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的名望，一在于湖光山色，二在于人文遗迹，从古至今对西湖似乎全是溢美之词，“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将西湖之美盖棺定论，之后的文人骚客更是身体力行，或修别馆添胜景，或葬湖边留美名。总之，西湖一直以来是被人奉在舌尖上的，仿佛她就应于何人都是美的。
　　可就偏有人说不。
　　张爱玲，这个民国的临水照花人，作品中只有《异乡记》《重返边城》（写台湾），算得上是游记，而撰写景致的散文却寥寥无几。这与她的“宅”生活无不相关，成年后有记载的两次“游历”（去温州和台湾）对大自然的美景都吝惜笔墨，更别提赞美自然。这两年才“考古”出来的《异乡记》，文稿未完，尚不能定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但其间人物与叙事脉络皆可证为是“自传体”，为1946年张爱玲从上海出发去温州“寻夫”期间的旅行见闻，其中就有关于西湖的描述。但西湖之于张爱玲的感受却几乎没有美感，如其一贯对爱情的描述一样，充满了嘲讽。
　　1946年年初，还未过农历新年，张爱玲满怀爱意南下，看望逃亡中的胡兰成。一路火车换汽车，坐独轮车再改乘船，颠簸劳顿，颇费周折，这段跋涉是张爱玲人生的一段重要经历，成为其后小说的很多情节的底本，很多意象都被反复使用。当时的张爱玲从上海出发，半天时间就到了杭州，因要再改乘小火车，便顺道在杭州游玩几日，于是就有了张爱玲与西湖的第二次亲密接触。张爱玲第一次游西湖，是1928年由游学归国的母亲、姑姑带着，和弟弟、两个表伯母一道去杭州游西湖。那次游西湖的经历于不满十岁的张爱玲印象不深，在其不断絮叨的自传体作品中，如《私语》《小团圆》《雷峰塔》中都未提及过，只在1993年完成的《对照记》中刊出一张与弟弟在西湖“九溪十八涧”的留影。
　　而成年后的旅行，张爱玲再见西湖的印象却是，“冬天的西湖十景，每样都有在那里，就是不好”。站在平湖秋月的渡口，眼前的景致，“看上去仿佛是新铲出来的一个土坡子”；他人眼中风姿绰约的河岸垂柳，张爱玲看来不过是“一排排生着的树，一律都向水边歪着”；湖边雅致的亭子，也不过是“正中一座似庙非庙的房屋”。然后对着西湖感慨道，“简直觉得我们普天之下为什么偏要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来”。二十五岁花样年纪的张爱玲，看到风景如画的西湖，竟然如此鄙夷，要知道同时代的文人，都以游西湖为风雅之事，胡适、徐志摩都曾在西湖度假疗养，郁达夫移居“风雨茅庐”也是为了就近湖景，苏曼殊、柳亚子更是以长眠于西湖之滨作为人生遗愿。
　　西湖的秀美，不是人人喜爱，但像张爱玲这般尖刻地评头论足，也是少有的。又说，“我第一次感到西湖的柔媚，有一种体贴入微的姬妾式的温柔，略带着点小家子气”，湖上传来粗俗到极点的流行音乐，她却觉得与西湖“并无不合”“反倒使这图画更突凸出了”。众人传颂的风物，在张爱玲这里都没有好感，大概是因为“中国士大夫两千年来的绮梦就在这里了”。出身名门的张爱玲，自小就生活在一堆遗老遗少之中，小时候背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曾任清朝最后一任两江总督的“二大爷”在一旁拭泪，让少不更事的张爱玲手足无措。之后又不断被西化的母亲、姑姑影响，不少中国传统文人的情趣，在她眼里都有些矫揉造作。
　　西湖的美常比作西子之美，而张爱玲的定义似乎更一语中的——“姬妾式”的美，这柔媚并不代表浪漫，而是自古至今一夫多妻“韵事”的延续。张爱玲也便借着“西湖韵事”，“缠绵”出了一桩《五四遗事》。罗文涛和自己前前后后三个妻子，在1936年，至少是名义上一夫一妻的社会，相拥着在西湖谐隐，五四追求的进步与革命，一二十年之后又回到了过去。西湖的风月情事又为张爱玲虚无的历史观提供了例证。
　　“湖水看上去厚沉沉的，略有点污浊，却仿佛有一种氤氲不散的脂粉香，是前朝名妓的洗脸水。”小说里，西湖总逃不脱张氏的嘲讽和批判，“西湖在过去一千年来，一直是名人美人流连之所，重重叠叠的回忆太多了。游湖的女人即使穿的是最新式的服装，映在那湖光山色上，也有一种时空不谐调的突兀之感，仿佛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西湖之内与西湖之外，历史的旧与新，其实是张爱玲最擅长的“参差对照”。 “我们的生活不是由我们决定的，而是由过去的鬼确定的”，正如周作人所看到的生活的底子，张爱玲也总能在现代社会进步的表面，看到骨子里旧的东西。《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说“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的一个启示。”
　　六十年代张爱玲在美国用英语写作的《雷峰塔》，再次提及西湖。“雷峰塔不是倒了吗？”“难道世界都变了。”这两句是婢女葵花和保姆何干的闲话，张爱玲也许借用了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的比喻，宝塔象征的或是父权，或是隐喻旧的时代，也许还和胡兰成有关。《今生今世》中记载，1928年胡兰成在白堤上，“忽听得一声响亮，净慈寺那边黄埃冲天，我亲眼看见雷峰塔坍塌”，胡兰成这番“见证历史”的经历定在二人情定后被当作谈资，而雷峰塔囚禁女性的隐喻，于这二人都有共鸣。于是，张爱玲写的西湖，很像她写旧事家族里的老宅子，像白流苏的娘家，“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也容易让人想到闻一多的“死水”。
　　对西湖的尖刻，是张爱玲一贯对主流价值观的解构——华美的袍子爬满虱子，每段感情都千疮百孔，她看到更多的阴暗，从而舍弃了美好。她只对实实在在的物质感兴趣，并生出喜爱，她所爱的是现代化的有轨电车、橱窗里的服饰、咖啡店里的奶油蛋糕，甚至是钱，那种因季而变、以时而动的风景于她是不可靠的，爱情、亲情亦是如此。对于喊出“出名要趁早”的张爱玲，历史于前于后皆是虚无，在历史罔罔的威胁下，刻意追求标新立异，有些惊人的论调也不置可否。除此之外，对西湖的嫌弃，或许还与当时张爱玲“千里寻夫”有关，由西湖联想古今，联想胡兰成层出不穷的风流韵事，此情此景真是莫大的讽刺，终不会留下什么美好的印象。
　　张爱玲传奇的一生，大都留在了作品里，和景色风物不相干。西湖数不胜数的文人遗迹中里，也没有张爱玲一星半点的痕迹；一个吝于赞美，一个不在意品评，她们交汇过，却没有彼此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