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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前的八月一日凌晨，云集到南昌的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北伐军中受共产党影响的三万多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新纪元。
身为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当时正在九江。他于八月三日获悉南昌起义的消息后，即与总指挥商定解散政治部，并谢绝总指挥请其同往国外的邀请，毅然决计和政治部主任秘书李一氓及阳翰笙等一道，于当晚出发赴南昌。在那刀光剑影的时期，他作出这一果敢决断，实在难能可贵。
郭沫若一行在当天晚上，突破层层哨岗，分坐两辆铁路手摇车在南浔铁路线上向南昌行进。第二天早晨过了德安，到了九江与南昌中途的涂家埠车站，突然遭遇从南昌败下来的敌军散兵的打劫。乱拳飞腿把郭沫若从月台打下铁轨，又拉上月台打倒在地，扭断腰间皮带，抢走手枪，打破眼镜，连衣物和日记本都被掳光，还险些被手枪打死。待散兵走后，他们又重新踏上征程，丝毫没有懊悔。在手摇车上笑谈这次遇险时，郭沫若和李一氓还凑出一副对联：“郭主任背腹面受敌，李秘书上中下俱伤。”革命的乐观主义跃然显现。
八月四日傍晚，郭沫若等抵达牛行车站，即现在的南昌八一大桥北端沿赣江边马路东行300米的昌北码头处。当日大雨滂沱，江水猛涨，涛浪翻滚，江面上一只船也没有，眼看着南昌城却过不去。于是郭沫若决定，自己先和会游泳的阳翰笙游过江去。正当他们准备脱衣下水时，对面来了一只小船，有人喊话：“我们是贺龙司令派来的，请你们过江。”原来郭沫若在涂家埠车站曾打电话通知了南昌方面。突破这难关，他们来到臬台衙门起义军总部时，已是半夜。周恩来、贺龙等前来相见，彼此拥抱，格外亲热，并赠以蓝布军服和内衣，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时候郭沫若了解到“南昌起义”的详情，还知道自己不仅被列入革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同时被委任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给予了重任。
郭沫若之所以如此坚定地历险加入南昌起义的革命部队，并不是他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
一九二四年四月，郭沫若高喊着自我表现，个性解放，享受自由的泛神口号，去日本战斗。结果他打了败仗，成了“受伤的勇士”，“饱受人生的苦味之杯”。爱国主义思想，美好的社会憧憬，现实的生活境况，促使郭沫若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这本书的译出，正如他在《<盲肠炎>题记》中所说，从此“我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认识，在这儿使我的思想生出了一个转机。”这里说的“转机”，就是他从此“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了”。
在海外漂流半年，郭沫若携全家回到上海。他目睹了“五卅”惨案，看到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变本加厉地实行恐怖政策，看到了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受到更加严重的迫害。原本高唱个性，景仰自由的他，如今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由自主地失掉个性和自由的时代，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和自由，争取大众的个性和自由，才合乎情理。可见他已经从纯理论的探讨，渐渐地进入到更现实的阶段了。
一九二六年，由于瞿秋白的推荐，林伯渠代表党组织安排郭沫若赴广州，担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到达广州后，在林伯渠家里，他第一次和毛泽东见面，听取了广东和全国革命运动的情况介绍。自此，他和毛泽东应邀同在东山青年会演讲；应毛泽东邀请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在广东大学主持欢迎中华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时晤面刘少奇；出席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纪念马克思诞辰大会时晤面周恩来、彭湃、何香凝等。他广泛地接触了共产党领袖和工农干部，在心目中信赖共产党，追随共产党，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经过慎重考虑，他向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毕磊吐露了自己成为共产党员的意愿。党组织研究后，委派恽代英和他谈话，让他再参加一些实际工作磨炼，建议他去参军，到黄浦军校做宣传工作。郭沫若欣然接受这一建议。
伴随着思想的变化，郭沫若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他从文艺界、教育界跳进了革命的浪潮，于一九二七年七月随军出师北伐，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成了“戎马书生”。在横戈跃马的战斗生活中，他政治上越来越成熟，有人说他已由尝试革命的阶段进到和革命的本质不能分离的阶段。他曾以迫切的心情写了要求加入共产党的信，由南昌秘密寄给“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先生转陈仲甫先生亲启”。陈接后不久复信，对于他的入党要求颇为赞许，同时也说明解决入党问题必须履行组织手续，自己个人不能越过组织允纳。当时，北伐节节胜利，可是蒋介石靠窃取的要职，到处安排亲信，扶植反革命流氓势力制造事端，镇压工农革命力量，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大众。仅一九二七年三月的一个月内，蒋介石就一手策划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江西省学联，制造九江“三·一七”惨案，捣毁安徽省总工会和省党部，杀害民众、制造安庆惨案等。郭沫若亲睹蒋介石的种种叛变革命的罪恶行径，愤慨地火速离开安庆，化装并化名“高浩然”，由水路辗转到南昌。他借住在第二十军“党代表”朱德租住的两层砖木结构民宅花园角二号，躲进二楼一间光线不十分充足的房子里，于三月三十一日，奋笔疾书，撰写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以亲身经历揭穿蒋介石的假面具，号召民众擦亮眼睛起来反蒋。这篇文章出版后，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如震天的号角，唤醒千百万群众投入反蒋斗争。第二天，他又从理论方面撰写了《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一文。不久，郭沫若就被蒋介石通缉。
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汪精卫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并密令缉拿共产党员、群众运动领袖和进步人士。郭沫若密切注视着这一切，特别是看到共产党的许多负责人都往南昌汇聚，预感到将有一场伟大的革命风暴来临。于是他向中共九江市委员会负责人表达愿往南昌的意愿，党组织劝他暂留九江视形势再定行踪。待他知道南昌起义已经举行时，他按捺不住渴望投入战斗的心情，急不可耐地启程赴南昌。
八月五日，起义部队进军广州。头天晚上才到南昌的郭沫若以焕然一新的面貌，与周恩来、贺龙、恽代英等率大军离开南昌，浩浩荡荡向南方进发。一路上，郭沫若有时吟着自己做的新诗，有时和战士们一起高唱《大军进行曲》、《少年先锋歌》，精神饱满，士气旺盛。九月初的一天，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与贺龙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镰刀、斧头红旗下，高举起握过狼毫笔、执过马鞭的手，诵念入党誓词，表示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的好党员。参军北伐、投入南昌起义队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为他成为“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迈开了崭新的一步。
责编/何之
身为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当时正在九江。他于八月三日获悉南昌起义的消息后，即与总指挥商定解散政治部，并谢绝总指挥请其同往国外的邀请，毅然决计和政治部主任秘书李一氓及阳翰笙等一道，于当晚出发赴南昌。在那刀光剑影的时期，他作出这一果敢决断，实在难能可贵。
郭沫若一行在当天晚上，突破层层哨岗，分坐两辆铁路手摇车在南浔铁路线上向南昌行进。第二天早晨过了德安，到了九江与南昌中途的涂家埠车站，突然遭遇从南昌败下来的敌军散兵的打劫。乱拳飞腿把郭沫若从月台打下铁轨，又拉上月台打倒在地，扭断腰间皮带，抢走手枪，打破眼镜，连衣物和日记本都被掳光，还险些被手枪打死。待散兵走后，他们又重新踏上征程，丝毫没有懊悔。在手摇车上笑谈这次遇险时，郭沫若和李一氓还凑出一副对联：“郭主任背腹面受敌，李秘书上中下俱伤。”革命的乐观主义跃然显现。
八月四日傍晚，郭沫若等抵达牛行车站，即现在的南昌八一大桥北端沿赣江边马路东行300米的昌北码头处。当日大雨滂沱，江水猛涨，涛浪翻滚，江面上一只船也没有，眼看着南昌城却过不去。于是郭沫若决定，自己先和会游泳的阳翰笙游过江去。正当他们准备脱衣下水时，对面来了一只小船，有人喊话：“我们是贺龙司令派来的，请你们过江。”原来郭沫若在涂家埠车站曾打电话通知了南昌方面。突破这难关，他们来到臬台衙门起义军总部时，已是半夜。周恩来、贺龙等前来相见，彼此拥抱，格外亲热，并赠以蓝布军服和内衣，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时候郭沫若了解到“南昌起义”的详情，还知道自己不仅被列入革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同时被委任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给予了重任。
郭沫若之所以如此坚定地历险加入南昌起义的革命部队，并不是他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
一九二四年四月，郭沫若高喊着自我表现，个性解放，享受自由的泛神口号，去日本战斗。结果他打了败仗，成了“受伤的勇士”，“饱受人生的苦味之杯”。爱国主义思想，美好的社会憧憬，现实的生活境况，促使郭沫若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这本书的译出，正如他在《<盲肠炎>题记》中所说，从此“我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认识，在这儿使我的思想生出了一个转机。”这里说的“转机”，就是他从此“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了”。
在海外漂流半年，郭沫若携全家回到上海。他目睹了“五卅”惨案，看到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变本加厉地实行恐怖政策，看到了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受到更加严重的迫害。原本高唱个性，景仰自由的他，如今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由自主地失掉个性和自由的时代，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和自由，争取大众的个性和自由，才合乎情理。可见他已经从纯理论的探讨，渐渐地进入到更现实的阶段了。
一九二六年，由于瞿秋白的推荐，林伯渠代表党组织安排郭沫若赴广州，担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到达广州后，在林伯渠家里，他第一次和毛泽东见面，听取了广东和全国革命运动的情况介绍。自此，他和毛泽东应邀同在东山青年会演讲；应毛泽东邀请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在广东大学主持欢迎中华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时晤面刘少奇；出席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纪念马克思诞辰大会时晤面周恩来、彭湃、何香凝等。他广泛地接触了共产党领袖和工农干部，在心目中信赖共产党，追随共产党，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经过慎重考虑，他向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毕磊吐露了自己成为共产党员的意愿。党组织研究后，委派恽代英和他谈话，让他再参加一些实际工作磨炼，建议他去参军，到黄浦军校做宣传工作。郭沫若欣然接受这一建议。
伴随着思想的变化，郭沫若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他从文艺界、教育界跳进了革命的浪潮，于一九二七年七月随军出师北伐，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成了“戎马书生”。在横戈跃马的战斗生活中，他政治上越来越成熟，有人说他已由尝试革命的阶段进到和革命的本质不能分离的阶段。他曾以迫切的心情写了要求加入共产党的信，由南昌秘密寄给“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先生转陈仲甫先生亲启”。陈接后不久复信，对于他的入党要求颇为赞许，同时也说明解决入党问题必须履行组织手续，自己个人不能越过组织允纳。当时，北伐节节胜利，可是蒋介石靠窃取的要职，到处安排亲信，扶植反革命流氓势力制造事端，镇压工农革命力量，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大众。仅一九二七年三月的一个月内，蒋介石就一手策划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江西省学联，制造九江“三·一七”惨案，捣毁安徽省总工会和省党部，杀害民众、制造安庆惨案等。郭沫若亲睹蒋介石的种种叛变革命的罪恶行径，愤慨地火速离开安庆，化装并化名“高浩然”，由水路辗转到南昌。他借住在第二十军“党代表”朱德租住的两层砖木结构民宅花园角二号，躲进二楼一间光线不十分充足的房子里，于三月三十一日，奋笔疾书，撰写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以亲身经历揭穿蒋介石的假面具，号召民众擦亮眼睛起来反蒋。这篇文章出版后，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如震天的号角，唤醒千百万群众投入反蒋斗争。第二天，他又从理论方面撰写了《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一文。不久，郭沫若就被蒋介石通缉。
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汪精卫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并密令缉拿共产党员、群众运动领袖和进步人士。郭沫若密切注视着这一切，特别是看到共产党的许多负责人都往南昌汇聚，预感到将有一场伟大的革命风暴来临。于是他向中共九江市委员会负责人表达愿往南昌的意愿，党组织劝他暂留九江视形势再定行踪。待他知道南昌起义已经举行时，他按捺不住渴望投入战斗的心情，急不可耐地启程赴南昌。
八月五日，起义部队进军广州。头天晚上才到南昌的郭沫若以焕然一新的面貌，与周恩来、贺龙、恽代英等率大军离开南昌，浩浩荡荡向南方进发。一路上，郭沫若有时吟着自己做的新诗，有时和战士们一起高唱《大军进行曲》、《少年先锋歌》，精神饱满，士气旺盛。九月初的一天，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与贺龙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镰刀、斧头红旗下，高举起握过狼毫笔、执过马鞭的手，诵念入党誓词，表示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的好党员。参军北伐、投入南昌起义队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为他成为“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迈开了崭新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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