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期文稿》收入了毛泽东学生时代（1912—1918年）的著作33篇，其在《新民丛报》第四号上的批语，亦收入第5页注释④内。这些著作、批语，是毛泽东学生时代的心影。透过这些著作、批语，我们可以窥见学生时代的毛泽东的政治观点、哲学观点、伦理观点，即其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变革的主张、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他立志寻找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的决心与勇气。
　　
　　宪法由人民制定才是合法的——在《新民丛报》第四号上的批语
　　
　　毛泽东古文写得好，但他并不喜欢经书。他常常找些课外书看。表兄文运昌曾借给他不少维新人士参与撰文的书、刊、报，其中就有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第四号刊有梁启超《新民说》的第六节“论国家思想”。文中解释国家与朝廷的差异，梁启超说：“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是公司之事务所；而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
　　毛泽东在上述文字旁边写了一段批语，对“正式成立”进行了发挥：“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段批注，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最早的毛泽东批注。尽管批语的思想没有超出梁启超原文的范围，但是对一个当时年仅16岁的农村少年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梁启超用“正式成立”一词，表示合法性；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只有宪法由人民制定的国家，才具有合法性。他认为数千年来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只不过是“盗窃得国”的蟊贼，不具备合法性。这认识，远远高出了梁启超。
　　
　　以民为本，才能取信于民——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
　　
　　毛泽东爱好史学、文学。他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受到国文教员柳潜的器重。毛泽东这篇作文不足500字，柳潜在这篇作文上写了7处批语和总评，近150字。这篇作文现已被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列为首篇。
　　商鞅“徙木立信”，是流传悠久的历史故事，最初见于《史记·商鞅列传》。相传战国秦孝公在位时，宰相商鞅力主变法，但阻力很大，除既得利益的顽固势力外，老百姓对新政策也有疑虑。商鞅为解除人们的疑惧，在国都南门口树立一根木桩，宣称谁能将木桩徙置北门，赐金10两。但人们不信有此种轻而易举的好事，不去徙置。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又宣布：谁能徙置，赐金50两。这时，果有一位大汉将木桩由南门搬迁至北门。商鞅当即给大汉赏赐黄金50两，以示不欺骗。随后颁布新法，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使变法工作顺利推行。
　　毛泽东将这一典故信手拈来，联系当时社会实际，挥笔撰写了《商鞅徙木立信论》。
　　他在文章中提出要取信于民、开发民智，必须以法治国。他写道：“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大意是法令是为人民谋取幸福的工具。
　　这篇文章紧扣“立信”二字。首先从立法的角度论述了法与民的关系，强调为政者要取信于民，法律、政策必须有利于人民。有益于人民的法律、政策，人民会自动地去实现与维护；如果法律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政策有损于人民的利益，那就会把政府与人民对立起来。然后，又从执法的视角，阐明执法要严明、公正。有了好的法律，但不去执行，有法不依或对人不对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执法不严，也不能取信于民。至于违法不惩治，那天下就会大乱。
　　毛泽东赞美商鞅变法，肯定其“严惩奸邪以保护人民的权利，奖励耕织以增进国民的富力，鼓励军功以树立国威，严惩贪官污吏造福人民”的做法，称赞“商鞅之法，是好法，是富国利民之法”。像这样的好法，人民为何“惮而不信”呢？为何要用“徙木立信”呢？因为变法前的秦国政府早已失信于民，“黎民惧焉”，尽管执行者煞费苦心，人民依然“立而不信”。
　　接着，毛泽东将笔锋一转，直指清朝末年及袁世凯当局。他写道：执政者的腐败、欺压，是导致我国几乎“蹈于沦亡惨境”的深层原因。
　　该文从头至尾论述了以民为本，取信于民的思想。
　　
　　 “天地盖惟有动而已”——阐述德智体三者关系的《体育之研究》
　　
　　 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体育之研究》。这是他总结自己体育锻炼经验、阐述德智体三者全面发展关系的文章。该文于1917年4月1日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的开篇就明确地写道：“国力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与人民体质的好坏有密切关系，不可忽视。我国的国力衰弱，人民体质不强，其原故是提倡体育运动者不得要领，没有抓到根本。长此以往，国力、民力更会衰退，值得担忧。
　　一个学生，能把体育与国力联系起来，从体育运动开展的好坏来观察到国力与民族素质的强弱，这是罕见的智慧。《体育之研究》一发表，当时就震惊了《新青年》的许多读者。
　　文章指出：“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德育、智育，皆载于体；无体，则无德、智。体育在人生中、在德智体三者中，居于首位。因此，小学教育，宜注重身体发育，将增长知识和道德养成放在较次位置。至于中学生，宜以德智体三育并重。
　　毛泽东认为：身体的结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先要解决对于体育的认识问题。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揭示，宇宙最大、最根本的法则是运动，“天地盖惟有动而已。”无论是动物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尚动”。有运动才有生命，有运动才有欢乐，才能“养乎吾生，乐乎吾心”。小而言之，“动以营生”；大而言之，“动以卫国”。体育是有规则的运动。体育运动的好处有四：一是可以强筋骨，使体弱者的体质增强；二是有了强健的身体，就可以有充分的精力去搞好学习、增长知识。三是身体好，心情舒畅，可以调节感情。四是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体育的主旨在锻炼人们的武勇。武勇的具体内容是猛烈、不畏、敢为、耐久。猛烈、不畏、敢为、耐久，都属于意志范畴。而意志是“人生事业之先驱”。过去，人们不好运动，就是不自觉，就是对体育的功能没有正确认识。
　　他从主“动”的观点出发，批判了主“静”的唯心主义。他写道：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他认为这些人根本不懂得“天地盖惟有动而已”。
　　毛泽东根据自己锻炼身体的经验，在这篇论文里提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口号：“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力求国人“身心并完”，德智体全面发展。他强调，要达到这个境地，必须坚持宇宙间的最根本的法则——“动”，坚持“意志是人生事业之先躯”，坚持有恒，以久制胜。
　　
　　立志探索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信黎锦熙：目睹当时政局，忧心如焚，伤感缺少可以与自己商量学问、讨论“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的志士。
　　在这封信里，毛泽东提出探讨宇宙本源、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问题，希望黎锦熙指答。
　　毛泽东写道：今天下纷纷，就一方面来说，本是社会变革中应有的事情；就另一方面说，今天这些混乱现象，是因为人们没有本领，没有掌握救国救民的真理。目前人们提出来的一些策略、办法，都是一些肤浅的见解，“治其偏而不足”，解决不了问题。何况还有一些人，如袁世凯，徒然想学古代的奸雄，为一己的利益，施行一些笼络人心的计策。如此“秋潦无源，浮萍无根”，没有把握大本大源的政策，怎能使社会安定、发展呢？
　　毛泽东认为，“本源”就是一种理论、学说。要找到“本源”，就应倡导学习，“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他认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曾国藩读书多，有一点学问，懂得一点“本源”。因此，他“独服曾文正”。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进而阐述：天下大得很，人群很多，社会组织很复杂。中国又有几千年的历史，长期处在封建统治下，人民的思想受到“三纲五常”的束缚，开通也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用一种学说、理论来武装人民。要启动人民的觉悟，“当具有大本大源”。但是，今天各种改革主张，都是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这一切，都是枝节。枝节不可少，但枝节要有“本源”来支撑。“本源”未找到，这些枝节就变成了赘疣，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
　　如何获取“大本大源”？毛泽东认为：应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革人们的思想，使人们都具有“大本大源”。人人都具有“大本大源”，就不会盲从他人。人人要得到“大本大源”，就要普及哲学。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突出地强调要立志。他说：人们常说立志当军事家、教育家等，乃是见前辈人功成名就后的一种模仿行为。有人立志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献出自己的生命，当然值得人们尊重。但这还不算立志。真想立志，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必须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哲学、伦理学中获得大本大源，即获得真理，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言行准则，立自己的奋斗目标，再选择符合此目的的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目的之方，这才算是立志，才算有真志，非盲从之志。
　　获取真理很不容易，要经过艰苦努力，长期奋斗。毛泽东写道：“十年未得真理，则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则终身无志。”他以此衡量自己，现在也没有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他向黎锦熙表示，今后自己“只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
　　有人认为能写文章会讲话，下笔千言，能断是非，就是有“才”。毛泽东直言说，这太荒谬了。有才者，必是握有“宇宙之真理”，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人。要得到这种真理，除必须刻苦钻研哲学、伦理学外，还必须有梁启超那种“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的精神，即有自我批评，不断追求真理，与日俱进的风格。
　　在信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只顾目前尘埃小事之争的人。他说，这种人，终日考虑的是个人的生死、利害、毁誉，歧路徘徊，没有一个判断是非的真理标准，不知宇宙间有大本大源。这种人是愚人。“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
　　他从不同的角度，反复论述学习哲学、伦理学，寻求“大本大源”的重要性。
　　纵观毛泽东信中关于“大本大源”、“宇宙真理”的论述，很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老子的“道”，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
　　毛泽东从唯心主义的这一观点出发，认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他主张由“圣人”、“贤人”来教育、启导“愚人”，提高他们的觉悟，以便“共跻于圣域”。很显然，毛泽东的这一观点，还是一种圣贤豪杰创史观、唯心史观。
　　思想主管人们的行为，道德规范人们的行动，“二者不洁，遍地皆污”。这时的毛泽东，深切感到“国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封建思想道德统治根深蒂固，造成中国没有一点生气。他还说：我国封建的思想、道德可以用“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两句话来概括。他希望有大批的先知先觉者来做思想启蒙工作，改造国民的心理、信念。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在当时的知识界里，存在着一种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倾向，不是批判地学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是照搬照抄，全盘西化。毛泽东认为：西方思想、文化，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应与东方思想、文化同样要改造。
　　应该说，1917年的毛泽东能持有这样一种客观的、辩证的观点，是很令人叹服的。
　　
　　“心物二元论”是从唯心主义通向唯物主义的桥梁——《〈伦理学原理〉批注》
　　
　　毛泽东的学生生活，是“六年孔夫子，七年洋学堂”。如果从学习传统典籍转到重点攻读哲学、伦理学这方面来说，则可以以1915年下半年作为他的转折点。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反省，总结失败的教训。许多人认识到：关键是缺少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广大民众对辛亥革命和袁世凯复辟“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是一个根本原因。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高声呐喊：“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掀起新文化运动，把改造国民性放在首位。第二年，《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新青年》出版后，杨昌济把这一刊物介绍给学生，并订阅了好几份赠送给毛泽东、蔡和森等人。
　　据周世钊回忆：这时，毛泽东学习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看《新青年》的兴趣浓厚了。他和同学们谈话，分析国内外形势，讨论哲学、伦理学，如何加强思想品德修养，如何改造社会等问题的时间增多了。
　　从这时开始，毛泽东沿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思考，钻研哲学、伦理学。因为他认为，哲学能给人们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伦理学提供人生观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
　　1917年前后，毛泽东读了不少哲学、伦理学书籍。在哲学、伦理学之间，他更有兴趣的是伦理学。一本德国人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他除了在上面用红、黑两色笔，画了大量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外，还在书上写批注。10万字的著作，批注竟达317处，1.2万字。这些批注，绝大多数是结合书中有关论述抒发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人生观以及对原著的引申或批判，小部分是对原著的赞赏和章节提要。
　　这部《伦理学原理》，是蔡元培翻译的作品。1917年下学期至次年上学期，杨昌济将其作为讲授修身课的教科书。该书讲的是调和直觉与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和欲望的二元论。毛泽东批注的基本观点，也是哲学上的二元论。他在批注中说：“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并用括弧注明说：“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他还认为：事物的发生有的来源于自然物质，有的来源于人为，而且它们共生共存。
　　二元论的特点是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学生时代的毛泽东的唯物论倾向主要表现在自然观方面。他认为，“其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这是原始的、粗浅的唯物主义观点，它是从唯心主义观念中开始解脱出来，通向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
　　毛泽东对《伦理学原理》的批注，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内容：道德的起源；存在与思维、实践与认识、人为与天然的关系；差别与比较、对立与统一的关系；成毁、生灭、因果、变革的关系；主观与客观、动机与效果、是与非、善与恶的关系；理想、信仰、道德、义务与人生的关系；个人、自我的价值等等。
　　毛泽东的批注对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中的观点，既有赞成也有否定。如关于道德哲学的起源，泡尔生认为，道德存在于道德哲学之先。毛泽东赞赏并发挥说：“故道德哲学之成，成于经验。”
　　泡尔生认为，道德学的目的是使人“至善”，使人的精神和体魄都发展到完满无缺的最高境界。毛泽东同意此观点，并发挥、指明：“以广义言之，人类无普通之道德”，“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这比泡尔生的观点更全面、更深刻。
　　 更为可贵的是，毛泽东在批注中提出了“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的观点，强调在开放和社会变革时期尤其需要讲道德，批评“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只知承继孔孟学说，因循守旧，忽视开放与创新。这观点在今天改革开放与创新的时代更有生命力，对于今天的反腐倡廉仍然很有现实指导性。
　　毛泽东的批注突出强调个人价值，提倡个性解放。他有两个主张：一为“唯我论”，一切生活动作、一切道德行为，都是为了成全个人，使个人的精神世界和身躯体魄都完善到最高境界；一为现实主义，“只对主观与客观现实负责”。即是根据客观和主观条件，从现实出发，按实际情况办事。在此以前，毛泽东持“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自从读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后，毛泽东转为彻底要求个性解放的“唯我论”。
　　毛泽东的批注郑重声明：这种以人类、宇宙为一大我的“精神利己主义”，“是利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意志”。毛泽东以“精神个人主义”的眼光去观察中国儒家、墨家学说，认为“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先修身而后平天下，先亲亲而后仁民爱物，可以见之”，“兼爱之说，非利他主义也，言兼爱则有我在内，以爱我者而普爱天下之人”。在他看来，“精神个人主义”在中国早已有了。
　　严格地说，毛泽东的“精神个人主义”主要不是来源于儒家、墨家学说，而是受当时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后，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国家处在军阀混战的社会现实，当时的人们都在反思：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结局？许多人得出的结论是：国民思想觉悟太低，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状态，只有加强道德教育，转变人心。毛泽东主张的“精神个人主义”，就是强调改造人心，从完善个人思想道德做起。
　　动荡的社会，使“尚动”、“主变”成为人们寻找出路的重要倾向。毛泽东的批注也体现了这个时代特点。他写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在不断运动中。人类社会也是治乱、兴衰不断交替的过程。他用这观点看中国，“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当今中国社会“必须再造”。再造的办法，“由毁而成，如孩儿从母腹胎生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字里行间洋溢着改造社会的激烈情怀。这种以大乱求大治的思想，在毛泽东的晚年仍有反映。
　　毛泽东很赞赏泡尔生关于世界一切事物和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他认为，“无抵抗则无动力”。“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吼。”“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他以“差别”、“抵抗”的观念去考察社会，认定“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他极力主张对自然、对社会进行改造。他说：“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
　　这本如实记录了毛泽东如此多批注的《伦理学原理》，后来被他在一师的同学杨韶华借去，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9月才归还。
　　透过书上的这些批注，可以领略到毛泽东当年的思想概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