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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始于元朝，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元朝中后期，随着蒙汉文化交流的深入和蒙古族入主中原，出现了第一次创作高潮；明朝由于各种社会历史原因，蒙古族汉文创作几近衰亡；清朝时期，因蒙汉文化交流的再次深入，出现了第二次创作高潮，其创作数量及创作质量都前所未有的提高。本文从蒙汉文化交流的视角探析了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兴盛之原因。
关键词：民族文化交流；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021-02
元朝中后期是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第一高潮，而到了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再次出现了高潮，不仅作者人数达到了百人以上，作品数量更是惊人，仅法式善一人就有七千多首诗编入《存素唐诗集》，旺都特那木济勒也有四部诗集，诗作三千多首，且在艺术表现力及思想内涵上更可与当时的汉族作家相提并论，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第二次高潮。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如此之兴盛不仅有文学自身不断发展的原因，还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有密切关系。
首先，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在元、明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元、明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和延续。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因政治需要以及各民族间的交往的客观需求才出现了众多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元一代有40多名蒙古族汉文作家，元朝初期蒙古族作家的汉语创作数量不多，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还处在摸索阶段，操用汉语还不够娴熟，思想内容与风格上与远古蒙古文创作一脉相承。到了元朝中后期，随着蒙古族与中原交往的频密，文化交流程度的加深，操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越来越多，体裁也越来越广泛，不仅有诗歌、赋、散曲，还有戏曲，如元朝中后期杰出的诗人秦不华诗集《元诗选》收入的24首诗，不仅题材内容丰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多采用了汉文典故等，已经逐步成熟化。对此，顾嗣立在《寒厅诗话》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元末明初蒙古族戏剧家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为吴承恩百回小说《西游记》提供了成熟的蓝本。元朝的蒙古族汉文创作为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文化基础，提供了可借鉴的写作经验。元朝灭亡后蒙古族统治者虽退居漠北，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蒙古族文人留在了中原，有的入仕明朝。萨囊彻辰《蒙古源流》（《额尔德尼-因拖卜赤》）记载：“蒙古四十萬户只有六万户离开中原，三十六万户则被截留在了中原。”①这一记录与《黄金史纲》里的记录基本一致。滞留于中原的蒙古族有的作为战俘被迫留下，有的因明朝的怀柔政策留在了中原。滞留于中原的人中不仅有战俘、平民，还有很大部分为蒙古贵族、士族文人等。据顾炎武《日知录》记载，明永乐宣德年间归附明廷的蒙古官员不下万余，留居京师者，已占畿民三分之一。明统治者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不同阶层的蒙古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于一般的军民采取了编入军籍或户籍，驻防或者屯田；对于有文化的蒙古族让他们当文官或者翻译家。如此一来，蒙汉民族的文化交流也不比元朝时期差，但明朝蒙古族作家尚不到10人。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明朝时期，北元和明朝廷对立，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蒙汉经济、文化交流；其二，明朝廷对于蒙古族采取了强制同化政策，强制蒙古族运用汉语，取汉姓名，不允许同族通婚等政策，使得一些蒙古族隐名埋姓，无法辨别其族源，如哈铭、杨景贤等。现可考的明朝蒙古族汉文作家有乃蛮太阳汗后裔答禄与权，著有《答禄与权文集》十卷，忽必烈后裔苏祐有《谷原诗集》等，客观上对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其次，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兴盛的另一大原因是全国的统一和各民族文化的全面融合。努尔哈赤建立清朝结束了分裂局面，全国的大统一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这种大背景下蒙古族汉文作家群体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从明代尚不足10人发展成到100多人，且在语言及艺术表现力上更加精炼成熟，思想内涵更加的深刻，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明末满族在东北崛起后在东北的蒙古部落率先归附清廷，接着其他蒙古部落也先后入清。因满蒙联姻，满蒙文化认同感及帮助满族入关有功等缘故，满族较为信任蒙古族，蒙古族在满朝廷担当着辅国大臣的角色，这样一来，蒙古贵族就可以参与政治，到全国各地任职且能融入到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中，在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促进了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清前中期，虽然清朝廷明令禁止蒙古族学习汉语、取汉名、蒙汉联姻，但也没能阻止大统一大背景下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融合。清代蒙汉文化交流有以下几个渠道。
第一，地域上的大融合促进了蒙汉文化交流。蒙古八旗散驻全国各地，并屡有迁徙，有的久居汉地，潜移默化中学习并运用汉语，在风俗习惯上也逐渐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清中后期清廷实行移民实边政策，派大批汉族到蒙古地区开垦屯田，蒙汉长期杂居，促进了蒙汉文化的交流，为蒙古族作家用汉语创作提供了客观的基础。
第二，学校教育及科举考试促进了蒙汉文化交流。清廷非常重视学校教育。“清朝时代，从朝廷到地方有官学、地方学校、私塾、寺庙学校等教育机构，通过考试录取的或者自愿进来的蒙古八旗王公贵族子弟、平民、喇嘛都可以学习蒙、满、汉文”。“顺治元年，为八旗孩子建立了学习满蒙汉的儿童学校”，②这所儿童学校培养了很多满蒙汉兼通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乾隆时期考入进士的八旗儿童有17人，嘉庆时期考入进士的八旗儿童有69人，这些人当中就有梦麟、法是善、倭仁等杰出的蒙古族汉文作家。这些学校的教课本大多都是汉文化经典书目，这有利于蒙古贵族子弟学习汉文化经典。例如，热河省开办的一所“文庙”的学校，招收卓盟蒙籍学生，在“钦定”九十二部三百七十六函教课书中，仅有一部《元史》是关于蒙族的书，其他皆为汉族经、诗、子、集。③仅据1941年房北楹、杜聊合合编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可知，清朝进士中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就有色冷、牧可登、奈曼、法是善、锡镇、博迪苏、延清、梦麟、博明等46人，其中法式善、延清、梦麟等蒙古族汉文作家都是与当时有名的汉族作家、满文作家并肩的著名作家。清朝的学校教育制度及科舉考试都为当时的蒙古族作家学习汉文化、创作汉文诗歌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第三，清廷委派到全国各地的蒙古族官员和汉族官员为蒙汉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有清一代，蒙古族出仕的人数不计其数，在户部、吏部、工部、刑部及地方官场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也大多数兼有朝廷或地方官员身份。据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考》记载，75名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中只有15名没有爵职，这75名蒙古族汉文作家均有汉语诗文专集。其中法式善、梦麟、花纱纳等蒙古族汉文作家还在国子监当过祭酒，法式善等人在国子监时恪尽职守，培育人才。法式善曾先后编辑、刊刻了《同馆试律汇钞》二十四卷、补钞五卷，《同馆赋钞》三十二卷，《诗龛声闻集》四十八卷、《成均课士录》若干卷，这些书多为科举应试诗文范例或课艺文章。④除此之外，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和瑛、松筠等人都是边疆大臣，长期来往于边疆和中原，不仅为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做出很大贡献，而且在传播蒙、汉、满文化以及维护多民族关系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和瑛和松筠二人文史兼备，蒙汉兼通。和瑛先后在安徽、四川、陕西、山东等八省区担任过不同的职位，但在西藏和新疆当帮办大臣的时间最为长，有15年。他用汉语创作了《三州纪略》、《西藏赋》、《回疆通志》等，都是了解清代边疆沿革、边疆策略、风土人情的重要文献。他还研究《诗经》，编写了《风雅正音》；研究杜甫，写过《杜律》。这些蒙古族官员到各地任职，有足够的条件接触和学习汉文化，再把汉文化带到故乡，潜移默化地影響着身边的蒙古族文人，这也是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兴盛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汉族官员也到蒙古地区任职，带去了优秀的汉文化和先进的农耕技术。张穆就考察东蒙古政治、经济、山川、地理、民族演变、区划沿革后编纂《蒙古游牧记》一书。⑤
由此可见，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兴盛和大统一的社会大背景及多民族文化交流是分不开的。在密切的民族文化交流中，蒙古族官员、文人学习了汉语、汉文化经典，同时还用汉语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流传至今。翻卷细读，这些蒙古族汉文作家有的受唐代诗人孟浩然、王维之影响，如法式善等；有的则学习了汉文诗歌的表现手法，经常用典，如贡桑诺尔布；有的模仿杜甫，如柏葰；有的学习汉族诗人写作风格，如贡桑诺尔学习李白豪放风格；有的受儒家思想影响，其在文学创作或文论中阐释儒家思想，如博明。总之，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蒙汉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更是蒙古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深入地研究这些可贵的文学遗产。
注 释：
{1}萨囊彻辰.蒙古源流[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272.
{2}那木森然.清朝时期蒙古历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民族出版社，1993.376.
{3}⑤席永杰.简谈清代蒙汉文化交流对蒙古族诗歌创作的影響[J].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88，（3）：73.
{4}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1〕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2〕王叔馨，等.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
〔3〕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考[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
〔4〕宏伟.蒙古族古代汉文文论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
〔5〕云峰.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及其儒学影响[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4）.
〔6〕博·博彦.清代蒙古族汉文诗选[M].通辽：内蒙古儿童出版社，1999.
关键词：民族文化交流；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021-02
元朝中后期是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第一高潮，而到了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再次出现了高潮，不仅作者人数达到了百人以上，作品数量更是惊人，仅法式善一人就有七千多首诗编入《存素唐诗集》，旺都特那木济勒也有四部诗集，诗作三千多首，且在艺术表现力及思想内涵上更可与当时的汉族作家相提并论，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第二次高潮。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如此之兴盛不仅有文学自身不断发展的原因，还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有密切关系。
首先，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在元、明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元、明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和延续。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因政治需要以及各民族间的交往的客观需求才出现了众多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元一代有40多名蒙古族汉文作家，元朝初期蒙古族作家的汉语创作数量不多，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还处在摸索阶段，操用汉语还不够娴熟，思想内容与风格上与远古蒙古文创作一脉相承。到了元朝中后期，随着蒙古族与中原交往的频密，文化交流程度的加深，操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越来越多，体裁也越来越广泛，不仅有诗歌、赋、散曲，还有戏曲，如元朝中后期杰出的诗人秦不华诗集《元诗选》收入的24首诗，不仅题材内容丰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多采用了汉文典故等，已经逐步成熟化。对此，顾嗣立在《寒厅诗话》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元末明初蒙古族戏剧家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为吴承恩百回小说《西游记》提供了成熟的蓝本。元朝的蒙古族汉文创作为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文化基础，提供了可借鉴的写作经验。元朝灭亡后蒙古族统治者虽退居漠北，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蒙古族文人留在了中原，有的入仕明朝。萨囊彻辰《蒙古源流》（《额尔德尼-因拖卜赤》）记载：“蒙古四十萬户只有六万户离开中原，三十六万户则被截留在了中原。”①这一记录与《黄金史纲》里的记录基本一致。滞留于中原的蒙古族有的作为战俘被迫留下，有的因明朝的怀柔政策留在了中原。滞留于中原的人中不仅有战俘、平民，还有很大部分为蒙古贵族、士族文人等。据顾炎武《日知录》记载，明永乐宣德年间归附明廷的蒙古官员不下万余，留居京师者，已占畿民三分之一。明统治者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不同阶层的蒙古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于一般的军民采取了编入军籍或户籍，驻防或者屯田；对于有文化的蒙古族让他们当文官或者翻译家。如此一来，蒙汉民族的文化交流也不比元朝时期差，但明朝蒙古族作家尚不到10人。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明朝时期，北元和明朝廷对立，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蒙汉经济、文化交流；其二，明朝廷对于蒙古族采取了强制同化政策，强制蒙古族运用汉语，取汉姓名，不允许同族通婚等政策，使得一些蒙古族隐名埋姓，无法辨别其族源，如哈铭、杨景贤等。现可考的明朝蒙古族汉文作家有乃蛮太阳汗后裔答禄与权，著有《答禄与权文集》十卷，忽必烈后裔苏祐有《谷原诗集》等，客观上对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其次，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兴盛的另一大原因是全国的统一和各民族文化的全面融合。努尔哈赤建立清朝结束了分裂局面，全国的大统一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这种大背景下蒙古族汉文作家群体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从明代尚不足10人发展成到100多人，且在语言及艺术表现力上更加精炼成熟，思想内涵更加的深刻，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明末满族在东北崛起后在东北的蒙古部落率先归附清廷，接着其他蒙古部落也先后入清。因满蒙联姻，满蒙文化认同感及帮助满族入关有功等缘故，满族较为信任蒙古族，蒙古族在满朝廷担当着辅国大臣的角色，这样一来，蒙古贵族就可以参与政治，到全国各地任职且能融入到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中，在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促进了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清前中期，虽然清朝廷明令禁止蒙古族学习汉语、取汉名、蒙汉联姻，但也没能阻止大统一大背景下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融合。清代蒙汉文化交流有以下几个渠道。
第一，地域上的大融合促进了蒙汉文化交流。蒙古八旗散驻全国各地，并屡有迁徙，有的久居汉地，潜移默化中学习并运用汉语，在风俗习惯上也逐渐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清中后期清廷实行移民实边政策，派大批汉族到蒙古地区开垦屯田，蒙汉长期杂居，促进了蒙汉文化的交流，为蒙古族作家用汉语创作提供了客观的基础。
第二，学校教育及科举考试促进了蒙汉文化交流。清廷非常重视学校教育。“清朝时代，从朝廷到地方有官学、地方学校、私塾、寺庙学校等教育机构，通过考试录取的或者自愿进来的蒙古八旗王公贵族子弟、平民、喇嘛都可以学习蒙、满、汉文”。“顺治元年，为八旗孩子建立了学习满蒙汉的儿童学校”，②这所儿童学校培养了很多满蒙汉兼通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乾隆时期考入进士的八旗儿童有17人，嘉庆时期考入进士的八旗儿童有69人，这些人当中就有梦麟、法是善、倭仁等杰出的蒙古族汉文作家。这些学校的教课本大多都是汉文化经典书目，这有利于蒙古贵族子弟学习汉文化经典。例如，热河省开办的一所“文庙”的学校，招收卓盟蒙籍学生，在“钦定”九十二部三百七十六函教课书中，仅有一部《元史》是关于蒙族的书，其他皆为汉族经、诗、子、集。③仅据1941年房北楹、杜聊合合编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可知，清朝进士中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就有色冷、牧可登、奈曼、法是善、锡镇、博迪苏、延清、梦麟、博明等46人，其中法式善、延清、梦麟等蒙古族汉文作家都是与当时有名的汉族作家、满文作家并肩的著名作家。清朝的学校教育制度及科舉考试都为当时的蒙古族作家学习汉文化、创作汉文诗歌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第三，清廷委派到全国各地的蒙古族官员和汉族官员为蒙汉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有清一代，蒙古族出仕的人数不计其数，在户部、吏部、工部、刑部及地方官场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也大多数兼有朝廷或地方官员身份。据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考》记载，75名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中只有15名没有爵职，这75名蒙古族汉文作家均有汉语诗文专集。其中法式善、梦麟、花纱纳等蒙古族汉文作家还在国子监当过祭酒，法式善等人在国子监时恪尽职守，培育人才。法式善曾先后编辑、刊刻了《同馆试律汇钞》二十四卷、补钞五卷，《同馆赋钞》三十二卷，《诗龛声闻集》四十八卷、《成均课士录》若干卷，这些书多为科举应试诗文范例或课艺文章。④除此之外，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和瑛、松筠等人都是边疆大臣，长期来往于边疆和中原，不仅为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做出很大贡献，而且在传播蒙、汉、满文化以及维护多民族关系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和瑛和松筠二人文史兼备，蒙汉兼通。和瑛先后在安徽、四川、陕西、山东等八省区担任过不同的职位，但在西藏和新疆当帮办大臣的时间最为长，有15年。他用汉语创作了《三州纪略》、《西藏赋》、《回疆通志》等，都是了解清代边疆沿革、边疆策略、风土人情的重要文献。他还研究《诗经》，编写了《风雅正音》；研究杜甫，写过《杜律》。这些蒙古族官员到各地任职，有足够的条件接触和学习汉文化，再把汉文化带到故乡，潜移默化地影響着身边的蒙古族文人，这也是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兴盛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汉族官员也到蒙古地区任职，带去了优秀的汉文化和先进的农耕技术。张穆就考察东蒙古政治、经济、山川、地理、民族演变、区划沿革后编纂《蒙古游牧记》一书。⑤
由此可见，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兴盛和大统一的社会大背景及多民族文化交流是分不开的。在密切的民族文化交流中，蒙古族官员、文人学习了汉语、汉文化经典，同时还用汉语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流传至今。翻卷细读，这些蒙古族汉文作家有的受唐代诗人孟浩然、王维之影响，如法式善等；有的则学习了汉文诗歌的表现手法，经常用典，如贡桑诺尔布；有的模仿杜甫，如柏葰；有的学习汉族诗人写作风格，如贡桑诺尔学习李白豪放风格；有的受儒家思想影响，其在文学创作或文论中阐释儒家思想，如博明。总之，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蒙汉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更是蒙古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深入地研究这些可贵的文学遗产。
注 释：
{1}萨囊彻辰.蒙古源流[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272.
{2}那木森然.清朝时期蒙古历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民族出版社，1993.376.
{3}⑤席永杰.简谈清代蒙汉文化交流对蒙古族诗歌创作的影響[J].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88，（3）：73.
{4}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1〕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2〕王叔馨，等.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
〔3〕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考[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
〔4〕宏伟.蒙古族古代汉文文论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
〔5〕云峰.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及其儒学影响[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4）.
〔6〕博·博彦.清代蒙古族汉文诗选[M].通辽：内蒙古儿童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