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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深秋的上海，新开发的黄浦江南滨江段，原来的上海南市发电厂被改建成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第十届上海双年展开幕，平时几乎看不到人的博物馆门口，突然聚集了大量的时尚男女。十年前，笔者走过这里，这条还被叫做“半淞园路”的马路上，只有一两个本地老太太在晒衣被、孵太阳，整条马路的时间仿佛是凝固的。而今，城市飞速升级，这里历史翻篇，由物质能源发生地，一跃成为艺术能源发生地。此中深意，想起来就一阵恍惚，最好扶着墙走。
缺乏抢眼作品的双年展
本届上海双年展让媒体很是费神，因为缺乏往届双年展那种抢眼的作品。往年，双年展在南京路人民公园边上举办，平时人流就只嫌多不嫌少，随便弄个抢眼点的作品往哪儿一杵，眼球自然就过来了。旋转木马、火车头、稻田、金属蚂蚁，双年展的门口永远像个游乐场，当年也曾引起媒体质疑：学术性和大众化如何相处？而今，双年展转战到了上海市区人口最稀疏的地方，门口只有停车场，不见展品，艺术的善男信女们只好凭各自修为好自为之了。
今年的策展人偏又是个德国作家，还是世界文化宫的电影和影像部主任，所以，今年的作品偏向于理性思维和影像呈现，相当于把双年展从小学氛围直接带到了大学本科，不适应，是难免的。
双年展反映的是上海进化论
但是反过来看，双年展本身，就是一部上海城市的进化史。其进化之迅速，人人都不适应。
上世纪90年代，上海美术馆新馆长上任，需要把大众吸引到美术馆里来，因为彼时美术馆里远不像今天那么热闹，可以说，冷清得很。于是，在几次出国考察后，与一班早年出国留学的朋友一起，想到了模仿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前卫艺术双年展，这在90年代中期的氛围里，还是极其超前的想法。其他地方办双年展条件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在上海，却是有基础的，以海派基因而言，对于海外新鲜事物，就先天地抱有好感。所谓开放心态，就是对现有的东西不满足。
第一届上海双年展主题为“开放的空间”，第一，是艺术理念要开放，第二，从空间上考虑艺术，改变了以往的平面思维。这两个关键词，很幸运，保持到了第十届。
城市在演进，上海双年展也在演进。从以往只是专业人士小圈子玩玩，大众完全不理解甚至排斥；到专业人士人数增加，边骂边看，而大众也开始过来看看热闹；再到成为亚洲双年展品牌之一，参加的海外艺术家越来越多，看不懂的作品也越来越多，但国际地位也越来越高；一直到现在，双年展已成国际、国内著名品牌之一，不但专业人士云集，大众也开始关注，年轻人甚至把看双年展当作都市时尚。这一演变，不光是双年展自身的演变、进步，更是上海这座城市国际地位提高的明示。
马未都有句话——虽然马未都这样热爱传统艺术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喜欢双年展——艺术品升值，不是东西好了，而是现在钱不值钱了。
套用这句话，我们可以说，上海双年展的关注度提高，不是它本身有多好——尽管必须承认上海双年展的运作越来越成熟——而是中国上海的国际地位在大幅度提升。
18年前，上海还几乎没有画廊，如今，数百个画廊开了又关，关了又开；18年前，合资企业还是高大上的标志，如今，进外滩多少多少号，开口说普通话还有点不好意思；18年前，上海不但落后于亚洲其他发达城市，甚至还比不上深圳，如今，我们连东京都不放在眼里；18年前，国际500强总裁来次上海是大事情，如今，国际企业家谁会轻视上海？在他们眼里，到上海不是来办企业，而是作为其全球布局的一枚棋子。上海的国际地位就这样抬升了，自然，作为显示城市气质的双年展，其国际影响力也就自然上升。
在这个大背景下解读上海双年展，我们可能会清晰许多，不要管作品是否晦涩，不要担心观众的理解力跟不上，不要怕观众今后不捧场，不要因为按国际惯例办事而难为情，一切都会在国际化的大旗下显得自信满满。
鲁迅、梁启超被放大
接下来说说第十八届上海双年展的具体作品，因为有了高大上的期许和定位，我们对参展作品的要求便提升了不少，要求作品不能像参加一般的当代艺术展那样，提些谁都能提的当代社会问题，用一些别人用过的表现形式，或者表面深刻而实则肤浅。
比如对策展人反复在策展文案中提及的鲁迅和梁启超，我终于在本次双年展现场的两件作品里找到了这两位近代中国名人。一件是赵延年的木刻作品《阿Q正传》60幅，这位刚刚去世的版画家的木刻版画，虽然是反映了鲁迅先生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深刻揭示，但如果策展人仅仅在意于鲁爷爷提出的问题在当代仍没有解决，仅仅以这件作品而论，我认为是失败的。因为赵延年的作品是过去时，即便你试图将木刻作品与本届双年展的主题拉拽在一起，我仍不能辨认出今人的创造在哪里？事情已经由鲁迅和赵延年完成了，本届双年展拿来作为前言、引子都可以，作为作品，有点那个。
梁启超也是，这个名字需要仔细爬梳，才能在一件由几十台老式电视机组成的装置作品的解释中找到。现场，电视机里分别播放着中国的科幻电影以及粤剧，就外在形式而言，是老套的。该作品希望把中国人的科幻电影与流行在中国南方的粤剧之间做一番牵线搭桥，并表示中国的科幻思想早在梁启超那里就已经有所表述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提示，却被本届双年展的策展人拎出来放大，作为本届“社会工厂”主题阐释中的一个关键词。我在作品前站半天，也没看出科幻电影和粤剧之间的关系有多深刻。也许，我是个肤浅的人。
看作品还是看解释，这是个问题
需要大量解释的作品不是好作品，而在双年展现场，我很不幸地看到了大量类似作品。比如那件主打的钢琴加投影的“实事求是”。作者可能从里面阐释出无数关于实事求是以及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心路历程，但如此宏大的命题放在这样一件作品之间，似乎显得作品太过单薄，而且互相之间关联度并不严密，你用这件作品来解释其他命题，似乎也很可行。
事实上，本次双年展当中的影像作品力量相对比较强，跑一个双年展，光看这些十几部影像作品也值了，哪怕里面还有上世纪40年代的影像作品，毕竟，我们在影像方面需要大量补课。
新的思维是一个双年展里最吸引人的地方，但我们需要解决的是艺术思路和形态直观方面的矛盾。比如几件利用思维转换呈现的作品——有把工人工作时的情绪变化外化为几根指标的作品，有的用控制论来研究人类心智，描绘出不知所用的星象图，最绝的是有人把几瓶瓶花来表述成凸显复杂的社会符号性，看了半天也一头雾水。
这都是形态上不好理解的，看多了这样的作品，走出双年展会场，你会对自己的智商发生永恒的疑问。还有些形态不错的作品。比如台湾艺术家的作品，侯俊明画的亚洲人的父亲，陈界仁的大幅历史场景摄影，不但形态直观，而且所阐述的内容也与外观向匹配。
而作品《百香果路》，在百香果植物与竹子和不锈钢棚子之间的关系，被阐释成“描述人类社会的各种进程和关系”，就感觉帽子太大了。
类似这样的大帽子小脑袋的作品，是全世界各类双年展里最为普遍的，这也似乎预示着未来双年展走到末路的一种可能性。不光是以此考量上海双年展，而是所有的双年展。
缺乏抢眼作品的双年展
本届上海双年展让媒体很是费神，因为缺乏往届双年展那种抢眼的作品。往年，双年展在南京路人民公园边上举办，平时人流就只嫌多不嫌少，随便弄个抢眼点的作品往哪儿一杵，眼球自然就过来了。旋转木马、火车头、稻田、金属蚂蚁，双年展的门口永远像个游乐场，当年也曾引起媒体质疑：学术性和大众化如何相处？而今，双年展转战到了上海市区人口最稀疏的地方，门口只有停车场，不见展品，艺术的善男信女们只好凭各自修为好自为之了。
今年的策展人偏又是个德国作家，还是世界文化宫的电影和影像部主任，所以，今年的作品偏向于理性思维和影像呈现，相当于把双年展从小学氛围直接带到了大学本科，不适应，是难免的。
双年展反映的是上海进化论
但是反过来看，双年展本身，就是一部上海城市的进化史。其进化之迅速，人人都不适应。
上世纪90年代，上海美术馆新馆长上任，需要把大众吸引到美术馆里来，因为彼时美术馆里远不像今天那么热闹，可以说，冷清得很。于是，在几次出国考察后，与一班早年出国留学的朋友一起，想到了模仿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前卫艺术双年展，这在90年代中期的氛围里，还是极其超前的想法。其他地方办双年展条件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在上海，却是有基础的，以海派基因而言，对于海外新鲜事物，就先天地抱有好感。所谓开放心态，就是对现有的东西不满足。
第一届上海双年展主题为“开放的空间”，第一，是艺术理念要开放，第二，从空间上考虑艺术，改变了以往的平面思维。这两个关键词，很幸运，保持到了第十届。
城市在演进，上海双年展也在演进。从以往只是专业人士小圈子玩玩，大众完全不理解甚至排斥；到专业人士人数增加，边骂边看，而大众也开始过来看看热闹；再到成为亚洲双年展品牌之一，参加的海外艺术家越来越多，看不懂的作品也越来越多，但国际地位也越来越高；一直到现在，双年展已成国际、国内著名品牌之一，不但专业人士云集，大众也开始关注，年轻人甚至把看双年展当作都市时尚。这一演变，不光是双年展自身的演变、进步，更是上海这座城市国际地位提高的明示。
马未都有句话——虽然马未都这样热爱传统艺术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喜欢双年展——艺术品升值，不是东西好了，而是现在钱不值钱了。
套用这句话，我们可以说，上海双年展的关注度提高，不是它本身有多好——尽管必须承认上海双年展的运作越来越成熟——而是中国上海的国际地位在大幅度提升。
18年前，上海还几乎没有画廊，如今，数百个画廊开了又关，关了又开；18年前，合资企业还是高大上的标志，如今，进外滩多少多少号，开口说普通话还有点不好意思；18年前，上海不但落后于亚洲其他发达城市，甚至还比不上深圳，如今，我们连东京都不放在眼里；18年前，国际500强总裁来次上海是大事情，如今，国际企业家谁会轻视上海？在他们眼里，到上海不是来办企业，而是作为其全球布局的一枚棋子。上海的国际地位就这样抬升了，自然，作为显示城市气质的双年展，其国际影响力也就自然上升。
在这个大背景下解读上海双年展，我们可能会清晰许多，不要管作品是否晦涩，不要担心观众的理解力跟不上，不要怕观众今后不捧场，不要因为按国际惯例办事而难为情，一切都会在国际化的大旗下显得自信满满。
鲁迅、梁启超被放大
接下来说说第十八届上海双年展的具体作品，因为有了高大上的期许和定位，我们对参展作品的要求便提升了不少，要求作品不能像参加一般的当代艺术展那样，提些谁都能提的当代社会问题，用一些别人用过的表现形式，或者表面深刻而实则肤浅。
比如对策展人反复在策展文案中提及的鲁迅和梁启超，我终于在本次双年展现场的两件作品里找到了这两位近代中国名人。一件是赵延年的木刻作品《阿Q正传》60幅，这位刚刚去世的版画家的木刻版画，虽然是反映了鲁迅先生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深刻揭示，但如果策展人仅仅在意于鲁爷爷提出的问题在当代仍没有解决，仅仅以这件作品而论，我认为是失败的。因为赵延年的作品是过去时，即便你试图将木刻作品与本届双年展的主题拉拽在一起，我仍不能辨认出今人的创造在哪里？事情已经由鲁迅和赵延年完成了，本届双年展拿来作为前言、引子都可以，作为作品，有点那个。
梁启超也是，这个名字需要仔细爬梳，才能在一件由几十台老式电视机组成的装置作品的解释中找到。现场，电视机里分别播放着中国的科幻电影以及粤剧，就外在形式而言，是老套的。该作品希望把中国人的科幻电影与流行在中国南方的粤剧之间做一番牵线搭桥，并表示中国的科幻思想早在梁启超那里就已经有所表述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提示，却被本届双年展的策展人拎出来放大，作为本届“社会工厂”主题阐释中的一个关键词。我在作品前站半天，也没看出科幻电影和粤剧之间的关系有多深刻。也许，我是个肤浅的人。
看作品还是看解释，这是个问题
需要大量解释的作品不是好作品，而在双年展现场，我很不幸地看到了大量类似作品。比如那件主打的钢琴加投影的“实事求是”。作者可能从里面阐释出无数关于实事求是以及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心路历程，但如此宏大的命题放在这样一件作品之间，似乎显得作品太过单薄，而且互相之间关联度并不严密，你用这件作品来解释其他命题，似乎也很可行。
事实上，本次双年展当中的影像作品力量相对比较强，跑一个双年展，光看这些十几部影像作品也值了，哪怕里面还有上世纪40年代的影像作品，毕竟，我们在影像方面需要大量补课。
新的思维是一个双年展里最吸引人的地方，但我们需要解决的是艺术思路和形态直观方面的矛盾。比如几件利用思维转换呈现的作品——有把工人工作时的情绪变化外化为几根指标的作品，有的用控制论来研究人类心智，描绘出不知所用的星象图，最绝的是有人把几瓶瓶花来表述成凸显复杂的社会符号性，看了半天也一头雾水。
这都是形态上不好理解的，看多了这样的作品，走出双年展会场，你会对自己的智商发生永恒的疑问。还有些形态不错的作品。比如台湾艺术家的作品，侯俊明画的亚洲人的父亲，陈界仁的大幅历史场景摄影，不但形态直观，而且所阐述的内容也与外观向匹配。
而作品《百香果路》，在百香果植物与竹子和不锈钢棚子之间的关系，被阐释成“描述人类社会的各种进程和关系”，就感觉帽子太大了。
类似这样的大帽子小脑袋的作品，是全世界各类双年展里最为普遍的，这也似乎预示着未来双年展走到末路的一种可能性。不光是以此考量上海双年展，而是所有的双年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