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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文选》生动记录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进程，科学总结了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宝贵经验。就财政工作而言，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锐意改革，从1989年到2002年，是我国财政改革力度最大、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之一。认真研读《江泽民文选》，从中不难看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做好财政工作的真知灼见，以及对财政工作高超的领导艺术。
一、“努力建设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财政工作指导思想
现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经济实力的竞争。无论从对外影响方面的国防力量和外交实力看，还是从内部科技文教事业发展等方面看，都是以国家经济实力为基础的。而国家经济实力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因素，就是财政实力。通过国家财政手段集中掌握一定的经济资源，可以保障国家自觉的、有目的的提高综合国力，尤其是在诸如国家间发生对抗乃至战争，以及国内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等特殊时期，雄厚的财力就能为政府动员经济，应对竞争情况提供坚强的保障。可以说，没有强大的财政，便没有强大的国家。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执政过程中，始终重视做好财政工作，努力建设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从《江泽民文选》的篇目来看，关于财政工作的论述多次出现。“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是保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要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之间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并适应所有制结构变化和政府职能转变，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1999年8月，江泽民同志为《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题写了“各级领导干部要十分重视和支持财政工作，继续深化财政改革，健全财政职能，加强财政管理，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和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而共同努力”的批语。2000年1月，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专题研讨班上，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指出：“财政，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国家政权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财税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手段。财力的强弱，对国家的强盛和安全会产生重大影响。雄厚的财政实力，是一个国家强大、稳定、安全的重要体现，也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在我国，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财政，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财税政策，努力做好财税工作，是我们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跨世纪发展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要不断提高全国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要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经济、国防安全，必须努力建立强大的国家财政。”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财政工作的深刻认识、关心重视及殷切的期望。
二、着力提高“两个比重”，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财政工作重点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税收制度，即全部财政收入归中央，再由中央分配给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了几次财政包干改革，扩大了地方财权，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理财积极性。但是中央的财力又随之相对弱化。在地方财政包干和企业上缴利税包干体制下，加上其他减税让利因素影响，企业生产发展并没有完全反映到财政增收上，制约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合理增长，使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增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情况更为突出。1979年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6.7%，以后逐年下降，到1992年已降至14%，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降为1992年的38.6%。
随着地方经济迅速增长，地方税收增收额越来越大，而中央税收却相应下降，支出却逐年增加，财政赤字也不断增加，逐渐形成了“强地方”、“弱中央”的格局。其不良影响主要体现为：一是削弱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致使国家竞争力下降；二是导致地方主义抬头；三是地区间差距逐渐拉大，造成地域矛盾。为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对财政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思路。
1992年9月，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了逐步实行利税分流和分税制的目标，1993年3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又指出了关于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具体思路：“重点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要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要通过税收杠杆，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1993年11月，党的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作了较为明确的安排部署。一是把现行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维护国家权益和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列为中央税；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列为共享税；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税收入。通过发展经济，提高效益，扩大财源，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合理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实行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返还和转移支付的制度，以调节分配结构和地区结构，特别是扶持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和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二是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推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对少数商品征收消费税，对大部分非商品经营继续征收营业税。在降低国有企业所得税税率，取消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的基础上，企业依法纳税，理顺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统一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规范税率，扩大税基。开征和调整某些税种，清理税收减免，严格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流失。三是改进和规范复式预算制度。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并可以根据需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要严格控制财政赤字。中央财政赤字不再向银行透支，而靠发行长短期国债解决。统一管理政府的国内外债务。
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其基本内容是：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对税种进行了大规模改革调整简化，由37种税收调整为23种，同时组建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征管机关，分别负责中央与地方税收的征管；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预算约束。
事实证明，新体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1994年当年，在企业流转税负下降1.82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均大幅上升，当年增长了20%。从1995年起，财政收入增长每年超过千亿元，并且一举扭转了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连年下降的颓势，从1994年的11.2%提高到了2002年的18.4%，财政稳步增长机制逐渐形成。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改革当年就增长到55.2%，此后大体维持在这一水平。2002年为54.9%。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得到极大增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建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家与企业、国家与个人、中央与地方的新型利益分配关系，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为微观经济运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三、科学运用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管理经济的有效探索和成功实践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还不完善，市场本身又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善于正确运用包括预算、税收、转移支付等在内的财政手段，发挥其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调控经济、监督管理上的重要职能作用，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不仅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对于实施宏观调控重要性的阐述，也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执政过程中对中国经济实施成功的宏观调控，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总纲。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之后，全国各地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热情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是一些地区和部门采取了超越经济承受能力的急于求成的做法，导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到1992年6月，与居民生活相关的物价指数上涨2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由1990年的5000亿元猛增到1992年的20000亿元。为了保证经济健康发展，中央于1993年6月下发了6号文件，决定通过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当时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进行治理整顿。其中涉及财政政策的主要有三条，一是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二是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过快增长；三是限期完成国库券的发行任务。
在6号文件强有力的措施调控之下，经过三年的时间，到1996年底，物价指数由1994年惊人的21.7%奇迹般回落到6.5%，而经济却增长了10%，中国经济终于“软着陆”成功。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这一轮宏观调控一方面通过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了分配关系，转变了理财观念，转换了财税运行机制，而且规范整顿了财税秩序，从而为财政宏观调控职能的发挥扫清了某些体制性制度性的障碍，创造了宏观调控的体制和制度环境；反过来，通过财政杠杆的运用，宏观调控又促进了财税改革的深化和完善。
这一次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是我国第一次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强化间接调控的成功尝试，通过这次尝试，不仅保证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今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运用财政、货币等政策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积累了经验。
在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的同时，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很快波及中国，出口急速下滑，而国内有效需求又严重不足，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两个撤了火，雪上加霜的是，华中、华东、华北、东北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经济损失数千亿元。
面对严峻形势，党中央沉着冷静，果敢决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部受命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拉动经济；还向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充实其资本金；同时调整税收政策以支持出口、吸引外资以及减轻企业负担。
从1998年到2002年，我国政府共发行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这些资金主要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国有企业技术改造以及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带动了银行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形成3.2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办成了不少多年想办而没有力量办的大事。
五年间全国公路建设投资12343亿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是1950年到1997年全国公路建设投资总和的1.7倍。公路通车里程由1997年的123万公里增加到2002年的176万公里。铁路营运里程由65969公里增加到71500公里。新建、改扩建机场50个。港口万吨级码头泊位新增吞吐能力1.44亿吨。长途光缆线路长度由1997年的15万公里增加到2002年的47万公里；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用户由8354万户增加到4.21亿户，居世界首位。发电装机容量由1997年的2.54亿千瓦增加到2002年的3.53亿千瓦。五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3562亿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相当于1950年到1997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的总和。一批重大水利设施项目相继开工和竣工，江河堤防加固工程开工3.5万公里，完成了长达3500多公里的长江干堤和近千公里的黄河堤防加固工程，防洪能力大大增强。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二期工程建设加快，黄河小浪底等水利枢纽工程投入运行，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建设。
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中国积累了对付通货膨胀的宝贵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实施，又使中国初步找到了对付通货紧缩的办法，中国宏观调控的能力大为增强。不仅如此，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单一发债，到调整出口退税率鼓励出口，调整税收政策鼓励投资，大幅度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以扩大内需，政策“组合拳”的效力日益明显。更为可贵的是，如此大规模的投资，不再重蹈重复建设的覆辙。几千亿元的投资只有两个是生产项目，其余全部投入了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显著改善，大大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
（作者单位：云南省楚雄州委）
一、“努力建设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财政工作指导思想
现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经济实力的竞争。无论从对外影响方面的国防力量和外交实力看，还是从内部科技文教事业发展等方面看，都是以国家经济实力为基础的。而国家经济实力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因素，就是财政实力。通过国家财政手段集中掌握一定的经济资源，可以保障国家自觉的、有目的的提高综合国力，尤其是在诸如国家间发生对抗乃至战争，以及国内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等特殊时期，雄厚的财力就能为政府动员经济，应对竞争情况提供坚强的保障。可以说，没有强大的财政，便没有强大的国家。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执政过程中，始终重视做好财政工作，努力建设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从《江泽民文选》的篇目来看，关于财政工作的论述多次出现。“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是保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要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之间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并适应所有制结构变化和政府职能转变，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1999年8月，江泽民同志为《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题写了“各级领导干部要十分重视和支持财政工作，继续深化财政改革，健全财政职能，加强财政管理，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和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而共同努力”的批语。2000年1月，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专题研讨班上，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指出：“财政，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国家政权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财税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手段。财力的强弱，对国家的强盛和安全会产生重大影响。雄厚的财政实力，是一个国家强大、稳定、安全的重要体现，也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在我国，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财政，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财税政策，努力做好财税工作，是我们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跨世纪发展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要不断提高全国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要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经济、国防安全，必须努力建立强大的国家财政。”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财政工作的深刻认识、关心重视及殷切的期望。
二、着力提高“两个比重”，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财政工作重点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税收制度，即全部财政收入归中央，再由中央分配给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了几次财政包干改革，扩大了地方财权，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理财积极性。但是中央的财力又随之相对弱化。在地方财政包干和企业上缴利税包干体制下，加上其他减税让利因素影响，企业生产发展并没有完全反映到财政增收上，制约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合理增长，使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增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情况更为突出。1979年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6.7%，以后逐年下降，到1992年已降至14%，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降为1992年的38.6%。
随着地方经济迅速增长，地方税收增收额越来越大，而中央税收却相应下降，支出却逐年增加，财政赤字也不断增加，逐渐形成了“强地方”、“弱中央”的格局。其不良影响主要体现为：一是削弱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致使国家竞争力下降；二是导致地方主义抬头；三是地区间差距逐渐拉大，造成地域矛盾。为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对财政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思路。
1992年9月，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了逐步实行利税分流和分税制的目标，1993年3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又指出了关于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具体思路：“重点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要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要通过税收杠杆，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1993年11月，党的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作了较为明确的安排部署。一是把现行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维护国家权益和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列为中央税；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列为共享税；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税收入。通过发展经济，提高效益，扩大财源，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合理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实行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返还和转移支付的制度，以调节分配结构和地区结构，特别是扶持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和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二是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推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对少数商品征收消费税，对大部分非商品经营继续征收营业税。在降低国有企业所得税税率，取消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的基础上，企业依法纳税，理顺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统一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规范税率，扩大税基。开征和调整某些税种，清理税收减免，严格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流失。三是改进和规范复式预算制度。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并可以根据需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要严格控制财政赤字。中央财政赤字不再向银行透支，而靠发行长短期国债解决。统一管理政府的国内外债务。
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其基本内容是：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对税种进行了大规模改革调整简化，由37种税收调整为23种，同时组建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征管机关，分别负责中央与地方税收的征管；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预算约束。
事实证明，新体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1994年当年，在企业流转税负下降1.82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均大幅上升，当年增长了20%。从1995年起，财政收入增长每年超过千亿元，并且一举扭转了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连年下降的颓势，从1994年的11.2%提高到了2002年的18.4%，财政稳步增长机制逐渐形成。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改革当年就增长到55.2%，此后大体维持在这一水平。2002年为54.9%。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得到极大增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建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家与企业、国家与个人、中央与地方的新型利益分配关系，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为微观经济运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三、科学运用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管理经济的有效探索和成功实践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还不完善，市场本身又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善于正确运用包括预算、税收、转移支付等在内的财政手段，发挥其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调控经济、监督管理上的重要职能作用，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不仅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对于实施宏观调控重要性的阐述，也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执政过程中对中国经济实施成功的宏观调控，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总纲。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之后，全国各地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热情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是一些地区和部门采取了超越经济承受能力的急于求成的做法，导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到1992年6月，与居民生活相关的物价指数上涨2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由1990年的5000亿元猛增到1992年的20000亿元。为了保证经济健康发展，中央于1993年6月下发了6号文件，决定通过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当时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进行治理整顿。其中涉及财政政策的主要有三条，一是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二是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过快增长；三是限期完成国库券的发行任务。
在6号文件强有力的措施调控之下，经过三年的时间，到1996年底，物价指数由1994年惊人的21.7%奇迹般回落到6.5%，而经济却增长了10%，中国经济终于“软着陆”成功。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这一轮宏观调控一方面通过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了分配关系，转变了理财观念，转换了财税运行机制，而且规范整顿了财税秩序，从而为财政宏观调控职能的发挥扫清了某些体制性制度性的障碍，创造了宏观调控的体制和制度环境；反过来，通过财政杠杆的运用，宏观调控又促进了财税改革的深化和完善。
这一次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是我国第一次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强化间接调控的成功尝试，通过这次尝试，不仅保证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今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运用财政、货币等政策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积累了经验。
在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的同时，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很快波及中国，出口急速下滑，而国内有效需求又严重不足，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两个撤了火，雪上加霜的是，华中、华东、华北、东北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经济损失数千亿元。
面对严峻形势，党中央沉着冷静，果敢决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部受命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拉动经济；还向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充实其资本金；同时调整税收政策以支持出口、吸引外资以及减轻企业负担。
从1998年到2002年，我国政府共发行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这些资金主要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国有企业技术改造以及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带动了银行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形成3.2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办成了不少多年想办而没有力量办的大事。
五年间全国公路建设投资12343亿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是1950年到1997年全国公路建设投资总和的1.7倍。公路通车里程由1997年的123万公里增加到2002年的176万公里。铁路营运里程由65969公里增加到71500公里。新建、改扩建机场50个。港口万吨级码头泊位新增吞吐能力1.44亿吨。长途光缆线路长度由1997年的15万公里增加到2002年的47万公里；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用户由8354万户增加到4.21亿户，居世界首位。发电装机容量由1997年的2.54亿千瓦增加到2002年的3.53亿千瓦。五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3562亿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相当于1950年到1997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的总和。一批重大水利设施项目相继开工和竣工，江河堤防加固工程开工3.5万公里，完成了长达3500多公里的长江干堤和近千公里的黄河堤防加固工程，防洪能力大大增强。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二期工程建设加快，黄河小浪底等水利枢纽工程投入运行，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建设。
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中国积累了对付通货膨胀的宝贵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实施，又使中国初步找到了对付通货紧缩的办法，中国宏观调控的能力大为增强。不仅如此，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单一发债，到调整出口退税率鼓励出口，调整税收政策鼓励投资，大幅度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以扩大内需，政策“组合拳”的效力日益明显。更为可贵的是，如此大规模的投资，不再重蹈重复建设的覆辙。几千亿元的投资只有两个是生产项目，其余全部投入了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显著改善，大大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
（作者单位：云南省楚雄州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