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先生去世了,他的一生算是划上了句号。怎样理解舒芜?在他生前是一个问题,在他死后依然是一个问题。
　　怎样理解舒芜?其实有一个困境。如果理解和宽恕舒芜,我们如何面对胡风事件中的所有受害者,如果不原谅舒芜,把胡风事件的原始推动力归结到舒芜这里,对中国当代历史似乎又缺少“了解之同情”。
　　我们现在理解舒芜,其实主要是在精神层面。舒芜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强烈的“五四情结”,追求个人自由和科学民主是那一代人的基本气质,也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个精神世界。我在那篇短文中曾说:“如果这个时期恰有一种以反抗专制为特色的学说盛行,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人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就是说具有那种思考倾向的青年,特别容易为某种思潮中表层的反专制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种思潮本身所具有的无可摆脱的专制倾向,这不是舒芜本人的过错,而是那一个时代青年人的普遍特点。”
　　我曾把这篇短文寄给舒芜先生,他表示认同。舒芜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还提到他早年的一篇杂文《“学术良心”》中的一段话,他说:“今天的‘学者’群中,一片都是崩溃倾颓的丑态:‘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于是,或上万言书,或上‘美新’之歌颂,或奔走于权门,或钻营于狗洞;或见‘某某’‘某公’而屈节卑躬,或闻‘礼贤下士’而勃然心动;或以成就之类为桥梁而过河拆桥,或视‘遗稿’之类如财产而谋财害命:凡此岂皆其天性之所使然?亦自有感于那些‘学术’在现实中之无用,而失去了自信而已。”
　　可见舒芜早年对中国知识界的评价,他在精神世界里,还正在成长,“反抗”是青年在成长时期的主要特征,单纯的“反抗”是青年的优秀品质,但短处是不能看到事物的复杂性,或者说在同一件事情上,只被“反抗”所吸引。
　　舒芜信中所提到的这些事实来源,还属他的早年记忆,在事实来源的准确程度上并不完全准确,在判断上也多受制于当时的主要宣传,而青年舒芜的这个历史记忆伴随了他一生。1949年后,舒芜还不到30岁,他的精神世界里本来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存有陈见,而且从年龄判断,还没有完全度过“反抗”期。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处在“反抗”期的舒芜并不能接受,他说:“关键还是在于,中国三十年代以至四十年代,先天不足的自由主义为何站不稳,吸不住人。我早就读过《胡适文存》,读过梁实秋的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但是眼看着胡适为侯门上宾,安富尊荣,而马克思主义者处于被禁、被囚、被杀的地位,谁能不坚信后者处于道义上的优势地位呢?这种道义上的优势,在一个民穷财尽的社会中,生死存亡的国运中,有极大的吸引力。布尔什维克是在‘茫茫的西伯利亚,俄罗斯受难者的坟’的光圈背景上,吸引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吸引力,是雨花台、龙华、白公馆、渣滓洞所折射出来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好背景,当时我们即使倾服胡适,可是一想到‘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的背景,也只有委而去之了。”
　　胡风事件发生时,舒芜37岁,已开始进入中国文化和学术界的主流学者行列中。作为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自觉意识到早年思想中的“反抗”精神何以会在极短时间内转化成另外一种投向权贵的选择?这种精神深处的矛盾,舒芜自己没有解决,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