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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是什么?确切地说，现代意义上的海军并不是一个军种，它是上至外空下至深海的国家战略性武装力量向海洋的延伸。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写了一本名为《国家的海上威力》的书，仅从名称上就可看出他已将海军当作推进于海上的国家战略力量，而不仅仅是三大军种之一。所以我们对中国海军大发展的要求，不能理解为单纯是海军的事，其实它是中国国家战略力量向海洋推进的大事业。
近代历史表明，率先获得制海权的国家，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历史的主动权。比如英国与西班牙、荷兰的海上较量，美国与英国、西班牙的海上较量，胜利的一方也就成了主导历史方向的国家力量。
历史之痛
中国在近代军事技术革命中已经失去了两次机会，并由此两次遭到近乎灭顶之灾。
第一次由于没有海权，差点让西方国家把我们给肢解了。幸好1914年欧洲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自顾不暇，中国因此有幸脱险。更重要的是，这次机会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洋人走后迅速发展起来。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当时日本大体上已建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环境。假设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很可能对日本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实行妥协，由此带来的后果必然是中国东部被肢解成几个围绕日本的卫星“国”。日本当时执政的近卫文磨政府打算对华战争在汪精卫伪政权建立后停下来，但日本军方不听。1941年10月东条英机组阁，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由此日本败局铸定，而中国又绝处逢生。
我们中国人应该从这两次灾难中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呢?有人简单地将近代中国失败归结为“经济不发达”，这显然没说服力。即使到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之首，高于整个欧洲的总和，而1700-1820年间的经济增长也高于日本和欧洲。182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700-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后的二十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1913～1933年中国经济更是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从1931年起，中国东北三省遭到日本的吞并，1933年日本军队又直逼平津并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到太平洋战争前夕，整个中国东部地区已沦陷日本之手。而此间中国在制海权和制空权上无力反制日本入侵，则是中国抗战初期失利的关键原因。而日本在太平洋被美国打败也首先是从失去制海和制空权开始的。
东海和南海的轻重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南海问题成了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很多人认为，中国必须在南海问题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还有人甚至认为，解决南海问题，是中国实现海权的当务之急。笔者以为，捍卫国家主权当然不能动摇，但中国海权拓展应该在有计划、有重点、有阶段的轨道上进行。如果我们将全部海上问题进一步解析，就会发现其中的关键环节并不在南海，而在东海。确切地说，就是台湾问题及其北侧的钓鱼岛问题。如果我们被南海一叶障目，将刚刚起步因而尚不适应于远程着力的海上力量集中用于南海，那么我们很容易犯下战略错误。
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面临的问题涉及的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主要对手，这就是日本和美国，而后者更是世界头号海权强国。日本的战略目标是打通经中国台湾南进南海的战略通道。在这一目标下，台湾便是日本尽管非法但却是至今不愿放弃的核心利益。如果说台湾位于日本地缘战略的核心利益线上，那么，台湾之于美国则只能说是具有战略利益而无核心利益。美国的战略核心利益线在太平洋海区，就是从夏威夷到关岛、菲律宾，再到马六甲一线。在西太平洋海区，美国要保的关键目标是马六甲海峡，是不容他人染指的美国核心利益。至于东北亚，成熟的美国政治家——比如20世纪前半叶的两位罗斯福总统——则不会对其倾注太多的资源。
了解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关键利益线的分布，我们就会知道，在台湾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中国如果将海洋战略的重点转向南海，必然要在东海台湾问题存在的同时又在南方增加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这是目前日本右翼及“台独”分子最乐观其成的形势，与当年蒋介石对日本迅速冲刺南海也是乐观其成的道理一样。当时的日本就是在与中国全面冲突的同时又将美国置于直接对手的位置，其结果必然是全面失败。
在南海岛礁与东海台湾之间，后者是解决问题的主要矛盾。有人看到国家资源流失，心中十分焦急，但海权问题，贵在谋势。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就会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
也就是说，台湾问题是打开中国在整个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关键环节。台湾问题的关键是钓鱼岛问题，而钓鱼岛问题又是日本问题。所以抓住钓鱼岛这个最“薄弱”的环节，中国台湾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半i解决了台湾问题，中国面临的整个海上问题也就基本迎刃而解。
相反，南海问题既不是打开中国西太海权困局的“薄弱”环节，甚至也不是关键环节。如果我们一旦南向受困，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将会更加强硬。而南海“战果”守卫所需资源，会因其战线长和对手强大而长期透支。在非关键对手和关键利益的地带做如此大、甚至是长期的投入，为兵家大忌。相反，如果中国以东海的台湾、钓鱼岛问题为切入点，这里离中国本土近，资源支持的可持续性强，可持续释放大板块国家优势，因而胜算也较大。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历来不出远手，并因此也从未失手。这个经验对我们认识和解决现阶段中国面临的纷繁复杂的海上安全问题，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今天中国东西长、南北扁形状的版图就是近代工业化的陆权和海权国家，主要是英国、美国和俄国等大国对农业大国中国从南北两方向挤压，并和中国抵抗力量最终磨合得来的，因而是双方都很难冲破的力学结构。其特点是中国力量在东西两向比较充分，而在南北两向则会受到较大的挤压性限制。比如在西藏、新疆，东北、乃至台湾地区，中国都有较强的控制力。中国近现代史中，这一区域发生的分离主义活动，不管有多大的规模，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而在南北两向，中国领土则在海陆大国的挤压下出现了一些破碎缓冲地带。今天的台湾，恰恰就在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力学结构有力作用的范围之内，而南沙海区在这个力学结构之外。在这一地区，中国面临的压力要大于我们的抗力。中国今天的海洋力量刚刚起步，在南海应当大力发展积极防御和约束性攻势的海上力量。与此相反，在上述中国力量可以作用的东海区域，中国应当采取相应的攻势性姿态。目标就是 尽早实现国家统一。
东部沿海一带是我们的工业重心，统一后的台湾是保护我们东南沿海经济“软腹”的屏障。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海军，而且是一支战斗力可覆盖东经1200～1250海域的海军力量。必须清醒地看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中国海军问题。中国海军的力量如果不能扩展到台湾以东海区，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绝对不是所谓“和平解决”)是不可想像的。没有硬的一手，即使在我们手边的东西也是拿不回来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为了和平统一台湾，我们必须把台湾抱在我们海军的怀里。我们对“台独”分子的威慑力越强大，他跟我们谈的主动性也就越大。
南沙群岛则是我们寻求中太平洋国际资源的最起码的滩头堡。没有南沙群岛，我们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中国海运安全就没有了起码的保障力。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就会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
认识航母
航母不应被理解为一支战舰，而应被理解为一个最具机动性质的国家海上作战大平台。它以比陆地运输更快的速度，根据战争需要，将集海陆空一体的作战力量及时推进到作战海区。
航母是一个集海陆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于一身并在全球范围内最具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本质上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作战力量的标志。其次，航母是与经济发展概念相联系的因而具有攻势性的军事工具，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攻势社会运动。没有航母，或没有与航母同等效力的海上机动作战平台，我们在国际上任何重大涉我事件中，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力；就不能对影响我国海外安全的行为，在其初始阶段实行制止：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的海外利益就不会有实质性的保障，从而中国国内经济就会因资源进口和利润回流中断而发生危机，并由此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
有人会说，目前航母已经落后，即将为新的海上战略技术——比如海上移动浮岛技术——所代替。这话有相当的道理，但目前只有航母技术是经过战争检验的，因而是成熟的技术。与那些没有经过战争检验而只是经过理论论证的新技术比较而言，中国做出航母的选择是比较稳妥和慎重的。因为在目前中国航母出世并不主要是为了海上作战，而是由此可以拉起研发国家海上技术的链条，并由此推进中国的整体海上力量的发展。这是问题的关键。
未来50年内，中国海权的发展目标不应当是美国式的无限海权，即海军力量可覆盖世界任何地方的海权，而是与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中等发达国家”相对应的有限海权，其覆盖范围主要限于中国台湾及南沙群岛等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海域。没有海权，我们就不能享有与其它世界大国平等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有保障的权利。但是中国的海权并非霸权。霸权是什么呢?霸权是一种垄断权力而非权利，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恶霸行为。中国人不想放火，只想为自己点一盏“海权之灯”。可这对霸权来说就不行，灯只能由它来点。中国必须为自己争取本属于中国的平等使用海上交通资源的权利。
陈绍宽之梦
其实中国对航母的认识并不晚。1916年12月，北洋政府海军部派遣两名年轻军官陈绍宽和郑礼庆前往欧洲，考察英国、法国、意大利海军。1917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后，陈绍宽还奉命直接参加英国的潜艇部队。
当时，英国完成了“竞技神”号的改装以后，又将“恩加丹”号、“女皇”号、“坎帕尼亚”号、“勇敢”号、“光辉”号、“暴怒”号等大型舰艇改装成水上飞机母舰。到一战结束时，英国共改建了15艘水上飞机母舰。
陈绍宽将这些看在眼里，下决心要让中国拥有航母。1920年陈绍宽回国，正值军阀混战，造航母根本无从谈起。
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蒋介石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时任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兼海军署署长的陈绍宽立刻给国民政府呈文，首次提出花2000万元建造一艘航母。他的提议被1929年1月的全国编遣会议否决，不过蒋介石却向陈绍宽许诺建造3艘航母。因此在担任海军部长后，陈绍宽的所有海军建设规划，都将航母的建造作为海军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连停泊航母的海军基地也想好了，在胶州湾、象山和大鹏湾。
然而，蒋介石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发展投入少、见效快的空军上。加上派系斗争，所以直到抗战爆发前，“航空母舰”也仅仅是挂在人们口头上的一个新鲜名词而已。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动用航母上的飞机实施的空中肆虐，让陈绍宽进一步看到了航空母舰的作用。1943年11月，他再次提出了海军建设的规划。在这次规划中，他提出要建造几个航母群，并设想将中国沿海划分为4个海军区：第一区从辽宁安东到山东半岛成山头；第二区从成山头到长江口；第三区从长江口到广东汕头；第四区从汕头到中越交界。每个区成立一支海防舰队，拥有5艘航母，全国沿海共需20艘航母，每艘航母造价为18亿元。显然，就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来看，要实现上述规划根本不可能。
1945年8月，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陈绍宽说服军政部部长陈诚，结合现有海军舰艇情况，一起制定了《海军分防计划》，对几年前的规划作了修订，将拥有航母的数量从20艘减为12艘，30年完成，第一个十年计划先造1万吨和8000吨航母各一艘，总造价超过1亿美元。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大规模的内战由此全面爆发。国民党海军被卷入内战中，陈绍宽的强海军梦随之破灭，航母梦也自然烟消云散。中国人第一次拥有航母的努力就这样结束了。
不一样的“瓦良格”
澳大利亚“墨尔本”号原系英国海军“尊贵”号，舷号R77，属于英国在二战中应急设计的“巨人”级护航航空母舰。1969年6月3日和美国海军“弗兰克·E·伊文思”(DD-754)驱逐舰相撞。1982年“墨尔本”号退役。1985年“墨尔本”号航母被拆除了所有设备，如蒸汽弹射器、导航雷达等，仅剩下壳体，作为废船，以1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中国联合拆船公司。
连自身动力也没有的“墨尔本”号，唯一可以借鉴的是它的斜向跑道甲板以及现代航母的构造。十年后，“墨尔本”号航母在广州被中国的拆船厂拆卸。
“明斯克”号 1995年，财政最紧张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作出惊人之举——将该舰队吨位最大的两艘航空母舰“明斯克”号与“新罗西斯克”号当废铁卖给韩国大宇重工集团。尽管俄军方在交付之初便将武器和电子系统拆除或者炸毁，但遗留的技术思路仍让韩美双方惊喜异常。在俄罗斯的一再催促下，“新罗西斯克”号在韩国人的焊枪下变成废铁；但韩国却试图让“明斯克”号起死回生，提前实现自己的“航母梦”。天有不测风云，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风暴，“明斯克”号也顿时变成累赘。听说中国有家公司想购买，韩国便马上同意以530万美元的价格脱手。1998年春，德隆国际战略投资公司购买到“明斯克”号。
“明斯克”号是苏联“基辅”级中型航母的第二艘，排水量40500吨，采用4台汽轮机，航速32节，续航力达到4000-13500海里，舰员超过2000人。舰上携带12架雅克－38垂直起降战斗机和19架卡－27反潜直升机。1978年服役并于1979年被调到太平洋舰队。当时“明斯克”号相当风光，使苏联结束了在远东没有大型主力舰的历史。尤其是“明斯克”号的母港设在海参崴，离日本只有200多海里，在冷战的80年代，日本对“明斯克”号如芒在背。
1998年9月“明斯克”号来到广东东莞沙田港，1999年8月拖至广州文冲船厂，进行封闭式大规模修整与改造。2000年5月9日，“明斯克”号驶向深圳大鹏湾，成为一个大型军事主题公园。
“基辅”号 “基辅”号航母是苏联海军北方舰队的旗舰，1970年1月建造，1975年12月服役，舰长273.1米，宽52.8米，标准排水量36000吨，满载排水量40500吨，吃水10米，航速32节，搭载飞机33架。苏联解体后，该舰于1994年在俄海军退役。
2000年8月，中国天马拆船公司在美国、印度等九个买家中竞买成功，以840万美元的价格购进。2000年5月21日，“基辅”号从俄罗斯维加耶夫军港拖往中国。2001年5月21日，“基辅”号抵达秦皇岛山海关船厂。2003年9月14日上午10时，船体改装完成的“基辅”号从山海关船厂8号码头起航，由拖船拖至天津国际游乐港。
不一样的“瓦良格” “瓦良格”号是目前俄海军唯一在役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后续舰，是冷战时期苏联赶超美国的关键海军装备项目，号称是其30年研制心血的结晶。能够搭载20～40架舰载机，尤其是改装自苏－27的苏－33重型舰载机，作战半径超过1500千米。“瓦良格”号自身也携带大量攻击性武器，比如射程超过550千米的SS-N-19“花岗岩”超音速反舰导弹等。
近代历史表明，率先获得制海权的国家，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历史的主动权。比如英国与西班牙、荷兰的海上较量，美国与英国、西班牙的海上较量，胜利的一方也就成了主导历史方向的国家力量。
历史之痛
中国在近代军事技术革命中已经失去了两次机会，并由此两次遭到近乎灭顶之灾。
第一次由于没有海权，差点让西方国家把我们给肢解了。幸好1914年欧洲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自顾不暇，中国因此有幸脱险。更重要的是，这次机会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洋人走后迅速发展起来。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当时日本大体上已建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环境。假设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很可能对日本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实行妥协，由此带来的后果必然是中国东部被肢解成几个围绕日本的卫星“国”。日本当时执政的近卫文磨政府打算对华战争在汪精卫伪政权建立后停下来，但日本军方不听。1941年10月东条英机组阁，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由此日本败局铸定，而中国又绝处逢生。
我们中国人应该从这两次灾难中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呢?有人简单地将近代中国失败归结为“经济不发达”，这显然没说服力。即使到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之首，高于整个欧洲的总和，而1700-1820年间的经济增长也高于日本和欧洲。182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700-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后的二十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1913～1933年中国经济更是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从1931年起，中国东北三省遭到日本的吞并，1933年日本军队又直逼平津并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到太平洋战争前夕，整个中国东部地区已沦陷日本之手。而此间中国在制海权和制空权上无力反制日本入侵，则是中国抗战初期失利的关键原因。而日本在太平洋被美国打败也首先是从失去制海和制空权开始的。
东海和南海的轻重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南海问题成了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很多人认为，中国必须在南海问题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还有人甚至认为，解决南海问题，是中国实现海权的当务之急。笔者以为，捍卫国家主权当然不能动摇，但中国海权拓展应该在有计划、有重点、有阶段的轨道上进行。如果我们将全部海上问题进一步解析，就会发现其中的关键环节并不在南海，而在东海。确切地说，就是台湾问题及其北侧的钓鱼岛问题。如果我们被南海一叶障目，将刚刚起步因而尚不适应于远程着力的海上力量集中用于南海，那么我们很容易犯下战略错误。
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面临的问题涉及的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主要对手，这就是日本和美国，而后者更是世界头号海权强国。日本的战略目标是打通经中国台湾南进南海的战略通道。在这一目标下，台湾便是日本尽管非法但却是至今不愿放弃的核心利益。如果说台湾位于日本地缘战略的核心利益线上，那么，台湾之于美国则只能说是具有战略利益而无核心利益。美国的战略核心利益线在太平洋海区，就是从夏威夷到关岛、菲律宾，再到马六甲一线。在西太平洋海区，美国要保的关键目标是马六甲海峡，是不容他人染指的美国核心利益。至于东北亚，成熟的美国政治家——比如20世纪前半叶的两位罗斯福总统——则不会对其倾注太多的资源。
了解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关键利益线的分布，我们就会知道，在台湾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中国如果将海洋战略的重点转向南海，必然要在东海台湾问题存在的同时又在南方增加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这是目前日本右翼及“台独”分子最乐观其成的形势，与当年蒋介石对日本迅速冲刺南海也是乐观其成的道理一样。当时的日本就是在与中国全面冲突的同时又将美国置于直接对手的位置，其结果必然是全面失败。
在南海岛礁与东海台湾之间，后者是解决问题的主要矛盾。有人看到国家资源流失，心中十分焦急，但海权问题，贵在谋势。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就会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
也就是说，台湾问题是打开中国在整个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关键环节。台湾问题的关键是钓鱼岛问题，而钓鱼岛问题又是日本问题。所以抓住钓鱼岛这个最“薄弱”的环节，中国台湾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半i解决了台湾问题，中国面临的整个海上问题也就基本迎刃而解。
相反，南海问题既不是打开中国西太海权困局的“薄弱”环节，甚至也不是关键环节。如果我们一旦南向受困，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将会更加强硬。而南海“战果”守卫所需资源，会因其战线长和对手强大而长期透支。在非关键对手和关键利益的地带做如此大、甚至是长期的投入，为兵家大忌。相反，如果中国以东海的台湾、钓鱼岛问题为切入点，这里离中国本土近，资源支持的可持续性强，可持续释放大板块国家优势，因而胜算也较大。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历来不出远手，并因此也从未失手。这个经验对我们认识和解决现阶段中国面临的纷繁复杂的海上安全问题，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今天中国东西长、南北扁形状的版图就是近代工业化的陆权和海权国家，主要是英国、美国和俄国等大国对农业大国中国从南北两方向挤压，并和中国抵抗力量最终磨合得来的，因而是双方都很难冲破的力学结构。其特点是中国力量在东西两向比较充分，而在南北两向则会受到较大的挤压性限制。比如在西藏、新疆，东北、乃至台湾地区，中国都有较强的控制力。中国近现代史中，这一区域发生的分离主义活动，不管有多大的规模，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而在南北两向，中国领土则在海陆大国的挤压下出现了一些破碎缓冲地带。今天的台湾，恰恰就在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力学结构有力作用的范围之内，而南沙海区在这个力学结构之外。在这一地区，中国面临的压力要大于我们的抗力。中国今天的海洋力量刚刚起步，在南海应当大力发展积极防御和约束性攻势的海上力量。与此相反，在上述中国力量可以作用的东海区域，中国应当采取相应的攻势性姿态。目标就是 尽早实现国家统一。
东部沿海一带是我们的工业重心，统一后的台湾是保护我们东南沿海经济“软腹”的屏障。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海军，而且是一支战斗力可覆盖东经1200～1250海域的海军力量。必须清醒地看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中国海军问题。中国海军的力量如果不能扩展到台湾以东海区，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绝对不是所谓“和平解决”)是不可想像的。没有硬的一手，即使在我们手边的东西也是拿不回来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为了和平统一台湾，我们必须把台湾抱在我们海军的怀里。我们对“台独”分子的威慑力越强大，他跟我们谈的主动性也就越大。
南沙群岛则是我们寻求中太平洋国际资源的最起码的滩头堡。没有南沙群岛，我们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中国海运安全就没有了起码的保障力。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就会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
认识航母
航母不应被理解为一支战舰，而应被理解为一个最具机动性质的国家海上作战大平台。它以比陆地运输更快的速度，根据战争需要，将集海陆空一体的作战力量及时推进到作战海区。
航母是一个集海陆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于一身并在全球范围内最具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本质上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作战力量的标志。其次，航母是与经济发展概念相联系的因而具有攻势性的军事工具，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攻势社会运动。没有航母，或没有与航母同等效力的海上机动作战平台，我们在国际上任何重大涉我事件中，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力；就不能对影响我国海外安全的行为，在其初始阶段实行制止：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的海外利益就不会有实质性的保障，从而中国国内经济就会因资源进口和利润回流中断而发生危机，并由此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
有人会说，目前航母已经落后，即将为新的海上战略技术——比如海上移动浮岛技术——所代替。这话有相当的道理，但目前只有航母技术是经过战争检验的，因而是成熟的技术。与那些没有经过战争检验而只是经过理论论证的新技术比较而言，中国做出航母的选择是比较稳妥和慎重的。因为在目前中国航母出世并不主要是为了海上作战，而是由此可以拉起研发国家海上技术的链条，并由此推进中国的整体海上力量的发展。这是问题的关键。
未来50年内，中国海权的发展目标不应当是美国式的无限海权，即海军力量可覆盖世界任何地方的海权，而是与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中等发达国家”相对应的有限海权，其覆盖范围主要限于中国台湾及南沙群岛等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海域。没有海权，我们就不能享有与其它世界大国平等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有保障的权利。但是中国的海权并非霸权。霸权是什么呢?霸权是一种垄断权力而非权利，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恶霸行为。中国人不想放火，只想为自己点一盏“海权之灯”。可这对霸权来说就不行，灯只能由它来点。中国必须为自己争取本属于中国的平等使用海上交通资源的权利。
陈绍宽之梦
其实中国对航母的认识并不晚。1916年12月，北洋政府海军部派遣两名年轻军官陈绍宽和郑礼庆前往欧洲，考察英国、法国、意大利海军。1917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后，陈绍宽还奉命直接参加英国的潜艇部队。
当时，英国完成了“竞技神”号的改装以后，又将“恩加丹”号、“女皇”号、“坎帕尼亚”号、“勇敢”号、“光辉”号、“暴怒”号等大型舰艇改装成水上飞机母舰。到一战结束时，英国共改建了15艘水上飞机母舰。
陈绍宽将这些看在眼里，下决心要让中国拥有航母。1920年陈绍宽回国，正值军阀混战，造航母根本无从谈起。
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蒋介石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时任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兼海军署署长的陈绍宽立刻给国民政府呈文，首次提出花2000万元建造一艘航母。他的提议被1929年1月的全国编遣会议否决，不过蒋介石却向陈绍宽许诺建造3艘航母。因此在担任海军部长后，陈绍宽的所有海军建设规划，都将航母的建造作为海军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连停泊航母的海军基地也想好了，在胶州湾、象山和大鹏湾。
然而，蒋介石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发展投入少、见效快的空军上。加上派系斗争，所以直到抗战爆发前，“航空母舰”也仅仅是挂在人们口头上的一个新鲜名词而已。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动用航母上的飞机实施的空中肆虐，让陈绍宽进一步看到了航空母舰的作用。1943年11月，他再次提出了海军建设的规划。在这次规划中，他提出要建造几个航母群，并设想将中国沿海划分为4个海军区：第一区从辽宁安东到山东半岛成山头；第二区从成山头到长江口；第三区从长江口到广东汕头；第四区从汕头到中越交界。每个区成立一支海防舰队，拥有5艘航母，全国沿海共需20艘航母，每艘航母造价为18亿元。显然，就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来看，要实现上述规划根本不可能。
1945年8月，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陈绍宽说服军政部部长陈诚，结合现有海军舰艇情况，一起制定了《海军分防计划》，对几年前的规划作了修订，将拥有航母的数量从20艘减为12艘，30年完成，第一个十年计划先造1万吨和8000吨航母各一艘，总造价超过1亿美元。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大规模的内战由此全面爆发。国民党海军被卷入内战中，陈绍宽的强海军梦随之破灭，航母梦也自然烟消云散。中国人第一次拥有航母的努力就这样结束了。
不一样的“瓦良格”
澳大利亚“墨尔本”号原系英国海军“尊贵”号，舷号R77，属于英国在二战中应急设计的“巨人”级护航航空母舰。1969年6月3日和美国海军“弗兰克·E·伊文思”(DD-754)驱逐舰相撞。1982年“墨尔本”号退役。1985年“墨尔本”号航母被拆除了所有设备，如蒸汽弹射器、导航雷达等，仅剩下壳体，作为废船，以1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中国联合拆船公司。
连自身动力也没有的“墨尔本”号，唯一可以借鉴的是它的斜向跑道甲板以及现代航母的构造。十年后，“墨尔本”号航母在广州被中国的拆船厂拆卸。
“明斯克”号 1995年，财政最紧张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作出惊人之举——将该舰队吨位最大的两艘航空母舰“明斯克”号与“新罗西斯克”号当废铁卖给韩国大宇重工集团。尽管俄军方在交付之初便将武器和电子系统拆除或者炸毁，但遗留的技术思路仍让韩美双方惊喜异常。在俄罗斯的一再催促下，“新罗西斯克”号在韩国人的焊枪下变成废铁；但韩国却试图让“明斯克”号起死回生，提前实现自己的“航母梦”。天有不测风云，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风暴，“明斯克”号也顿时变成累赘。听说中国有家公司想购买，韩国便马上同意以530万美元的价格脱手。1998年春，德隆国际战略投资公司购买到“明斯克”号。
“明斯克”号是苏联“基辅”级中型航母的第二艘，排水量40500吨，采用4台汽轮机，航速32节，续航力达到4000-13500海里，舰员超过2000人。舰上携带12架雅克－38垂直起降战斗机和19架卡－27反潜直升机。1978年服役并于1979年被调到太平洋舰队。当时“明斯克”号相当风光，使苏联结束了在远东没有大型主力舰的历史。尤其是“明斯克”号的母港设在海参崴，离日本只有200多海里，在冷战的80年代，日本对“明斯克”号如芒在背。
1998年9月“明斯克”号来到广东东莞沙田港，1999年8月拖至广州文冲船厂，进行封闭式大规模修整与改造。2000年5月9日，“明斯克”号驶向深圳大鹏湾，成为一个大型军事主题公园。
“基辅”号 “基辅”号航母是苏联海军北方舰队的旗舰，1970年1月建造，1975年12月服役，舰长273.1米，宽52.8米，标准排水量36000吨，满载排水量40500吨，吃水10米，航速32节，搭载飞机33架。苏联解体后，该舰于1994年在俄海军退役。
2000年8月，中国天马拆船公司在美国、印度等九个买家中竞买成功，以840万美元的价格购进。2000年5月21日，“基辅”号从俄罗斯维加耶夫军港拖往中国。2001年5月21日，“基辅”号抵达秦皇岛山海关船厂。2003年9月14日上午10时，船体改装完成的“基辅”号从山海关船厂8号码头起航，由拖船拖至天津国际游乐港。
不一样的“瓦良格” “瓦良格”号是目前俄海军唯一在役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后续舰，是冷战时期苏联赶超美国的关键海军装备项目，号称是其30年研制心血的结晶。能够搭载20～40架舰载机，尤其是改装自苏－27的苏－33重型舰载机，作战半径超过1500千米。“瓦良格”号自身也携带大量攻击性武器，比如射程超过550千米的SS-N-19“花岗岩”超音速反舰导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