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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冬，我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嘉禾县大队送到湖南郴州军分区陆军第165师教导大队学习吹号。当时跟我一起被选拔去学吹号的还有李立夫、李必让、李至生。
我们学习吹号的地点是郴州市桂阳县七里街高码头西侧的一栋地主的大院。我被编在第五中队。中队长姓王，指导员叫刘毓凤，司号教员叫王俊海，文化教员叫谭侃。学员共97名，来自郴州下属10个县。我被编入第二班，从此开始了我的号兵生涯。
号兵是当时军队的一个特殊兵种，主要功能在战时是用于通信联络和指挥战斗；平时则是用于掌握作息时间。由于战时通信手段十分落后，没有无线通信设备，相互之间联络十分困难，有线电话经常被敌军炮火打断线而失去联络，而用号兵联系指挥则完全避免了其他通信手段的缺陷。特别是在野战军中与不明身份的军队遭遇时，用号兵联络可以分清敌我。因为号谱是保密的，敌军的号兵听不懂我军的号谱，不能正确回答，因而可以避免误伤。在近仗、肉搏仗中，激昂的冲锋号声，配合我军将士的喊杀声，可以极大地鼓舞我方士气，也极大地震慑敌人，起到特殊的作用。因而当时部队十分重视号兵，我们这一期训练的号兵，就是为抗美援朝准备的新生力量。
司号队课程主要分两大部分，一是业务学习，就是学吹号。二是政治文化学习。业务学习主要由王俊海讲授，他是郴州军分区司令部的司号长。他教授的课程内容有两部分，一是学会吹号，二是学习号谱。
初来时，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吹不响号，少数人虽然拿出吃奶的力气能勉强地把号吹响，但方法不对，动作不规范，有的把脸憋得通红，有的把腮帮子鼓得老大，有的把号嘴放在嘴角上，总之没有一个人会吹，全部是从零开始。
练习吹号首先是练爬音。军号是五音号，共有五个音阶。发音从低到高大体上是①打（dǎ）-②搭（dā）-③大（dà）-④底（dī）-⑤黎（1í）。五个音阶简称一音、二音、三音、四音、五音。练习爬音时，从一音开始，只有把一音吹好了，吹得轻松自如了，才允许往上爬高吹二音，绝不允许随便乱吹。
练习爬音时，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集合，到野外列成两队，此起彼伏地练习同一个音阶。在练爬音时，有一条严格的规定，就是每天早晨起来，不管你小便憋得多厉害，一律不许解小便，直接整队出发去练吹号。
据司号长解释说，吹号是用丹田之气，就是要把腹部的气提到胸口上来。初学吹号的人，因为不会运气，早晨一解小便，腹部的气就下坠，就会吹不响号。有些人因为憋不住尿，在练爬音时把裤子尿湿了。但大多数时间，因为用力用气练爬音，两个小时下来，原来憋得厉害的尿却没有了。
经过约两个月的练习，绝大多数学员都能自如地把五音吹出来。这时，一方面继续练习爬音，一方面学习号谱。号谱共三部分，一是生活号谱，二是野战号谱，三是礼仪号谱。
生活号谱用于平时掌握作息时间，如起床号、出操号、收操号、开饭号、熄灯号等。野战号谱则是用于战争中，如集合号、紧急集合号、冲锋号、继续前进号、停止前进号，还有部队之间相互联系的号谱。整个生活号谱和野战号谱编在一起有厚厚的一本，有两三百条之多。
每个司号员都必须把这号谱背熟，在实战中要能听到号音分辨出内容，准确地判断，向指挥员及时汇报。如果听不懂号谱，就会贻误战机，造成重大损失。所以号兵在战争中责任也是十分重大的。
礼仪号谱则是用于会议、庆典、欢迎客人等场合。因此这些号谱强调了音乐感、节奏感。集体吹奏起来铿锵有力，悦耳动听。这些号谱有：《接官（欢迎曲）》《大玛斯》 《英格玛斯》等数10首。
在学习号谱的同时，还进行政治、文化教育，教育的内容一是阶级教育，开展诉苦运动，进而引导大家把穷人受苦的根源挖到地主阶级的剥削上，然后进一步挖到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反动政府上，再进一步挖到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帝国主义身上。政治文化教育的第二个内容是反美仇美教育。讲美帝侵华史，讲美国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事实。通过这些教育大大激发了大家的阶级觉悟和爱国主义热情，人人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到朝鲜去打美国鬼子。
经过整整半年的学习，全体学员不仅学到了司号本领，而且都提高了觉悟，可以毕业了。经上级批准，全部派往朝鲜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我正为自己能上前线去杀敌立功而感到庆幸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被留在郴州军分区，不能和大家一道去朝鲜。原来在分配这批司号员时，郴州军分区司令部要求教导队挑选7名成绩最好业务最精的学员留下自己用，分别分配到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处、警卫连、侦察连、通信连、卫生科当司号员。我被分配到后勤处。这次分配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决定我这一辈子就在郴州的范围内工作、生活，直到1995年6月在嘉禾县政协秘书长任上离休。
我当时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郴州军分区第165师后勤处担任司号员，只是负责日常生活掌握作息时间，虽然搞过几次野战演习，紧急集合，夜行军之类，但与战场气氛相去甚远。当了兵却没有上过战场，不能不说这是我的终生遗憾。
“文革”结束以后，我多方打听和我一道去当号兵的几个嘉禾同乡的下落。后来打听到，李必让转业后在河南省中国银行当处长；李立夫后来进入解放军通信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岳阳一个雷达工厂当工程师；李至生则一直下落不明，我猜想十有八九在朝鲜光荣了。相比之下，4个人中算我最没有出息。
我们学习吹号的地点是郴州市桂阳县七里街高码头西侧的一栋地主的大院。我被编在第五中队。中队长姓王，指导员叫刘毓凤，司号教员叫王俊海，文化教员叫谭侃。学员共97名，来自郴州下属10个县。我被编入第二班，从此开始了我的号兵生涯。
号兵是当时军队的一个特殊兵种，主要功能在战时是用于通信联络和指挥战斗；平时则是用于掌握作息时间。由于战时通信手段十分落后，没有无线通信设备，相互之间联络十分困难，有线电话经常被敌军炮火打断线而失去联络，而用号兵联系指挥则完全避免了其他通信手段的缺陷。特别是在野战军中与不明身份的军队遭遇时，用号兵联络可以分清敌我。因为号谱是保密的，敌军的号兵听不懂我军的号谱，不能正确回答，因而可以避免误伤。在近仗、肉搏仗中，激昂的冲锋号声，配合我军将士的喊杀声，可以极大地鼓舞我方士气，也极大地震慑敌人，起到特殊的作用。因而当时部队十分重视号兵，我们这一期训练的号兵，就是为抗美援朝准备的新生力量。
司号队课程主要分两大部分，一是业务学习，就是学吹号。二是政治文化学习。业务学习主要由王俊海讲授，他是郴州军分区司令部的司号长。他教授的课程内容有两部分，一是学会吹号，二是学习号谱。
初来时，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吹不响号，少数人虽然拿出吃奶的力气能勉强地把号吹响，但方法不对，动作不规范，有的把脸憋得通红，有的把腮帮子鼓得老大，有的把号嘴放在嘴角上，总之没有一个人会吹，全部是从零开始。
练习吹号首先是练爬音。军号是五音号，共有五个音阶。发音从低到高大体上是①打（dǎ）-②搭（dā）-③大（dà）-④底（dī）-⑤黎（1í）。五个音阶简称一音、二音、三音、四音、五音。练习爬音时，从一音开始，只有把一音吹好了，吹得轻松自如了，才允许往上爬高吹二音，绝不允许随便乱吹。
练习爬音时，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集合，到野外列成两队，此起彼伏地练习同一个音阶。在练爬音时，有一条严格的规定，就是每天早晨起来，不管你小便憋得多厉害，一律不许解小便，直接整队出发去练吹号。
据司号长解释说，吹号是用丹田之气，就是要把腹部的气提到胸口上来。初学吹号的人，因为不会运气，早晨一解小便，腹部的气就下坠，就会吹不响号。有些人因为憋不住尿，在练爬音时把裤子尿湿了。但大多数时间，因为用力用气练爬音，两个小时下来，原来憋得厉害的尿却没有了。
经过约两个月的练习，绝大多数学员都能自如地把五音吹出来。这时，一方面继续练习爬音，一方面学习号谱。号谱共三部分，一是生活号谱，二是野战号谱，三是礼仪号谱。
生活号谱用于平时掌握作息时间，如起床号、出操号、收操号、开饭号、熄灯号等。野战号谱则是用于战争中，如集合号、紧急集合号、冲锋号、继续前进号、停止前进号，还有部队之间相互联系的号谱。整个生活号谱和野战号谱编在一起有厚厚的一本，有两三百条之多。
每个司号员都必须把这号谱背熟，在实战中要能听到号音分辨出内容，准确地判断，向指挥员及时汇报。如果听不懂号谱，就会贻误战机，造成重大损失。所以号兵在战争中责任也是十分重大的。
礼仪号谱则是用于会议、庆典、欢迎客人等场合。因此这些号谱强调了音乐感、节奏感。集体吹奏起来铿锵有力，悦耳动听。这些号谱有：《接官（欢迎曲）》《大玛斯》 《英格玛斯》等数10首。
在学习号谱的同时，还进行政治、文化教育，教育的内容一是阶级教育，开展诉苦运动，进而引导大家把穷人受苦的根源挖到地主阶级的剥削上，然后进一步挖到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反动政府上，再进一步挖到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帝国主义身上。政治文化教育的第二个内容是反美仇美教育。讲美帝侵华史，讲美国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事实。通过这些教育大大激发了大家的阶级觉悟和爱国主义热情，人人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到朝鲜去打美国鬼子。
经过整整半年的学习，全体学员不仅学到了司号本领，而且都提高了觉悟，可以毕业了。经上级批准，全部派往朝鲜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我正为自己能上前线去杀敌立功而感到庆幸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被留在郴州军分区，不能和大家一道去朝鲜。原来在分配这批司号员时，郴州军分区司令部要求教导队挑选7名成绩最好业务最精的学员留下自己用，分别分配到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处、警卫连、侦察连、通信连、卫生科当司号员。我被分配到后勤处。这次分配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决定我这一辈子就在郴州的范围内工作、生活，直到1995年6月在嘉禾县政协秘书长任上离休。
我当时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郴州军分区第165师后勤处担任司号员，只是负责日常生活掌握作息时间，虽然搞过几次野战演习，紧急集合，夜行军之类，但与战场气氛相去甚远。当了兵却没有上过战场，不能不说这是我的终生遗憾。
“文革”结束以后，我多方打听和我一道去当号兵的几个嘉禾同乡的下落。后来打听到，李必让转业后在河南省中国银行当处长；李立夫后来进入解放军通信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岳阳一个雷达工厂当工程师；李至生则一直下落不明，我猜想十有八九在朝鲜光荣了。相比之下，4个人中算我最没有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