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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缤纷的社会不仅需要我们保持一颗乐善好施的美好心灵，还要求我们炼就一双火眼金睛。为了减少这些烦恼，提升社会救助能力、完善福利体系，界定和打击坑蒙拐骗的行为，以努力营造一种纯净的社会环境才更尽如人意。
“丐帮大会”并没那么振奋人心
5月17日，农历的3月28日，云南大理的“丐帮大会”如期召开。就如其他传统节日一样，“丐帮大会”是乞丐们最隆重的节日，他们从周边地区汇集而来，既不是商讨国家大事，也不是为谋划某项锄强扶弱的壮义之举，而是搭了地藏王菩萨诞辰日的东风，来收获更加丰硕的果实。因为这一天，信男善女们相信对乞丐进行施舍，会得到更多福分，这就是江湖传闻中的“丐帮大会”。
对于乞讨这个职业，一些人一哂了之，还有一些人则拍案叫绝：少林寺做起了跨国生意，“丐帮”也精通市场经济这门学问。如果职业有高下之分的话，少林寺无疑走的高端路线，“丐帮”自然是走低端路线了，但若从获利的角度讲，双方的成就实在难分伯仲，他们真是依靠各自的平台，将才能发挥到了极致。
大理是云南数一数二的旅游圣地，金庸的《天龙八部》更为这里镀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若借了乔帮主的威名使“丐帮大会”成了大理的一个符号或标签，将使大理承受不可估量的损失。败坏社会风气是首要的隐患，也令当地政府情何以堪。周星驰电影《武状元苏乞儿》中有一句苏灿说给当权者的话：丐帮有多少弟子不是由我决定，而是由你决定，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谁会愿意当乞丐？而这么多乞丐像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般汇集到这里，难免让人想入非非。
当然，五彩缤纷的社会不仅需要我们保持一颗乐善好施的美好心灵，还要求我们炼就一双火眼金睛。为了减少这些烦恼，提升社会救助能力、完善福利体系，界定和打击坑蒙拐骗的行为，以努力营造一种纯净的社会环境才更尽如人意。
成本和政策夹击中消失的乞丐村
其实，对于乞丐的“清理”政策也不是没有。
以北京为例，位于苹果园地铁站西北侧的金顶山村曾是北京著名的乞丐村，由于距离地铁站较近加上房租便宜，很多乞讨者在这个村的“西山坡”租房居住。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租住在山坡上的乞讨者等早高峰过去，就换上乞讨用的衣服，带上小喇叭、音响等乞讨设备，成群结队地走到地铁苹果园站，刷卡进站，开始一天的乞讨。到了晚上11点多，他们又陆续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回到租住的山坡上，周而复始。
从去年北京地铁票价上调开始，乞讨者的生意就越来越难做，而随着《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正式实施，执法队开始严查地铁卖艺乞讨等行为，加上有关部门的“定期清理”，乞丐村这个称呼也将成为历史。
“以前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乞讨的人，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你可以到山上去看看，也许还能碰上几个。”在村子里住了很长时间的老李说，以前山上住了很多乞丐，每天早上9点多开始，他们便一群群地从山上走着去苹果园地铁站，到了晚上再回来。“但从去年开始好像就越来越少了。”两年前记者来到这里时，村子里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平房前晾着的被子和乞讨用的衣服，院子里放着乞讨用的喇叭和音响，如今，这些基本上都看不到了，“感觉一下利落了不少。”老李说。
目前金顶山村的一些山下平房正在被拆除，有不少人正在忙着施工。沿着狭窄的街道向山上走去，道路两边堆满了各种生活垃圾，不时散发出阵阵恶臭，路两边的墙上到处张贴着“房屋出租”的小广告。街道上人很少，村子显得异常安静。“西山坡”上低矮的小平房依然存在，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一道已经锈迹斑斑的铁栅栏将路拦断，无法再继续行走。
禁止乞讨后乞丐们去了哪
影视剧里的乞丐，一人一棒、行侠仗义、劫富济贫、豪放不羁，或者汇聚了三教九流，为了活下而坑蒙拐骗。
但从文献史料上看，宋代就已经有丐帮在活动了。在当时的城市尤其是通都大邑当中，作为丐帮首领与标志的帮主——“团头”或“丐头”之名即已出现。宋元话本及稗记小说中多见“团头”一名，最典型的就是《今古奇观》当中“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一节的记载：南宋初年的杭州城中，有一位世袭了七代的丐帮帮主——“团头金老大”。他管辖着杭州全城的乞丐，收他们上缴的例钱并给众丐的生活提供相应的照料。“金团头”在众乞丐中俨然族长、宗老一般，在乞丐中享有相当的权威;借着众多乞丐上缴的供奉，他也趁机会挣了一个“廒多积粟”、“囊有余钱”的殷实家境，以至于可以模仿城中大户人家那样“放债使婢”，所以其家境富裕程度虽不是城中首富那样的奢华厚实，却也是城中数得着名字的富裕人家了。
那么一个在现代都市靠乞讨为生的人究竟能够在都市里生存多久？在很多人看来乞丐的生存环境是艰苦的，靠乞讨为生的日子是长久不了的，然而就是现在的丐帮，也绝不是贫瘠穷困之辈，今年3月，北京公交总队民警曾查获一名专门在地铁乞讨的男子，这名男子靠着假扮腿脚残疾乞讨，已经在北京买了两套房子。而另一名专门在北京西站乞讨的老汉每月会到建国门邮局整理成堆的零钱，每个月他江苏老家的家人能够收到1万元。
记者曾多次采访过地铁里的职业乞讨者，虽然他们乞讨的方式并不一样，收入的多少也有较大差距，但每个月挣到5000元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近日，记者先后在北京地铁1号线、5号线和八通线进行探访，虽然还是能够遇到一些乞讨卖艺人员，但和此前的“频繁出现”相比，乞讨者已经少了很多。
轨道交通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海涛对表示，专职执法队在地铁内的巡视对乞讨卖艺人员还是有很大的震慑作用的，目前乞讨、卖艺、发小广告等现象有明显减少，“我们发现一位‘乞讨者’，走路看起来明显有些不利索，一瘸一拐的，可他发现我们是穿制服的，一下子嗖地就跑了，跑得比谁都快！”
由于执法人员人数有限，一些乞讨者尽管知道“严打”，但依然在打游击。还有一些来京“单干”的乞讨者对于新的政策规定并不清楚，“平常也不看新闻，不知道要严查。”一名双腿残疾的乞讨者说。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慢慢地都搬走了，现在查得严，谁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老李说，“现在住在这里的很多都是在附近上班的人。”
对于这些乞丐的离开，一些村里人觉得房子闲置挺可惜，不过也有值得高兴的地方，以前乞讨者在的时候，村子里显得有些乱，“因为附近的人都知道这里住了不少乞丐，從村子去山下买东西，感觉别人看自己的眼光都怪怪的，觉得自己是乞丐。”但是，随着乞丐的消失，金顶山村似乎又恢复了它原来的面貌。
（《北京青年报》2015.5.17、红网 2015.5.20）
“丐帮大会”并没那么振奋人心
5月17日，农历的3月28日，云南大理的“丐帮大会”如期召开。就如其他传统节日一样，“丐帮大会”是乞丐们最隆重的节日，他们从周边地区汇集而来，既不是商讨国家大事，也不是为谋划某项锄强扶弱的壮义之举，而是搭了地藏王菩萨诞辰日的东风，来收获更加丰硕的果实。因为这一天，信男善女们相信对乞丐进行施舍，会得到更多福分，这就是江湖传闻中的“丐帮大会”。
对于乞讨这个职业，一些人一哂了之，还有一些人则拍案叫绝：少林寺做起了跨国生意，“丐帮”也精通市场经济这门学问。如果职业有高下之分的话，少林寺无疑走的高端路线，“丐帮”自然是走低端路线了，但若从获利的角度讲，双方的成就实在难分伯仲，他们真是依靠各自的平台，将才能发挥到了极致。
大理是云南数一数二的旅游圣地，金庸的《天龙八部》更为这里镀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若借了乔帮主的威名使“丐帮大会”成了大理的一个符号或标签，将使大理承受不可估量的损失。败坏社会风气是首要的隐患，也令当地政府情何以堪。周星驰电影《武状元苏乞儿》中有一句苏灿说给当权者的话：丐帮有多少弟子不是由我决定，而是由你决定，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谁会愿意当乞丐？而这么多乞丐像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般汇集到这里，难免让人想入非非。
当然，五彩缤纷的社会不仅需要我们保持一颗乐善好施的美好心灵，还要求我们炼就一双火眼金睛。为了减少这些烦恼，提升社会救助能力、完善福利体系，界定和打击坑蒙拐骗的行为，以努力营造一种纯净的社会环境才更尽如人意。
成本和政策夹击中消失的乞丐村
其实，对于乞丐的“清理”政策也不是没有。
以北京为例，位于苹果园地铁站西北侧的金顶山村曾是北京著名的乞丐村，由于距离地铁站较近加上房租便宜，很多乞讨者在这个村的“西山坡”租房居住。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租住在山坡上的乞讨者等早高峰过去，就换上乞讨用的衣服，带上小喇叭、音响等乞讨设备，成群结队地走到地铁苹果园站，刷卡进站，开始一天的乞讨。到了晚上11点多，他们又陆续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回到租住的山坡上，周而复始。
从去年北京地铁票价上调开始，乞讨者的生意就越来越难做，而随着《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正式实施，执法队开始严查地铁卖艺乞讨等行为，加上有关部门的“定期清理”，乞丐村这个称呼也将成为历史。
“以前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乞讨的人，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你可以到山上去看看，也许还能碰上几个。”在村子里住了很长时间的老李说，以前山上住了很多乞丐，每天早上9点多开始，他们便一群群地从山上走着去苹果园地铁站，到了晚上再回来。“但从去年开始好像就越来越少了。”两年前记者来到这里时，村子里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平房前晾着的被子和乞讨用的衣服，院子里放着乞讨用的喇叭和音响，如今，这些基本上都看不到了，“感觉一下利落了不少。”老李说。
目前金顶山村的一些山下平房正在被拆除，有不少人正在忙着施工。沿着狭窄的街道向山上走去，道路两边堆满了各种生活垃圾，不时散发出阵阵恶臭，路两边的墙上到处张贴着“房屋出租”的小广告。街道上人很少，村子显得异常安静。“西山坡”上低矮的小平房依然存在，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一道已经锈迹斑斑的铁栅栏将路拦断，无法再继续行走。
禁止乞讨后乞丐们去了哪
影视剧里的乞丐，一人一棒、行侠仗义、劫富济贫、豪放不羁，或者汇聚了三教九流，为了活下而坑蒙拐骗。
但从文献史料上看，宋代就已经有丐帮在活动了。在当时的城市尤其是通都大邑当中，作为丐帮首领与标志的帮主——“团头”或“丐头”之名即已出现。宋元话本及稗记小说中多见“团头”一名，最典型的就是《今古奇观》当中“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一节的记载：南宋初年的杭州城中，有一位世袭了七代的丐帮帮主——“团头金老大”。他管辖着杭州全城的乞丐，收他们上缴的例钱并给众丐的生活提供相应的照料。“金团头”在众乞丐中俨然族长、宗老一般，在乞丐中享有相当的权威;借着众多乞丐上缴的供奉，他也趁机会挣了一个“廒多积粟”、“囊有余钱”的殷实家境，以至于可以模仿城中大户人家那样“放债使婢”，所以其家境富裕程度虽不是城中首富那样的奢华厚实，却也是城中数得着名字的富裕人家了。
那么一个在现代都市靠乞讨为生的人究竟能够在都市里生存多久？在很多人看来乞丐的生存环境是艰苦的，靠乞讨为生的日子是长久不了的，然而就是现在的丐帮，也绝不是贫瘠穷困之辈，今年3月，北京公交总队民警曾查获一名专门在地铁乞讨的男子，这名男子靠着假扮腿脚残疾乞讨，已经在北京买了两套房子。而另一名专门在北京西站乞讨的老汉每月会到建国门邮局整理成堆的零钱，每个月他江苏老家的家人能够收到1万元。
记者曾多次采访过地铁里的职业乞讨者，虽然他们乞讨的方式并不一样，收入的多少也有较大差距，但每个月挣到5000元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近日，记者先后在北京地铁1号线、5号线和八通线进行探访，虽然还是能够遇到一些乞讨卖艺人员，但和此前的“频繁出现”相比，乞讨者已经少了很多。
轨道交通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海涛对表示，专职执法队在地铁内的巡视对乞讨卖艺人员还是有很大的震慑作用的，目前乞讨、卖艺、发小广告等现象有明显减少，“我们发现一位‘乞讨者’，走路看起来明显有些不利索，一瘸一拐的，可他发现我们是穿制服的，一下子嗖地就跑了，跑得比谁都快！”
由于执法人员人数有限，一些乞讨者尽管知道“严打”，但依然在打游击。还有一些来京“单干”的乞讨者对于新的政策规定并不清楚，“平常也不看新闻，不知道要严查。”一名双腿残疾的乞讨者说。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慢慢地都搬走了，现在查得严，谁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老李说，“现在住在这里的很多都是在附近上班的人。”
对于这些乞丐的离开，一些村里人觉得房子闲置挺可惜，不过也有值得高兴的地方，以前乞讨者在的时候，村子里显得有些乱，“因为附近的人都知道这里住了不少乞丐，從村子去山下买东西，感觉别人看自己的眼光都怪怪的，觉得自己是乞丐。”但是，随着乞丐的消失，金顶山村似乎又恢复了它原来的面貌。
（《北京青年报》2015.5.17、红网 2015.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