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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走了。他留下了博大高深的学问,也留下了芳菲四溢的品格。
先生的学问非我等门外人可以问的,但先生的处世风范是各色人等可以学的。先生是“学界泰斗”,更是做人的大师。大师者,待人以真情也。
一
先生在《怀念母亲》一文中说,“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对于生身之母,1994年,先生写道,“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1917年春节前夕,作为当时季氏家族中唯一的男孩,他被从乡下送到济南叔叔家,为的是把他培养成人,光宗耀祖——穷得不能再穷的父母也没有别的办法。就这样,年仅六岁的他离开了母亲。没娘的孩子最痛苦。寄人篱下的他想念故乡的娘亲,常常半夜醒来一个人偷偷哭泣。稍大的他立下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他大学毕业,母亲就永远地走了。当他看到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
后来,他常梦到母亲——
留学时,“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耄耋之年,“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
他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母亲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 他为自己未能侍养母亲而悔恨终生。他老年时说:“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200l年,90岁高龄的先生回到故乡,在母亲墓前,长跪在地,泪水滴到了眼前的香烛上:“娘啊!这恐怕是你儿子今生最后一次来给你扫墓了。将来我要睡在你的身边。”
对于“养身之母”,先生说:“当一个中国人是感到很光荣的。”
留德期间,他对祖国充满了怀念。“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当博士论文加口试,共得了四个sehrgut(优)时,他觉得“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我亲爱的祖国”。
他爱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使老年时住在医院,他每天也要“听”《参考消息》《光明日报》。听到“和谐”,他思考;得知地震,他捐款……他感动了中国。
他说,“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二
先生的妻子彭德华文化不是太高,只念过小学,同先生这个大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毫无共同的语言,但这并未影响先生对她的尊重。先生说,“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
先生在哥廷根时,同美丽的伊姆加德小姐产生爱慕之情。但是他内心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是一个有妻子、有儿女的人,如果和伊姆加德结合,未来的生活大概会是幸福美满的。但是,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这是违背他做人的原则的,是他无法办到的。反之,如果他克制自己的感情,又会使深爱着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会遗憾终生。最后,他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背起沉重的十字架,把异国之恋拒之门外。
上世纪90年代初,先生的学生当面问:“您离开德国之前,英国剑桥大学曾经想聘请您,您不是可以带上伊姆加德去英国吗?为什么不去呢?”先生说:“当时如果去英国,对于我个人来说既可以进一步深造,又可以有自己的感情。但是,我不能去,我不仅热爱自己的祖国,而且妻子德华是再好不过的人了,我很尊敬她,所以我一定要回国。”
先生说过:“我认为,能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本性的,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就越高。”他是一个先人后己的人,是一个大好人。
三
先生在清华上学时也曾经是个“愤青”,甚至对师长有过“大不敬”,但是毕业后,一直到老,他对自己老师恭敬有加、感恩不已。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是先生的德国老师。正是教授的严格训练,悉心传授,他才获得了博士学位。季羡林永远感激他,称他为“博士父亲”。
西克教授是先生的另一位德国老师。教授诲人不倦,将他毕生最专长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先生。当时正值二战,食物缺乏严重,面包没有了,黄油没有了。有一次,先生想给恩师增加点营养,他费劲拔力地积攒了一点奶油,是自己两个月没吃硬省出来的,又想办法弄到了一点面粉和贵似金蛋的鸡蛋,还有一斤白糖,到一个最有名的糕点店里,请糕点师傅给烤制了一个蛋糕。他捧着蛋糕,就像捧着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送到老教授家里。老教授显然有点出乎意料,他的双手有点儿颤抖,叫来了老伴,共同接了过去。两位老人激动得连“谢谢”二字都说不出来了。这件事成为先生一生最愉快的回忆之一。
先生出国留学是通过交换留学生出去的,而促成这事的是冯友兰先生,为此,他终生感谢冯先生。尽管先生在清华大学上学没有听过冯先生的课,可是归国后,先生始终对冯先生执弟子礼。
陈寅恪先生是先生的引路人,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影响,他就不会走上治学道路。对陈先生,先生是敬畏且感恩的。先生到北大工作后不久,陈寅恪先生也来到北京。先生几次出城,穿过几十里农田,冒着被绿林人士打劫的危险,去清华园拜见恩师。陈先生年老体弱,但最喜欢喝栅栏红葡萄酒。这种酒是在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酿造的。于是,先生几次到神甫们的静修院(今为北京市委党校所在地),在地下室中买到这种酒,然后跋涉到清华园,送到恩师手中。几瓶红葡萄酒,现在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当年,却是非同小可。
先生念念不忘的老师还有哈隆教授、布莱恩教授和胡适先生、汤用彤先生、董秋芳先生……
先生生前想干的事情之一,就是写作《中外恩师谱》。
四
生活中的先生,中山装、布鞋,是他一贯的装束;一日三餐,吃的全是家常饭。他纯朴得像个农民。先生待人真诚,虽然官至北京大学副校长,但是一点架子也没有。
杨匡满在《为了下一个早晨》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晚上,他已经躺下了,电话铃响了。
“季副校长,我们这楼停水了。”
“我家里也没水。”
“那请你赶快反映反映吧!”
“行行行!”
没有架子的人,别人有事当然愿意找他。
海淀区掏粪工人魏林海,很上进,喜欢写写画画,虽挣钱不多,却自己掏钱买书弄了个图书馆,对所有人都开放。他想找人写个匾额办画展,先是去找了某名人,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后来有人给他出主意,说北大的季羡林没有架子,你可以去找他。结果季老不但给他写了,而且给他捐钱买书。他说:“这样的人,我很崇拜他。”
五
先生做了一辈子的教师,用“桃李满天下”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
就像恩师当年对自己一样,他对学生的帮助不遗余力。
梁志刚回忆,1964年秋天入学后,系学生会通知没有脸盆的可以去领一个。后来知道那不是公家发的。那时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有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同学买不起两元一个的白搪瓷脸盆,只好用五毛一个的瓦盆洗脸。先生知道了,就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个脸盆送到学生会。
王邦维在做先生研究生时,做硕士论文需要到北图去看《赵城藏》,而《赵城藏》是北图的镇馆之宝、一级文物,以研究生的身份根本接触不到。跟北图联系,北图答复:“季先生这种人物可以看。”王邦维跟先生说了这种情况,先生毫不犹豫跟王邦维去了文津街那里的北图。王邦维说:季先生跟我去了之后,拿到《赵城藏》只是大致看一下,然后就自己去看《罗摩衍那》的校样去了。他就坐在我的旁边,我拿着《赵城藏》在他身边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是他等我而不是我等他。这样的师生画面够有意思的吧。
一次,先生在校园里走着,忽然一辆自行车停在他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向先生问:“您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我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
这样的人又有谁不敬佩呢?
敬佩之余,我们不该学吗?想学到家那当然不是易事,但起码可以效仿一二。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100】
责任编辑/刘
先生的学问非我等门外人可以问的,但先生的处世风范是各色人等可以学的。先生是“学界泰斗”,更是做人的大师。大师者,待人以真情也。
一
先生在《怀念母亲》一文中说,“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对于生身之母,1994年,先生写道,“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1917年春节前夕,作为当时季氏家族中唯一的男孩,他被从乡下送到济南叔叔家,为的是把他培养成人,光宗耀祖——穷得不能再穷的父母也没有别的办法。就这样,年仅六岁的他离开了母亲。没娘的孩子最痛苦。寄人篱下的他想念故乡的娘亲,常常半夜醒来一个人偷偷哭泣。稍大的他立下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他大学毕业,母亲就永远地走了。当他看到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
后来,他常梦到母亲——
留学时,“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耄耋之年,“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
他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母亲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 他为自己未能侍养母亲而悔恨终生。他老年时说:“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200l年,90岁高龄的先生回到故乡,在母亲墓前,长跪在地,泪水滴到了眼前的香烛上:“娘啊!这恐怕是你儿子今生最后一次来给你扫墓了。将来我要睡在你的身边。”
对于“养身之母”,先生说:“当一个中国人是感到很光荣的。”
留德期间,他对祖国充满了怀念。“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当博士论文加口试,共得了四个sehrgut(优)时,他觉得“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我亲爱的祖国”。
他爱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使老年时住在医院,他每天也要“听”《参考消息》《光明日报》。听到“和谐”,他思考;得知地震,他捐款……他感动了中国。
他说,“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二
先生的妻子彭德华文化不是太高,只念过小学,同先生这个大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毫无共同的语言,但这并未影响先生对她的尊重。先生说,“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
先生在哥廷根时,同美丽的伊姆加德小姐产生爱慕之情。但是他内心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是一个有妻子、有儿女的人,如果和伊姆加德结合,未来的生活大概会是幸福美满的。但是,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这是违背他做人的原则的,是他无法办到的。反之,如果他克制自己的感情,又会使深爱着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会遗憾终生。最后,他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背起沉重的十字架,把异国之恋拒之门外。
上世纪90年代初,先生的学生当面问:“您离开德国之前,英国剑桥大学曾经想聘请您,您不是可以带上伊姆加德去英国吗?为什么不去呢?”先生说:“当时如果去英国,对于我个人来说既可以进一步深造,又可以有自己的感情。但是,我不能去,我不仅热爱自己的祖国,而且妻子德华是再好不过的人了,我很尊敬她,所以我一定要回国。”
先生说过:“我认为,能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本性的,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就越高。”他是一个先人后己的人,是一个大好人。
三
先生在清华上学时也曾经是个“愤青”,甚至对师长有过“大不敬”,但是毕业后,一直到老,他对自己老师恭敬有加、感恩不已。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是先生的德国老师。正是教授的严格训练,悉心传授,他才获得了博士学位。季羡林永远感激他,称他为“博士父亲”。
西克教授是先生的另一位德国老师。教授诲人不倦,将他毕生最专长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先生。当时正值二战,食物缺乏严重,面包没有了,黄油没有了。有一次,先生想给恩师增加点营养,他费劲拔力地积攒了一点奶油,是自己两个月没吃硬省出来的,又想办法弄到了一点面粉和贵似金蛋的鸡蛋,还有一斤白糖,到一个最有名的糕点店里,请糕点师傅给烤制了一个蛋糕。他捧着蛋糕,就像捧着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送到老教授家里。老教授显然有点出乎意料,他的双手有点儿颤抖,叫来了老伴,共同接了过去。两位老人激动得连“谢谢”二字都说不出来了。这件事成为先生一生最愉快的回忆之一。
先生出国留学是通过交换留学生出去的,而促成这事的是冯友兰先生,为此,他终生感谢冯先生。尽管先生在清华大学上学没有听过冯先生的课,可是归国后,先生始终对冯先生执弟子礼。
陈寅恪先生是先生的引路人,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影响,他就不会走上治学道路。对陈先生,先生是敬畏且感恩的。先生到北大工作后不久,陈寅恪先生也来到北京。先生几次出城,穿过几十里农田,冒着被绿林人士打劫的危险,去清华园拜见恩师。陈先生年老体弱,但最喜欢喝栅栏红葡萄酒。这种酒是在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酿造的。于是,先生几次到神甫们的静修院(今为北京市委党校所在地),在地下室中买到这种酒,然后跋涉到清华园,送到恩师手中。几瓶红葡萄酒,现在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当年,却是非同小可。
先生念念不忘的老师还有哈隆教授、布莱恩教授和胡适先生、汤用彤先生、董秋芳先生……
先生生前想干的事情之一,就是写作《中外恩师谱》。
四
生活中的先生,中山装、布鞋,是他一贯的装束;一日三餐,吃的全是家常饭。他纯朴得像个农民。先生待人真诚,虽然官至北京大学副校长,但是一点架子也没有。
杨匡满在《为了下一个早晨》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晚上,他已经躺下了,电话铃响了。
“季副校长,我们这楼停水了。”
“我家里也没水。”
“那请你赶快反映反映吧!”
“行行行!”
没有架子的人,别人有事当然愿意找他。
海淀区掏粪工人魏林海,很上进,喜欢写写画画,虽挣钱不多,却自己掏钱买书弄了个图书馆,对所有人都开放。他想找人写个匾额办画展,先是去找了某名人,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后来有人给他出主意,说北大的季羡林没有架子,你可以去找他。结果季老不但给他写了,而且给他捐钱买书。他说:“这样的人,我很崇拜他。”
五
先生做了一辈子的教师,用“桃李满天下”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
就像恩师当年对自己一样,他对学生的帮助不遗余力。
梁志刚回忆,1964年秋天入学后,系学生会通知没有脸盆的可以去领一个。后来知道那不是公家发的。那时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有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同学买不起两元一个的白搪瓷脸盆,只好用五毛一个的瓦盆洗脸。先生知道了,就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个脸盆送到学生会。
王邦维在做先生研究生时,做硕士论文需要到北图去看《赵城藏》,而《赵城藏》是北图的镇馆之宝、一级文物,以研究生的身份根本接触不到。跟北图联系,北图答复:“季先生这种人物可以看。”王邦维跟先生说了这种情况,先生毫不犹豫跟王邦维去了文津街那里的北图。王邦维说:季先生跟我去了之后,拿到《赵城藏》只是大致看一下,然后就自己去看《罗摩衍那》的校样去了。他就坐在我的旁边,我拿着《赵城藏》在他身边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是他等我而不是我等他。这样的师生画面够有意思的吧。
一次,先生在校园里走着,忽然一辆自行车停在他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向先生问:“您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我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
这样的人又有谁不敬佩呢?
敬佩之余,我们不该学吗?想学到家那当然不是易事,但起码可以效仿一二。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100】
责任编辑/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