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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吉川幸次郎以人生观为主题，揭示了中国文学由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再回复到乐观主义，最后到悲观的止扬等四个阶段的变化。
【关键词】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人生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吉川幸次郎对于中国文学中表现出来的人生观，大体上可以分为先秦时期的乐观主义、汉魏六朝时期的悲观主义、唐代的乐观主义的回复及宋代的悲观的止扬四个部分。
一、先秦时期：乐观主义
吉川幸次郎认为先秦文学中主要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人类善意的信赖。例如，在《诗经》当中，比起对幸福的感叹，对忧愁感情的歌咏更多，吉川幸次郎认为这是因为对于人类善意的信赖。正因为对人类善意的信赖，因此表现出来了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可以获得完全的幸福的人生观。例如，在《周南·桃夭》中是对即将结婚的女性的祝福，是最能表达善意的一首诗。
另一方面表现为期待善意的回复。《邶风·柏舟》中，全篇都是对忧愁、悲愤的描写。但是在《邶风·绿衣》当中“我思古人，实获我心”的叙述，虽然身处困苦的环境当中，但更表现出了相信只要通过努力就一定可以变得幸福的人生观。同时，《楚辞》当中也表现出屈原的诗中表面虽然表现出激烈的悲哀与愤怒，但他根本的人生观是相信人本来就是幸福的。换句话说，就是因为屈原相信人类本来就是幸福的，因为这种信仰被辜负所以产生了悲愤。
二、汉魏六朝时代：悲观主义
吉川幸次郎认为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都表现出一种悲观主义。这种悲观的人生观，主要表现为命运的无常、生命的无常、幸福的丧失三个方面。
（一）命运的无常
吉川幸次郎认为人类是被不可知的命运之绳所支配的人物的心声。也就是说，不管人类是幸福还是不幸福，都是由超越人类存在的天所支配的。然而，天的支配是恣意的，但产生的结果是绝对的。特别是在项羽的《垓下歌》和汉高祖的《大风歌》中都表现出了对命运无常的悲哀之情，前者可以说是成功的偶然，后者可以说是失败的必然。
首先在项羽的《垓下歌》中，吉川幸次郎认为“时不利”是指“意味着对自己不利的时间的到来”，并且是意识到时间的推移对一部分人是有利的，对另一部分人是不利的为前提。由此，利与不利的要素在时间的推移中不断交替，进一步认识到主宰人类命运的是天。
其次，在汉高祖的《大风歌》中，吉川幸次郎认为“大风起”和“云飞扬”都是由于天的恣意所产生的。“大风起”比喻由于天的恣意，社会更加趋于混乱与动荡。“云飞扬”是祝福自己或是自己的集团就像利用大风而飞扬的云。第二句中的“加”字，吉川幸次郎指出具有被力量或是重量压迫，伴随着强制性的不安定的压迫之感，这句表面上是歌咏以威武压制海内的英雄得意，内在也表现出诗人由于武力压制，并不能永远持续的维持的不安感。
由此，《大风歌》的第一句“大风起兮云归扬”是指诗人顺应时局的变化而成功，可以理解为由于天的恣意所得到的偶然的成功。正因为这是由于天的恣意的支配所得到的成功，当然也有随时失败的可能，所以诗人对是否能够维持现在的成功而感到强烈的不安。或者可以说，诗人认识到了人在命运面前的微小。
（二）生命的无常
吉川幸次郎认为人有很多的限定，是一个微小的不安定的存在。特别是感受到人的一生都是不断向死衰退的过程，感叹人寿有限的悲哀也是这个时期文学的特色之一。在《古诗十九首》中，将人生与“金石”等永恒不变的自然物做对比的例子很多，例如：“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都表达了人有生死之限的悲伤之情。
（三）幸福丧失的必然
在这个时期，一方面感叹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幸福向不幸转变，另一方面，特别是在阮籍的诗歌当中又进一步认为幸福的丧失是人生的必然。
《明月皎月光》：“昔我同門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诗的前四句揭示了随着季节的推移景物的变化，而后又感叹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旧友的关系变化。或者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幸福向不幸的转换如同自然规律一样，是必然的存在。《冉冉孤竹生》：“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这首诗中描写的则是对未来时间上幸福丧失的恐惧。
三、唐代：乐观主义的回复
吉川幸次郎指出：“唐诗一方面继续歌咏悲观绝望的人生，但另一方面也在思考如何向乐观积极的人生转换，而这种苦恼产生了唐诗的高潮”。而首先清算对人的渺小的过度敏感的大诗人是李白和杜甫。
在李白的《将进酒》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诗人用奔流不复回的黄河水和青丝变白发来比喻时光易逝、不再重来的悲哀。而这种表现手法在六朝时期也经常使用，但与之不同的是在下一句当中表现出了积极乐观的性格。“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尽管现在的才能无法发挥，但诗人对自己有强烈的的自信。“与而同销万古愁”，这种忧愁是自古就存在，或者说诗人意识到人生本来就是充满忧愁的，但诗人并不沉溺于忧伤、悲哀之中，而是超越了这种忧愁，展现了积极乐观的精神。
吉川幸次郎指出，虽然杜甫的诗歌充满着当中悲伤与幽愤，但根本的思想是相信人生本来就是充满幸福的乐观。例如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诗人从狂风卷起屋上茅草的焦灼忧虑，接着写面对稚童抱走茅草的无奈，由此写遭受夜雨的痛苦，但诗人最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由个人的艰苦处境联想到其他人是否有相同的遭遇。由此，杜甫不仅是追求个人的幸福，更是表现出比起个人追求社会全体的幸福更为重要。 四、宋代：悲观的止扬
吉川幸次郎认为摆脱歌咏悲哀的主题是宋诗最重要的性质。而宋初欧阳修和梅尧臣虽然都有这个倾向，但也并非自觉，只是把保持平静心境的这种消极态度作为创作方法。而只有苏轼，才是完全的自觉的积极的，通过多个视角去看待人生由此止扬悲哀。对于悲哀的止扬主要分为离和忧喜的循环、悲哀的必然、人生漫长、随遇而安四个方面。
（一）离和忧喜的循环
《迁居临皋亭》中“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饥贫相乘除”这是一种循环的哲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现在遭受饥饿和贫困也总会消除。也代表着人不会永远的幸福或是不幸，都是在不断循环往复地变化。因此，既不必为不幸而忧虑，也不必为幸福而高兴，保持淡然的心态最重要。
（二）悲哀的必然
吉川幸次郎指出，苏轼独创性的态度是执着地认为“悲哀是人生的不可避的要素，是必然的部分”。如《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别离随处有，悲恼缘爱结”，这首诗中悲哀的原因正是离别，这是在将来不断会发生的事情，人生随处都会离别，也是指在人生当中悲哀是普遍存在的。
（三）人生漫长
在苏轼的巨视哲学中，另一个重要的看法是将人生看做是漫长持续的时间的过程。吉川幸次郎认为，把人生看做是循环的哲学以及悲哀是人生的必然的认识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特别是“吾生如寄耳”一句中，吉川幸次郎认为虽然表面是指人生如同借来之物，是不安定的，但也只是表面的意思，只有在人生漫长的角度上才会感叹：“吾生如寄耳，宁为独此别。别离随处有，悲恼缘爱结”。由此，《和王晋卿》“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福祸”，表现出的福祸循环的哲学也是站在人生漫长的角度上。
（四）随遇而安
苏轼的诗中没有将人生看做是匆忙的、颓废的过程。相反表现出的是随着人生际遇的变化而不断的抵抗的积极态度。《次前韵寄子由》：“百年不易满，岁岁弯强弓”，在漫长的人生当中，虽然如拉开一张强弓一般充满着艰辛不易，但也要一点一点不断地努力。这很明显地表达出了同命运抵抗的哲学。
综上所述，吉川幸次郎从人生观的角度将中国文学主要分為大的四个时期：一是先秦文学的乐观主义，表现在一方面认为人本来就是幸福的；另一方面，面对不幸相信一定可以回复幸福；二是汉魏六朝时期的悲观主义，主要从命运的无常、生命的无常、幸福的丧失三个方面来论述；三是唐代的乐观主义的回复，主要通过代表诗人李白的《将进酒》中表达的对个人生活的追求和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表现出的理想社会的构建为理想的乐观态度表现出来；四是宋代悲哀的止扬，宋诗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巨视的态度。而苏轼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他多角度地展现出了悲哀的止扬，主要是从离合忧喜的循环、悲哀的必然、人生的漫长、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四个方面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入门.讲谈社，2012.
[2]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筑摩书房、昭和，43.
[3]《吉川幸次郎全集》6、吉川幸次郎.筑摩书房、昭和，43.
[4]（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5.
【关键词】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人生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吉川幸次郎对于中国文学中表现出来的人生观，大体上可以分为先秦时期的乐观主义、汉魏六朝时期的悲观主义、唐代的乐观主义的回复及宋代的悲观的止扬四个部分。
一、先秦时期：乐观主义
吉川幸次郎认为先秦文学中主要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人类善意的信赖。例如，在《诗经》当中，比起对幸福的感叹，对忧愁感情的歌咏更多，吉川幸次郎认为这是因为对于人类善意的信赖。正因为对人类善意的信赖，因此表现出来了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可以获得完全的幸福的人生观。例如，在《周南·桃夭》中是对即将结婚的女性的祝福，是最能表达善意的一首诗。
另一方面表现为期待善意的回复。《邶风·柏舟》中，全篇都是对忧愁、悲愤的描写。但是在《邶风·绿衣》当中“我思古人，实获我心”的叙述，虽然身处困苦的环境当中，但更表现出了相信只要通过努力就一定可以变得幸福的人生观。同时，《楚辞》当中也表现出屈原的诗中表面虽然表现出激烈的悲哀与愤怒，但他根本的人生观是相信人本来就是幸福的。换句话说，就是因为屈原相信人类本来就是幸福的，因为这种信仰被辜负所以产生了悲愤。
二、汉魏六朝时代：悲观主义
吉川幸次郎认为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都表现出一种悲观主义。这种悲观的人生观，主要表现为命运的无常、生命的无常、幸福的丧失三个方面。
（一）命运的无常
吉川幸次郎认为人类是被不可知的命运之绳所支配的人物的心声。也就是说，不管人类是幸福还是不幸福，都是由超越人类存在的天所支配的。然而，天的支配是恣意的，但产生的结果是绝对的。特别是在项羽的《垓下歌》和汉高祖的《大风歌》中都表现出了对命运无常的悲哀之情，前者可以说是成功的偶然，后者可以说是失败的必然。
首先在项羽的《垓下歌》中，吉川幸次郎认为“时不利”是指“意味着对自己不利的时间的到来”，并且是意识到时间的推移对一部分人是有利的，对另一部分人是不利的为前提。由此，利与不利的要素在时间的推移中不断交替，进一步认识到主宰人类命运的是天。
其次，在汉高祖的《大风歌》中，吉川幸次郎认为“大风起”和“云飞扬”都是由于天的恣意所产生的。“大风起”比喻由于天的恣意，社会更加趋于混乱与动荡。“云飞扬”是祝福自己或是自己的集团就像利用大风而飞扬的云。第二句中的“加”字，吉川幸次郎指出具有被力量或是重量压迫，伴随着强制性的不安定的压迫之感，这句表面上是歌咏以威武压制海内的英雄得意，内在也表现出诗人由于武力压制，并不能永远持续的维持的不安感。
由此，《大风歌》的第一句“大风起兮云归扬”是指诗人顺应时局的变化而成功，可以理解为由于天的恣意所得到的偶然的成功。正因为这是由于天的恣意的支配所得到的成功，当然也有随时失败的可能，所以诗人对是否能够维持现在的成功而感到强烈的不安。或者可以说，诗人认识到了人在命运面前的微小。
（二）生命的无常
吉川幸次郎认为人有很多的限定，是一个微小的不安定的存在。特别是感受到人的一生都是不断向死衰退的过程，感叹人寿有限的悲哀也是这个时期文学的特色之一。在《古诗十九首》中，将人生与“金石”等永恒不变的自然物做对比的例子很多，例如：“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都表达了人有生死之限的悲伤之情。
（三）幸福丧失的必然
在这个时期，一方面感叹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幸福向不幸转变，另一方面，特别是在阮籍的诗歌当中又进一步认为幸福的丧失是人生的必然。
《明月皎月光》：“昔我同門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诗的前四句揭示了随着季节的推移景物的变化，而后又感叹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旧友的关系变化。或者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幸福向不幸的转换如同自然规律一样，是必然的存在。《冉冉孤竹生》：“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这首诗中描写的则是对未来时间上幸福丧失的恐惧。
三、唐代：乐观主义的回复
吉川幸次郎指出：“唐诗一方面继续歌咏悲观绝望的人生，但另一方面也在思考如何向乐观积极的人生转换，而这种苦恼产生了唐诗的高潮”。而首先清算对人的渺小的过度敏感的大诗人是李白和杜甫。
在李白的《将进酒》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诗人用奔流不复回的黄河水和青丝变白发来比喻时光易逝、不再重来的悲哀。而这种表现手法在六朝时期也经常使用，但与之不同的是在下一句当中表现出了积极乐观的性格。“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尽管现在的才能无法发挥，但诗人对自己有强烈的的自信。“与而同销万古愁”，这种忧愁是自古就存在，或者说诗人意识到人生本来就是充满忧愁的，但诗人并不沉溺于忧伤、悲哀之中，而是超越了这种忧愁，展现了积极乐观的精神。
吉川幸次郎指出，虽然杜甫的诗歌充满着当中悲伤与幽愤，但根本的思想是相信人生本来就是充满幸福的乐观。例如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诗人从狂风卷起屋上茅草的焦灼忧虑，接着写面对稚童抱走茅草的无奈，由此写遭受夜雨的痛苦，但诗人最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由个人的艰苦处境联想到其他人是否有相同的遭遇。由此，杜甫不仅是追求个人的幸福，更是表现出比起个人追求社会全体的幸福更为重要。 四、宋代：悲观的止扬
吉川幸次郎认为摆脱歌咏悲哀的主题是宋诗最重要的性质。而宋初欧阳修和梅尧臣虽然都有这个倾向，但也并非自觉，只是把保持平静心境的这种消极态度作为创作方法。而只有苏轼，才是完全的自觉的积极的，通过多个视角去看待人生由此止扬悲哀。对于悲哀的止扬主要分为离和忧喜的循环、悲哀的必然、人生漫长、随遇而安四个方面。
（一）离和忧喜的循环
《迁居临皋亭》中“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饥贫相乘除”这是一种循环的哲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现在遭受饥饿和贫困也总会消除。也代表着人不会永远的幸福或是不幸，都是在不断循环往复地变化。因此，既不必为不幸而忧虑，也不必为幸福而高兴，保持淡然的心态最重要。
（二）悲哀的必然
吉川幸次郎指出，苏轼独创性的态度是执着地认为“悲哀是人生的不可避的要素，是必然的部分”。如《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别离随处有，悲恼缘爱结”，这首诗中悲哀的原因正是离别，这是在将来不断会发生的事情，人生随处都会离别，也是指在人生当中悲哀是普遍存在的。
（三）人生漫长
在苏轼的巨视哲学中，另一个重要的看法是将人生看做是漫长持续的时间的过程。吉川幸次郎认为，把人生看做是循环的哲学以及悲哀是人生的必然的认识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特别是“吾生如寄耳”一句中，吉川幸次郎认为虽然表面是指人生如同借来之物，是不安定的，但也只是表面的意思，只有在人生漫长的角度上才会感叹：“吾生如寄耳，宁为独此别。别离随处有，悲恼缘爱结”。由此，《和王晋卿》“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福祸”，表现出的福祸循环的哲学也是站在人生漫长的角度上。
（四）随遇而安
苏轼的诗中没有将人生看做是匆忙的、颓废的过程。相反表现出的是随着人生际遇的变化而不断的抵抗的积极态度。《次前韵寄子由》：“百年不易满，岁岁弯强弓”，在漫长的人生当中，虽然如拉开一张强弓一般充满着艰辛不易，但也要一点一点不断地努力。这很明显地表达出了同命运抵抗的哲学。
综上所述，吉川幸次郎从人生观的角度将中国文学主要分為大的四个时期：一是先秦文学的乐观主义，表现在一方面认为人本来就是幸福的；另一方面，面对不幸相信一定可以回复幸福；二是汉魏六朝时期的悲观主义，主要从命运的无常、生命的无常、幸福的丧失三个方面来论述；三是唐代的乐观主义的回复，主要通过代表诗人李白的《将进酒》中表达的对个人生活的追求和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表现出的理想社会的构建为理想的乐观态度表现出来；四是宋代悲哀的止扬，宋诗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巨视的态度。而苏轼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他多角度地展现出了悲哀的止扬，主要是从离合忧喜的循环、悲哀的必然、人生的漫长、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四个方面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入门.讲谈社，2012.
[2]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筑摩书房、昭和，43.
[3]《吉川幸次郎全集》6、吉川幸次郎.筑摩书房、昭和，43.
[4]（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