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23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他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语出惊人：“我正在采取重要的第一步，指示进行一项综合而紧张的努力，制定一个长期的研究和发展计划，以达到我们消除战略导弹威胁的最终目标。”
　　是年10月，一项计划正式提交美国国会，这就是所谓的“战略防御计划”（简称SDI）。后来，这一主要是在外空进行核大战的设想，又被人们借用科幻电影《星球大战》之名，而赋予其俗称“星球大战计划”。
　　在美国，SDI遭到了许多人，尤其是科学家中自由派人士的反对，原因之一是：它会使苏联当局感到，自己的核威慑能力还不够强大，因而有可能抢在这一系统进入使用之前发动攻击。这样一来，核交锋的可能性不仅没有降低，反倒是增大了。果然，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给美国科学家写信警告说：“美国不要迈出这致命的一步，否则将会导致核战争的升级和更加疯狂的军备竞赛。”
　　其实，在“冷战”时期，有相当一些科学界人士也为美国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和SDI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如匈牙利裔美籍物理学家、有“氢弹之父”之称的爱德华·特勒，坚决反对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观点。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一贯主张和平的英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1945年至1949年间，提出了激进的、耸人听闻的主张：与其坐等苏联最后也制造出了核武器而使人类社会在一场核大战中毁于一旦，不如先发制人，以一场较小代价的战争（不排除对苏联进行核打击）保证文明的延续。
　　在20世纪初优生学发展的早期阶段，西方许多生物学家出于偏见，曾经使之走上歧途——德国一些学者提出了种族卫生学，认为只有北欧人才是人类中优秀的种族，要防止他们的血统被“劣等民族”污染。这些观点后来与纳粹的反犹主义结合，成为纳粹实施种族主义和人种灭绝政策、进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之理论依据。德国《遗传病后代防治法》的颁布，以及发明毒气室这种屠杀方式，纳粹雇佣的专家们都“功”不可没。
　　文献资料显示，在纳粹当政时期，许多学者的观点出现在广泛印行的支持希特勒及其正在演进的独裁制度的宣言中，有份宣言同时有多达68位教授的签名。由于德国有尊敬教授的传统，这些宣言对公众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在另外一个迥然不同的国度，亦出现了类似现象。从1973年8月开始，苏联全国报刊一齐攻击持不同政见的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和著名科学家萨哈罗夫，一些杰出的作家、作曲家和院士也加入到迫害者的行列。他们并非全然被蒙蔽，也并非是在拷打和威逼下说谎。人们相信他们，因而也相信谎言。他们的表现令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深感震惊，于是她写了一篇揭露真相的文章，指出铺天盖地的谎言蒙蔽了人民的眼睛，使他们丧失了辨别事物的能力。然而，这篇文章未能在作者自己的国家发表。报纸上充斥的，是集体农庄庄员和各行业的工人对那两个异议者的抗议信，尽管他们谁也没读过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也不了解萨哈罗夫主张销毁核武器的真正意义。
　　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认为，知识分子群体对于社会产生着普遍的影响，他们的活动能够对国家和文明形成极为重要的后果，事实上也已经形成了许多这样的后果。但是，知识分子那种需要顾及自己的言论与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或者说需要让他们接受社会实践验证的道德责任，却常常被忽略。
　　乔治·奥威尔曾经说过：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会有某个知识分子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那些理念。索维尔就此感叹：“在这方面，20世纪知识分子的记录尤其令人震惊。在20世纪，几乎没有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缺乏知识分子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