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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大学科技园作为大学与社会连接的桥梁和纽带，曾在高校及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专家学者通过各种数学模型的研究数据表明，我国近百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处于有效和相对高效的不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高新技术园区（创新创业园区）的大量涌现以及国家简政放权、政策普惠、资源共享和公共平台建设等国策实施，大学科技园的运营效率仍在递减，影响力和凝聚力还在式微，需要我们与时俱进、重新审视、深入探究新时期我国大学科技园建设与发展的策略，期望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与社会服务方面继续发挥资源汇集整合、多元协同驱动、“海陆空”兵团作战的创新与服务大平台作用，继续保持其他园区不可比拟、无法替代的“孵化器”独具优势与独特地位，触类旁通、示范引领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与社会服务。
关键词：高等院校；大学科技园；科技创新；产学研用；体系建设；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3-0212-04
自1951年世界上第一家“新的科学技术传播转化模式”斯坦福研究园（硅谷）的兴建、1956年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诞生，国内外大学科技园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实践，涌现出一批业绩突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学科技园区，并成立了具有数百家会员、数十万家企业的世界大学科技园协会IASP。斯坦福研究园、剑桥科学园等世界著名大学科技园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关键是在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于外在的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提高、高端人才的大量聚集、高科技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创新型科技企业家培育、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更体现于内在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形成和高校社会服务功能的合理延伸（并不是由大学直接创办企业）及有效实现。
然而，崔岐恩等专家学者通过各种数学模型分析，将我国大学科技园分为有效和无效两类，又细分为相对高效、配置低效、规模低效和完全低效四类。研究数据表明，我国近百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处于有效和相对高效的较少，发展现状不尽人意。本文将从以下六个方面深入分析、积极探索我国大学科技园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和对策，期望起到抛砖引玉的启示借鉴效应，示范引领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与社会服务。
一、“五元驱动”才能实现“孵化器”功能
“三元参与”和“五元驱动”理论的核心是构筑创新创业的栖息地，其灵魂是形成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大学、企业、政府“三元参与”、“官产学金孵”共同驱动，能够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的优势互补、分工协作、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应成为我国大学科技园提高运行效率、指导我国大学科技园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依据。
“官产学金”各司其职才能实现“孵化器”建设目标。官：大学科技园作为一种新型创新载体，需要政府提供先进基础设施、创造宽松环境、创新体制机制以及政策导向引领，为其他驱动元素的聚集进行宏观调控；产：企业对市场需求和技术价值有敏锐判断力，是技术创新主体，科技企业生存和发展更是取决于面向市场的技术创新能力。入园企业在研究市场的同时，选择能提供技术支撑的研究群体作为阶段性合作伙伴，促进了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有效结合；学：大学负责研究并不断提供创新成果、高新技术人才及创业者，是园区内企业技术创新的源泉。2000年硅谷中62%的企业是斯坦福大学师生或校友创办的，北京中关村的发展最初也是得益于北大、清华及中科院师生创办企业；金：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金融资本就是第一推动力，只有二力合一，才能形成最终的竞争力。
孵化器，顾名思义，具备“筑巢引凤”的良好温度条件，让科技企业在孵化器中享受政策、资金、文化、人才、信息、设施、交通、氛围等全方位舒适创业环境。研究表明，孵化器在创业企业成立初期作用十分明显，未经孵化器孵化的企业五年存活率为20%，经过孵化的企业存活率高达80%。企业孵化器已成为大学科技园不同于其他园区的独特标志，其创业孵化理念的渗透，大大增强了大学科技园配置资源、培育企业及企业家的强烈意识。斯坦福大学特曼教授对人才培养不仅限于传授知识、指导技术和启发兴趣，而且引导、鼓励和帮助（他1939年曾出资500美元支持两名学生创办了惠普公司）学生创立自己的事业，起到了孵化器作用。微软、苹果、雅虎、谷歌等当今最具活力的企业最初也是得益于大学生勇于创新、敢于创业并受益于“孵化器”的培育。
二、开放办园是大学科技园的必然选择
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是大学科技园的重要功能之一。世界上比较成功的大学科技园，一般都依托于一所或几所研究型大学，这些大学都具有很强的理工科技力量，能够不断地输送高新技术成果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大学与科技园形成了鱼水交融的互动关系。然而，大学与科技园的这种关系是自发形成的：资金困扰迫使大学重新定位，充分利用自身的智力资源与企业合作，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实现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得到研究经费，企业为了便利地获得大学智力資源而聚集在大学周边，大学科技园由此诞生；而我国大学科技园大多是由高校或政府刻意追求的结果，科技创新资源普遍不足，科技园成为了无米之炊、名不副实的房屋出租园，房租收入难以支撑日常运营开支，开放办园自然成为了扭转困局的必须选择：引进高新技术成果、广纳高新技术人才和管理精英，同时引入了新的思维理念和管理方式。
知识和人才覆盖面窄是小微企业发展的短板，更加需要外部支持。以色列理工学院科技园成立的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TEIC对科技园独立经营和管理，要求项目开发的产品必须具有国际市场应用前景。TEIC认为，搞技术发明的人大多不懂管理经营，所以TEIC从国内外工商界聘请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做项目开发顾问，协助研究市场、吸引投资和将产品顺利推向市场。美国退休经理服务团包括13 000多名具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企业家和技术专家以及300多名协调人，以各种灵活方式为企业提供免费的商业咨询。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出现了产业、行业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发展的新趋势，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应用正在加速改变产业竞争模式，深化信息技术集成应用和融合创新，提高企业全产业链的联动信息化水平，发展智能制造、网络制造等新型生产方式，同样需要广泛合作、开放办园。 三、通过言行一致的具体事例营造生态软环境
诺斯认为：即便在发达经济体，制度的正式规则（如法律法规、政策条例、规定办法）也只是决定人们行为选择总体约束中的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是由制度的非正式规则（如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约束的。吴敬琏也认为，制度重于技术，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高新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而是人力资本的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
我国许多大学科技园基本上具备了硅谷的“形态”元素，却未能具备硅谷的“神态”元素。硅谷的成功不仅表现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更表现在社会文化制度层面，使其具有强大凝聚力（2000年硅谷中仅印度和中国人开办的科技企业就达2 774家；全球28%的风险资本汇集硅谷）。即便是依托于理工实力更加强大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波士顿128公路高新技术园区，与斯坦福大学的硅谷相比也自愧不如、大大逊色，因为崇尚开放包容、批判创新的制度软环境已成为硅谷的核心竞争力。具有牛仔风格的硅谷人对创业始终津津乐道，对失败表现出极高的宽容。硅谷的创新文化是：活着为了工作，创新即是生活，创业就是享受，喜欢冒险与试验，崇尚竞争、平等与开放，鄙视等级，允许跳槽，竞争者之间相互交流与协作。在我国，深厚的集体文化遗产和长期的集权等级观念，使得“关系本位”替代了“能力本位”，严重的集体内耗不仅转移了创新注意力，也消耗了创新能量。在当今大科学研究、交叉学科研究、“海陆空”兵团作战已成主导的情势下，极大抑制了协同作战、协同创新的力量和源泉。
大学与企业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为主体，它们在价值评价标准、行为风险性、管理体制、运营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并在它们的运行节奏、管理方式、决策目标等方面淋漓体现。企业是社会的经济主体，以追求利润为天职，对市场反应敏感而迅速，这就决定了企业崇尚：客户就是上帝、一切为了市场、敢闯敢试与敢拼敢抢、雷厉风行与令行禁止的紧张激烈的文化氛围；而相对宽松的大学校园追求学术水平、独特新颖、术业专攻，研究选题多从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出发，对市场了解不够，应用研究不足，大量科研成果无法满足具体客户需求而成为对企业无助的无效科研。两种体系的成员在沟通、交往与合作中也存在明显的观念与行为差异，延长了双方沟通协商的周期，提高了交易成本和风险。
“温州八大王” 的平凡，使温州人对财富孜孜以求的商业精神被极大释放；“小岗村事件”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深圳特区的建立，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联想“国有利润”的分红配股（职工持股会）成就了今天的联想集团；“兆龙饭店”、“傻子瓜子”事件虽小，却由小平同志亲自过问；简政放权和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吹响了新时期深化改革、继续开放的号角。人人都讲营造软环境，打造软实力，却大多停留在口头上。比如，什么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什么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却又很难回答，能否落到实处、落实到具体问题上，更是难上加难，需要眼界、胆识、胸怀乃至良知的综合素质。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因为在事关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原则性的典型事例面前，国家、民族、人民利益至上，不顾个人得失与安危，高瞻远瞩，甘冒风险，正确决策，导向引领。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只有通过若干事例的具体实践，才能令人信服的证明，我们的言行是一致的，让“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等靠要、庸懒散、假大空、浮虚绕”、“嫉贤妒能、尸位素餐、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 的人脸红冒汗、如坐针毡，逐步建立起“能者上、庸者下”、“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比学赶帮超”的用人机制，逐步形成奖罚分明、催人奋进的创新创业氛围。
四、借鉴国外经验推进风险投资机制建设
实践证明，风险投资发展好的国家，其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就高；反之，就举步维艰。据统计，美英日德法五国风险投资之和占世界总额的90%以上，其高新技术产业自然占据了世界主导地位，其大学科技园的发展水平也是最高的。美国风险投资的70%投向了高新技术企业。日本建立的高技术开发事业团（集技术中介和风险投资于一身）的主要资本金来自政府并吸收民间风险资本加入，每年向大学及研究机构征集科研成果（能否产业化还需要大量过程技术活动）介绍给有需求的企业，事业团提供70%以下资金，三方协作开发并按约定比例（向民间资本倾斜）分享成功收益。由于对科研成果进行了严格筛选，反复论证，成功率很高，形成了投资—获利回收—再投资的良性循环，政府资助成为源头活水。
由于我国长期计划经济积淀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以及缺少市场经济“契约关系、诚信文化”的洗礼（非法集资固然有发起者的违法责任，但广大集资民众的投资常识匮乏、风险意识缺失和违背契约精神的只许赢不许亏的做法，也應当警思）等原因，导致我国风险投资制度和风险投资人才欠缺，使得风险投资领域的民间资金非常有限。在发达国家，风险投资家的融资对象几乎包括了所有机构、富裕家庭和个人。
融资频次高、单笔额度小、急切用款多、可抵押资产少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共同特征，建立适合不同企业需求的多层次投融资体系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比如，追求高收益的风险资本可以助力创新企业高速发展；追求低风险、固定收益的商业银行可以解决企业流动资金短缺；投资银行则推动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美国约8 000家商业银行中，资产少于10亿美元的小微银行就达5 000家，充分激烈的市场竞争让他们专门致力于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和理财服务。我国大学科技园还可以探索创建混合所有制的科技园集团公司，既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又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武汉“光谷”之所以成功，得益于一开始就有私人资本参与并按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营。对具有发展前景的小微初创企业，也可将房屋租金作为认股权证，到达约定期限，将其转为孵化器股份或作为债务要求企业还本付息。 需要强调的是，集专业知识与投资意识于一身，又具有资本市场经验的风险投资家，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非常关键。在硅谷，风险投资家们为创业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投资基金，还有操作经验、技术技能和行业接触网络。他们在经营战略方面为企业家出谋划策、招募重要的经营管理人才、帮助寻求共同的投资者并在董事会任职。
五、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产学研用紧密结合
世界上比较成功的大学科技园都与企业紧密结合。芬兰政府规定，大学或研究机构项目必须有企业参与才能得到支持，企业项目也必须寻找大学或研究机构作为伙伴才能得到资助；意大利政府规定，大学科研必须参与以企业为主构成的“康采恩”才能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美国政府规定，参与政府项目的企业必须承担50%以上的研究经费，以增强企业风险压力。项目由高科技企业提出，经政府和相关专家评估，以保证项目的技术水平和市场前景。即便是企业项目，也要通過政府组织的答辩竞争才能获得政府资助。可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政府的导向引领作用十分必要、十分重要。
随着技术创新以企业为主体的国策实施，高校科研与企业相融合的必要性更加显而易见，因此我国将实行“企业出题、先行投入、协同攻关、市场验收、政府补助”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与组织实施机制。根据我国85%～90%的科研成果停留在论文、鉴定、专利、获奖证书上的尴尬局面，应充分借鉴国外做法，通过制度安排提高成功率、实现产业化：科研项目团队成员尤其是项目负责人应承担一定额度的科研经费（研发成功获得收益后加倍返还）或其他约定风险才能立项；在项目评审、筛选、立项时，应吸纳经验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科研项目实行投票者、决策者备案负责制，成功与否纳入绩效考核并与奖惩挂钩；科研成果只有实现商品化、产业化才能结题；省市级人文社科类项目，其研究成果须在分类核心以上期刊发表，等等。“为过程鼓掌，为结果埋单。过程再精彩，没有结果，劳民伤财。”
六、错位发展，科学评估，人才优先，创新驱动
一个没有特色的大学科技园就会成为乌托邦。然而，我国大学科技园乃至高新技术园区、创新创业园区的特色建设，主要强调技术和研发方向，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经济全球化以及高校学科设置雷同等原因，技术特色已黯然失色。而技术有特色，研发有特色；管理有特色，运营有特色；人才结构有特色，人才使用有特色；个体有特色，团队有特色；政策制度有特色，体制机制更有特色，全面特色才称得上是特色园区，才能实现“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特”的错位竞争和错位发展。
还有，为了继续保持我国大学科技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应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大学科技园评估体系和成果评价体系，以此为政策导向，重点扶持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特色园区。比如：大学科研成果进入大学科技园的数量及在园区的转化率；专利申请数与知识产权、科研成果转让和提成收入；经科技园孵化的科研成果产业化后，对大学的回报率及其占学校全部科研经费的比例；每年经科技园孵化出的新企业数量及孵化失败的数量；大学科技园在高校师资与学科建设、创新与创业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对高校及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与社会服务的示范引领作用，等等。
另外，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体制机制尚待完善（比如，服务行业WTO规则共计160个，我国仅入门100个，还未完全接轨），市场信息还不能及时迅速、全面准确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主要表现为价格信息），造成市场配置资源的时效性较差，研究成果与市场脱节现象比较严重，很多科研成果还未产业化即被市场淘汰。那么，对市场熟悉、嗅觉敏锐的优秀经营管理人才就成为了科技成果市场化的核心要素。崔岐恩等通过CCR模型的影子价格分析，在人力、物力、财力三项投入要素中，大学科技园经营管理人员相对于其他两种要素最为稀缺，经营管理人才匮乏是大学科技园绩效不佳的关键所在，引进高素质人才应成为我国大学科技园效率改进提升的窗口。我们应积极推动知识技术、管理技能等非货币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真正做到人才资源优先开发、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制度优先创新、人才结构优先调整，才能实现大学科技园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与社会服务的示范引领作用，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才能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创新、创新、再创新的创新型国家目标。
参考文献：
[1] 崔岐恩，等.我国大学科技园运行效率研究——基于DEA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21）：16-21.
[2] 党咨文，等.新时期我国大学科技园建设与发展的对策建议[J].继续教育研究，2014，（9）：95-97.
[3] 胡明辉.我国大学科技园发展的制度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5，（14）：153-155.
[4] 孙月平，等.加快大学科技园建设，优化南京创业环境[J].南京社会科学，2004，（12）：179-186.
[5] 黄亲国.中国大学科技园的发展与对策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6.
[6] 赵西萍，等.大学科技园的运行机制研究[J].高教探索，2005，（5）：46-49.
[7] 李淑.我国大学科技园发展的制度缺陷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06，（5）：43-46.
[责任编辑 安世友]
关键词：高等院校；大学科技园；科技创新；产学研用；体系建设；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3-0212-04
自1951年世界上第一家“新的科学技术传播转化模式”斯坦福研究园（硅谷）的兴建、1956年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诞生，国内外大学科技园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实践，涌现出一批业绩突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学科技园区，并成立了具有数百家会员、数十万家企业的世界大学科技园协会IASP。斯坦福研究园、剑桥科学园等世界著名大学科技园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关键是在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于外在的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提高、高端人才的大量聚集、高科技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创新型科技企业家培育、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更体现于内在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形成和高校社会服务功能的合理延伸（并不是由大学直接创办企业）及有效实现。
然而，崔岐恩等专家学者通过各种数学模型分析，将我国大学科技园分为有效和无效两类，又细分为相对高效、配置低效、规模低效和完全低效四类。研究数据表明，我国近百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处于有效和相对高效的较少，发展现状不尽人意。本文将从以下六个方面深入分析、积极探索我国大学科技园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和对策，期望起到抛砖引玉的启示借鉴效应，示范引领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与社会服务。
一、“五元驱动”才能实现“孵化器”功能
“三元参与”和“五元驱动”理论的核心是构筑创新创业的栖息地，其灵魂是形成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大学、企业、政府“三元参与”、“官产学金孵”共同驱动，能够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的优势互补、分工协作、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应成为我国大学科技园提高运行效率、指导我国大学科技园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依据。
“官产学金”各司其职才能实现“孵化器”建设目标。官：大学科技园作为一种新型创新载体，需要政府提供先进基础设施、创造宽松环境、创新体制机制以及政策导向引领，为其他驱动元素的聚集进行宏观调控；产：企业对市场需求和技术价值有敏锐判断力，是技术创新主体，科技企业生存和发展更是取决于面向市场的技术创新能力。入园企业在研究市场的同时，选择能提供技术支撑的研究群体作为阶段性合作伙伴，促进了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有效结合；学：大学负责研究并不断提供创新成果、高新技术人才及创业者，是园区内企业技术创新的源泉。2000年硅谷中62%的企业是斯坦福大学师生或校友创办的，北京中关村的发展最初也是得益于北大、清华及中科院师生创办企业；金：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金融资本就是第一推动力，只有二力合一，才能形成最终的竞争力。
孵化器，顾名思义，具备“筑巢引凤”的良好温度条件，让科技企业在孵化器中享受政策、资金、文化、人才、信息、设施、交通、氛围等全方位舒适创业环境。研究表明，孵化器在创业企业成立初期作用十分明显，未经孵化器孵化的企业五年存活率为20%，经过孵化的企业存活率高达80%。企业孵化器已成为大学科技园不同于其他园区的独特标志，其创业孵化理念的渗透，大大增强了大学科技园配置资源、培育企业及企业家的强烈意识。斯坦福大学特曼教授对人才培养不仅限于传授知识、指导技术和启发兴趣，而且引导、鼓励和帮助（他1939年曾出资500美元支持两名学生创办了惠普公司）学生创立自己的事业，起到了孵化器作用。微软、苹果、雅虎、谷歌等当今最具活力的企业最初也是得益于大学生勇于创新、敢于创业并受益于“孵化器”的培育。
二、开放办园是大学科技园的必然选择
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是大学科技园的重要功能之一。世界上比较成功的大学科技园，一般都依托于一所或几所研究型大学，这些大学都具有很强的理工科技力量，能够不断地输送高新技术成果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大学与科技园形成了鱼水交融的互动关系。然而，大学与科技园的这种关系是自发形成的：资金困扰迫使大学重新定位，充分利用自身的智力资源与企业合作，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实现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得到研究经费，企业为了便利地获得大学智力資源而聚集在大学周边，大学科技园由此诞生；而我国大学科技园大多是由高校或政府刻意追求的结果，科技创新资源普遍不足，科技园成为了无米之炊、名不副实的房屋出租园，房租收入难以支撑日常运营开支，开放办园自然成为了扭转困局的必须选择：引进高新技术成果、广纳高新技术人才和管理精英，同时引入了新的思维理念和管理方式。
知识和人才覆盖面窄是小微企业发展的短板，更加需要外部支持。以色列理工学院科技园成立的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TEIC对科技园独立经营和管理，要求项目开发的产品必须具有国际市场应用前景。TEIC认为，搞技术发明的人大多不懂管理经营，所以TEIC从国内外工商界聘请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做项目开发顾问，协助研究市场、吸引投资和将产品顺利推向市场。美国退休经理服务团包括13 000多名具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企业家和技术专家以及300多名协调人，以各种灵活方式为企业提供免费的商业咨询。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出现了产业、行业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发展的新趋势，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应用正在加速改变产业竞争模式，深化信息技术集成应用和融合创新，提高企业全产业链的联动信息化水平，发展智能制造、网络制造等新型生产方式，同样需要广泛合作、开放办园。 三、通过言行一致的具体事例营造生态软环境
诺斯认为：即便在发达经济体，制度的正式规则（如法律法规、政策条例、规定办法）也只是决定人们行为选择总体约束中的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是由制度的非正式规则（如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约束的。吴敬琏也认为，制度重于技术，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高新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而是人力资本的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
我国许多大学科技园基本上具备了硅谷的“形态”元素，却未能具备硅谷的“神态”元素。硅谷的成功不仅表现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更表现在社会文化制度层面，使其具有强大凝聚力（2000年硅谷中仅印度和中国人开办的科技企业就达2 774家；全球28%的风险资本汇集硅谷）。即便是依托于理工实力更加强大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波士顿128公路高新技术园区，与斯坦福大学的硅谷相比也自愧不如、大大逊色，因为崇尚开放包容、批判创新的制度软环境已成为硅谷的核心竞争力。具有牛仔风格的硅谷人对创业始终津津乐道，对失败表现出极高的宽容。硅谷的创新文化是：活着为了工作，创新即是生活，创业就是享受，喜欢冒险与试验，崇尚竞争、平等与开放，鄙视等级，允许跳槽，竞争者之间相互交流与协作。在我国，深厚的集体文化遗产和长期的集权等级观念，使得“关系本位”替代了“能力本位”，严重的集体内耗不仅转移了创新注意力，也消耗了创新能量。在当今大科学研究、交叉学科研究、“海陆空”兵团作战已成主导的情势下，极大抑制了协同作战、协同创新的力量和源泉。
大学与企业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为主体，它们在价值评价标准、行为风险性、管理体制、运营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并在它们的运行节奏、管理方式、决策目标等方面淋漓体现。企业是社会的经济主体，以追求利润为天职，对市场反应敏感而迅速，这就决定了企业崇尚：客户就是上帝、一切为了市场、敢闯敢试与敢拼敢抢、雷厉风行与令行禁止的紧张激烈的文化氛围；而相对宽松的大学校园追求学术水平、独特新颖、术业专攻，研究选题多从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出发，对市场了解不够，应用研究不足，大量科研成果无法满足具体客户需求而成为对企业无助的无效科研。两种体系的成员在沟通、交往与合作中也存在明显的观念与行为差异，延长了双方沟通协商的周期，提高了交易成本和风险。
“温州八大王” 的平凡，使温州人对财富孜孜以求的商业精神被极大释放；“小岗村事件”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深圳特区的建立，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联想“国有利润”的分红配股（职工持股会）成就了今天的联想集团；“兆龙饭店”、“傻子瓜子”事件虽小，却由小平同志亲自过问；简政放权和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吹响了新时期深化改革、继续开放的号角。人人都讲营造软环境，打造软实力，却大多停留在口头上。比如，什么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什么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却又很难回答，能否落到实处、落实到具体问题上，更是难上加难，需要眼界、胆识、胸怀乃至良知的综合素质。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因为在事关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原则性的典型事例面前，国家、民族、人民利益至上，不顾个人得失与安危，高瞻远瞩，甘冒风险，正确决策，导向引领。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只有通过若干事例的具体实践，才能令人信服的证明，我们的言行是一致的，让“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等靠要、庸懒散、假大空、浮虚绕”、“嫉贤妒能、尸位素餐、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 的人脸红冒汗、如坐针毡，逐步建立起“能者上、庸者下”、“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比学赶帮超”的用人机制，逐步形成奖罚分明、催人奋进的创新创业氛围。
四、借鉴国外经验推进风险投资机制建设
实践证明，风险投资发展好的国家，其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就高；反之，就举步维艰。据统计，美英日德法五国风险投资之和占世界总额的90%以上，其高新技术产业自然占据了世界主导地位，其大学科技园的发展水平也是最高的。美国风险投资的70%投向了高新技术企业。日本建立的高技术开发事业团（集技术中介和风险投资于一身）的主要资本金来自政府并吸收民间风险资本加入，每年向大学及研究机构征集科研成果（能否产业化还需要大量过程技术活动）介绍给有需求的企业，事业团提供70%以下资金，三方协作开发并按约定比例（向民间资本倾斜）分享成功收益。由于对科研成果进行了严格筛选，反复论证，成功率很高，形成了投资—获利回收—再投资的良性循环，政府资助成为源头活水。
由于我国长期计划经济积淀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以及缺少市场经济“契约关系、诚信文化”的洗礼（非法集资固然有发起者的违法责任，但广大集资民众的投资常识匮乏、风险意识缺失和违背契约精神的只许赢不许亏的做法，也應当警思）等原因，导致我国风险投资制度和风险投资人才欠缺，使得风险投资领域的民间资金非常有限。在发达国家，风险投资家的融资对象几乎包括了所有机构、富裕家庭和个人。
融资频次高、单笔额度小、急切用款多、可抵押资产少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共同特征，建立适合不同企业需求的多层次投融资体系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比如，追求高收益的风险资本可以助力创新企业高速发展；追求低风险、固定收益的商业银行可以解决企业流动资金短缺；投资银行则推动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美国约8 000家商业银行中，资产少于10亿美元的小微银行就达5 000家，充分激烈的市场竞争让他们专门致力于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和理财服务。我国大学科技园还可以探索创建混合所有制的科技园集团公司，既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又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武汉“光谷”之所以成功，得益于一开始就有私人资本参与并按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营。对具有发展前景的小微初创企业，也可将房屋租金作为认股权证，到达约定期限，将其转为孵化器股份或作为债务要求企业还本付息。 需要强调的是，集专业知识与投资意识于一身，又具有资本市场经验的风险投资家，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非常关键。在硅谷，风险投资家们为创业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投资基金，还有操作经验、技术技能和行业接触网络。他们在经营战略方面为企业家出谋划策、招募重要的经营管理人才、帮助寻求共同的投资者并在董事会任职。
五、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产学研用紧密结合
世界上比较成功的大学科技园都与企业紧密结合。芬兰政府规定，大学或研究机构项目必须有企业参与才能得到支持，企业项目也必须寻找大学或研究机构作为伙伴才能得到资助；意大利政府规定，大学科研必须参与以企业为主构成的“康采恩”才能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美国政府规定，参与政府项目的企业必须承担50%以上的研究经费，以增强企业风险压力。项目由高科技企业提出，经政府和相关专家评估，以保证项目的技术水平和市场前景。即便是企业项目，也要通過政府组织的答辩竞争才能获得政府资助。可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政府的导向引领作用十分必要、十分重要。
随着技术创新以企业为主体的国策实施，高校科研与企业相融合的必要性更加显而易见，因此我国将实行“企业出题、先行投入、协同攻关、市场验收、政府补助”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与组织实施机制。根据我国85%～90%的科研成果停留在论文、鉴定、专利、获奖证书上的尴尬局面，应充分借鉴国外做法，通过制度安排提高成功率、实现产业化：科研项目团队成员尤其是项目负责人应承担一定额度的科研经费（研发成功获得收益后加倍返还）或其他约定风险才能立项；在项目评审、筛选、立项时，应吸纳经验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科研项目实行投票者、决策者备案负责制，成功与否纳入绩效考核并与奖惩挂钩；科研成果只有实现商品化、产业化才能结题；省市级人文社科类项目，其研究成果须在分类核心以上期刊发表，等等。“为过程鼓掌，为结果埋单。过程再精彩，没有结果，劳民伤财。”
六、错位发展，科学评估，人才优先，创新驱动
一个没有特色的大学科技园就会成为乌托邦。然而，我国大学科技园乃至高新技术园区、创新创业园区的特色建设，主要强调技术和研发方向，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经济全球化以及高校学科设置雷同等原因，技术特色已黯然失色。而技术有特色，研发有特色；管理有特色，运营有特色；人才结构有特色，人才使用有特色；个体有特色，团队有特色；政策制度有特色，体制机制更有特色，全面特色才称得上是特色园区，才能实现“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特”的错位竞争和错位发展。
还有，为了继续保持我国大学科技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应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大学科技园评估体系和成果评价体系，以此为政策导向，重点扶持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特色园区。比如：大学科研成果进入大学科技园的数量及在园区的转化率；专利申请数与知识产权、科研成果转让和提成收入；经科技园孵化的科研成果产业化后，对大学的回报率及其占学校全部科研经费的比例；每年经科技园孵化出的新企业数量及孵化失败的数量；大学科技园在高校师资与学科建设、创新与创业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对高校及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与社会服务的示范引领作用，等等。
另外，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体制机制尚待完善（比如，服务行业WTO规则共计160个，我国仅入门100个，还未完全接轨），市场信息还不能及时迅速、全面准确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主要表现为价格信息），造成市场配置资源的时效性较差，研究成果与市场脱节现象比较严重，很多科研成果还未产业化即被市场淘汰。那么，对市场熟悉、嗅觉敏锐的优秀经营管理人才就成为了科技成果市场化的核心要素。崔岐恩等通过CCR模型的影子价格分析，在人力、物力、财力三项投入要素中，大学科技园经营管理人员相对于其他两种要素最为稀缺，经营管理人才匮乏是大学科技园绩效不佳的关键所在，引进高素质人才应成为我国大学科技园效率改进提升的窗口。我们应积极推动知识技术、管理技能等非货币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真正做到人才资源优先开发、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制度优先创新、人才结构优先调整，才能实现大学科技园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与社会服务的示范引领作用，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才能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创新、创新、再创新的创新型国家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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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安世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