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过日本的人往往提出疑问：文雅执礼、勤谨而有序的日本，何以自19世纪末叶以来多次发动外战，并在战争中表现格外残暴？同样，战后70年日本取得卓异的经济、文化成就，何以拒不反省近代历史上的战争罪行？
　　如果需要略解上述问题，可简析日本民族性的两个偏执点：
　　其一，“神国意识”笼罩的“岛国情结”。一般而言，“岛国情结”呈現四种心态：自我封闭、排他意识、强烈的危机感、狂傲又不安于现状的性格。在“神国意识”统辖下，“岛国根性”容易催生极端民族主义和侵略有理论。
　　其二，笔者以为，日本道德的致命伤，不一定在“耻感文化”，而在缺失善恶对立的价值观。善恶不分，也许是日本神道与中国式“性善论”“义战观”的最大区别，也是神道与基督教在道德理念上的分野所在。
　　因为失却求善去恶的心灵追求，没有直逼灵魂的尖锐人生拷问，没有富于批判精神的终极伦理关怀，日本稀缺培育伟大思想的历史文化土壤，而只能产生谋略型的思想者，这些思想者（如近世的佐藤信渊、吉田松荫，近代的德富苏峰、北一辉等等）缺乏理性的、善性的形上学指导，往往偏执于民族私利而剑走偏锋（如吉由松荫“失之美英俄的利益当向中国朝鲜求得补偿”的强盗逻辑），扩张与暴力成为他们的主题词。当此类思想被统治者放大为国民意识时，日本的外战就获得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于是一个文雅的民族就那样狂热地奔向掠夺与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