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作为西方重要的社会学理论之一。它表示在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争端冲突所引发的社会变迁。社会冲突也是社会互动的基本方式。它指人类为了争夺所谓社会权利，争夺社会名利，社会地位，资源等等。或者是因为根本价值观念不同而产生的争夺引起的斗争行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然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现有的社会治理方式无法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尤其是，地方政府治理方式简单粗放，地方政府放的失范行为经常发生，地方政府与基层群众的矛盾不断激化，群体性事件不断的发生，其数量有日益增加的趋势。一些原本可以得到合理解决的群体性事件，由于得不到正确的处理，甚至演化为社会冲突。针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冲突问题，我觉得关键在于要建立快捷有效的冲突管理机制。
　　第一，建立信息沟通机制。信息沟通作为危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贯穿于危机管理的整个过程，影响危机管理的各个环节。公共危机管理关系着人们大众的利益，是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要积极做好落实好，以防出现不能挽回的损失。在应对公共危机时，政府需要在内部和外部与各对象开展信息沟通，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面向社会公众的信息沟通。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如果政府能与社会公众实现良好的信息沟通，那么公共危机事件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妥善处理。公共危机容易引发社会恐慌，往往威胁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处理得不妥当将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妥当处理与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命题。
　　第二，建立矛盾谈判机制，在解决社会存在的冲突中，探讨与沟通是一种有效的处理非对抗性冲突的选择，也是一种间接和谐的对待矛盾的途径，对于处理我国社会在新时期存在的冲突具有重要意义。探讨与沟通处理冲突的方式，既有别于强压和胁迫的对抗途径，也与通俗的教育批评的非对抗途径不同。不管是对抗性的胁迫途径还是非对抗性的批评途径，都是建立在冲突双方不平等的地位和利益的基础上的，姑且不去理会胁迫途径，单是批评教育也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另一方。以这种不平等的方式去解决矛盾，是难以获得解决的效果的。不同于以上方式，探讨与沟通的途径，是建立在尊重对方人格和权利的基础上的，而忽略了彼此在地位实力上存在的差异。这样的平等关系，就为合理有效的处理冲突提供了平台。通过平等交流，可以使冲突双方站在对方的角度上看待对方的要求和相关问题，从而有效解决因信息接收有限而产生的误解误判的问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很大一部分的冲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冲突，而是由于信息接收有误或双方了解有限而造成的；多数矛盾的激化，也是因为彼此缺乏探讨和交流，致使彼此不满情绪得不到释放，从而使误解的因素被进一步放大。解决存在人们之间误会误解的有效途径，就是探讨与沟通。通过进一步的探讨沟通，冲突双方可以更加了解彼此的需求和想法，就能够消除误会，增强理解，就为解决冲突提供了保障。
　　第三，建立冲突干预机制。涉政公共突发事件它的产生是随意的，反映了一部分公民因受到具体公权力的刺激产生对国家管理者表示不满，逐渐演化成反对的行为，这是一种极端的外化形式，具有特殊性和群体性，是舆情状态非正常状况。作为一种公共事件，它的发生、发展普遍具有群体心理因素，而且较为强烈。群体心理通常都具有盲从、模仿、冲动的心理特征，而针对这样的特性也决定了对参与事件的群体应该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来进行干预和引导。
　　第四，要及时有效的赢得应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主动权，就必须建立群体性事件的预测预警机制，并且及时搜集、辨别、分析和处理各种情报信息，能够有效的发现潜伏期的危机，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来对事件进行遏制。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社会要做到快速高效，就必须建立应急处置的指挥机制，这种机制需要是一个职能明确、责权分明、组织健全、运行灵活、统一高效的机制。在实际处理事件时，要根据事件的实际情况分别建立不同层级的应急指挥部。应该由当地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总指挥，全面负责事件处置的指挥和控制，做到统一领导、指挥，协调好本级行政区域内的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
　　第五，建立冲突转换体系。在决策传统事务的时候，政治权利系统的操作方向一直都是由上而下的进行，由发号施令、制定方案和实施方案，对社会进行单方面的治理。对于群体性事件，我们政府一致都是以压制为主的政策方式。这一政策方式不能从根本上是我国的一些极端的群体性的事件得以解决，这些事件有可能还会成为另一起集体暴力性事件的开端的主要诱导因素。如果想从根本上防范和杜绝群体性事件，必须推动改革，而改革的方式则是由旧政策方式向新的政策的转变，要使新的政策从本质上获得领导地位。这就需要我们加强社会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转变思维观念，使“权利中心主义理念”得到转移，推动新的政策方式的实施。而使新型政策方式得以正常实施的主要因素是社会学习。由于当前地方官僚系统的旧式的政策方式仍然阻碍着当今的官僚系统，新政策方式的建立需要强大的社会学习能力和在社会的舆论导向中需占据强有力的领导地位，这样才能使权利运行者对新的政策方式有极高的认同感，自主的在公共管理过程中运行这些新的政策方式，使其趋向于系统化、制度化，从而占据领导地位。在地方公共管理过程中，必须设计系统化、制度化的政策方式，要使其更加的民主化，进一步加强领导问责制，向着民主政策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