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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两年后，香港被英国占去，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母体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存在姓“资”与姓“社”的意识形态差异，香港与内地的分道扬镳显得更加坚决和迅速。
此后近30年的时间里，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以深圳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内地民众此起彼伏大规模的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源头之一。
50年代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这只是建国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
新中国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活积极性。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
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在广东宝安县，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一度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
当年，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60年代风潮不止
1962年，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般逃往香港。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边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后来回忆道。
除了人数众多外，有些逃港者还有组织、有指挥，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扬言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也有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
此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责成广东省委，迅速制止群体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更是有增无减。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6年“文革”结束，大陆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逃港”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
较之以前，“文革”刚刚结束的“逃港”风波，人员更广泛、势头更迅猛，甚至引发局部的社会恐慌。“文革”中，“逃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困难群众、知识青年和“阶级异己分子”。“文革”后，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支队伍。
在广州，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党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邓小平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邓小平强调，“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场新的“逃港”潮再次席卷而来。
1979年春节前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
这一年的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当时正值水稻插秧，在地里的农民-一听说“边境开放”的谣言，脚都没洗，走出稻面，回家拖儿带女就往香港方向跑。为了堵截偷渡者冲关，港英当局差不多动用了香港警力的整个家底，还出动了7架直升飞机，2艘军舰，军警40010人，24小时不问断地进行海陆空立体巡逻。
迅猛的外逃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行业：“拉尸行”。鼎盛时，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尸体，可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如尸体已经腐烂，甚为难闻，掩埋困难，就加至20元。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村民10天的收入。
说起“5·6”事件，一位深圳老人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再次惊动了中央，一以至后来动用了军队。
物极必反。屡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
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件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到2006年，被捕的内地非法偷渡客已经大幅降低到3173人。
此后近30年的时间里，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以深圳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内地民众此起彼伏大规模的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源头之一。
50年代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这只是建国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
新中国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活积极性。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
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在广东宝安县，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一度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
当年，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60年代风潮不止
1962年，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般逃往香港。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边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后来回忆道。
除了人数众多外，有些逃港者还有组织、有指挥，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扬言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也有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
此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责成广东省委，迅速制止群体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更是有增无减。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6年“文革”结束，大陆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逃港”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
较之以前，“文革”刚刚结束的“逃港”风波，人员更广泛、势头更迅猛，甚至引发局部的社会恐慌。“文革”中，“逃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困难群众、知识青年和“阶级异己分子”。“文革”后，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支队伍。
在广州，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党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邓小平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邓小平强调，“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场新的“逃港”潮再次席卷而来。
1979年春节前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
这一年的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当时正值水稻插秧，在地里的农民-一听说“边境开放”的谣言，脚都没洗，走出稻面，回家拖儿带女就往香港方向跑。为了堵截偷渡者冲关，港英当局差不多动用了香港警力的整个家底，还出动了7架直升飞机，2艘军舰，军警40010人，24小时不问断地进行海陆空立体巡逻。
迅猛的外逃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行业：“拉尸行”。鼎盛时，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尸体，可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如尸体已经腐烂，甚为难闻，掩埋困难，就加至20元。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村民10天的收入。
说起“5·6”事件，一位深圳老人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再次惊动了中央，一以至后来动用了军队。
物极必反。屡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
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件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到2006年，被捕的内地非法偷渡客已经大幅降低到317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