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望和堂号，是中华姓氏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区分同一姓氏不同分支和识别亲疏的主要依据，也是寻根问祖追源溯流的基本线索。在传统使用中，往往在姓氏前面冠以郡望，在姓氏之后标明堂号，使人一看便知道该姓氏的起源发祥、支派繁衍的基本脉络。因而郡望、堂号是研究姓氏文化，查证家世渊源必备的重要工具。
　　堂号：出之有典代代相传
　　旧时，中国各姓的祠堂正门上方往往挂有一块牌匾，写着“xx堂”字样，这就是中国人的堂号。简言之，堂号就是祠堂的名称、称号。它不仅仅用在祠堂，还多用于族谱、店铺、书斋及厅堂、礼簿等处；有的人家还在生活器具上，如在斗、口袋、钱袋、灯笼等上面书以堂号，以标明其姓氏及族别。堂号的命名大多都有自己的典故，它们或为了族人缅怀先祖，或是为激励斗志。
　　王姓的堂号为“三槐堂”，或称“槐荫启秀”，这出自《宋史·王旦传》。北宋初年，尚书兵部侍郎王祜写文章、做官都很出众。他相信王家后代必出公相，于是在院内种下三棵槐树，作为标志。王祜植三槐，是借用三槐喻三公。《周礼·秋官·朝士》中有“面三槐，三公位焉”的记载。所谓三公，是当时朝廷中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周代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后来，王祜的儿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当时人称“三槐王氏”。文学家苏轼，同王旦之孙王巩是朋友，曾应王巩的请求写了一篇《三槐堂铭》。此文被编入《古文观止》一书，被广为流传。
　　谢氏族人的堂号为“东山”“宝树”。“宝树堂”的典故出自东晋。当时谢安与其堂侄谢玄在淝水之战中以寡敌众，大破前秦苻坚的大军，扭转了东晋的危险局势。谢玄曾说：“芝兰玉树，生于庭阶。”玉树即宝树，意思是说谢家的子弟人才很多。于是，后世文人常用“宝树”作典故，以喻子弟贤俊。王勃的《滕王阁序》就有“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的句子。
　　张姓的堂号“百忍堂”出自“张公艺九世同居，书忍字百余”的故事。有言道“百忍成金”，其间包含着累世同居的典故。中国古代推崇累世同居，几代同堂、长幼有序的大家庭，历来被视为值得褒显的风尚。《旧唐书·孝友传·张公艺》中说，张公艺因其九代同堂，几次得到皇上旌表门闾的荣誉。麟德年间唐高宗祭祀泰山，路过郓州，亲自到张公艺家中，询问他怎样保守家业，令同族和睦。张公艺写了100多个“忍”字作答，高宗皇帝为此感动得流下眼泪。虽说“百忍”之中包含着几分辛酸，但能感动皇帝，也是很荣耀的事。于是，张姓人家以“百忍”为堂号，铭门额。
　　杨姓的“四知堂”，出自“杨震举王密，不受四知金”的典故。杨震，东汉人，历任荆州刺史、汤郡太守等职。当时，王密受到杨震的器重，被举荐为昌邑令。一天晚上，王密怀揣金子私下谒见杨震，欲以报答，杨震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句话令王密羞愧地离开了。后来“四知”便成了杨姓的堂号。
　　周姓人家常名“爱莲堂”，源于我们初中时学过的名篇《爱莲说》。《爱莲说》出自宋代名儒、理学家周敦颐之手。“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文章以莲喻人，情真意长。周姓人家以“爱莲”为堂号，不仅以《爱莲说》为自豪，还旨在借“花之君子”以自励。
　　此外，如范姓的“麦舟堂”，柯姓的“瑞鹊堂”，艾姓的“爱民堂”，田姓的“紫荆堂”，戴姓的“礼经堂”，吴姓的“三让堂”等，都有各自的典故。
　　俗话说，树大分杈。随着生命的传递、繁衍，家族就会不断扩大。扩大的结果是一些家族从祖居地迁居他处，另开基业，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来供奉最亲近的祖先。于是，由一个祠堂又会派生出许多新的祠堂来。因此，像族谱有总谱、支谱一样，祠堂也就有总祠、支祠、分祠之分，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所谓大祠堂和小祠堂。
　　堂号源远流长，出之有典，代代相传，不可被擅改，是各个姓氏编纂家谱的主要依据。近年来，随着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宗祠被恢复，族谱被续修，因此，堂号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过，今天的堂号，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它成为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和激励后人的象征。
　　郡望：标志社会地位 区分贵贱
　　人们提起历史上的一些显姓大族，往往在其姓氏面前冠以地名，如京兆杜氏、博陵崔氏、颍川陈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琅砑王氏等，姓氏前面的地名就是此姓的郡望所在地。郡望不是姓氏，但却与中国古代姓氏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那么，什么是郡望呢？所谓郡望，顾名思义，就是一郡之望族的意思。因此，郡望是显姓世族的标志，它将同一姓氏中的豪门与寒门、世族与庶族区分开来。
　　学者在论及姓、氏的功能时曾指出，在先秦时代，姓、氏二者有明确的区别，姓用以标血缘，而氏则用以辨贵贱，贵有氏而贱无氏。但随着秦始皇一统天下，变封建制为郡县制，原来的世袭贵族烟消云散，氏也就不再是贵族的标志了，而与姓一样成了单纯的家族血缘标志。
　　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虽摧毁了传统的封建等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秦代以后就不再存在等级制度了，而只是意味着旧的等级制度被新的等级制度所代替。于是，新的表示社会等级的符号手段也就应运而生，“郡望”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标志社会地位、区分贵贱的手段。
　　郡望既然是贵贱显著之标志，因此也就成了国家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依据，魏晋时代的“九品官人制”（又称“九品中正制”）就是一种依赖郡望选拔人才的制度，因此，从魏晋直到隋唐，名门望族对自己在国家谱籍中的地位都十分在意，想方设法在其中占据显要位置。北魏时官方为汉姓定谱籍，欲列四个望族于一等，当时“陇西李氏”得到这一消息后，派人快马赶到京城洛阳，想打通关节进入_等四姓，但还是让山东大姓卢、崔、王、郑占了先，从而未能挤进前四姓。陇西李氏的后代李渊创建唐朝后，唐太宗李世民重修氏族志，是为《大唐氏族志>，抑卢、崔等传统世族，而将自家的“陇西李氏”列为第一。
　　郡望还是名门世族论婚联姻的依据。一般人联姻都讲究门当户对，名门世族的婚姻更是非望族不娶，非望族不嫁。如东晋时的琅玡王氏与陈留谢氏就世代通婚。梁代河南王侯景想娶王、谢二姓的女子为妻，请梁武帝代为说合，梁武帝说：“王、谢的门第太高，与你不般配，你还是在朱、张以下的诸姓中找一个称意的吧。”可见当时名门望族的壁垒之森严，连皇帝也拿它没有办法，因为能称得上郡望的名门望族，是世代积累的结果，并非天子所命。
　　我国姓氏中郡望堂号最多的是张姓，有43望之多，此外王姓也有32望。然而，今天的张姓习惯称16望，王姓则称23望。由于张、王二姓历来就是我国的大姓，其郡望堂号也要较其他姓氏为多。我国的不少姓氏只有一个郡望堂号，如丁氏只称济阳堂、于氏只称河南堂、并氏只称南阳堂、郑氏只称荥阳堂，等等。至于宋元以后，人們对郡望、堂号的内容不再有所区分，把二者同样作为姓氏发祥地的代称，则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