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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中恒聚信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瑛因为一场挑战柳传志的“退出正和岛”风波，进入了大众视野。“我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几乎立即发出了这个退岛的帖子—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的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我的态度在社会上是公开的。”
在此之前，“公民企业家”还只是一个相对模糊和宽泛的概念，数得出名字的也无非是媒体常年追逐的几个商界大佬。而王瑛的出现，让这个群体的面目逐渐清晰鲜活起来。有人据此欢欣鼓舞地道：“中国的企业家已经进入了‘公民’时代。”
王瑛并没有预见到“说话”产生的连锁效应。61岁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面对陌生人，她总是慈眉善目地笑着，双手接过名片又微微欠身，偶尔会用饱含深情的播音腔对着iPad朗诵罗伊·克里夫特的情诗。她在你面前展现的大部分细节都跟那个字里行间都透着果敢、坚定以及强硬态度的形象，有着巨大反差。只有熟悉的朋友知道，在骨子里，她就是这么一个不会囿于现状、敢于颠覆的人。
16岁那年，王瑛被分配到内蒙古插队。即使在当时封闭保守的时局下，她也要“连砌墙都要砌出花样来。”直到23岁时，她才回到北京，错过了念大学的黄金时间，属于“基本上没什么文凭”。后来所有的大学课程她都是在一边参加工作，一边照顾家庭的情况下，挑灯夜读自学完成。
她在基层法院和司法局工作过，因为表现突出一度在体制内出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非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的职位。然而当所有条件都在向她倾斜时，她却感到权力“太吓人”，始终拒绝入党，断了自己升迁的仕途。80年代末，她从体改所下海，南下广东经商，担任企业高管二十余年，参与创办过“世纪中国”网站，还担任过《东方》杂志社社长。
王瑛坚称，自己所获得的每一分财富都可以摊在阳光下。因为强烈的个人情怀，她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已经大大超出了扶贫济困、赈灾捐款等传统慈善领域，而是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向有着清晰价值取向的公益行动和公共表达方向迈进。
她长期在“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担任理事，帮助机构筹款，推动公众在城市社区参与民主协商。2012年2月，因为在家看了《南方周末》一篇关于深圳中学马小平老师的长篇报道，王瑛“彻底失控了”。很快她便在网上发起了“寻找活着的马小平老师”的公益行动，激励那些长期在教学一线坚持对学生进行人文素养教育的“燃灯者”。这个行动最终促成了“弘爱人文阅读推广中心”的成立。王瑛想要告诉社会，无论现实如何复杂，无论教育改革如何艰难，良师都应该以内心的批判精神和对历史强烈的反思，承担起人类共同命运的责任感。人的精神家园不能坍塌。她至今记得，很多年前的某一个清晨，当她插队归来，敲开某教育局领导的大门，她也曾经想做一个像马小平这样的老师。
万科董事长王石在谈到“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时，如此表述：“企业家除了要相信自己是值得人们尊敬的，更需要以企业家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价值。”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王瑛是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方，做了一些符合企业家精神的事。而她的行动，大概也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企业家应如何推动和参与社会转型。
我记得你说过一句令我印象很深的话—“当我发现你身边没有人可以商量到底要干什么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应该站出来说话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话会变成我的责任。我是一个积极做事、积极学习、积极准备的人。可是我从来没有准备过说话，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这不是我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所谓的说话，不可能看看有没有人说话再决定我要不要说话，不是我跟谁商量到底我们有多少人一起说话才能说话，一个人只能是自己。你觉得应该说就开口去说。我就是这样瞬间决定的，没有什么深思熟虑。
但是枪打出头鸟，难道你不怕吗？
我有更怕的事情，是真的觉得很可怕，而那件事情到来的时候我也不能幸免。与其那一会儿怕，不如现在不怕。（怕什么？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一些？）我怕我们回到“文革”。坦率来说，学过社会学的人都能理解什么是“文革”。可是我看到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都对集权主义作为社会形态是一个什么东西搞不明白。它和希特勒的法西斯、和斯大林的那一套体制和现在的金三胖子是一种东西。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这套东西还没有得到彻底的否定和清算，这是非常需要警惕的。我是1953年出生，“文革”当中我还挺小。我一直觉得有个现象很奇怪。八十年代的时候一些很活跃的知识分子，包括一直活跃至今的周其仁、张维迎，当时都比较小。最近我忽然想到，可能我们这批人都沾了边，但实际上没身在漩涡之中，所以是有机会越来越独立地去思考、去判断。
既然是说话会有受众的问题，你希望是说给谁听？
王瑛：我是为了让大众听，让社会听。我需要更多的人觉悟，能把事情看清楚。我没有那种要跟上面对话的意思，这是两种逻辑。
你说话时拿不拿捏？
王瑛：拿捏啊，也会有分寸的把握，也想明白它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实际上我对柳传志说在商言商、对柳传志作为一个实业企业的当家人，在2013年这个关头上不说什么话、不表什么态，非常的理解和赞成。我不理解、不赞成的是什么？其实柳传志在2013年的这个当口讲的这个话，所谓的不谈政治，是有非常清楚的指向，就是我们不去谈让某些人不高兴的话、不去说那些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的话，而这种危险，我想在一个自我审查的机制里，是会被充分放大的。恐惧之所以能够往下进行逻辑推演，自我审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它确实就会以奇快的速度蔓延。如果我们真的一个个这么自我审查，这个社会就无望了，所以我拒绝做这种自我审查。
你一直呼吁企业家要和权力做切割，要拒绝与权力结盟。这些年，你是如何成功的？
我就成不了功。在现阶段做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实际起到的作用是最大的，因此我23年始终在企业里，可是我选择了做职业经理。做职业经理可以选择有所不为，可以走嘛，可以牺牲利益。除了用自己的工资，我没有赚到什么钱，只赢得一份财务自由。而赢得的那份财务自由，靠的是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努力，我能始终跟着这个时代的进步而进步，能够保持自己做事的能力。在这三十年里头我没有贿赂过任何人，我也没有逃过一分钱的税。一个人的道德力是最高的规则，只要过不了自己这关的我都不做。 像我这种人就是很滑稽，那么好的条件那么好的位置不要，要来下海。下海可以呀你那么多的关系用它来挣钱吧，我又没有挣第一桶金的意识。当时在广州创业，我只是凭一个脑袋，想看看一个产品从实验室走上产品线的过程，有很大的实验心理。那时候大概每个药店里都有我们的产品。我是真正在销售一线干过的人，脑子好到产品在哪一个药店放多少、卖的情况怎样、联系人是谁，我连本子都不要就能记住。我是合伙人，最后在这个企业到底该怎么办上，其余六个人和我有分歧，六票对我一票，我只能退出。这不在于对错，而在于规则，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我要是立马退出整个公司就塌了，整个销售团队就跟我走了。因此我得尊重另外六个人的权益。我是老老实实、一声不吭，到我的影响在企业里没有了，一年多以后，才悄然离开企业，净身出户的。
我这种人上哪儿去大红大紫？我太不正常了。所以他们说王瑛就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可我当时认为自己是按常理出牌的，是这个社会不正常。
我总觉得一个人所需要的财富没有那么多。你看，我这衣服挺好看的吧，300多块钱足够了，这围巾150块钱足够了。我对品牌没有什么概念。这些年扔在公益上的钱，就去年大概有60多万，起码比我的工资高一倍吧。我从来都是拿我的税后工资做公益的。
你觉得现在企业家要去做公益可以关注哪些议题？
我自己找了三个领域，现在正在努力。第一是阅读，做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我们缺失得太厉害了，也没什么人做。人的变化是国家社会变化的基础，“寻找马小平”其实也是在寻找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一个没有精神家园的人怎么可能是幸福的人。我们民族正在丧失建构自己精神家园的能力。人文这个东西我的理解就是建构精神家园的能力。遇到了马小平，我觉得可以先动起来，别把这事儿停了。
第二是中国企业家阶层的成长。这个阶层的成长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间将会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因为这是中国唯一一个拥有财务自由，从财务自由开始走向真正自由的人。这件事一定要开始做，这个阶层太复杂。我从哪儿做呢？
一是企业家的自主意识、主体意识。二是平行关系的建构和维护。企业家要通过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在平行关系中变成建构者，变成这种关系的维护者。现在大量的协会和商会都是山头，永远不会成为独立的部分。再就是理性博弈制度建设。如何能习惯去博弈，这种博弈格局如何形成，什么是对制度建设有意义的博弈都要厘清。
你怎么建设这种理性博弈制度？
去年，我做了一年的“一起读”项目，就是企业家和他们朋友的读书会。我们一边读一边训练。去年读罗伯特议事规则，让企业家真正理解什么是平行关系。今年会读哈耶克，让大家弄清楚究竟什么是市场。中国人现在老说市场，但市场里有很大陷阱，民营企业家要去识别的。
另外我会在几个地方写专栏。从我一个人写到慢慢带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参与到专栏写作，讲企业家阶层和公益的关系，讲企业家与移动互联网的关系。在这么一个特殊时期，大家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到底怎么去看中国这种条件下的企业经营环境和产业结构。
你去年还在阿拉善做公益。
我曾经想过不做企业去做公益，后来发现我所有的积累在公益领域几乎是没有用武之地。许多公益组织规模太小太初级。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办法。把管理经验搞成了九个模块，如资源管理、财务管理、项目管理、运营管理等。阿拉善有70%的钱是给绿色环保领域中的小NGO做项目用的。它连续资助三年就要导入这九个模块。
企业家在做公益，给这些NGO组织当辅导员，会对提升一个领域内NGO的发展水平发挥很大作用。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不能交十年会费成为终身会员。我就自己交三十万会费把这些活干了。后来阿拉善的秘书长刘小刚听了把眼睛瞪得老大：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做？我说，会员推动和你们找一个专家来推动怎么会是一回事呢？我得三年把事推成啊。我要干的就是这种活。
阿拉善里面的管理，好像也挺松散的。
刘小刚说，瑛姐啊，你说的那九个模块，咱们自己得先输入啊！我说是啊。我来了一年，他们还问我在乎不在乎知识产权。我说，我只在乎一件事情，任何机构对这件事的推广不许设置任何障碍。谁都可以免费用。
听说你是个挺潮的人，把微信、互联网用得很娴熟。
我是一个什么书都读的人，杂书，杂得很厉害。像现在微信可以用来做工作群用来讲课，干各种各样的事儿，我都是创新者。你看（展示了手中的iPad）这些东西都是我在微信上讲课的涂鸦。就在微信上讲大课你试过吗？
人一生中要做的事情是要追求自己的生命状态和生命价值，这是不变的目标，它和我的年龄没有太大的关系。当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的两个下属，有次喝酒突然问我：“王总，你觉得你活出个什么状态，才对自己满意？我就给他吹了个大牛，我是过了很多年才发现那是个很大的牛皮。我说，希望我到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还敢从零开始。这就是人的一种生命状态。这是我三十多岁时说的话，后来很多次我重新去想这句话，还是很肯定这样一个基本信念。
在此之前，“公民企业家”还只是一个相对模糊和宽泛的概念，数得出名字的也无非是媒体常年追逐的几个商界大佬。而王瑛的出现，让这个群体的面目逐渐清晰鲜活起来。有人据此欢欣鼓舞地道：“中国的企业家已经进入了‘公民’时代。”
王瑛并没有预见到“说话”产生的连锁效应。61岁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面对陌生人，她总是慈眉善目地笑着，双手接过名片又微微欠身，偶尔会用饱含深情的播音腔对着iPad朗诵罗伊·克里夫特的情诗。她在你面前展现的大部分细节都跟那个字里行间都透着果敢、坚定以及强硬态度的形象，有着巨大反差。只有熟悉的朋友知道，在骨子里，她就是这么一个不会囿于现状、敢于颠覆的人。
16岁那年，王瑛被分配到内蒙古插队。即使在当时封闭保守的时局下，她也要“连砌墙都要砌出花样来。”直到23岁时，她才回到北京，错过了念大学的黄金时间，属于“基本上没什么文凭”。后来所有的大学课程她都是在一边参加工作，一边照顾家庭的情况下，挑灯夜读自学完成。
她在基层法院和司法局工作过，因为表现突出一度在体制内出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非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的职位。然而当所有条件都在向她倾斜时，她却感到权力“太吓人”，始终拒绝入党，断了自己升迁的仕途。80年代末，她从体改所下海，南下广东经商，担任企业高管二十余年，参与创办过“世纪中国”网站，还担任过《东方》杂志社社长。
王瑛坚称，自己所获得的每一分财富都可以摊在阳光下。因为强烈的个人情怀，她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已经大大超出了扶贫济困、赈灾捐款等传统慈善领域，而是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向有着清晰价值取向的公益行动和公共表达方向迈进。
她长期在“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担任理事，帮助机构筹款，推动公众在城市社区参与民主协商。2012年2月，因为在家看了《南方周末》一篇关于深圳中学马小平老师的长篇报道，王瑛“彻底失控了”。很快她便在网上发起了“寻找活着的马小平老师”的公益行动，激励那些长期在教学一线坚持对学生进行人文素养教育的“燃灯者”。这个行动最终促成了“弘爱人文阅读推广中心”的成立。王瑛想要告诉社会，无论现实如何复杂，无论教育改革如何艰难，良师都应该以内心的批判精神和对历史强烈的反思，承担起人类共同命运的责任感。人的精神家园不能坍塌。她至今记得，很多年前的某一个清晨，当她插队归来，敲开某教育局领导的大门，她也曾经想做一个像马小平这样的老师。
万科董事长王石在谈到“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时，如此表述：“企业家除了要相信自己是值得人们尊敬的，更需要以企业家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价值。”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王瑛是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方，做了一些符合企业家精神的事。而她的行动，大概也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企业家应如何推动和参与社会转型。
我记得你说过一句令我印象很深的话—“当我发现你身边没有人可以商量到底要干什么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应该站出来说话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话会变成我的责任。我是一个积极做事、积极学习、积极准备的人。可是我从来没有准备过说话，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这不是我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所谓的说话，不可能看看有没有人说话再决定我要不要说话，不是我跟谁商量到底我们有多少人一起说话才能说话，一个人只能是自己。你觉得应该说就开口去说。我就是这样瞬间决定的，没有什么深思熟虑。
但是枪打出头鸟，难道你不怕吗？
我有更怕的事情，是真的觉得很可怕，而那件事情到来的时候我也不能幸免。与其那一会儿怕，不如现在不怕。（怕什么？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一些？）我怕我们回到“文革”。坦率来说，学过社会学的人都能理解什么是“文革”。可是我看到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都对集权主义作为社会形态是一个什么东西搞不明白。它和希特勒的法西斯、和斯大林的那一套体制和现在的金三胖子是一种东西。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这套东西还没有得到彻底的否定和清算，这是非常需要警惕的。我是1953年出生，“文革”当中我还挺小。我一直觉得有个现象很奇怪。八十年代的时候一些很活跃的知识分子，包括一直活跃至今的周其仁、张维迎，当时都比较小。最近我忽然想到，可能我们这批人都沾了边，但实际上没身在漩涡之中，所以是有机会越来越独立地去思考、去判断。
既然是说话会有受众的问题，你希望是说给谁听？
王瑛：我是为了让大众听，让社会听。我需要更多的人觉悟，能把事情看清楚。我没有那种要跟上面对话的意思，这是两种逻辑。
你说话时拿不拿捏？
王瑛：拿捏啊，也会有分寸的把握，也想明白它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实际上我对柳传志说在商言商、对柳传志作为一个实业企业的当家人，在2013年这个关头上不说什么话、不表什么态，非常的理解和赞成。我不理解、不赞成的是什么？其实柳传志在2013年的这个当口讲的这个话，所谓的不谈政治，是有非常清楚的指向，就是我们不去谈让某些人不高兴的话、不去说那些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的话，而这种危险，我想在一个自我审查的机制里，是会被充分放大的。恐惧之所以能够往下进行逻辑推演，自我审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它确实就会以奇快的速度蔓延。如果我们真的一个个这么自我审查，这个社会就无望了，所以我拒绝做这种自我审查。
你一直呼吁企业家要和权力做切割，要拒绝与权力结盟。这些年，你是如何成功的？
我就成不了功。在现阶段做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实际起到的作用是最大的，因此我23年始终在企业里，可是我选择了做职业经理。做职业经理可以选择有所不为，可以走嘛，可以牺牲利益。除了用自己的工资，我没有赚到什么钱，只赢得一份财务自由。而赢得的那份财务自由，靠的是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努力，我能始终跟着这个时代的进步而进步，能够保持自己做事的能力。在这三十年里头我没有贿赂过任何人，我也没有逃过一分钱的税。一个人的道德力是最高的规则，只要过不了自己这关的我都不做。 像我这种人就是很滑稽，那么好的条件那么好的位置不要，要来下海。下海可以呀你那么多的关系用它来挣钱吧，我又没有挣第一桶金的意识。当时在广州创业，我只是凭一个脑袋，想看看一个产品从实验室走上产品线的过程，有很大的实验心理。那时候大概每个药店里都有我们的产品。我是真正在销售一线干过的人，脑子好到产品在哪一个药店放多少、卖的情况怎样、联系人是谁，我连本子都不要就能记住。我是合伙人，最后在这个企业到底该怎么办上，其余六个人和我有分歧，六票对我一票，我只能退出。这不在于对错，而在于规则，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我要是立马退出整个公司就塌了，整个销售团队就跟我走了。因此我得尊重另外六个人的权益。我是老老实实、一声不吭，到我的影响在企业里没有了，一年多以后，才悄然离开企业，净身出户的。
我这种人上哪儿去大红大紫？我太不正常了。所以他们说王瑛就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可我当时认为自己是按常理出牌的，是这个社会不正常。
我总觉得一个人所需要的财富没有那么多。你看，我这衣服挺好看的吧，300多块钱足够了，这围巾150块钱足够了。我对品牌没有什么概念。这些年扔在公益上的钱，就去年大概有60多万，起码比我的工资高一倍吧。我从来都是拿我的税后工资做公益的。
你觉得现在企业家要去做公益可以关注哪些议题？
我自己找了三个领域，现在正在努力。第一是阅读，做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我们缺失得太厉害了，也没什么人做。人的变化是国家社会变化的基础，“寻找马小平”其实也是在寻找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一个没有精神家园的人怎么可能是幸福的人。我们民族正在丧失建构自己精神家园的能力。人文这个东西我的理解就是建构精神家园的能力。遇到了马小平，我觉得可以先动起来，别把这事儿停了。
第二是中国企业家阶层的成长。这个阶层的成长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间将会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因为这是中国唯一一个拥有财务自由，从财务自由开始走向真正自由的人。这件事一定要开始做，这个阶层太复杂。我从哪儿做呢？
一是企业家的自主意识、主体意识。二是平行关系的建构和维护。企业家要通过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在平行关系中变成建构者，变成这种关系的维护者。现在大量的协会和商会都是山头，永远不会成为独立的部分。再就是理性博弈制度建设。如何能习惯去博弈，这种博弈格局如何形成，什么是对制度建设有意义的博弈都要厘清。
你怎么建设这种理性博弈制度？
去年，我做了一年的“一起读”项目，就是企业家和他们朋友的读书会。我们一边读一边训练。去年读罗伯特议事规则，让企业家真正理解什么是平行关系。今年会读哈耶克，让大家弄清楚究竟什么是市场。中国人现在老说市场，但市场里有很大陷阱，民营企业家要去识别的。
另外我会在几个地方写专栏。从我一个人写到慢慢带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参与到专栏写作，讲企业家阶层和公益的关系，讲企业家与移动互联网的关系。在这么一个特殊时期，大家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到底怎么去看中国这种条件下的企业经营环境和产业结构。
你去年还在阿拉善做公益。
我曾经想过不做企业去做公益，后来发现我所有的积累在公益领域几乎是没有用武之地。许多公益组织规模太小太初级。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办法。把管理经验搞成了九个模块，如资源管理、财务管理、项目管理、运营管理等。阿拉善有70%的钱是给绿色环保领域中的小NGO做项目用的。它连续资助三年就要导入这九个模块。
企业家在做公益，给这些NGO组织当辅导员，会对提升一个领域内NGO的发展水平发挥很大作用。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不能交十年会费成为终身会员。我就自己交三十万会费把这些活干了。后来阿拉善的秘书长刘小刚听了把眼睛瞪得老大：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做？我说，会员推动和你们找一个专家来推动怎么会是一回事呢？我得三年把事推成啊。我要干的就是这种活。
阿拉善里面的管理，好像也挺松散的。
刘小刚说，瑛姐啊，你说的那九个模块，咱们自己得先输入啊！我说是啊。我来了一年，他们还问我在乎不在乎知识产权。我说，我只在乎一件事情，任何机构对这件事的推广不许设置任何障碍。谁都可以免费用。
听说你是个挺潮的人，把微信、互联网用得很娴熟。
我是一个什么书都读的人，杂书，杂得很厉害。像现在微信可以用来做工作群用来讲课，干各种各样的事儿，我都是创新者。你看（展示了手中的iPad）这些东西都是我在微信上讲课的涂鸦。就在微信上讲大课你试过吗？
人一生中要做的事情是要追求自己的生命状态和生命价值，这是不变的目标，它和我的年龄没有太大的关系。当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的两个下属，有次喝酒突然问我：“王总，你觉得你活出个什么状态，才对自己满意？我就给他吹了个大牛，我是过了很多年才发现那是个很大的牛皮。我说，希望我到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还敢从零开始。这就是人的一种生命状态。这是我三十多岁时说的话，后来很多次我重新去想这句话，还是很肯定这样一个基本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