雨巷》。那个“丁香般的姑娘”，很多人猜测就是施绛年。戴望舒的长女戴咏素曾说：“施绛年虽然比不上我妈（即穆丽娟，作家穆时英之妹）以及爸爸的第二任太太杨静美貌，但个子很高，气质与《雨巷》里那个幽怨的女孩儿相似。”
戴望舒痴恋施绛年，不惜以跳楼自杀表明心意，但8年苦恋还是落空。1994年他的前妻穆丽娟接受传记作家王文彬采访时，说起他们的婚姻：“我们从来不吵架，他是他，我是我。……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年去了。”
沈从文开始追求张兆和时，也是单恋。张兆和是民国时代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之一。
自小熟读四书五经，英文讲得比苏州话还溜，通音律习昆曲，皮肤略黑，却五官秀丽，人称“黑牡丹”。
在上海中学读书时，她每天都会收到十几封情书。信是从来不回的，是否有时间尽阅皆未可知。后来，每日收信达几十封，其中一半皆来自于那个木讷的乡下男人沈从文。张兆和抱着沈从文给她写的一大堆情书去找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表示自己不堪其扰。胡适劝解说，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马上回了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
所幸的是，沈从文不顾一切的爱最后感动了张兆和。“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有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
不过苦追张充和的卞之琳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作家苏炜为编写《天涯晚笛》访问年已九旬的张充和，问起那桩著名的苦恋，张充和回答：“这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我完全没有跟他恋过，所以也谈不上苦和不苦。”
蒋英、陆小曼们的婚姻文明：跳脱出精神性别的遏制
钱学森曾这样赞美他的妻子蒋英：“用音乐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理解丰富了我对世界的认识。”他们的人生淡然，低调，他们的爱情却堪称一部“真实版的民国偶像剧”。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与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早年是密友，后同赴日本求学。钱均夫日后成为著名教育家，而蒋百里日后成为著名军事家。蒋英4岁时曾过继到钱家，一度改名为钱学英，和钱学森以兄妹相称。
1935年，钱学森赴美国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蒋英也前往德国学钢琴，一别12年。
1947年秋天，钱学森回到上海，那时他已是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蒋英从心里佩服钱学森：“他那时很出名，才36岁就是正教授，很多人都敬仰他。我当时认为有学问的人是好人。”这年9月，他们在美国波士顿安家了。新家陈设很简朴，蒋英的一架黑色大三角钢琴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钱学森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和蒋英夫妇回国。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钱学森是忠实的听众，也是私人评论家。有时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亲自录制下来，放给他听。钱学森对文学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所著的《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出版时，正是蒋英给该书定了英译名。
两个人的事业看似没有交集，但是，却能相映成趣，这样的爱情超越了民国以前男权社会对于拥有知识的女性发自本能地担忧、疑惧和排斥。民国时期从著名的才子徐志摩和名媛陆小曼、沈从文和张兆和、钱钟书和杨绛到郁达夫和王映霞——对婚姻的自主选择是当时爱情的鲜明标签。
因而，当时名媛们的婚姻选择不仅提倡“爱情结合”还发出“经济自立”的论调。《婚制》的草拟人于《约婚之部》先谈“资格”，明确规定：“非有自立之资格者，不得约婚。”
文化滋养出的情爱信仰
1932年早春，在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两人初次偶遇，杨绛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钱钟书被她“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的清新脱俗吸引。
作为国宝级才子，钱钟书曾经给杨绛写过许多情书，她自然喜欢，却并不会因一个人情书写得好而决定去爱他。她爱他的原由，今日看来实在奇异的很。“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
《围城》一书刚刚出版时，人们谈论作者钱钟书，往往会在前面加上“杨绛的丈夫”。那时候，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已经被陆续搬上舞台，反响强烈，她的名号成了著名编剧，相当于今天的王海鸰、石康。不过，那时候编剧是个清苦活儿，没有一集一万元的价码。
太太编剧事业风生水起，刺激钱钟书想写长篇小说。杨绛并没有说你不如多上几节课，赚点钞票，而是“你写吧，生活不用担心。虽然我们已经比较节俭，但可以更节俭一些”。于是，他减少了上课，在家写作，而她辞掉了女佣，一切家务自己扛。
她不是视爱情为生命的女人，作品中鲜少有情爱描写，甚至他与她之间很少用“爱”这个字眼。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她与他比赛读书，比赛做学问，一起郊游，甚至曾经试图步行绕莱蒙湖一圈，他们的灵魂站在了完全平等的高度，与她的爱情理想一样。
当然，人不仅仅有灵魂，还有沉重的肉身，要吃喝拉撒，要生老病死。她生女儿住院，他第一天来探她，说，我打翻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太太的桌布。第二天说，台灯坏了。第三天说，门轴两端的钢珠掉了。她一律回答“不要紧”。果真，她回家后，桌布变白了，台灯、门轴也统统修好。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出身大家小姐，受过西式教育的杨绛，走过十年浩劫，与一家人相亲相爱、相濡以沫；在晚年承受最亲密的人一个个离她而去的残酷现实……依然信仰坚挺：“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爱、温暖、感激……这些人类最善良的情感都从未离开过她的世界。
戴望舒的“春梦”到沈从文的“无中生有”：爱情是为了反对庸常
饱受爱情痛苦的诗人不少，但像戴望舒那样自称“可怜的单恋者”，就显得分外有悲情色彩。在苦恋施绛年（作家施蛰存之妹）8年不果后，他写了一首《单恋者》。
1928年，也就是戴望舒认识施绛年那一年，他写了《雨巷》。那个“丁香般的姑娘”，很多人猜测就是施绛年。戴望舒的长女戴咏素曾说：“施绛年虽然比不上我妈（即穆丽娟，作家穆时英之妹）以及爸爸的第二任太太杨静美貌，但个子很高，气质与《雨巷》里那个幽怨的女孩儿相似。”
戴望舒痴恋施绛年，不惜以跳楼自杀表明心意，但8年苦恋还是落空。1994年他的前妻穆丽娟接受传记作家王文彬采访时，说起他们的婚姻：“我们从来不吵架，他是他，我是我。……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年去了。”
沈从文开始追求张兆和时，也是单恋。张兆和是民国时代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之一。
自小熟读四书五经，英文讲得比苏州话还溜，通音律习昆曲，皮肤略黑，却五官秀丽，人称“黑牡丹”。
在上海中学读书时，她每天都会收到十几封情书。信是从来不回的，是否有时间尽阅皆未可知。后来，每日收信达几十封，其中一半皆来自于那个木讷的乡下男人沈从文。张兆和抱着沈从文给她写的一大堆情书去找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表示自己不堪其扰。胡适劝解说，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马上回了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
所幸的是，沈从文不顾一切的爱最后感动了张兆和。“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有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
不过苦追张充和的卞之琳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作家苏炜为编写《天涯晚笛》访问年已九旬的张充和，问起那桩著名的苦恋，张充和回答：“这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我完全没有跟他恋过，所以也谈不上苦和不苦。”
蒋英、陆小曼们的婚姻文明：跳脱出精神性别的遏制
钱学森曾这样赞美他的妻子蒋英：“用音乐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理解丰富了我对世界的认识。”他们的人生淡然，低调，他们的爱情却堪称一部“真实版的民国偶像剧”。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与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早年是密友，后同赴日本求学。钱均夫日后成为著名教育家，而蒋百里日后成为著名军事家。蒋英4岁时曾过继到钱家，一度改名为钱学英，和钱学森以兄妹相称。
1935年，钱学森赴美国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蒋英也前往德国学钢琴，一别12年。
1947年秋天，钱学森回到上海，那时他已是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蒋英从心里佩服钱学森：“他那时很出名，才36岁就是正教授，很多人都敬仰他。我当时认为有学问的人是好人。”这年9月，他们在美国波士顿安家了。新家陈设很简朴，蒋英的一架黑色大三角钢琴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钱学森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和蒋英夫妇回国。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钱学森是忠实的听众，也是私人评论家。有时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亲自录制下来，放给他听。钱学森对文学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所著的《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出版时，正是蒋英给该书定了英译名。
两个人的事业看似没有交集，但是，却能相映成趣，这样的爱情超越了民国以前男权社会对于拥有知识的女性发自本能地担忧、疑惧和排斥。民国时期从著名的才子徐志摩和名媛陆小曼、沈从文和张兆和、钱钟书和杨绛到郁达夫和王映霞——对婚姻的自主选择是当时爱情的鲜明标签。
因而，当时名媛们的婚姻选择不仅提倡“爱情结合”还发出“经济自立”的论调。《婚制》的草拟人于《约婚之部》先谈“资格”，明确规定：“非有自立之资格者，不得约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