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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我们该如何看待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未来还将面临哪些不确定因素和压力？美国货币政策暂停加息以及美联储缩表，对新兴市场有什么溢出效应？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缩小，取得基本平衡，这一信号表明了什么？《外商投资法》审议通过之后，中国对外开放将呈现怎样的趋势和特点？
针对诸多有现实意义的热点专业话题，《陆家嘴》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张宇燕教授。
《外商投资法》意义远远超出外商
《陆家嘴》：日前，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外商投资法》，你曾经提出《外商投资法》必要且及时，请问此次《外商投资法》与以往相关法规有哪些不同？
张宇燕：《外商投资法》是把以往的“外资三法”进行了整合、扩展和升级。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我们面临的整个国际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现在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逆风越来越强，WTO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同时我们中国要继续深化改革、加速扩大开放。大背景发生变化，原来那些涉及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在内容上自然而然也会随之进行调整。
新法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觉得它的基本思想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次进一步开放包括很多领域，例如金融服务业和取消许多制造业外资障碍。第二个方面是特别强调保护产权和尊重契约。产权保护和契约遵守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问题。对财产不能说征用就征用。征用的条件是什么，怎么补偿，怎么保护，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法律与商业契约加以规范。这一点特别重要。第三个方面是强调政府依法行政，也就是界定政府介入市场的范围与深度。为了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外商投资法》明确用负面清单规定政府的职能和边界。有了负面清单，政府该做和能做什么就很清楚。负面清单之外的资源和企业行为就可以完全由市场去配置后调节。《外商投资法》的最后一个亮点是特别强调我们要守住底线。在涉及我们国家根本利益方面，我们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想特别强调一点的是，《外商投资法》看起来是对外商，实际上其意义远远要超出外商。外商在中国投资，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但总体来说它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我们绝大部分财富创造者还是中国本土的企业。《外商投资法》里规定的所有事情，对中国本土企业同样适用，而且是一视同仁的。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很多政策，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谈到的很多改革开放政策，一旦以法律的形式得到落实，那就会对国内企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扩大对外开放，反过来又深化中国国内改革方面非常典型的例子。
《陆家嘴》：去年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个不容易被注意到，但却意义深远的变化，就是经常账户基本平衡，几乎转为逆差，这是自1993年以来未曾有过的。经常项目出现逆差，这一信号表明了什么？
张宇燕：是的，2018年备受关注的年度经常项目维持小额顺差，但顺差同比缩水70%至491亿美元，创历史新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降至0.39%，约0.4%，从1993年到现在，二十五六年的一个变化就是出现经常项目的逆差，在国际上我看到《经济学人》杂志发了几篇文章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高的时候， 2007年顺差占GDP比重在10%左右，现在一路降下来，去年降至约0.4%，很有可能出现逆差，但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逆差。
逆差本身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表明什么呢？对中国的整个金融开放可能是一个特别值得参考的指标。预计中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在1%以内，是百分之零点几，不会像美国那样占到GDP的5%，金融开放除了保险业、证券业，甚至包括人民币要国际化，债券和外国投资资本的流入，也要国际化，也是转型升级的要求，这种情况下，要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资本项目就要对外资不断地开放，特别是证券投资，还有汇率形成机制，也要越来越灵活，这样才能和外部保持平衡。对于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开放而言，这方面的变化要特别关注。
除此之外，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人类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致这一变局的根本变量之一，是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与美国和欧洲的差距正在跨越一个重要的关口。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去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GDP达到美国的2/3，同时也把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甩得比较远了。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经济全球化加速期内，美国等发达国家受益巨大，但在国际分工中获益更大，只能是世界霸主在一段时期内可以接受的现实。假定甲国与乙国相互开放并通过贸易而实现福利的改进。甲国初始年产出为100，乙国初始年产出为10，两国开放后各自获得的贸易受益分别为10和9。虽说甲国每次都比乙国多受益，但长此以往两个总产出之比将不断接近，从10：1变为10：9。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40年中国与美国GDP之比从7%迅速升至近70%，就是这一逻辑的现实写照。问题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已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尽管40年来美国人均名义GDP同期净增了5万多美元。
我说这个无非是想说明，中美关系在未来几年很可能非常艰难。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陆家嘴》：你如何看待我国2019年的进出口情况？是否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全球的贸易环境又会给我国进出口施加怎样的压力？
张宇燕：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出口增长速度状况不好，令很多人担心，經常账户可能出现逆差，但也不必紧张，追求顺差不是我们的目标，之前长期的顺差基于诸多原因，根本原因是储蓄率高，自己消费不了就只能出口。目前储蓄率在下降，这个过程本身就意味着对外越来越趋于平衡，以前我们是顺差，现在就在顺差和逆差之间找平衡点。
作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开放以后，出口占世界GDP的比重越来越高，我们的商品出口在2015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占到全球的大概14%～15%，那是最高的比例，这个比例这几年一直都在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比重下降是很自然的。除了储蓄率在降低，还有一点原因就是中国的制造业能力越来越强，很多东西没有必要进口，无论是设备还是终端产品，很多都可以自己生产。另外一方面，国内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对国内产品的接受度越来越大，日本也有类似的经历，这恰恰说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有很多东西自己可以生产，不用过度依赖于进口。美国的出口占比是相当稳定的，也是百分之十几，我们现在也相对稳定了，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没有必要特别紧张和一定要追求顺差。 与此同时，鼓励出口也很重要，像李克强总理报告里提出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欧自贸区协定談判，包括“一带一路”等，这些是政府层面可以做的，一旦做好了以后，对走出去和引进来，都会有积极影响。
全球经济下滑跟劳动生产率下降和老龄化密切相关
《陆家嘴》：你曾经提过，世界形势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变局，除了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之外，全球经济增长也面临下行压力。未来还将面临哪些不确定因素和压力？
张宇燕：关于全球经济的发展，眼下经济学家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全球经济增速在下滑。下行压力越来越大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是短期因素，比如说美国的财政政策，它在短期有激励作用。特朗普政府宣布减税，一减就减一万多亿美元，这对经济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减税政策要想持续地产生作用，就必须得持续地减。一次性减完了，它的效果肯定会递减，最后慢慢就消失了。汇率和股市的大幅度波动等往往对经济也会有显著的短期效果。
长期因素更具根本性。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是劳动生产率。我们看到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最近十年与历史其他时期相比是很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仅为百分之零点几。看上去所有的原创型的技术进步、技术发明、突破性的创新都发生在美国，但是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水平却很低。大家就琢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便是很多人讨论的所谓“生产率悖论”。当然，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放缓不仅是美国，这在中国和欧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经济增长本质或者说源泉还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下降，应该说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全球性的问题，也是长期问题。
同时，一些国家面临的长期问题还有人口问题。欧洲和日本面临很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中国也面临了老龄化问题，60岁以上的人口数有2.5亿。人口老龄化会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其一就是储蓄率的降低。中国原来的储蓄率很高，但现在的储蓄率和10年前相比降低了好几个百分点。过去这10年，由于老龄化，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亦随之变化。退休人员动用储蓄来养老，储蓄就少了，美国也一样。尽管它不断有移民流入，每年近100万，但是它的婴儿潮出生那一代有8000多万人，就是在二战后的1946年到60年代初，这十几年中出生了8000多万人，现在他们逐渐退休。人口老龄化还导致人们对社会政策、选举、政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像欧洲、美国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浪潮，深究下去，它们都和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族群结构变化有很大关系。
《陆家嘴》：美联储停止了加息，缩表政策也会在九月暂停，美国货币政策开始转向了吗？
张宇燕：当前美国货币政策是不是开始转向？2018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9%，尽管比特朗普期待的3.5%低一些，但对这么大一个规模的经济体而言，这个速度应该算是不错了。美联储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刚刚出来，可能为2.2%，一下就降了0.7个百分点。而且，美国能不能守住这个增速也还是个问号，目前各种迹象表明美国的经济增速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可能还会下滑。这就是美国货币政策在九次升息后停下来的原因。美联储已决策维持2.25%至2.5%的联邦基金利率不变，而且比较明确地说今年就不加息了，缩表政策也会在九月暂停。原来每年加息两到三次，现在不加了，为什么？因为美国整个经济状况不如预期的那么好。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还不能够完全说美国就转向了，而是说原来的非常明确的回归利率中性政策这一目标有可能会调整或延迟。美联储一度设定的中性利率水平是3%以上，这个目标的实现步伐已经停下来了。将来是继续朝这个目标走，还是干脆又降息和扩表，还需要看。将升息和缩表的步伐停下来，至少从逻辑上看，对于稳定全球的资本流动和债务循环，是一个利好消息。
针对诸多有现实意义的热点专业话题，《陆家嘴》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张宇燕教授。
《外商投资法》意义远远超出外商
《陆家嘴》：日前，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外商投资法》，你曾经提出《外商投资法》必要且及时，请问此次《外商投资法》与以往相关法规有哪些不同？
张宇燕：《外商投资法》是把以往的“外资三法”进行了整合、扩展和升级。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我们面临的整个国际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现在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逆风越来越强，WTO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同时我们中国要继续深化改革、加速扩大开放。大背景发生变化，原来那些涉及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在内容上自然而然也会随之进行调整。
新法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觉得它的基本思想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次进一步开放包括很多领域，例如金融服务业和取消许多制造业外资障碍。第二个方面是特别强调保护产权和尊重契约。产权保护和契约遵守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问题。对财产不能说征用就征用。征用的条件是什么，怎么补偿，怎么保护，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法律与商业契约加以规范。这一点特别重要。第三个方面是强调政府依法行政，也就是界定政府介入市场的范围与深度。为了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外商投资法》明确用负面清单规定政府的职能和边界。有了负面清单，政府该做和能做什么就很清楚。负面清单之外的资源和企业行为就可以完全由市场去配置后调节。《外商投资法》的最后一个亮点是特别强调我们要守住底线。在涉及我们国家根本利益方面，我们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想特别强调一点的是，《外商投资法》看起来是对外商，实际上其意义远远要超出外商。外商在中国投资，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但总体来说它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我们绝大部分财富创造者还是中国本土的企业。《外商投资法》里规定的所有事情，对中国本土企业同样适用，而且是一视同仁的。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很多政策，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谈到的很多改革开放政策，一旦以法律的形式得到落实，那就会对国内企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扩大对外开放，反过来又深化中国国内改革方面非常典型的例子。
《陆家嘴》：去年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个不容易被注意到，但却意义深远的变化，就是经常账户基本平衡，几乎转为逆差，这是自1993年以来未曾有过的。经常项目出现逆差，这一信号表明了什么？
张宇燕：是的，2018年备受关注的年度经常项目维持小额顺差，但顺差同比缩水70%至491亿美元，创历史新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降至0.39%，约0.4%，从1993年到现在，二十五六年的一个变化就是出现经常项目的逆差，在国际上我看到《经济学人》杂志发了几篇文章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高的时候， 2007年顺差占GDP比重在10%左右，现在一路降下来，去年降至约0.4%，很有可能出现逆差，但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逆差。
逆差本身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表明什么呢？对中国的整个金融开放可能是一个特别值得参考的指标。预计中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在1%以内，是百分之零点几，不会像美国那样占到GDP的5%，金融开放除了保险业、证券业，甚至包括人民币要国际化，债券和外国投资资本的流入，也要国际化，也是转型升级的要求，这种情况下，要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资本项目就要对外资不断地开放，特别是证券投资，还有汇率形成机制，也要越来越灵活，这样才能和外部保持平衡。对于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开放而言，这方面的变化要特别关注。
除此之外，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人类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致这一变局的根本变量之一，是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与美国和欧洲的差距正在跨越一个重要的关口。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去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GDP达到美国的2/3，同时也把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甩得比较远了。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经济全球化加速期内，美国等发达国家受益巨大，但在国际分工中获益更大，只能是世界霸主在一段时期内可以接受的现实。假定甲国与乙国相互开放并通过贸易而实现福利的改进。甲国初始年产出为100，乙国初始年产出为10，两国开放后各自获得的贸易受益分别为10和9。虽说甲国每次都比乙国多受益，但长此以往两个总产出之比将不断接近，从10：1变为10：9。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40年中国与美国GDP之比从7%迅速升至近70%，就是这一逻辑的现实写照。问题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已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尽管40年来美国人均名义GDP同期净增了5万多美元。
我说这个无非是想说明，中美关系在未来几年很可能非常艰难。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陆家嘴》：你如何看待我国2019年的进出口情况？是否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全球的贸易环境又会给我国进出口施加怎样的压力？
张宇燕：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出口增长速度状况不好，令很多人担心，經常账户可能出现逆差，但也不必紧张，追求顺差不是我们的目标，之前长期的顺差基于诸多原因，根本原因是储蓄率高，自己消费不了就只能出口。目前储蓄率在下降，这个过程本身就意味着对外越来越趋于平衡，以前我们是顺差，现在就在顺差和逆差之间找平衡点。
作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开放以后，出口占世界GDP的比重越来越高，我们的商品出口在2015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占到全球的大概14%～15%，那是最高的比例，这个比例这几年一直都在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比重下降是很自然的。除了储蓄率在降低，还有一点原因就是中国的制造业能力越来越强，很多东西没有必要进口，无论是设备还是终端产品，很多都可以自己生产。另外一方面，国内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对国内产品的接受度越来越大，日本也有类似的经历，这恰恰说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有很多东西自己可以生产，不用过度依赖于进口。美国的出口占比是相当稳定的，也是百分之十几，我们现在也相对稳定了，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没有必要特别紧张和一定要追求顺差。 与此同时，鼓励出口也很重要，像李克强总理报告里提出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欧自贸区协定談判，包括“一带一路”等，这些是政府层面可以做的，一旦做好了以后，对走出去和引进来，都会有积极影响。
全球经济下滑跟劳动生产率下降和老龄化密切相关
《陆家嘴》：你曾经提过，世界形势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变局，除了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之外，全球经济增长也面临下行压力。未来还将面临哪些不确定因素和压力？
张宇燕：关于全球经济的发展，眼下经济学家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全球经济增速在下滑。下行压力越来越大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是短期因素，比如说美国的财政政策，它在短期有激励作用。特朗普政府宣布减税，一减就减一万多亿美元，这对经济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减税政策要想持续地产生作用，就必须得持续地减。一次性减完了，它的效果肯定会递减，最后慢慢就消失了。汇率和股市的大幅度波动等往往对经济也会有显著的短期效果。
长期因素更具根本性。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是劳动生产率。我们看到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最近十年与历史其他时期相比是很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仅为百分之零点几。看上去所有的原创型的技术进步、技术发明、突破性的创新都发生在美国，但是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水平却很低。大家就琢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便是很多人讨论的所谓“生产率悖论”。当然，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放缓不仅是美国，这在中国和欧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经济增长本质或者说源泉还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下降，应该说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全球性的问题，也是长期问题。
同时，一些国家面临的长期问题还有人口问题。欧洲和日本面临很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中国也面临了老龄化问题，60岁以上的人口数有2.5亿。人口老龄化会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其一就是储蓄率的降低。中国原来的储蓄率很高，但现在的储蓄率和10年前相比降低了好几个百分点。过去这10年，由于老龄化，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亦随之变化。退休人员动用储蓄来养老，储蓄就少了，美国也一样。尽管它不断有移民流入，每年近100万，但是它的婴儿潮出生那一代有8000多万人，就是在二战后的1946年到60年代初，这十几年中出生了8000多万人，现在他们逐渐退休。人口老龄化还导致人们对社会政策、选举、政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像欧洲、美国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浪潮，深究下去，它们都和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族群结构变化有很大关系。
《陆家嘴》：美联储停止了加息，缩表政策也会在九月暂停，美国货币政策开始转向了吗？
张宇燕：当前美国货币政策是不是开始转向？2018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9%，尽管比特朗普期待的3.5%低一些，但对这么大一个规模的经济体而言，这个速度应该算是不错了。美联储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刚刚出来，可能为2.2%，一下就降了0.7个百分点。而且，美国能不能守住这个增速也还是个问号，目前各种迹象表明美国的经济增速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可能还会下滑。这就是美国货币政策在九次升息后停下来的原因。美联储已决策维持2.25%至2.5%的联邦基金利率不变，而且比较明确地说今年就不加息了，缩表政策也会在九月暂停。原来每年加息两到三次，现在不加了，为什么？因为美国整个经济状况不如预期的那么好。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还不能够完全说美国就转向了，而是说原来的非常明确的回归利率中性政策这一目标有可能会调整或延迟。美联储一度设定的中性利率水平是3%以上，这个目标的实现步伐已经停下来了。将来是继续朝这个目标走，还是干脆又降息和扩表，还需要看。将升息和缩表的步伐停下来，至少从逻辑上看，对于稳定全球的资本流动和债务循环，是一个利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