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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绿色防控技术节本增收效益的核算，对于理解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动机、推广应用绿色防控技术以及制定国家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现有研究中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作用机理并未得到揭示，导致在推广应用绿色防控技术到底有没有给农户带来真正效益的问题上，很多学者存在观点分歧和困惑。本文基于长江流域湖北、江西和浙江3省822份水稻种植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内生转换模型探讨了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①绿色防控技术总体实现了稻农的节本增收目标，但对于成本收益的改善幅度并不大。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后，稻农能节约病虫害防治成本1.52%～9.52%，仅能提升农产品收入1.35%～2.84%，且生物防治技术的采纳带来了病虫害防治成本的上升。②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对大规模农户的成本节约作用强度要大于小农户，且仅能实现大规模农户的农产品增收效应，对小农户农产品收入的改善并不明显。③生物防治与理化诱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應存在差异，目前理化诱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要明显优于生物防治技术。此外，稻农采纳生物防治技术后通过增加施药剂量的路径增加了病虫害防治成本，通过增加稻谷产量的路径增加了农产品收入。稻农采纳理化诱控技术后通过减少施药剂量和施药次数的路径降低了病虫害防治成本，通过提升稻谷价格的路径增加了农产品收入。因此，在加快绿色防控技术推广与应用的同时，要降低生物农药的生产成本，加快绿色农产品市场建设。要引导小农户实现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客观把握绿色防控技术属性特征，克服绿色防控技术弊端，因地制宜地构建适用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
关键词 绿色防控;农药减量;病虫害防治;节本增收
中图分类号 F3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0）10-0174-11
DOI：10.12062/cpre.20200324
化学农药的使用为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做出巨大贡献，然而长期大量低效的化学农药投入也带来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生物多样性降低等一系列负面影响[1]。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因具备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畜安全等优良技术属性特征而成为实现农药减量替代与病虫害可持续治理的有效途径。自2006年“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理念被提出以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绿色发展战略和质量兴农战略等，都对病虫害绿色防控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然而，目前我国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仅为27.2%，主要粮食作物的绿色防控仍处于实验示范和点片实施阶段，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大面积推广与应用仍存在较大阻碍[2]。
目前，学术界对农户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采纳的障碍因素展开了积极的探讨，研究视角主要包括耕地规模[3]、生态认知[4]、风险偏好[1]、种粮目的[5]、效益感知[6]、政策环境[7]、市场环境[8]等。虽然农户的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经济学视角下农户生产行为目标的最终导向都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赵连阁和蔡书凯[9]通过对晚稻种植户调查发现，市场经济激励是促进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核心要素。杨玉苹等[10]也发现仅当绿色防控技术的预期净收益大于传统化学农药防治净收益时，农户才会积极主动的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当然，绿色防控技术具有正外部性，其推广与应用也能带来显著的社会和生态效益。可是王建华等[11]通过对农户施药行为逻辑进行推理和实证发现，相较于保护生态环境等社会和生态效益，农户更倾向于关注绿色防控技术带来的私人经济效益。相关结论也得到耿宇宁等[12]和赵秀梅等[13]学者的证实。刘洋等[6]学者也明确认为，农户作为独立的生产单元，节约农药成本、增加粮食产量与提升农产品市场价值才是其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直接动因。由此可知，能否改善农户的私人经济效益目标成为推广应用绿色防控技术的关键。
那么，绿色防控技术能够顺利实现农户节本增收私人经济目标吗？从经济学理论视角来看，学者们的观点存在较大的分歧。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随着人们食品安全观念的提升，绿色农产品市场需求将不断增加[14]，农药残留检测、农产品质量追溯[15]、订单农业等体系也日趋完善[16]，绿色农产品的市场溢价能力逐步提高[17]，且绿色防控技术已经成功实现了部分农户增收目标[9]。另一方面，绿色防控技术往往兼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复杂性特征[12]，使得绿色防控技术早期资金和劳动力投入成本较大，投入产出效益比低[13]，且绿色农产品市场发展并不完善，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农产品无法实现优质优价[5]，市场利润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的激励明显不足[2]，也即绿色防控技术目前较难实现农户的节本增收目标。然而，大多数自然科学实验研究表明绿色防控技术在降低病虫害防治成本与增加农业收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徐红星等[18]通过浙江省绿色防控试验基地数据表明水稻绿色防控技术能减少虫源基数、降低害虫种群发展速度、提高农田环境对害虫的控制能力，在不降低水稻产量的基础上，减少75%以上农药使用量，每亩节省农药成本达60元以上。Gurr等[19]通过在泰国、中国和越南4年的水稻大田实验数据表明绿色防控技术减少70%的杀虫剂用量，增加5%的稻谷产量，提升7.5%的市场经济效益。
综合现有文献资料来看，一是绿色防控技术能够实现节本增收效益的论断大多来自自然科学实验，构建经济计量模型对绿色防控技术节本增收效益实证的文献鲜有报道;二是在自然科学实验研究中，内外部实验环境均被严格控制，从而并未能充分考虑到现实环境下农户个体异质性带来的影响;三是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作用机理并未得到揭示，导致在推广应用绿色防控技术到底有没有给农户带来真正效益的问题上，很多学者存在观点分歧和困惑。然而，揭示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及其机理，对于理解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动机、推广应用绿色防控技术以及制定国家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本文将基于长江流域湖北、江西和浙江3省的822份水稻种植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内生转换模型，在考虑农户个体异质性基础上，探讨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及其作用机理，以期对现有文献进行补充完善，为促进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与现实参考。 1 研究理论与方法
1.1 绿色防控技术节本增收的理论分析
1.1.1 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能降低病虫害防治成本
绿色防控技术能有效提高稻田生态系统的病虫害抵抗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农户对化学农药的过度依赖，减少农药的施用剂量和施用次数，进而降低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成本。其一，绿色防控技术能减少农药的施用剂量。在我国传统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常年对化学农药的依赖，导致病虫害抗药性不断增强，病虫害防治效果逐年下降，从而增加了农药使用量和病虫害防治成本[19];而绿色防控技术中的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生态防治等多样化防治手段，具有生物靶向性特征，可以避免化学农药带来的病虫害抗药性问题，进而提升病虫害的防治效果，减少农药的施用量[13];绿色防控还可以避免化学农药使用存在的自然流失率问题，目前我国主要农作物的农药利用率仅38.8%，仍有大部分农药残留在水体和土壤之中，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污染、抗药性增加、农药成本上升等问题[9]。其二，绿色防控技术能减少农药的施用次数。相较化学农药而言，绿色防控技术具有可持续防治特征，其发挥的时效性更长。绿色防控的生态控制原理能够增加生态系统自有的抗病虫能力，不仅可以控制病虫害数量，还可以增加虫害天敌数量。洪文英等[14]实验发现生态工程防控田中稻飞虱防治的农药施用次数仅为常规防控田的1/4，这主要是因为稻田生态系统天敌种类和数量均显著高于常规农民自防区，病虫害数量得到了明显遏制。类似的，徐红星等[18]研究发现绿色防控技术一方面可以严格控制虫源基数，减弱后期的防治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天敌增殖，促进蜘蛛、蜜蜂和青蛙等益虫数量的增加。由于生态系统食物链的稳定存在，使得农药施用次数明显减少，显著降低农药施用和劳动力投入成本[19]。
1.1.2 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能够增加农产品收入
绿色防控技术具有病虫害可持续性防治和人畜安全等技术属性特征，使得农作物具备稳产增产和农产品品质提升的潜力，进而增加农户的农产品收入。其一，绿色防控技术能增加农产品产量。化学农药主要通过控制农作物病虫害的数量以控制损失风险，也即农药并不直接促进粮食的增产，而是防止糧食作物减产的措施[15]。相较而言，绿色防治手段不仅能防治病虫害，而且具备促进作物产量增加的可能性[12]。例如，洪文英等[14]研究发现，绿色防控技术实施区域的物种群落更加多样化，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更强，土壤有益细菌和微生物的存在使得土壤的固氮、有机质分解、养料吸收等效率大幅度上升，进而促进农作物的生长。类似的，徐红星等[18]研究发现，绿色防控区域青蛙和泥鳅等益虫明显增加，其游动和觅食行为促进了水稻、土壤与外界的气体交换，通过增加溶氧量，有效促进了水稻的抗性和分蘖，进而增加稻谷产量。其二，绿色防控技术能提升农产品品质。绿色防控技术能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降低农药残留，提升农产品品质。绿色防控对于实现农作物生产标准化和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能有效避免农药残留超标，增加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实现绿色农产品溢价，从而促进农民增收[13]。刘洋等[6]研究指出各地区农产品的抽检结果中，绿色防控区域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量均低于农药残留检测标准。农产品品质的改善，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农产品市场价值的提升，进而实现增收目标[17]。
1.2 模型构建
本文将采用内生转换模型估计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对农产品收入和病虫害防治成本带来的影响。设定Zi为农户是否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生产决策，Zi=1表示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Zi=0表示农户未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将农户的生产函数表示为：
式中，Yi为农户农产品收入（或病虫害防治成本），Xi为影响农户农产品收入（或病虫害防治成本）的个人与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等因素，β和γ为待估计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如果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决策是外生的，则γ能够准确地评估绿色防控技术带来的影响。然而，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决策却同时也受到农户个人与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行为并非完全外生，导致模型存在自选择问题。目前倾向性得分匹配（PSM）被广泛运用于解决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但PSM模型仅能处理可观测变量带来的选择性偏误，而无法规避未纳入模型和未被观测的其他变量带来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借鉴Lokshin和Sajaia[20]研究中的内生转换模型（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并引入工具变量法（IV）来估计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对农产品收入和病虫害防治成本带来的影响，该方法的优点为：一方面不仅考虑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也可以通过引入逆米尔斯比率系数来矫正选择方程与结果方程的设定偏误或遗漏变量问题[21];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反事实分析，运用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避免模型中有效信息遗漏问题，既可以估计得到已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农户的节本增收效应（ATT），也可以估计未采纳该技术农户的节本增收效应（ATU）。首先运用Logit模型估计农户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决策方程，其次构建农户的病虫害防治成本与农产品收入函数，估计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成本收入变动。
式中，Ii为工具变量，本文将选取农技站开展的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培训为工具变量，农技站技术推广培训服务具有公益属性，能促进农户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却并不直接作用于农户的病虫害防治成本和农产品收入。运用反事实分析框架，利用农户所处的真实情景与反事实情境下的成本或收入差异来估算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对农户病虫害防治成本和农产品收入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8—9月期间，赴长江流域湖北、江西、浙江3省开展的水稻种植户入户调查。2018年11月份出台的《农业农村部关于支持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文件中强调，要大力支持长江经济带省（市）实施农药使用量负增长行动，建设一批病虫害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示范基地，引导农民安全科学用药。长江流域作为全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区域之一，对其绿色防控技术成本效益的研究将对整个华中地区的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应用提供一定的实际应用参考价值。课题组从湖北、江西和浙江的主要水稻种植区域中随机抽取襄阳南漳、黄冈武穴、荆门钟祥、宜春宜丰和绍兴共5个市（县），按照分层抽样的原则，再从各市抽取2～3个乡镇，并从每个乡镇再随机抽取4～6个村庄，各村庄再抽取10～20名水稻种植户，最终完成3省5市14个乡镇61个村庄共822份有效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均采取入户一对一访谈的形式完成，以家庭户主或主要农业生产决策成员作为访问对象，并由调查员统一提问和填制问卷，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对访谈全程录音并留存部分现场照片，以备后期的数据核查。问卷内容主要围绕农户的病虫害防治、农业生产成本收益展开。 2.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病虫害防治成本与农产品收入。调研问卷中直接以2018年样本农户单位面积水稻种植过程中的病虫害防治成本和农产品收入来表征。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参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意见》，将绿色病虫害防治技术划分为生态调控技术、生物防治技术、理化诱控技术和科学用药技术4种技术模式，但从课题组2019年7月份赴样本地区开展预调研结果来看，生态调控技术与科学用药技术的应用推广效果尚不明确，调研数据收集难度较大。因此，本文重点考察了生物防治技术、理化诱控技术在水稻主产地的推广应用展开数据获取与分析工作，其中生物防治技术具体指生物农药（苏云金杆菌、阿维菌素、井冈霉素和苦参碱等）的使用，理化诱控技术主要指灯光诱捕和粘虫板等物理防控手段。从样本农户的统计结果来看（见表1），湖北、江西和浙江省的绿色防控采纳率依次为50.97%、52.68%和64.36%，其中稻农的生态防控技术采纳率远高于物理防控技术。
（3）其他变量。考虑农户个体异质性带来的影响，模型中将纳入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等变量。其中农户个人特征选取受访者年龄、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生态环保认知和食品安全认知5个变量[22]，家庭特征选取收入水平、农业劳动力和种粮目的3个变量，生产经营特征选取生产规模、生产组织形式、施药器具、其他要素投入4个变量[23]。选取绿色防控技术培训经历为工具变量。此外，地区变量和品种变量加以控制，考虑到政府的技术试验示范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农户的生产成本效益但可能会影响农户采纳行为，因此也纳入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决策方程加以控制。模型中变量的定义与赋值详见表2。
3 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分析
3.1 联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绿色防控技术采纳与成本收入之间的关系，将稻农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决策函数、病虫害防治成本函数和农产品收入函数进行联立估计得到表3结果。通过联立方程组回归后的相关系数ρua值和ρun值来看，病虫害防治成本函数和农产品收入函数与稻农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决策函数存在相关关系，模型自选择问题确实存在。
稻农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模型中受教育程度变量通过1%显著性检验，正向促进稻农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风险偏好变量正向促进绿色防控技术采纳，也即风险爱好型稻农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概率更高，这与Gao等[1]学者研究结论一致，主要由于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存在一定的技术与市场风险。技术风险主要体现在绿色防控技术的杀虫效果时效性不佳，可能带来减产的风险。同时绿色农产品无法体现“优质优价”，也存在一定市场风险。食品安全认知变量通过1%显著性检验，正向促进稻农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同时种粮目的负向显著影响稻农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也即当稻农的食品安全认知程度提升或在生产自给口粮时，稻农选择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概率更高，这与黄炎忠和罗小锋[5]的研究结论一致。化学农药的使用主要带来农产品农药残留的问题，严重影响人类健康，而绿色防控技术则具有靶向目标明确与人畜无害的技术属相特征。此外，技术培训和技术试验示范变量依次通过1%和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正向促进稻农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技术培训与示范属于典型的技术推广活动，能很好地向农户传递技术信息。
稻农病虫害防治成本的影响因素。模型中受访者年龄通过1%显著性检验，影响方向为正，也即农户的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进行更多的病虫害防治投入，主要原因可能是老年农户的粗放式农业生产习惯所致。风险偏好通过5%显著性检验，负向影响病虫害防治成本投入，这与朱淀等[15]学者观点一致，风险规避型农户往往会选择施用更多剂量和品种的农药，以确保杀死病虫害来降低减产风险。农业劳动力负向显著影响稻农的病虫害防治成本，农药的施用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量较大，劳动力短缺导致农户往往通过超标使用农药使“药效更猛”，以减少农药使用次数来降低对劳动力的依赖[24]，这也带来了病虫害防治成本的上升。生产规模变量负向显著影响病虫害防治成本，这主要体现在规模经济效应。此外，成本投入变量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正向影响病虫害防治成本，也即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种子等要素投入越多，病虫害防治成本投入也就越高，农户试图在有限的田块，通过更多投入生产要素，以期达到最高的产量水平[25]。
稻农农产品收入的影响因素。模型中受教育程度和生产组织形式通过5%显著性检验，正向影响稻农的农产品收入。农户的农产品收入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有所提升，受教育带来的农户人力资本的提升，会影响农户的生产与市场信息获取能力，进而影响农产品收入的增加。生产组织形式仅促进采纳绿色防控技术样本稻农农产品收入增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模式和市场能力要优于普通小农户，能在市场销售价格与销售渠道上规避小农户普遍存在的劣势，特别是针对信息不对称市场环境下绿色农产品的销售更是如此[26]。此外，农业劳动力变量与成本投入变量依次通过1%和5%显著性检验，正向影响农产品收入，可见生产要素丰腴对于促进农产品收入增加具有积极的影响。
3.2 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分析
通过式（9）和（10），本文将进一步利用内生转换模型测算绿色防控技术对农户病虫害防治成本和农产品收入带来的具体影响，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对农户病虫害防治成本具有显著的负向处理效应，且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同时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对农户农产品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处理效应，且通过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ATT数值来看，已经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农户若不再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其成本将上升9.52%，由0.126万元/hm2上涨为0.138万元/hm2，且收入将下降2.84%，由2.010万元/hm2变为1.953万元/hm2;从ATU数值来看，对于尚未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农户，在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后成本也将下降1.52%，由0.132万元/hm2变为0.130万元/hm2，且收入将上涨1.35%，由1.782万元/hm2上涨到1.806万元/hm2。总的来看，绿色防控技術基本实现了样本农户的节本增收目标，但对于成本收益的改善幅度并不大，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后，样本农户能节约病虫害防治成本1.52%～9.52%，但仅能提升农产品收入1.35%～2.84%。 此外，考虑到不同绿色防控技术的属性差异，本文将进一步对绿色防控中生物防治技术与理化诱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依次展开探讨（见表4）：在节约病虫害防治成本方面，生物防治技术与理化诱控技术依次通过10%和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两者的作用方向相反。从ATT和ATU值来看，已采纳生物防治技术农户不再采纳后，病虫害防治成本将下降3.52%，未采纳生物防治技术农户在采纳后，成本将上升2.22%;已采纳理化诱控技术农户不再采纳后，病虫害防治成本将上升7.94%，未采纳理化诱控技术农户在采纳后，成本将下降8.45%。也即生物防治技术的采纳带来了病虫害防治成本的上升，而理化诱控技术则能实现节约成本效应，不同的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效应是存在差异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以往学者研究结论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徐红星等[18]、赵连阁和蔡书凯[9]以物理防控为例，证实绿色防控能实现节约生产成本，而郭利京和王颖[4]以生物农药为研究对象，得出绿色防控技术不能实现节本效用的结论，两者对“绿色防控技术”概念范畴界定的不一致导致观点的分歧。生物防治技术采纳后病虫害防治成本上升的主要可能原因是生物农药的获取原料、制作工艺和技术研发都较化学农药复杂，导致生物农药的市场成本要比普通化学农药高[19]。此外样本水稻种植户生物防治的主要手段是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混用的状态（农户样本占比达93.15%），且绝大部分农户虽然增施生物农药，但对化学农药的减量却很少。相较而言，水稻理化诱控技术中的灯光诱捕和粘虫板则大多属于轻简化技术，重复利用率高，购置成本也相对较低。
在增加农产品收入方面，生物防治技术与理化诱控技术依次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均正向影响稻农农产品收入。从ATT和ATU值来看，已采纳生物防治技术农户不再采纳后，农产品收入将下降1.99%，未采纳生物防治技术农户在采纳后，农产品收入将上升2.41%;已采纳理化诱控技术农户不再采纳后，农产品收入将下降14.27%，未采纳理化诱控技术农户在采纳后，农产品收入将上升21.54%。可知，生物防治技术与理化诱控技术均能实现农户增收效应，但理化诱控技术的增收效应要明显优于生物农药技术。
3.3 不同规模农户绿色防控技术节本增收效应差异分析
考虑到绿色防控技术可能对不同生产规模农户具有影响差异[27]，分别对0～1 hm2、1～2 hm2、2～3 hm2、3 hm2以上的样本农户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从处理效应ATT和ATU的显著性和数值来看，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增加，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越来越显著。对于3 hm2以上生产规模的稻农而言，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负向显著影响病虫害防治成本，正向影响农产品收入。已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规模户不再采纳该技术后，病虫害防治成本将上升9.38%，农产品收入将下降1.33%;未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规模户在采纳该技术后，病虫害防治成本将下降9.72%，农产品收入将上升1.00%。对于0～2 hm2的小农户而言，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则并不明显。该结论可以从蔡书凯[3]论证的生产规模与绿色防控技术采纳间的“U型”关系中得到相应启示，目前部分绿色防控技术的前期投入成本较大，小农户的规模不经济导致投入产出效益比低，且小农户不具备承担相应技术与市场风险的能力。
4绿色防控技术节本增收效应的路径检验
为了进一步解释绿色防控技术如何实现农户的节本增收。本文将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8]的逐步回归法，来验证绿色防控技术实现节本增收的路径。由理论分析部分可知，绿色防控技术节本效应的路径主要存在两条：减少农药施用剂量和减少农药施用次数，本文依次以问卷中收集的稻农生产过程中农药的单次施用量和农药施用次数的具体数值作为中介变量进行路径检验。同理，绿色防控技术增收效应的路径也有两条：增加稻谷产量和提升稻谷出售价格，本文依次以问卷中收集的水稻单产量和农户售卖稻谷的市场平均价格为中介变量进行路径检验。考虑到生物防治与理化诱控技术可能存在不同的节本增收路径，对2种绿色防控技术进行独立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对于生物防治技术而言，回归（1）～（3）的结果显示生物防治技术的采纳对于病虫害防治成本和施药剂量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作用，但对施药次数的作用并不显著，且在控制稻农采纳行为后，回归（4）的中介变量施药剂量对病虫害防治成本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可见，样本稻农采纳生物防治技术后通过增加施药剂量的路径增加了病虫害防治成本。同时回归（9）～（11）结果显示，生物防治技术的采纳对于农产品收入和稻谷产量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作用，但对稻谷价格的作用并不显著，且在控制稻农采纳行为后，回归（12）的中介变量稻谷产量对农产品收入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同理可知稻农采纳生物防治技术后通过增加稻谷产量的路径增加了农产品收入。结合调研实际情况来看，稻农使用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尚处于一种“过渡期”的混用状态。很遗憾生物农药相较化学农药而言，依然存在农药见效慢、产品数量少、性价比低、防治谱窄等技术弊端[5]，目前生物农药无法实现对化学农药的完全替代。所以在保障稻谷产量与稻谷质量安全的双重目标下，稻农只能选择适当地减少化学农药而普遍增加生物农药使用来进行病虫害防治。这种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的混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病虫害减产风险的同时，也造成水稻病虫害防治成本的上升。
对于理化诱控技术而言，回归（5）～（7）的结果显示理化诱控技术的采纳对于病虫害防治成本、施药剂量和施药次数均具有显著的负向直接作用，且在控制稻农采纳行为后，回归（8）的中介变量施药剂量与施药次数对病虫害防治成本的负向影响依然显著。可见，样本稻农采纳理化诱控技术后通过减少施药剂量和施药次数的路径降低了病虫害防治成本。同时回归（13）～（15）结果显示，理化诱控技术的采纳对于农产品收入和稻谷价格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作用，但对稻谷产量的作用并不显著，且在控制稻农采纳行为后，回归（16）的中介变量稻谷价格对农产品收入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可见稻农采纳理化诱控技术后通过提升稻谷价格的路径增加了农产品收入，这与赵秀梅等[13]学者通过自然实验得出的结论一致，物理防控技术能显著降低稻谷农药残留率，进而改善稻谷品质，提升稻谷的市场价格。在湖北省部分调研样本地区，随着“双水双绿”和“生态稻”绿色农业发展战略的实施，灯光诱捕和粘虫板技术已经得到大面积区域推广应用，当地政府甚至通过打造区域品牌的形式培育绿色稻谷销售市场，通过“优质优价”的市場原则，实现稻农增收目标。此外，轻简化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发展滞后，使得消费者和收购商大多通过“可见”的绿色防控方式，来判定稻谷是否减少了农药的使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理化诱控技术生产的稻谷价格。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长江流域湖北、江西、浙江3省的822份水稻种植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内生转换模型，探讨了生物防治和理化诱控两种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及其路径。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总体而言绿色防控技术基本实现了稻农的节本增收目标。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后，样本农户能节约病虫害防治成本1.52%～9.52%，但仅能提升农产品收入1.35%～2.84%。第二，不同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存在差异。生物防治技术的采纳带来了病虫害防治成本的上升，而理化诱控技术则能实现节约成本效应;生物防治技术与理化诱控技术均能实现农户增收效应，但理化诱控技术的增收效应要明显优于生物农药技术。第三，不同规模农户的绿色防控技术节本增收效应具有差异。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对规模户的成本节约作用强度要大于小农户;同时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仅能实现规模户的农产品增收效应，对于小农户收入的改善则并不明显。第四，稻农采纳生物防治技术后通过增加施药剂量的路径增加了病虫害防治成本，通过增加稻谷产量的路径增加了农产品收入。稻农采纳理化诱控技术后通过减少施药剂量和施药次数的路径降低了病虫害防治成本，通过提升稻谷价格的路径增加了农产品收入。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首先，加快推广与应用绿色防控技术的同时，要重点加强绿色农产品市场的建设。文中已经证实绿色防控技术能实现农户的节本增收，改善农户的私人收益目标，但该目标主要通过节约成本来实现，未来仍需加快绿色农产品市场建设，实现优质优价，进而带来更明显的增收效应。其次，在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的过程中，不同生产规模农户的市场地位具有异质性，要重点关注小农户绿色防控技术推广与应用工作，解决技术采纳前期资金投入与规模不经济难题。然后，要正确客观认识到绿色防控技术的属性特征，生物防控目前依然存在见效慢、产品数量少、性价比低、防治谱窄等技术弊端。既然生物农药无法完全替代化学农药，那么节本增收路径就要解决两者如何互补共存的问题，同时加强生物防治技术的创新与研发工作。最后，要因地制宜地推广和应用适用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克服绿色防控的技术弊端，降低生物农药的生产成本，开发轻简化农药残留质检技术，在降低病虫害防治成本的同时实现农产品收入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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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爱萍）
关键词 绿色防控;农药减量;病虫害防治;节本增收
中图分类号 F3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0）10-0174-11
DOI：10.12062/cpre.20200324
化学农药的使用为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做出巨大贡献，然而长期大量低效的化学农药投入也带来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生物多样性降低等一系列负面影响[1]。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因具备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畜安全等优良技术属性特征而成为实现农药减量替代与病虫害可持续治理的有效途径。自2006年“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理念被提出以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绿色发展战略和质量兴农战略等，都对病虫害绿色防控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然而，目前我国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仅为27.2%，主要粮食作物的绿色防控仍处于实验示范和点片实施阶段，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大面积推广与应用仍存在较大阻碍[2]。
目前，学术界对农户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采纳的障碍因素展开了积极的探讨，研究视角主要包括耕地规模[3]、生态认知[4]、风险偏好[1]、种粮目的[5]、效益感知[6]、政策环境[7]、市场环境[8]等。虽然农户的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经济学视角下农户生产行为目标的最终导向都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赵连阁和蔡书凯[9]通过对晚稻种植户调查发现，市场经济激励是促进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核心要素。杨玉苹等[10]也发现仅当绿色防控技术的预期净收益大于传统化学农药防治净收益时，农户才会积极主动的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当然，绿色防控技术具有正外部性，其推广与应用也能带来显著的社会和生态效益。可是王建华等[11]通过对农户施药行为逻辑进行推理和实证发现，相较于保护生态环境等社会和生态效益，农户更倾向于关注绿色防控技术带来的私人经济效益。相关结论也得到耿宇宁等[12]和赵秀梅等[13]学者的证实。刘洋等[6]学者也明确认为，农户作为独立的生产单元，节约农药成本、增加粮食产量与提升农产品市场价值才是其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直接动因。由此可知，能否改善农户的私人经济效益目标成为推广应用绿色防控技术的关键。
那么，绿色防控技术能够顺利实现农户节本增收私人经济目标吗？从经济学理论视角来看，学者们的观点存在较大的分歧。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随着人们食品安全观念的提升，绿色农产品市场需求将不断增加[14]，农药残留检测、农产品质量追溯[15]、订单农业等体系也日趋完善[16]，绿色农产品的市场溢价能力逐步提高[17]，且绿色防控技术已经成功实现了部分农户增收目标[9]。另一方面，绿色防控技术往往兼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复杂性特征[12]，使得绿色防控技术早期资金和劳动力投入成本较大，投入产出效益比低[13]，且绿色农产品市场发展并不完善，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农产品无法实现优质优价[5]，市场利润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的激励明显不足[2]，也即绿色防控技术目前较难实现农户的节本增收目标。然而，大多数自然科学实验研究表明绿色防控技术在降低病虫害防治成本与增加农业收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徐红星等[18]通过浙江省绿色防控试验基地数据表明水稻绿色防控技术能减少虫源基数、降低害虫种群发展速度、提高农田环境对害虫的控制能力，在不降低水稻产量的基础上，减少75%以上农药使用量，每亩节省农药成本达60元以上。Gurr等[19]通过在泰国、中国和越南4年的水稻大田实验数据表明绿色防控技术减少70%的杀虫剂用量，增加5%的稻谷产量，提升7.5%的市场经济效益。
综合现有文献资料来看，一是绿色防控技术能够实现节本增收效益的论断大多来自自然科学实验，构建经济计量模型对绿色防控技术节本增收效益实证的文献鲜有报道;二是在自然科学实验研究中，内外部实验环境均被严格控制，从而并未能充分考虑到现实环境下农户个体异质性带来的影响;三是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作用机理并未得到揭示，导致在推广应用绿色防控技术到底有没有给农户带来真正效益的问题上，很多学者存在观点分歧和困惑。然而，揭示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及其机理，对于理解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动机、推广应用绿色防控技术以及制定国家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本文将基于长江流域湖北、江西和浙江3省的822份水稻种植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内生转换模型，在考虑农户个体异质性基础上，探讨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及其作用机理，以期对现有文献进行补充完善，为促进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与现实参考。 1 研究理论与方法
1.1 绿色防控技术节本增收的理论分析
1.1.1 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能降低病虫害防治成本
绿色防控技术能有效提高稻田生态系统的病虫害抵抗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农户对化学农药的过度依赖，减少农药的施用剂量和施用次数，进而降低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成本。其一，绿色防控技术能减少农药的施用剂量。在我国传统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常年对化学农药的依赖，导致病虫害抗药性不断增强，病虫害防治效果逐年下降，从而增加了农药使用量和病虫害防治成本[19];而绿色防控技术中的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生态防治等多样化防治手段，具有生物靶向性特征，可以避免化学农药带来的病虫害抗药性问题，进而提升病虫害的防治效果，减少农药的施用量[13];绿色防控还可以避免化学农药使用存在的自然流失率问题，目前我国主要农作物的农药利用率仅38.8%，仍有大部分农药残留在水体和土壤之中，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污染、抗药性增加、农药成本上升等问题[9]。其二，绿色防控技术能减少农药的施用次数。相较化学农药而言，绿色防控技术具有可持续防治特征，其发挥的时效性更长。绿色防控的生态控制原理能够增加生态系统自有的抗病虫能力，不仅可以控制病虫害数量，还可以增加虫害天敌数量。洪文英等[14]实验发现生态工程防控田中稻飞虱防治的农药施用次数仅为常规防控田的1/4，这主要是因为稻田生态系统天敌种类和数量均显著高于常规农民自防区，病虫害数量得到了明显遏制。类似的，徐红星等[18]研究发现绿色防控技术一方面可以严格控制虫源基数，减弱后期的防治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天敌增殖，促进蜘蛛、蜜蜂和青蛙等益虫数量的增加。由于生态系统食物链的稳定存在，使得农药施用次数明显减少，显著降低农药施用和劳动力投入成本[19]。
1.1.2 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能够增加农产品收入
绿色防控技术具有病虫害可持续性防治和人畜安全等技术属性特征，使得农作物具备稳产增产和农产品品质提升的潜力，进而增加农户的农产品收入。其一，绿色防控技术能增加农产品产量。化学农药主要通过控制农作物病虫害的数量以控制损失风险，也即农药并不直接促进粮食的增产，而是防止糧食作物减产的措施[15]。相较而言，绿色防治手段不仅能防治病虫害，而且具备促进作物产量增加的可能性[12]。例如，洪文英等[14]研究发现，绿色防控技术实施区域的物种群落更加多样化，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更强，土壤有益细菌和微生物的存在使得土壤的固氮、有机质分解、养料吸收等效率大幅度上升，进而促进农作物的生长。类似的，徐红星等[18]研究发现，绿色防控区域青蛙和泥鳅等益虫明显增加，其游动和觅食行为促进了水稻、土壤与外界的气体交换，通过增加溶氧量，有效促进了水稻的抗性和分蘖，进而增加稻谷产量。其二，绿色防控技术能提升农产品品质。绿色防控技术能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降低农药残留，提升农产品品质。绿色防控对于实现农作物生产标准化和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能有效避免农药残留超标，增加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实现绿色农产品溢价，从而促进农民增收[13]。刘洋等[6]研究指出各地区农产品的抽检结果中，绿色防控区域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量均低于农药残留检测标准。农产品品质的改善，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农产品市场价值的提升，进而实现增收目标[17]。
1.2 模型构建
本文将采用内生转换模型估计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对农产品收入和病虫害防治成本带来的影响。设定Zi为农户是否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生产决策，Zi=1表示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Zi=0表示农户未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将农户的生产函数表示为：
式中，Yi为农户农产品收入（或病虫害防治成本），Xi为影响农户农产品收入（或病虫害防治成本）的个人与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等因素，β和γ为待估计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如果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决策是外生的，则γ能够准确地评估绿色防控技术带来的影响。然而，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决策却同时也受到农户个人与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行为并非完全外生，导致模型存在自选择问题。目前倾向性得分匹配（PSM）被广泛运用于解决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但PSM模型仅能处理可观测变量带来的选择性偏误，而无法规避未纳入模型和未被观测的其他变量带来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借鉴Lokshin和Sajaia[20]研究中的内生转换模型（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并引入工具变量法（IV）来估计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对农产品收入和病虫害防治成本带来的影响，该方法的优点为：一方面不仅考虑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也可以通过引入逆米尔斯比率系数来矫正选择方程与结果方程的设定偏误或遗漏变量问题[21];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反事实分析，运用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避免模型中有效信息遗漏问题，既可以估计得到已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农户的节本增收效应（ATT），也可以估计未采纳该技术农户的节本增收效应（ATU）。首先运用Logit模型估计农户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决策方程，其次构建农户的病虫害防治成本与农产品收入函数，估计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成本收入变动。
式中，Ii为工具变量，本文将选取农技站开展的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培训为工具变量，农技站技术推广培训服务具有公益属性，能促进农户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却并不直接作用于农户的病虫害防治成本和农产品收入。运用反事实分析框架，利用农户所处的真实情景与反事实情境下的成本或收入差异来估算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对农户病虫害防治成本和农产品收入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8—9月期间，赴长江流域湖北、江西、浙江3省开展的水稻种植户入户调查。2018年11月份出台的《农业农村部关于支持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文件中强调，要大力支持长江经济带省（市）实施农药使用量负增长行动，建设一批病虫害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示范基地，引导农民安全科学用药。长江流域作为全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区域之一，对其绿色防控技术成本效益的研究将对整个华中地区的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应用提供一定的实际应用参考价值。课题组从湖北、江西和浙江的主要水稻种植区域中随机抽取襄阳南漳、黄冈武穴、荆门钟祥、宜春宜丰和绍兴共5个市（县），按照分层抽样的原则，再从各市抽取2～3个乡镇，并从每个乡镇再随机抽取4～6个村庄，各村庄再抽取10～20名水稻种植户，最终完成3省5市14个乡镇61个村庄共822份有效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均采取入户一对一访谈的形式完成，以家庭户主或主要农业生产决策成员作为访问对象，并由调查员统一提问和填制问卷，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对访谈全程录音并留存部分现场照片，以备后期的数据核查。问卷内容主要围绕农户的病虫害防治、农业生产成本收益展开。 2.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病虫害防治成本与农产品收入。调研问卷中直接以2018年样本农户单位面积水稻种植过程中的病虫害防治成本和农产品收入来表征。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参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意见》，将绿色病虫害防治技术划分为生态调控技术、生物防治技术、理化诱控技术和科学用药技术4种技术模式，但从课题组2019年7月份赴样本地区开展预调研结果来看，生态调控技术与科学用药技术的应用推广效果尚不明确，调研数据收集难度较大。因此，本文重点考察了生物防治技术、理化诱控技术在水稻主产地的推广应用展开数据获取与分析工作，其中生物防治技术具体指生物农药（苏云金杆菌、阿维菌素、井冈霉素和苦参碱等）的使用，理化诱控技术主要指灯光诱捕和粘虫板等物理防控手段。从样本农户的统计结果来看（见表1），湖北、江西和浙江省的绿色防控采纳率依次为50.97%、52.68%和64.36%，其中稻农的生态防控技术采纳率远高于物理防控技术。
（3）其他变量。考虑农户个体异质性带来的影响，模型中将纳入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等变量。其中农户个人特征选取受访者年龄、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生态环保认知和食品安全认知5个变量[22]，家庭特征选取收入水平、农业劳动力和种粮目的3个变量，生产经营特征选取生产规模、生产组织形式、施药器具、其他要素投入4个变量[23]。选取绿色防控技术培训经历为工具变量。此外，地区变量和品种变量加以控制，考虑到政府的技术试验示范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农户的生产成本效益但可能会影响农户采纳行为，因此也纳入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决策方程加以控制。模型中变量的定义与赋值详见表2。
3 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分析
3.1 联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绿色防控技术采纳与成本收入之间的关系，将稻农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决策函数、病虫害防治成本函数和农产品收入函数进行联立估计得到表3结果。通过联立方程组回归后的相关系数ρua值和ρun值来看，病虫害防治成本函数和农产品收入函数与稻农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决策函数存在相关关系，模型自选择问题确实存在。
稻农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模型中受教育程度变量通过1%显著性检验，正向促进稻农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风险偏好变量正向促进绿色防控技术采纳，也即风险爱好型稻农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概率更高，这与Gao等[1]学者研究结论一致，主要由于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存在一定的技术与市场风险。技术风险主要体现在绿色防控技术的杀虫效果时效性不佳，可能带来减产的风险。同时绿色农产品无法体现“优质优价”，也存在一定市场风险。食品安全认知变量通过1%显著性检验，正向促进稻农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同时种粮目的负向显著影响稻农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也即当稻农的食品安全认知程度提升或在生产自给口粮时，稻农选择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概率更高，这与黄炎忠和罗小锋[5]的研究结论一致。化学农药的使用主要带来农产品农药残留的问题，严重影响人类健康，而绿色防控技术则具有靶向目标明确与人畜无害的技术属相特征。此外，技术培训和技术试验示范变量依次通过1%和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正向促进稻农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技术培训与示范属于典型的技术推广活动，能很好地向农户传递技术信息。
稻农病虫害防治成本的影响因素。模型中受访者年龄通过1%显著性检验，影响方向为正，也即农户的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进行更多的病虫害防治投入，主要原因可能是老年农户的粗放式农业生产习惯所致。风险偏好通过5%显著性检验，负向影响病虫害防治成本投入，这与朱淀等[15]学者观点一致，风险规避型农户往往会选择施用更多剂量和品种的农药，以确保杀死病虫害来降低减产风险。农业劳动力负向显著影响稻农的病虫害防治成本，农药的施用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量较大，劳动力短缺导致农户往往通过超标使用农药使“药效更猛”，以减少农药使用次数来降低对劳动力的依赖[24]，这也带来了病虫害防治成本的上升。生产规模变量负向显著影响病虫害防治成本，这主要体现在规模经济效应。此外，成本投入变量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正向影响病虫害防治成本，也即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种子等要素投入越多，病虫害防治成本投入也就越高，农户试图在有限的田块，通过更多投入生产要素，以期达到最高的产量水平[25]。
稻农农产品收入的影响因素。模型中受教育程度和生产组织形式通过5%显著性检验，正向影响稻农的农产品收入。农户的农产品收入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有所提升，受教育带来的农户人力资本的提升，会影响农户的生产与市场信息获取能力，进而影响农产品收入的增加。生产组织形式仅促进采纳绿色防控技术样本稻农农产品收入增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模式和市场能力要优于普通小农户，能在市场销售价格与销售渠道上规避小农户普遍存在的劣势，特别是针对信息不对称市场环境下绿色农产品的销售更是如此[26]。此外，农业劳动力变量与成本投入变量依次通过1%和5%显著性检验，正向影响农产品收入，可见生产要素丰腴对于促进农产品收入增加具有积极的影响。
3.2 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分析
通过式（9）和（10），本文将进一步利用内生转换模型测算绿色防控技术对农户病虫害防治成本和农产品收入带来的具体影响，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对农户病虫害防治成本具有显著的负向处理效应，且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同时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对农户农产品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处理效应，且通过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ATT数值来看，已经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农户若不再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其成本将上升9.52%，由0.126万元/hm2上涨为0.138万元/hm2，且收入将下降2.84%，由2.010万元/hm2变为1.953万元/hm2;从ATU数值来看，对于尚未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农户，在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后成本也将下降1.52%，由0.132万元/hm2变为0.130万元/hm2，且收入将上涨1.35%，由1.782万元/hm2上涨到1.806万元/hm2。总的来看，绿色防控技術基本实现了样本农户的节本增收目标，但对于成本收益的改善幅度并不大，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后，样本农户能节约病虫害防治成本1.52%～9.52%，但仅能提升农产品收入1.35%～2.84%。 此外，考虑到不同绿色防控技术的属性差异，本文将进一步对绿色防控中生物防治技术与理化诱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依次展开探讨（见表4）：在节约病虫害防治成本方面，生物防治技术与理化诱控技术依次通过10%和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两者的作用方向相反。从ATT和ATU值来看，已采纳生物防治技术农户不再采纳后，病虫害防治成本将下降3.52%，未采纳生物防治技术农户在采纳后，成本将上升2.22%;已采纳理化诱控技术农户不再采纳后，病虫害防治成本将上升7.94%，未采纳理化诱控技术农户在采纳后，成本将下降8.45%。也即生物防治技术的采纳带来了病虫害防治成本的上升，而理化诱控技术则能实现节约成本效应，不同的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效应是存在差异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以往学者研究结论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徐红星等[18]、赵连阁和蔡书凯[9]以物理防控为例，证实绿色防控能实现节约生产成本，而郭利京和王颖[4]以生物农药为研究对象，得出绿色防控技术不能实现节本效用的结论，两者对“绿色防控技术”概念范畴界定的不一致导致观点的分歧。生物防治技术采纳后病虫害防治成本上升的主要可能原因是生物农药的获取原料、制作工艺和技术研发都较化学农药复杂，导致生物农药的市场成本要比普通化学农药高[19]。此外样本水稻种植户生物防治的主要手段是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混用的状态（农户样本占比达93.15%），且绝大部分农户虽然增施生物农药，但对化学农药的减量却很少。相较而言，水稻理化诱控技术中的灯光诱捕和粘虫板则大多属于轻简化技术，重复利用率高，购置成本也相对较低。
在增加农产品收入方面，生物防治技术与理化诱控技术依次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均正向影响稻农农产品收入。从ATT和ATU值来看，已采纳生物防治技术农户不再采纳后，农产品收入将下降1.99%，未采纳生物防治技术农户在采纳后，农产品收入将上升2.41%;已采纳理化诱控技术农户不再采纳后，农产品收入将下降14.27%，未采纳理化诱控技术农户在采纳后，农产品收入将上升21.54%。可知，生物防治技术与理化诱控技术均能实现农户增收效应，但理化诱控技术的增收效应要明显优于生物农药技术。
3.3 不同规模农户绿色防控技术节本增收效应差异分析
考虑到绿色防控技术可能对不同生产规模农户具有影响差异[27]，分别对0～1 hm2、1～2 hm2、2～3 hm2、3 hm2以上的样本农户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从处理效应ATT和ATU的显著性和数值来看，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增加，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越来越显著。对于3 hm2以上生产规模的稻农而言，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负向显著影响病虫害防治成本，正向影响农产品收入。已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规模户不再采纳该技术后，病虫害防治成本将上升9.38%，农产品收入将下降1.33%;未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规模户在采纳该技术后，病虫害防治成本将下降9.72%，农产品收入将上升1.00%。对于0～2 hm2的小农户而言，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则并不明显。该结论可以从蔡书凯[3]论证的生产规模与绿色防控技术采纳间的“U型”关系中得到相应启示，目前部分绿色防控技术的前期投入成本较大，小农户的规模不经济导致投入产出效益比低，且小农户不具备承担相应技术与市场风险的能力。
4绿色防控技术节本增收效应的路径检验
为了进一步解释绿色防控技术如何实现农户的节本增收。本文将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8]的逐步回归法，来验证绿色防控技术实现节本增收的路径。由理论分析部分可知，绿色防控技术节本效应的路径主要存在两条：减少农药施用剂量和减少农药施用次数，本文依次以问卷中收集的稻农生产过程中农药的单次施用量和农药施用次数的具体数值作为中介变量进行路径检验。同理，绿色防控技术增收效应的路径也有两条：增加稻谷产量和提升稻谷出售价格，本文依次以问卷中收集的水稻单产量和农户售卖稻谷的市场平均价格为中介变量进行路径检验。考虑到生物防治与理化诱控技术可能存在不同的节本增收路径，对2种绿色防控技术进行独立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对于生物防治技术而言，回归（1）～（3）的结果显示生物防治技术的采纳对于病虫害防治成本和施药剂量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作用，但对施药次数的作用并不显著，且在控制稻农采纳行为后，回归（4）的中介变量施药剂量对病虫害防治成本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可见，样本稻农采纳生物防治技术后通过增加施药剂量的路径增加了病虫害防治成本。同时回归（9）～（11）结果显示，生物防治技术的采纳对于农产品收入和稻谷产量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作用，但对稻谷价格的作用并不显著，且在控制稻农采纳行为后，回归（12）的中介变量稻谷产量对农产品收入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同理可知稻农采纳生物防治技术后通过增加稻谷产量的路径增加了农产品收入。结合调研实际情况来看，稻农使用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尚处于一种“过渡期”的混用状态。很遗憾生物农药相较化学农药而言，依然存在农药见效慢、产品数量少、性价比低、防治谱窄等技术弊端[5]，目前生物农药无法实现对化学农药的完全替代。所以在保障稻谷产量与稻谷质量安全的双重目标下，稻农只能选择适当地减少化学农药而普遍增加生物农药使用来进行病虫害防治。这种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的混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病虫害减产风险的同时，也造成水稻病虫害防治成本的上升。
对于理化诱控技术而言，回归（5）～（7）的结果显示理化诱控技术的采纳对于病虫害防治成本、施药剂量和施药次数均具有显著的负向直接作用，且在控制稻农采纳行为后，回归（8）的中介变量施药剂量与施药次数对病虫害防治成本的负向影响依然显著。可见，样本稻农采纳理化诱控技术后通过减少施药剂量和施药次数的路径降低了病虫害防治成本。同时回归（13）～（15）结果显示，理化诱控技术的采纳对于农产品收入和稻谷价格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作用，但对稻谷产量的作用并不显著，且在控制稻农采纳行为后，回归（16）的中介变量稻谷价格对农产品收入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可见稻农采纳理化诱控技术后通过提升稻谷价格的路径增加了农产品收入，这与赵秀梅等[13]学者通过自然实验得出的结论一致，物理防控技术能显著降低稻谷农药残留率，进而改善稻谷品质，提升稻谷的市场价格。在湖北省部分调研样本地区，随着“双水双绿”和“生态稻”绿色农业发展战略的实施，灯光诱捕和粘虫板技术已经得到大面积区域推广应用，当地政府甚至通过打造区域品牌的形式培育绿色稻谷销售市场，通过“优质优价”的市場原则，实现稻农增收目标。此外，轻简化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发展滞后，使得消费者和收购商大多通过“可见”的绿色防控方式，来判定稻谷是否减少了农药的使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理化诱控技术生产的稻谷价格。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长江流域湖北、江西、浙江3省的822份水稻种植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内生转换模型，探讨了生物防治和理化诱控两种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及其路径。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总体而言绿色防控技术基本实现了稻农的节本增收目标。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后，样本农户能节约病虫害防治成本1.52%～9.52%，但仅能提升农产品收入1.35%～2.84%。第二，不同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存在差异。生物防治技术的采纳带来了病虫害防治成本的上升，而理化诱控技术则能实现节约成本效应;生物防治技术与理化诱控技术均能实现农户增收效应，但理化诱控技术的增收效应要明显优于生物农药技术。第三，不同规模农户的绿色防控技术节本增收效应具有差异。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对规模户的成本节约作用强度要大于小农户;同时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仅能实现规模户的农产品增收效应，对于小农户收入的改善则并不明显。第四，稻农采纳生物防治技术后通过增加施药剂量的路径增加了病虫害防治成本，通过增加稻谷产量的路径增加了农产品收入。稻农采纳理化诱控技术后通过减少施药剂量和施药次数的路径降低了病虫害防治成本，通过提升稻谷价格的路径增加了农产品收入。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首先，加快推广与应用绿色防控技术的同时，要重点加强绿色农产品市场的建设。文中已经证实绿色防控技术能实现农户的节本增收，改善农户的私人收益目标，但该目标主要通过节约成本来实现，未来仍需加快绿色农产品市场建设，实现优质优价，进而带来更明显的增收效应。其次，在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的过程中，不同生产规模农户的市场地位具有异质性，要重点关注小农户绿色防控技术推广与应用工作，解决技术采纳前期资金投入与规模不经济难题。然后，要正确客观认识到绿色防控技术的属性特征，生物防控目前依然存在见效慢、产品数量少、性价比低、防治谱窄等技术弊端。既然生物农药无法完全替代化学农药，那么节本增收路径就要解决两者如何互补共存的问题，同时加强生物防治技术的创新与研发工作。最后，要因地制宜地推广和应用适用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克服绿色防控的技术弊端，降低生物农药的生产成本，开发轻简化农药残留质检技术，在降低病虫害防治成本的同时实现农产品收入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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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爱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