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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传统动力制约的瓶颈，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农业部门剩余价值率、农业部门利润率长期偏低，亟须完成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核心的新增长动力的转换，重构乡村生产力布局、重组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塑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应从政府和市场双重角度，以改革创新强化制度性供给，优化公共资源、社会资源及制度资源的配置方式，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部门利润率，摆脱农业发展的低水平均衡，实现乡村发展动力转换和全面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业资本;动力转换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11-0077-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业在工业化的辐射带动下，以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水利化作为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我国逐步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水利化基本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农业污染、食品安全、增收乏力、农村凋敝等问题不断显现，反映出旧动力在应对新矛盾上的乏力。当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财政增收的压力逐步加大，财政支持农业农村的力度虽然不减，但增幅逐年放缓，依靠财政资源投入的“输血式”振兴也面临压力。农业农村的发展与振兴必须寻求新的内生动力，谋求一种自身的内生式发展，从而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乡村发展的动力演进与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1.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展的动力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发生了多次变换。从动力来源及可适环境的匹配性来看，我国乡村发展动力演进①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是1978年至198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推动乡村发展的主要动力。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效率，解决了粮食产量问题，加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村经济得到初步发展。二是1988年至1998年，伴随着农村改革红利的消减，农业机械化水平、化肥农药利用率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显著，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自发性土地流转推动农业生产经营向市场化、规模化、产业化转变，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体制的完善进一步加快了乡村发展建设。三是1998年至2003年，国家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实施粮食顺价销售未带来显著成效，粮食流通体制回归市场化，农产品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小农村社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在国际市场的压力下，中国农业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四是2003年至2012年，我国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粮食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政府加大财政支农力度，逐步减免农业税费，并进行种粮直接补贴，实行农业价格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幅提升，农产品产量、农民收入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农业投入要素随之快速积累。与此同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逐渐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五是2012年至今，实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完善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提高了农村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了农业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大，农村公共事业稳步发展，乡村居民福利水平显著提升，生产方式的转变改善了乡村生态环境。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农业补贴政策指向不断精准化，我国逐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乡村向城市输入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乡村地区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地域空间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加剧了城乡的不平衡发展以及农业农村的不充分发展。现阶段，需要发掘乡村新的发展动力，重构乡村生产力布局、重组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塑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依托工业化、城镇化的外部支持与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交互作用，构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
2.现阶段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困境
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新旧动力转换正面临着一系列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与现实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与困境，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任务与当前农业发展动力不足之间的矛盾。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提出：“综合考虑国内资源环境条件、粮食供求格局和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同时，该意见强调要更加注重农产品品质和质量安全，更加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转型时期，农产品价格提升空间收窄，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速下降，农民稳定增收难度不断加大;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效益仍然较低。2017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为4630美元，仅为日本的115%、美国的926%。②我国农业生产规模相对分散、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农业发展动力不足。
（2）国际贸易形势转变与我国农业传统农业产业竞争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在国内外农产品市场深度融合的趋势下，我国农业生产成本日趋攀升，主要农产品国内外市场价格倒挂，部分农产品进口量逐年增加，传统优势农产品出口量逐年减少。与此同时，一些农产品面临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大豆供需缺口逐渐扩大，玉米产量增速超需，部分农产品库存积压，有竞争力的优质专用农产品供给不足。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23∶1，与发达国家的37∶1相比差距较大。③结构调整存在生产和经营惯性，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仍是短板。
（3）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就业与农村发展人力资本不足之间的矛盾。2018到2019年，我国乡村就业人员减少943万人，城镇就业人员增加828万人。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降低了0.3個百分点，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上升了2.4个百分点。2016年年末全国乡村实用人才总量接近1900万人，占乡村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不足5%。④当前，乡村人才梯队出现断层，单一生产型人才占比较多，缺乏具备综合素质的复合创新型人才，农村劳动力结构无法满足农村产业融合的现实需求。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已成为现实难题，农业从业人员结构变化与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矛盾日益突出。 （4）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内生动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按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9年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551万人。⑤他们多集中于生态环境脆弱的偏远山区、省际交界的边缘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等深度贫困地区。因远离经济增长极，交通运输落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薄弱，这些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严重不足，实现收入持续稳定增长难度加大。
（5）农业农村绿色发展要求与农村资源环境可持续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以生态环境友好和资源永续利用为导向，推动形成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然而，现阶段我国农业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2014年我国人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为2062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5%，且存在地下水超采问题;2016年我国人均耕地为0.09公顷，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7%⑥，且部分地区耕地基础地力持续下降，农业资源硬约束加剧;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业农村渗透，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加剧，农产品安全风险增加;农业资源利用率低，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6）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农村基层治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对乡村治理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然而，2016年，我国建有综合服务站的村占比只有14.3%，村党组织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的村占比为30%，有村规民约的村占比为98%，集体经济强村比重只有5.3%。⑦现实中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缺失，与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存在明显的能力差距。
二、乡村振兴困境成因：传统动力作用消减
工业化前期，以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为主要动力的传统农业发展动力本质上是通过工业资本注入方式来提高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农村升级发展。但在工业化中后期，这一传统动力已面临动力消减、后劲不足的现实问题，长期的化学化发展虽然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但土壤板结、食品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障碍，乡村发展的传统动力已经不适应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要求。从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来看，决定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生产力。其表现在科技层面，体现人与物的关系。科技发展带来生产工具的改进，继而带来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在农业生产领域，农业科技的创新发展以及农业科学研究成果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情况决定了农业生产率的高低。二是生产关系。其表现在制度层面，体现人与人的关系。制度的内在规定性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即资源的配置方式，初始配置和交换方式会影响社会福利分配的公平。如果某一部门（如农业部门）的收益能力长期被抑制，那么该部门会表现出生产萎缩和技术改进低迷，即人与人的关系制约了人与物关系的改进。在农业部门，农业劳动组织形式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管理水平也间接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文参考吴未双⑧的方法，利用宏观统计数据，按照剩余价值率和部门利润率计算方法，计算2003—2018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见表1）⑨，比较其与第二产业部门、第三产业部门的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情况，由此分析2000年以来尤其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政策以来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变化情况以及影响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传统动力不足，既有工业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原因，也有社会体制发展带来的特殊性原因。究其根本，农业部门内部问题是发展动力不足的深层原因。
1.农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偏低
农业劳动生产率是衡量农业劳动者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反映平均每个农业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农产品量或产值，或生产单位农产品消耗的劳动时间。本文采用每年度第一产业产值年增加值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比值来计算农业劳动生產率。结果显示，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由2003年的4687.3元/人增加到2018年的31960.2元/人，增长了5.8倍。但这一数值与美、日等农业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1980年日本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已达11358美元，美国为12167美元。⑩可以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仍处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起步阶段。一方面，这与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有直接关系。农业的大型机械化、智能化、数字化能力不足。另一方面，这与我国人多地少、小农户数量较多的基本国情有关。受制于户籍制度影响，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能力较弱，农业劳动组织管理滞后，从而导致新兴资本注入力量不足。劳动力尤其是小农户转移入城不够，也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偏低，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较弱。
2.新兴产业资本注入动力不足，农业资本有机构成（c/v）偏低
马克思将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的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在数值上等于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消耗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值（c/v）。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从2003年的36.662上升到2018年的64.296，已有较大幅度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国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偏低的因素主要包括：其一，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水平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过程的专业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不高，低成本、易推广的技术准备不足，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尚未在农产品耕、种、管、收等环节得到推广应用，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农业生产机械化率仅为70%左右，农业技术应用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其二，农业粗放式经营。我国耕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利用率均较低。全国耕地面积由2011年的13523.86万公顷减少到2015年的13499.87万公顷;2015年，全国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为9.96等，中等及低等耕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70.5%;目前，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42，与发达国家0.7以上的利用水平存在较大差距。[B11]我国亩均化肥用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倍，有机肥利用率均不足40%，农药平均利用率仅为35%。[B12]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还造成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降低了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 3.人力资本提升能力不足，农业部门剩余价值率（m/v）相对偏低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3—2018年，我国农业部门剩余价值率（m/v）从50.6上升到68.5，其间有所波动，但整体仍然不高。其原因可能是：其一，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农业生产经营者中年龄在55岁及以上的占33.6%，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占91.8%。[B13]这严重制约了农业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农业生产分工专业化水平不足，农业劳动者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熟练程度均有待提升。其二，土地规模化经营不足。我国农业户均耕地面积仅有7亩多，大体相当于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B14]小农生产的土地细碎化、分散化，增加了机械作业的难度和使用费用，农户缺乏投资农机的正向激励，同时加大了社会化服务的实施难度，难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形不成土地规模效益。其三，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缺乏规范化管理。这导致农业组织化程度处于较低水平，未形成标准化、集约化生产经营模式，进而造成农业资本投资收益率明显低于其他行业，难以完成本部门的资本积累，更难吸引社会资本的进入。
4.农业公共资源投入力量不足，农业部门利润率[m/（c+v）]长期偏低
从表1中可知，我国农业部门利润率长期维持在1.345—1.411之间，远低于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不考虑政府补贴，2018年主要谷物单位面积平均利润为-2547元/公顷，连续4年出现亏损额扩大的情况;单位面积成本利润率为-14.49%，单位面积亏损程度为1978年以来的最严重年度。[B15]农业利润率长期偏低，反映了我国对农业公共资源的投入力量不足，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生产性、经营性服务长期供给不足且服务能力低下。一方面，劳动力、原材料、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高农业生产经营成本。2015年，我国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人工成本分别为美国的14.78倍、4.11倍、16.33倍、8.5倍、28.23倍，亩均土地成本分别高出美国的29.86%、34.28%、194.77%、55.45%、200.51%。[B16]而我国目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以农机、技术、农资服务为主，作业服务、质量服务、物流服务、品牌服务等仅占其中的20%左右，难以满足生产经营主体的多元化需求;我国农产品流通成本占总成本的40%左右，发达国家则一般控制在10%以内。[B17]另一方面，我国农产品结构较为单一，面临结构性过剩问题。农产品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农产品受到成本与价格的双重挤压，部分农产品出现国内外价格倒挂现象，进一步压缩了农业部门的利润。
三、乡村振兴困境破局：实现新型动力转换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现代农村发展的动力转换，关键在于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及人自身这一生产力核心要素的主观能动作用，破除制度障礙，促进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实现从单要素生产率提高为核心的旧动力向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核心的新增长动力的转换。
1.积累农业物质资本，为农村新兴产业发展注入动力
以开放的姿态兴农业、建农村，积极稳妥推进城市资本、工商业资本下乡，促进农业物质资本积累，推进智能化、数字化、现代化的农业产业发展，推动传统农业的自然动力、人工动力、机械动力、化学动力逐步向现代农业的数字动力、信息动力、光电动力转型。一是改革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宅基地制度。推进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以及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置”，破除城乡建设用地同地不同权不同价的土地价值评估机制，推进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机制，逐步放开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推进城乡土地要素收益平等化，为新兴产业资本注入动力。二是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减少农业人口，促进农业发展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业资本效率，为农业资本积累提供条件。三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现代乡村新兴产业，形成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并符合市场需要的产业结构，发展现代有机农业，为农业的价值实现提供空间，提高农业部门利润率。
2.积累农村生态资本，增强绿色经济发展动力
积极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恢复并积累农村的生态资本。一是增加农产品的生态附加值，改进循环农业、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并以市场自由定价方式保障生态有机产品的附加价值实现。二是加大财政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的绿色基础设施和绿色公共服务，建设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并使其逐步向乡村旅游、农场采摘、自然保护、景观保护等新功能、新业态拓展，成为社会绿色经济的发展动力。三是统筹构建乡村生态空间与居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布局，结合地形地貌、村庄布局、山河水系等因素，使人与自然的相处更为科学合理，既有利于生态保护，又有利于绿色发展。四是在乡村发展中建设生态文明，重新审视绿色乡村的文化价值、乡愁价值、民俗价值，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转化为经济价值，满足人们对美丽乡村、生态乡村、田园乡村、富裕乡村的发展诉求。
3.积累农村人力资本，提升乡村创新创业能力
积累农村人力资本，通过优化乡村人才资源配置，改变城乡劳动力单向流动格局，促进城市人才向乡村流动，培育乡村本地人才，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一是建立人才引进机制，根据农村产业发展需要，落实更多优惠政策，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创业兴业，逐步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政策和服务体系。二是建立本地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新型职业农民、村民自治集体组织管理者等新型农业从业人才和管理人才以及农村非遗传承人、教育工作者、旅游服务者、旅游服务经理等专业人才，提升农业经营和农村管理效率，使乡村产业和管理走向现代化管理发展道路。三是聚焦人才培育与提升，探索人才振兴的配套政策，设立人才基金，畅通人才政策咨询、手续办理通道，开创人才社保转移、社保覆盖、社保补贴等新政，鼓励外来人才以新村民身份带动乡村创业，让村民留乡兴乡。 4.提升乡村综合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建立乡村治理法治、德治和自治相结合的善治模式，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一是加强法治保障。用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将集体资源管理、乡村治安、环境治理、纠纷调处、文明新风等写入村规民约，形成约束村民的行为规范。二是探索发挥德治的治理机制。在加强经济社会建设、弘扬乡里优良文化、维护公序良俗方面，可设置乡贤参事会等载体，鼓励民众参与各种道德问题的讨论，让民众在讨论中形成道德共识和舆论压力。三是完善自治体系。一方面，完善农户参与决策咨询机制，充分尊重农户的主体地位，让其充分参与乡村振兴的各项决策，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决策主体;另一方面，强化农民的集体经济参与机制，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通过构建共建共享机制，使农民公平合理地分享现代化发展成果。
5.提升公共资源投入动力，提高农民福利水平
提升公共资源的投入动力，带动农村生产关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等诸多要素的深度革新，提高农民福利水平。一是加大对解决相对贫困的财政支持，培育农村发展新业态，增强脱贫攻坚的产业支撑。二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健全村庄基础设施建管长效机制，逐步将管护费用纳入财政预算，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三是建立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投入机制，改善教育、医疗、卫生、交通、信息、邮政等公共服务设施，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实现从形式上的普惠向实质上的公平转变。四是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构建新型农业补贴政策体系，设立乡村就业创业引导基金，健全农业信贷担保费率补助和以奖代补机制，建立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激励约束机制，推进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和“保险+期货”试点。五是优先保障资金，优化农业农村发展环境，提升农业现代化经营水平，提高新型经营主体的市场竞争力和小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格局。
注释
①严格来说，乡村振兴是乡村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一个特定阶段，尤其是工业化中后期，乡村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发展这种特定语境下的乡村发展战略思路，即乡村振兴的时间线要短于乡村发展。本文论述的时间线是当前一个阶段。在此阶段，乡村发展的战略任务即是乡村振兴，乡村发展面临的动力转换问题即是乡村振兴面临的动力转换问题。因此，本文视同在当前时间线下，这两者的语义等同，在文中不做特别区分。
②马晓河：《构建优先发展机制推进农业农村全面现代化》，《经济纵横》2019年第2期。
③万宝瑞：《中国农业发展面临战略抉择》，《求是》2016年第24期。
④此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公布的数据计算所得。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2020年2月28日。
⑥此数据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公布的数据计算所得。
⑦《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31958.htm，2018年9月26日。
⑧吴未双等：《马克思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中国解释——兼对第一产业长期低洼效应的原因剖析》，《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2014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下）》，2014年，第446—453页。
⑨本文主要指标的计算方法为：M（农业剩余价值率）=（全国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总额-固定资产折旧）/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总额;q（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全国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总额;P（利润率）=M/（q+1）。
⑩《中国农业科学院关于〈全国农业现代化评价结果〉的公示》，农业部网站，http：//jiuban.moa.gov.cn/fwllm/hxgg/201711/t20171117_5903945.htm，2017年11月24日。
[B11]吉文：《让农业“水龙头”发挥更大效应》，《农村·农业·农民》（A版）2018年第8期。
[B12]《农业部关于印发〈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的通知》，农业部网站，http：//jiuban.moa.gov.cn/zwllm/tzgg/tz/201503/t20150318_4444765.htm，2015年3月18日。
[B13]《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ypcgb/qgnypcgb/201712/t20171215_1563599.html，2017年12月16日。
[B14]韩长赋：《全面推进 重点突破 加快實现农业现代化》，环球网，https：//www.sohu.com/a/116866254_162522，2016年10月22日。
[B15]《2018年中国农业和农村形势分析及经济社会发展建议》，搜狐网，https：//m.sohu.com/a/289798424_498750，2019年1月18日。
[B16]张云华：《中国农业已迈入高成本时代 如何提升竞争力》，《农村经营管理》2017年第6期。
[B17]《中国农产品流通行业发展模式与投资分析》，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159594305_806601，2017年7月24日。
责任编辑：随 园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Power Convers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Dong Wei Qin Guowei
Abstract：At pres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facing the bottleneck of traditional power constraints. The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agricultural capital， the surplus value rate of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the profit rate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have been low for a long time. It is urgent to comple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growth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s the core， reconstruct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productivity， reorganiz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actors， and reshap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ers and farmer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al supply through reform and innovation，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promote the free flow and equal exchange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improve the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departmental profit rate， get rid of the low-level equilibrium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us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power and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capital; power conversion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业资本;动力转换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11-0077-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业在工业化的辐射带动下，以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水利化作为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我国逐步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水利化基本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农业污染、食品安全、增收乏力、农村凋敝等问题不断显现，反映出旧动力在应对新矛盾上的乏力。当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财政增收的压力逐步加大，财政支持农业农村的力度虽然不减，但增幅逐年放缓，依靠财政资源投入的“输血式”振兴也面临压力。农业农村的发展与振兴必须寻求新的内生动力，谋求一种自身的内生式发展，从而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乡村发展的动力演进与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1.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展的动力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发生了多次变换。从动力来源及可适环境的匹配性来看，我国乡村发展动力演进①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是1978年至198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推动乡村发展的主要动力。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效率，解决了粮食产量问题，加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村经济得到初步发展。二是1988年至1998年，伴随着农村改革红利的消减，农业机械化水平、化肥农药利用率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显著，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自发性土地流转推动农业生产经营向市场化、规模化、产业化转变，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体制的完善进一步加快了乡村发展建设。三是1998年至2003年，国家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实施粮食顺价销售未带来显著成效，粮食流通体制回归市场化，农产品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小农村社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在国际市场的压力下，中国农业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四是2003年至2012年，我国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粮食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政府加大财政支农力度，逐步减免农业税费，并进行种粮直接补贴，实行农业价格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幅提升，农产品产量、农民收入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农业投入要素随之快速积累。与此同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逐渐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五是2012年至今，实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完善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提高了农村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了农业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大，农村公共事业稳步发展，乡村居民福利水平显著提升，生产方式的转变改善了乡村生态环境。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农业补贴政策指向不断精准化，我国逐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乡村向城市输入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乡村地区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地域空间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加剧了城乡的不平衡发展以及农业农村的不充分发展。现阶段，需要发掘乡村新的发展动力，重构乡村生产力布局、重组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塑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依托工业化、城镇化的外部支持与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交互作用，构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
2.现阶段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困境
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新旧动力转换正面临着一系列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与现实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与困境，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任务与当前农业发展动力不足之间的矛盾。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提出：“综合考虑国内资源环境条件、粮食供求格局和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同时，该意见强调要更加注重农产品品质和质量安全，更加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转型时期，农产品价格提升空间收窄，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速下降，农民稳定增收难度不断加大;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效益仍然较低。2017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为4630美元，仅为日本的115%、美国的926%。②我国农业生产规模相对分散、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农业发展动力不足。
（2）国际贸易形势转变与我国农业传统农业产业竞争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在国内外农产品市场深度融合的趋势下，我国农业生产成本日趋攀升，主要农产品国内外市场价格倒挂，部分农产品进口量逐年增加，传统优势农产品出口量逐年减少。与此同时，一些农产品面临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大豆供需缺口逐渐扩大，玉米产量增速超需，部分农产品库存积压，有竞争力的优质专用农产品供给不足。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23∶1，与发达国家的37∶1相比差距较大。③结构调整存在生产和经营惯性，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仍是短板。
（3）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就业与农村发展人力资本不足之间的矛盾。2018到2019年，我国乡村就业人员减少943万人，城镇就业人员增加828万人。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降低了0.3個百分点，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上升了2.4个百分点。2016年年末全国乡村实用人才总量接近1900万人，占乡村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不足5%。④当前，乡村人才梯队出现断层，单一生产型人才占比较多，缺乏具备综合素质的复合创新型人才，农村劳动力结构无法满足农村产业融合的现实需求。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已成为现实难题，农业从业人员结构变化与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矛盾日益突出。 （4）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内生动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按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9年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551万人。⑤他们多集中于生态环境脆弱的偏远山区、省际交界的边缘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等深度贫困地区。因远离经济增长极，交通运输落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薄弱，这些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严重不足，实现收入持续稳定增长难度加大。
（5）农业农村绿色发展要求与农村资源环境可持续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以生态环境友好和资源永续利用为导向，推动形成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然而，现阶段我国农业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2014年我国人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为2062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5%，且存在地下水超采问题;2016年我国人均耕地为0.09公顷，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7%⑥，且部分地区耕地基础地力持续下降，农业资源硬约束加剧;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业农村渗透，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加剧，农产品安全风险增加;农业资源利用率低，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6）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农村基层治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对乡村治理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然而，2016年，我国建有综合服务站的村占比只有14.3%，村党组织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的村占比为30%，有村规民约的村占比为98%，集体经济强村比重只有5.3%。⑦现实中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缺失，与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存在明显的能力差距。
二、乡村振兴困境成因：传统动力作用消减
工业化前期，以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为主要动力的传统农业发展动力本质上是通过工业资本注入方式来提高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农村升级发展。但在工业化中后期，这一传统动力已面临动力消减、后劲不足的现实问题，长期的化学化发展虽然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但土壤板结、食品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障碍，乡村发展的传统动力已经不适应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要求。从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来看，决定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生产力。其表现在科技层面，体现人与物的关系。科技发展带来生产工具的改进，继而带来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在农业生产领域，农业科技的创新发展以及农业科学研究成果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情况决定了农业生产率的高低。二是生产关系。其表现在制度层面，体现人与人的关系。制度的内在规定性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即资源的配置方式，初始配置和交换方式会影响社会福利分配的公平。如果某一部门（如农业部门）的收益能力长期被抑制，那么该部门会表现出生产萎缩和技术改进低迷，即人与人的关系制约了人与物关系的改进。在农业部门，农业劳动组织形式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管理水平也间接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文参考吴未双⑧的方法，利用宏观统计数据，按照剩余价值率和部门利润率计算方法，计算2003—2018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见表1）⑨，比较其与第二产业部门、第三产业部门的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情况，由此分析2000年以来尤其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政策以来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变化情况以及影响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传统动力不足，既有工业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原因，也有社会体制发展带来的特殊性原因。究其根本，农业部门内部问题是发展动力不足的深层原因。
1.农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偏低
农业劳动生产率是衡量农业劳动者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反映平均每个农业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农产品量或产值，或生产单位农产品消耗的劳动时间。本文采用每年度第一产业产值年增加值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比值来计算农业劳动生產率。结果显示，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由2003年的4687.3元/人增加到2018年的31960.2元/人，增长了5.8倍。但这一数值与美、日等农业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1980年日本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已达11358美元，美国为12167美元。⑩可以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仍处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起步阶段。一方面，这与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有直接关系。农业的大型机械化、智能化、数字化能力不足。另一方面，这与我国人多地少、小农户数量较多的基本国情有关。受制于户籍制度影响，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能力较弱，农业劳动组织管理滞后，从而导致新兴资本注入力量不足。劳动力尤其是小农户转移入城不够，也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偏低，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较弱。
2.新兴产业资本注入动力不足，农业资本有机构成（c/v）偏低
马克思将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的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在数值上等于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消耗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值（c/v）。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从2003年的36.662上升到2018年的64.296，已有较大幅度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国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偏低的因素主要包括：其一，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水平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过程的专业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不高，低成本、易推广的技术准备不足，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尚未在农产品耕、种、管、收等环节得到推广应用，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农业生产机械化率仅为70%左右，农业技术应用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其二，农业粗放式经营。我国耕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利用率均较低。全国耕地面积由2011年的13523.86万公顷减少到2015年的13499.87万公顷;2015年，全国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为9.96等，中等及低等耕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70.5%;目前，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42，与发达国家0.7以上的利用水平存在较大差距。[B11]我国亩均化肥用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倍，有机肥利用率均不足40%，农药平均利用率仅为35%。[B12]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还造成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降低了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 3.人力资本提升能力不足，农业部门剩余价值率（m/v）相对偏低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3—2018年，我国农业部门剩余价值率（m/v）从50.6上升到68.5，其间有所波动，但整体仍然不高。其原因可能是：其一，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农业生产经营者中年龄在55岁及以上的占33.6%，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占91.8%。[B13]这严重制约了农业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农业生产分工专业化水平不足，农业劳动者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熟练程度均有待提升。其二，土地规模化经营不足。我国农业户均耕地面积仅有7亩多，大体相当于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B14]小农生产的土地细碎化、分散化，增加了机械作业的难度和使用费用，农户缺乏投资农机的正向激励，同时加大了社会化服务的实施难度，难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形不成土地规模效益。其三，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缺乏规范化管理。这导致农业组织化程度处于较低水平，未形成标准化、集约化生产经营模式，进而造成农业资本投资收益率明显低于其他行业，难以完成本部门的资本积累，更难吸引社会资本的进入。
4.农业公共资源投入力量不足，农业部门利润率[m/（c+v）]长期偏低
从表1中可知，我国农业部门利润率长期维持在1.345—1.411之间，远低于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不考虑政府补贴，2018年主要谷物单位面积平均利润为-2547元/公顷，连续4年出现亏损额扩大的情况;单位面积成本利润率为-14.49%，单位面积亏损程度为1978年以来的最严重年度。[B15]农业利润率长期偏低，反映了我国对农业公共资源的投入力量不足，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生产性、经营性服务长期供给不足且服务能力低下。一方面，劳动力、原材料、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高农业生产经营成本。2015年，我国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人工成本分别为美国的14.78倍、4.11倍、16.33倍、8.5倍、28.23倍，亩均土地成本分别高出美国的29.86%、34.28%、194.77%、55.45%、200.51%。[B16]而我国目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以农机、技术、农资服务为主，作业服务、质量服务、物流服务、品牌服务等仅占其中的20%左右，难以满足生产经营主体的多元化需求;我国农产品流通成本占总成本的40%左右，发达国家则一般控制在10%以内。[B17]另一方面，我国农产品结构较为单一，面临结构性过剩问题。农产品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农产品受到成本与价格的双重挤压，部分农产品出现国内外价格倒挂现象，进一步压缩了农业部门的利润。
三、乡村振兴困境破局：实现新型动力转换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现代农村发展的动力转换，关键在于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及人自身这一生产力核心要素的主观能动作用，破除制度障礙，促进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实现从单要素生产率提高为核心的旧动力向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核心的新增长动力的转换。
1.积累农业物质资本，为农村新兴产业发展注入动力
以开放的姿态兴农业、建农村，积极稳妥推进城市资本、工商业资本下乡，促进农业物质资本积累，推进智能化、数字化、现代化的农业产业发展，推动传统农业的自然动力、人工动力、机械动力、化学动力逐步向现代农业的数字动力、信息动力、光电动力转型。一是改革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宅基地制度。推进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以及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置”，破除城乡建设用地同地不同权不同价的土地价值评估机制，推进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机制，逐步放开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推进城乡土地要素收益平等化，为新兴产业资本注入动力。二是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减少农业人口，促进农业发展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业资本效率，为农业资本积累提供条件。三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现代乡村新兴产业，形成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并符合市场需要的产业结构，发展现代有机农业，为农业的价值实现提供空间，提高农业部门利润率。
2.积累农村生态资本，增强绿色经济发展动力
积极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恢复并积累农村的生态资本。一是增加农产品的生态附加值，改进循环农业、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并以市场自由定价方式保障生态有机产品的附加价值实现。二是加大财政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的绿色基础设施和绿色公共服务，建设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并使其逐步向乡村旅游、农场采摘、自然保护、景观保护等新功能、新业态拓展，成为社会绿色经济的发展动力。三是统筹构建乡村生态空间与居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布局，结合地形地貌、村庄布局、山河水系等因素，使人与自然的相处更为科学合理，既有利于生态保护，又有利于绿色发展。四是在乡村发展中建设生态文明，重新审视绿色乡村的文化价值、乡愁价值、民俗价值，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转化为经济价值，满足人们对美丽乡村、生态乡村、田园乡村、富裕乡村的发展诉求。
3.积累农村人力资本，提升乡村创新创业能力
积累农村人力资本，通过优化乡村人才资源配置，改变城乡劳动力单向流动格局，促进城市人才向乡村流动，培育乡村本地人才，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一是建立人才引进机制，根据农村产业发展需要，落实更多优惠政策，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创业兴业，逐步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政策和服务体系。二是建立本地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新型职业农民、村民自治集体组织管理者等新型农业从业人才和管理人才以及农村非遗传承人、教育工作者、旅游服务者、旅游服务经理等专业人才，提升农业经营和农村管理效率，使乡村产业和管理走向现代化管理发展道路。三是聚焦人才培育与提升，探索人才振兴的配套政策，设立人才基金，畅通人才政策咨询、手续办理通道，开创人才社保转移、社保覆盖、社保补贴等新政，鼓励外来人才以新村民身份带动乡村创业，让村民留乡兴乡。 4.提升乡村综合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建立乡村治理法治、德治和自治相结合的善治模式，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一是加强法治保障。用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将集体资源管理、乡村治安、环境治理、纠纷调处、文明新风等写入村规民约，形成约束村民的行为规范。二是探索发挥德治的治理机制。在加强经济社会建设、弘扬乡里优良文化、维护公序良俗方面，可设置乡贤参事会等载体，鼓励民众参与各种道德问题的讨论，让民众在讨论中形成道德共识和舆论压力。三是完善自治体系。一方面，完善农户参与决策咨询机制，充分尊重农户的主体地位，让其充分参与乡村振兴的各项决策，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决策主体;另一方面，强化农民的集体经济参与机制，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通过构建共建共享机制，使农民公平合理地分享现代化发展成果。
5.提升公共资源投入动力，提高农民福利水平
提升公共资源的投入动力，带动农村生产关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等诸多要素的深度革新，提高农民福利水平。一是加大对解决相对贫困的财政支持，培育农村发展新业态，增强脱贫攻坚的产业支撑。二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健全村庄基础设施建管长效机制，逐步将管护费用纳入财政预算，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三是建立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投入机制，改善教育、医疗、卫生、交通、信息、邮政等公共服务设施，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实现从形式上的普惠向实质上的公平转变。四是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构建新型农业补贴政策体系，设立乡村就业创业引导基金，健全农业信贷担保费率补助和以奖代补机制，建立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激励约束机制，推进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和“保险+期货”试点。五是优先保障资金，优化农业农村发展环境，提升农业现代化经营水平，提高新型经营主体的市场竞争力和小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格局。
注释
①严格来说，乡村振兴是乡村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一个特定阶段，尤其是工业化中后期，乡村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发展这种特定语境下的乡村发展战略思路，即乡村振兴的时间线要短于乡村发展。本文论述的时间线是当前一个阶段。在此阶段，乡村发展的战略任务即是乡村振兴，乡村发展面临的动力转换问题即是乡村振兴面临的动力转换问题。因此，本文视同在当前时间线下，这两者的语义等同，在文中不做特别区分。
②马晓河：《构建优先发展机制推进农业农村全面现代化》，《经济纵横》2019年第2期。
③万宝瑞：《中国农业发展面临战略抉择》，《求是》2016年第24期。
④此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公布的数据计算所得。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2020年2月28日。
⑥此数据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公布的数据计算所得。
⑦《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31958.htm，2018年9月26日。
⑧吴未双等：《马克思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中国解释——兼对第一产业长期低洼效应的原因剖析》，《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2014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下）》，2014年，第446—453页。
⑨本文主要指标的计算方法为：M（农业剩余价值率）=（全国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总额-固定资产折旧）/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总额;q（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全国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总额;P（利润率）=M/（q+1）。
⑩《中国农业科学院关于〈全国农业现代化评价结果〉的公示》，农业部网站，http：//jiuban.moa.gov.cn/fwllm/hxgg/201711/t20171117_5903945.htm，2017年11月24日。
[B11]吉文：《让农业“水龙头”发挥更大效应》，《农村·农业·农民》（A版）2018年第8期。
[B12]《农业部关于印发〈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的通知》，农业部网站，http：//jiuban.moa.gov.cn/zwllm/tzgg/tz/201503/t20150318_4444765.htm，2015年3月18日。
[B13]《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ypcgb/qgnypcgb/201712/t20171215_1563599.html，2017年12月16日。
[B14]韩长赋：《全面推进 重点突破 加快實现农业现代化》，环球网，https：//www.sohu.com/a/116866254_162522，2016年10月22日。
[B15]《2018年中国农业和农村形势分析及经济社会发展建议》，搜狐网，https：//m.sohu.com/a/289798424_498750，2019年1月18日。
[B16]张云华：《中国农业已迈入高成本时代 如何提升竞争力》，《农村经营管理》2017年第6期。
[B17]《中国农产品流通行业发展模式与投资分析》，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159594305_806601，2017年7月24日。
责任编辑：随 园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Power Convers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Dong Wei Qin Guowei
Abstract：At pres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facing the bottleneck of traditional power constraints. The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agricultural capital， the surplus value rate of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the profit rate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have been low for a long time. It is urgent to comple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growth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s the core， reconstruct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productivity， reorganiz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actors， and reshap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ers and farmer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al supply through reform and innovation，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promote the free flow and equal exchange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improve the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departmental profit rate， get rid of the low-level equilibrium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us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power and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capital; power conver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