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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十世班禅心肌梗塞，北京组织专家救援。从北京到拉萨4064公里，海拔差距3400米左右，路途遥远，高空气流，高原反应，原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和医疗队员，随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在最短的时间，来到十世班禅身边，并尽了最大力量救治。王敏清在日前出版的《健康第一——原中央保健局局长谈保健》一书，回忆了这段历史。
王敏清，山西洪洞县人。1954年底至1990年长期从事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曾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
急救小队 一刻钟内准备就绪
1989年1月28日(星期六)上午8:50，当我走进北京医院北楼大门时有电话急找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报告班禅副委员长发生急性心肌梗塞。
报告人是张建纪，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服务处的干部，主要负责班禅的生活。1989年1月9日跟随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离开北京，前往日喀则市札什伦布寺。
他在电话中急促地说：“班禅大师今晨4点多钟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这里已组织了紧急抢救……”我问：“现在的情况怎样?”“现在班禅的呼吸已经停止，大夫和专家们仍在抢救之中。”“你还向谁报告了?”我问。“我是第一个向你报告的。”问题紧急而严重，十世班禅是藏族同胞在国家政权的代表人物。他对于民族团结与祖国安定有着重要作用，是一般汉族干部难以替代的。处理班禅大师的医疗过程中，绝不能有丝毫的延误与差错。
我放下电话，立即将班禅大师的病情向中央保健委员会主任杨德中作了报告，随即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待指示。几分钟后，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打来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全力抢救班禅大师，你们要组织最好的专家班子，准备最好的抢救器械，以最快的速度赶赴西藏。”
10分钟后决定，抢救班禅大师的医疗小组由我带队，成员有北京医院副院长、心脏病专家刘元恕，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心脏病专家沈瑾，两名抢救经验丰富的护士李秋红、魏东，共5人。根据班禅大师的病情，迅速准备了医疗器械和药品，如心内起搏器、呼吸机、心电图、输液装置以及多种抢救药品。
以往，去西藏到海拔3500米的拉萨，由于高原反应，不少人已难以适应。而由北京直飞4000米的日喀则，更是许多人难以忍受的。杨德中关切地问我：“你亲自去，身体行吗?”“没问题!”我爽快而自信地回答。我多次和班禅大师接触，如在两次抢救少数民族干部时，他曾和蔼地向我讲解，如何按该民族习惯办理后事等，他平易近人和顾全大局的精神，使我很受感动，以及他不一般的身份，我必须亲自带队。
杨主任这么一提醒，我才意识到我已是60岁的人了，是中央赴藏抢救班禅大师队伍中年纪最大者。紧接着，温家宝主任也打来电话询问准备情况，我报告说：“一切准备就绪，一刻钟内可以出发。”温家宝主任问：“抢救小组谁带队?”“我亲自带队。”“好!我在机场等你们。”温家宝最后说。
直飞西藏 顶着气流也要上
这时，接我们去机场的汽车已停在北京医院大门口。我们5人连牙刷、毛巾等日用必需品都来不及带，便匆忙上了车。一路上，不论红灯、绿灯急速行驶，直奔南苑机场。当我们赶到机场时，这次赴藏的总领导温家宝主任已在那里等候。他身穿一件绿色军大衣，一看便知也是从办公室匆忙赶来的。
专机满载着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关怀，于11:40起飞了。这架大型的图一154客机上，只坐着我们10多人，显得空空荡荡。而且因为是临时调来的，舱内比较零乱，舱内的温度和舱外数九寒天的气温差不多。大家只是一个心思：尽快飞抵日喀则。
当飞机快到成都上空时，飞行员向温主任报告：“拉萨气候不好，有大风，飞机不能降落，是否暂停在成都，等天气好转再飞?”大型客机不能在日喀则降落，需到拉萨机场换乘直升机。我心中不安。大家眼巴巴地等待着温主任的决定。温家宝没有多考虑便果断回答：“不能等，直飞拉萨，要强行降落。”字不多，却字字千斤。
对此，我很赞赏，要是在成都等天气好转再飞，延误了抢救时机，我们还去西藏干什么?飞机继续在飞行，当天下午5:20，抵达拉萨上空时，果然看到机场上空阵阵狂风卷着沙土飞扬。同时，机场上有两架慢慢旋转着螺旋桨待命起飞的直升机。飞机在摇晃中强行降落在拉萨机场后，温家宝主任和医疗组在风沙中立即钻进第一架直升机，这架飞机几乎是分秒不停地又腾空而起。
直升机内只有中间一小块“平地”，一看便知也是临时调来的。我们每个人坐着一个马扎，肩并肩地挤在一起。飞机沿着雅鲁藏布江峡谷飞行，两侧峭壁上的草木清晰可见。气候非常恶劣，机身一直在起伏颠簸，同时又摇晃不已，我们像摇煤球似的不停地东倒西歪。起飞不久。一个个呕吐不止，连一名飞行员也吐了。
时间紧迫 两次周密的心内起博
6:20，直升机降落在日喀则市班禅行宫附近。此时，机坪周围站满了人群。直升机舱门打开后，我紧跟着带路人直奔班禅行宫。走出十几步后，我发现怎么没有人跟上来呢?我是个急性子，心中不免有点埋怨：抢救病人还这么慢慢腾腾!回头一看，只见比我小几岁的刘元恕(男)被两个人搀扶着踉跄而行，再后边的沈瑾(女)，竟被身强力壮的记者程卫东背着走。他俩都面色苍白，口唇发紫。顷刻间我反应过来：这是高原反应，体内严重缺氧所致。我看了看自己手指，也是紫黑色了，而且走起路来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我深信，自己的脸，同样难看。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要尽快赶到现场，只要不昏倒，就得向前走!
6:30，我走进抢救现场，宽敞的大厅内约有50余位抢救人员，有的在操作人工呼吸机，有的轮流做心脏按摩，还有的在输液、测量血压、观察心电图，人们来来去去……一幅紧张的抢救场面。他们是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人民解放军第八医院的专家和医护人员，还有随同班禅大师来藏的北京医院的大夫与护士。他们已经紧张地抢救了14个小时。这时，班禅的瞳孔已散大。他还有自主呼吸吗?心脏还在跳动吗?我心中无数。几秒钟的观察，我了解到班禅大师的自主呼吸已完全停止，心脏仅有微弱而不规则的蠕动。这说明还有转机的一线希望。这时，我们抢救小组立即投入战斗，恢复抢救。沈瑾一面吸着氧，一面观察心电图。刘元恕实施抢救，两个护士密切配合。
针对情况，我们决定立即采取心内起搏。刘元恕操作，沈瑾注视着心电图的变化。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心内起搏操作和心电图。
第一次心内起搏做得顺利、准确。但大师的心脏并未起搏，是器械有问题吗?不可能，这是新进口的器械，而且刘元恕使用该器械非常熟练。为了保险和防止万 一，我们换了备用的第二套器械。
第二次心内起搏，依然操作正常、准确，但心脏还是未能起搏。显然，不是器械和操作的问题。心脏按摩、注射药品、输液、人工呼吸……仍在继续。一切抢救措施，该做的全做了。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了全部精力，然而班禅大师的心脏蠕动越来越弱。当晚8:16，心电图呈现出水平线——心跳完全停止了。我向温家宝主任和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报告：“班禅副委员长于8:16心跳停止，病逝了。”抢救停止，我们医疗组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马上瘫软下来。
1989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班禅副委员长逝世的消息，较详细，介绍了班禅副委员长的病情和抢救经过。
温家宝主任对我说：我已向中央报告，中央认为，你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并决定在新华社发消息的通稿中，报道你们的名字。通常新华社发稿，往往只报道中央紧急派出了医疗组，而较少报道医疗组的具体成员。这自然是中央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褒奖。然而，由于严重缺氧和疲惫不堪，我那时的思想已麻木。只是想尽快让我躺倒睡觉。在他人的一再提醒下，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13个小时没吃饭了。
班禅大师的亲属、班禅大师的经师以及各方人士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他们一再向我们表示：你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谢谢你们!
顺利抢救 靠的是医患双方信任
返回北京10天后，我们才消除了疲劳和不适。由于党中央和西藏自治区领导对班禅大师疾病的高度重视，极大的支持，使医疗小组尽快赶到了抢救现场，顺利地进行抢救；而且藏族同胞又对我们的工作十分理解。虽然十分劳累和辛苦，却较好地完成了这次抢救任务，没有给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制造事端以可乘之机，也没有引起任何不良社会风波和非议。
在饭店就餐时，一位记者说：“王局长!有件事，我当时不敢对你讲。”我想，我们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堂堂正正地抢救。有什么不能当众讲的呢?于是提高了嗓门说：“你说吧!”
“那天，在你们没到达日喀则之前，抢救现场的警卫人员身上佩有手枪。我们担心有什么误会出意外，后来证明这种想法是多余的。”从安全的角度，警卫人员佩带手枪可以理解。但毕竟不是医务人员，如果他们对我们的抢救有误解，还真不好办。幸好，这些同志对我们的抢救十分理解，实在感谢。听罢记者的话，也确确实实吓了一跳。如果知道了。说不定还真的影响我们放手大胆抢救的。
(据《健康第——原中央保健局局长谈保健》，王敏清著)
王敏清，山西洪洞县人。1954年底至1990年长期从事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曾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
急救小队 一刻钟内准备就绪
1989年1月28日(星期六)上午8:50，当我走进北京医院北楼大门时有电话急找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报告班禅副委员长发生急性心肌梗塞。
报告人是张建纪，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服务处的干部，主要负责班禅的生活。1989年1月9日跟随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离开北京，前往日喀则市札什伦布寺。
他在电话中急促地说：“班禅大师今晨4点多钟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这里已组织了紧急抢救……”我问：“现在的情况怎样?”“现在班禅的呼吸已经停止，大夫和专家们仍在抢救之中。”“你还向谁报告了?”我问。“我是第一个向你报告的。”问题紧急而严重，十世班禅是藏族同胞在国家政权的代表人物。他对于民族团结与祖国安定有着重要作用，是一般汉族干部难以替代的。处理班禅大师的医疗过程中，绝不能有丝毫的延误与差错。
我放下电话，立即将班禅大师的病情向中央保健委员会主任杨德中作了报告，随即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待指示。几分钟后，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打来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全力抢救班禅大师，你们要组织最好的专家班子，准备最好的抢救器械，以最快的速度赶赴西藏。”
10分钟后决定，抢救班禅大师的医疗小组由我带队，成员有北京医院副院长、心脏病专家刘元恕，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心脏病专家沈瑾，两名抢救经验丰富的护士李秋红、魏东，共5人。根据班禅大师的病情，迅速准备了医疗器械和药品，如心内起搏器、呼吸机、心电图、输液装置以及多种抢救药品。
以往，去西藏到海拔3500米的拉萨，由于高原反应，不少人已难以适应。而由北京直飞4000米的日喀则，更是许多人难以忍受的。杨德中关切地问我：“你亲自去，身体行吗?”“没问题!”我爽快而自信地回答。我多次和班禅大师接触，如在两次抢救少数民族干部时，他曾和蔼地向我讲解，如何按该民族习惯办理后事等，他平易近人和顾全大局的精神，使我很受感动，以及他不一般的身份，我必须亲自带队。
杨主任这么一提醒，我才意识到我已是60岁的人了，是中央赴藏抢救班禅大师队伍中年纪最大者。紧接着，温家宝主任也打来电话询问准备情况，我报告说：“一切准备就绪，一刻钟内可以出发。”温家宝主任问：“抢救小组谁带队?”“我亲自带队。”“好!我在机场等你们。”温家宝最后说。
直飞西藏 顶着气流也要上
这时，接我们去机场的汽车已停在北京医院大门口。我们5人连牙刷、毛巾等日用必需品都来不及带，便匆忙上了车。一路上，不论红灯、绿灯急速行驶，直奔南苑机场。当我们赶到机场时，这次赴藏的总领导温家宝主任已在那里等候。他身穿一件绿色军大衣，一看便知也是从办公室匆忙赶来的。
专机满载着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关怀，于11:40起飞了。这架大型的图一154客机上，只坐着我们10多人，显得空空荡荡。而且因为是临时调来的，舱内比较零乱，舱内的温度和舱外数九寒天的气温差不多。大家只是一个心思：尽快飞抵日喀则。
当飞机快到成都上空时，飞行员向温主任报告：“拉萨气候不好，有大风，飞机不能降落，是否暂停在成都，等天气好转再飞?”大型客机不能在日喀则降落，需到拉萨机场换乘直升机。我心中不安。大家眼巴巴地等待着温主任的决定。温家宝没有多考虑便果断回答：“不能等，直飞拉萨，要强行降落。”字不多，却字字千斤。
对此，我很赞赏，要是在成都等天气好转再飞，延误了抢救时机，我们还去西藏干什么?飞机继续在飞行，当天下午5:20，抵达拉萨上空时，果然看到机场上空阵阵狂风卷着沙土飞扬。同时，机场上有两架慢慢旋转着螺旋桨待命起飞的直升机。飞机在摇晃中强行降落在拉萨机场后，温家宝主任和医疗组在风沙中立即钻进第一架直升机，这架飞机几乎是分秒不停地又腾空而起。
直升机内只有中间一小块“平地”，一看便知也是临时调来的。我们每个人坐着一个马扎，肩并肩地挤在一起。飞机沿着雅鲁藏布江峡谷飞行，两侧峭壁上的草木清晰可见。气候非常恶劣，机身一直在起伏颠簸，同时又摇晃不已，我们像摇煤球似的不停地东倒西歪。起飞不久。一个个呕吐不止，连一名飞行员也吐了。
时间紧迫 两次周密的心内起博
6:20，直升机降落在日喀则市班禅行宫附近。此时，机坪周围站满了人群。直升机舱门打开后，我紧跟着带路人直奔班禅行宫。走出十几步后，我发现怎么没有人跟上来呢?我是个急性子，心中不免有点埋怨：抢救病人还这么慢慢腾腾!回头一看，只见比我小几岁的刘元恕(男)被两个人搀扶着踉跄而行，再后边的沈瑾(女)，竟被身强力壮的记者程卫东背着走。他俩都面色苍白，口唇发紫。顷刻间我反应过来：这是高原反应，体内严重缺氧所致。我看了看自己手指，也是紫黑色了，而且走起路来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我深信，自己的脸，同样难看。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要尽快赶到现场，只要不昏倒，就得向前走!
6:30，我走进抢救现场，宽敞的大厅内约有50余位抢救人员，有的在操作人工呼吸机，有的轮流做心脏按摩，还有的在输液、测量血压、观察心电图，人们来来去去……一幅紧张的抢救场面。他们是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人民解放军第八医院的专家和医护人员，还有随同班禅大师来藏的北京医院的大夫与护士。他们已经紧张地抢救了14个小时。这时，班禅的瞳孔已散大。他还有自主呼吸吗?心脏还在跳动吗?我心中无数。几秒钟的观察，我了解到班禅大师的自主呼吸已完全停止，心脏仅有微弱而不规则的蠕动。这说明还有转机的一线希望。这时，我们抢救小组立即投入战斗，恢复抢救。沈瑾一面吸着氧，一面观察心电图。刘元恕实施抢救，两个护士密切配合。
针对情况，我们决定立即采取心内起搏。刘元恕操作，沈瑾注视着心电图的变化。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心内起搏操作和心电图。
第一次心内起搏做得顺利、准确。但大师的心脏并未起搏，是器械有问题吗?不可能，这是新进口的器械，而且刘元恕使用该器械非常熟练。为了保险和防止万 一，我们换了备用的第二套器械。
第二次心内起搏，依然操作正常、准确，但心脏还是未能起搏。显然，不是器械和操作的问题。心脏按摩、注射药品、输液、人工呼吸……仍在继续。一切抢救措施，该做的全做了。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了全部精力，然而班禅大师的心脏蠕动越来越弱。当晚8:16，心电图呈现出水平线——心跳完全停止了。我向温家宝主任和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报告：“班禅副委员长于8:16心跳停止，病逝了。”抢救停止，我们医疗组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马上瘫软下来。
1989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班禅副委员长逝世的消息，较详细，介绍了班禅副委员长的病情和抢救经过。
温家宝主任对我说：我已向中央报告，中央认为，你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并决定在新华社发消息的通稿中，报道你们的名字。通常新华社发稿，往往只报道中央紧急派出了医疗组，而较少报道医疗组的具体成员。这自然是中央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褒奖。然而，由于严重缺氧和疲惫不堪，我那时的思想已麻木。只是想尽快让我躺倒睡觉。在他人的一再提醒下，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13个小时没吃饭了。
班禅大师的亲属、班禅大师的经师以及各方人士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他们一再向我们表示：你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谢谢你们!
顺利抢救 靠的是医患双方信任
返回北京10天后，我们才消除了疲劳和不适。由于党中央和西藏自治区领导对班禅大师疾病的高度重视，极大的支持，使医疗小组尽快赶到了抢救现场，顺利地进行抢救；而且藏族同胞又对我们的工作十分理解。虽然十分劳累和辛苦，却较好地完成了这次抢救任务，没有给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制造事端以可乘之机，也没有引起任何不良社会风波和非议。
在饭店就餐时，一位记者说：“王局长!有件事，我当时不敢对你讲。”我想，我们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堂堂正正地抢救。有什么不能当众讲的呢?于是提高了嗓门说：“你说吧!”
“那天，在你们没到达日喀则之前，抢救现场的警卫人员身上佩有手枪。我们担心有什么误会出意外，后来证明这种想法是多余的。”从安全的角度，警卫人员佩带手枪可以理解。但毕竟不是医务人员，如果他们对我们的抢救有误解，还真不好办。幸好，这些同志对我们的抢救十分理解，实在感谢。听罢记者的话，也确确实实吓了一跳。如果知道了。说不定还真的影响我们放手大胆抢救的。
(据《健康第——原中央保健局局长谈保健》，王敏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