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分析即可发现，此时所谓“国学”，是指中国作为现代国家所需之学。而真正的“国学”不应是中学、旧学，应是现代中国人处理私、公生活之学
　　
　　武汉大学近日对外宣布，国学博士点将于2009年正式招生。其实，这不是第一个。人民大学国学院从2006年起就号称招收“国学”学生，包括博士，但是，学生毕业时，拿的却是历史、哲学等专业的学位。仅仅因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目录中还没有“国学”这一科目。
　　大学觉得自己有能力，却不能颁发相应学位，这样的情形，颇为吊诡。
　　这且不言。这则新闻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学”两个字。大学设立国学学位，是90年代初出现的“国学热”升级换代的标志。当然，这轮国学热已是现代中国第二次国学热了，两者似乎是有一定区别的。
　　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从逻辑上说，甚至是先有西学，然后才有国学之说。晚清以前，中国士人生活于自己构想的“天下”中，不知有“西学”，也就不会说“国学”。文明尽在中国，只有中国有学，何以分中、西？
　　待到19世纪末，因为甲午战败，士大夫产生了文化危机感，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与日本。作为保守主义者，张之洞敏锐地感受到西方学术的压力，作为一种反拨，他撰写《劝学篇》，告诫士人和政府，应以“旧学为体，西学为用”。梁启超后来将其改写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广为流传。
　　不过，推测起来，“旧学”“中学”与“国学”，还是大为不同的。前者强调的是知识的地域性、时间性，西学是西方的、先进的，中学是中土固有的，不那么时髦。“国学”一词凸显了“国族”(nation)意识——笔者觉得“国族”比“民族”更贴切。应当说，“国学”概念的出现，晚于中学、旧学，它是在国人、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具有十分清醒的文化国族意识之后才出现的。
　　这种意识的自觉当在现代学术体制建立之后。清末废科举，大学、研究所、学会之类的现代学术体制兴起。它们带来了现代学术，这种现代学术最初必然完全搬自西方。有识之士很快就意识到，自然科学因其客观性、物质性而与国族、传统无关，人文社会领域的学问却不可能与国族脱节，因为这些学问皆关乎生活于具体文化、传统、社会中的人。于是，在这个知识领域，“国”与“学”发生了特殊的关系。
　　看看先贤的议论。梁启超阐述学术独立之义，特别揭示一点：“凡一独立国家，其学问皆有独立之可能与必要。”陈寅恪曾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张君劢也曾经在抗战时期大声疾呼中国学术的“自主性”。
　　仔细分析即可发现，此处所谓“国学”，是指中国作为现代国家所需之学。套用林肯的名言，此国学是发生于中国、由中国人所为、为中国富强繁荣之学。他们把国学视为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现代中国本来就具有现代性，“国学”自然不能是自我封闭之学。现代中国的学人置身开放的知识世界中，吸收外来之学，不忘中国原有知识传统，面对中国问题，构造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学问系统。这样的“国学”并不只是一个理想，在三四十年代已大有成果。
　　以此为典范，再看今日的“国学”，其气量或失之狭隘。如武汉大学国学博士点的研究方向为传统的经、子、史、集。不论是仅以此为研究对象，还是仅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都过于封闭了。人称国学大师的陈寅恪，充分运用了西洋的研究方法及西洋的知识。钱穆的历史研究同样受了西洋方法的影响，其著书体例即是西洋的。
　　当然，国学学位的设立或许有一定价值，因为，过去大半个世纪，中国学界、乃至普通人，对传统中国的思想、学问视而不见。90年代以后，态度始有所改观，然终究有些启蒙余孽再三质疑。设立国学学位，培养一些学人仔细梳理、延续传统中国的学问，自然有其价值。
　　不过，这样的研究有一个危险，很容易把传统中国的学问视为已经没有生命力的死东西，把它们“博物馆化”“冷冻化”。其实，真正的“国学”不应是中学、旧学，而应是现代中国人处理私、公生活之学。它同时包容旧学、西学。事实上，恐怕只有借助西学，方能唤醒旧学的生命，使之融入现代中国的精神气氛与结构中。如张君劢先生所说，“以死后复活之新生命，增益其所本无；以死后复活之新生命，光辉其所固有”。今天，中国学者已不可能出西学而思考，中西兼用，若然，方有新国学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