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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十三年，重建后的美国纽约世贸中心一号楼于2014年11月3日正式开门营业。原美国世贸中心双子塔在9.11恐怖袭击中倒塌，据BBC消息，新世贸中心新建筑群在原世贸中心遗址上建造，其中一号摩天大楼是主建筑。世贸中心的业主纽约港务局（Port Authority）的执行总裁弗耶表示，“纽约市的天际线又齐全了”。
十三年的时光告诉我们，唯有与恐怖分子做坚韧英勇的长期斗争，才能给世人带来和平与安宁。
“谈些什么呢？就像和平时训练一样，和其他任务一样，都很郑重”，仿佛自白，银幕上是一张胡子拉茬的脸庞，双目炯炯有神。字幕告诉观众，此人是美国精锐三栖作战部队海豹突击队队员，外号“樱桃”。镜头推移至现场，突击队员正佩戴装备。“我加入，就是为了这样的任务，梦想这样的召唤”，镜头切回访谈画面，银幕上是一张英俊脸庞的侧面，我们知道了他是突击小队队长“万人迷”。接续的几秒钟，依旧是突击队员作战准备的场景。“那晚发生的一切，总统的演讲，白宫的记者晚宴，满屋子的记者……”访谈对象切换为高级反间谍威胁分析师薇薇安·霍林斯，一个聪明、性情坚毅的女情报专家，金栗色的头发后梳，露出高高的前额，戴一副大框眼镜，穿一件浅灰汗衫。画外音中，奥巴马出现在宴会厅，而突击队员枪已上膛。薇薇安·霍林斯继续说：“在行动开始前，只有少数他的助手知道，总统授权了袭击。”画面上，发言人调侃本·拉登，奥巴马笑得恣意，一口白牙分外醒目。“我们执行过几百次这样的任务：死亡之夜的袭击，除了目标，没什么不同。”还是“万人迷”，微蹙眉头，额上几道深纹。“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好好工作，就没有好的生活，每天都要为之努力，那天，我们做到了”，“樱桃”锐利的眼神逼视镜头。而戴着白帽，身着迷彩服的本拉登在我们眼前缓缓起身，钻出白色帐篷，高大瘦削，深目长髯。就是这个富有的有着虔诚信仰的阿拉伯人，在2001年策划发动震惊世界的9.11袭击，令美国遭受重大打击，也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
这是2012年11月上映的美国电影《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突袭本.拉登》（导演约翰.斯托克韦尔）的开头。这三分钟的楔子基本呈现这部电影的叙事样式：以第一人称视角，大量使用新闻、访谈、图片、录音、视频等多媒体素材，打破纪实与虚构的界限，以纪实与模拟纪实相拼贴的方式，讲述发生于2011年5月2日凌晨的突袭。这是一个巧妙的戏剧构思。
表现真实事件的最大障碍，是如何跳脱“真实”的束缚。如根据1979年伊朗人质事件改编的电影《逃离德黑兰》，先后获得第70届金球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剧情片多项大奖，但仍有评论家认为该片受制于真实事件，改编失败，戏剧张力不足，“在导演手法和故事情节上都没有什么精彩之处”。《突袭本·拉登》或者正是意识到这个障碍，索性放弃讲一个好看故事、重新塑造人物形象的企图，另辟蹊径，以纪实的立场拉开叙述的帷幕。
这或许比天马行空地塑造新人物，编织新情节更困难。《突袭本·拉登》表现的是一次由精锐执行者、情报研究者、最高决策者共同完成的突袭，这是一个持续将近十年之久的艰巨任务。当时，突袭成功的消息一经奥巴马发表讲话正式宣布，全世界的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穷尽事件全过程任何一个环节——事件起因世人皆知：9.11后，美国发誓复仇；事件结局世人亦皆知：本·拉登曾多次逃脱追捕，最终被击毙在藏身之所；情报研究者：中央情报局相关人员，由刑讯得到“信使”的线索，一路穷追不舍；任务执行者：海豹第6分队；突袭地点：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北部约60公里的阿伯塔巴德的一座建筑；行动时美国阁僚们同步观看视频；事后巴基斯坦提出抗议，“基地”组织扬言报复…一创作者要大量占有公开资料，梳理整合多方信息，确定讲述立场，选择出场人物，新的作战样式大量使用现代通讯手段，也为拼贴手法提供便利……但更重要的是要把突袭变作自己的故事，而不是被动的实录，打乱、重组那些世人皆知，用实证方式拼贴内容桥段，是还原更是创造，仿佛事件原本就是这样发生的，循着重新建立的逻辑关系，让突袭独立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故事出现在观众面前。
当最终的悬念——突袭成功——早已大白天下，努力在各个桥段设置悬念，使之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便成为电影叙事的必然路径。从纵向看，电影以时间为经，将千头万绪、千军万马梳理为若干条叙事线索，或并列发展，或前后衔接，或枝杈纵横，或互为因果，或相互制衡。从横向看，电影以探秘、析秘、揭秘为纬，把叙事线索所涉及的人、事分别集合于不同的桥段，时空切换有序。而散点分布于各个局部的悬念，有的即刻解决，有的突然爆发，有的延宕以保持连续性，有的叠加以寻求平衡，充分展现创作者整合素材、提炼叙事核心、开掘事实内在涵义的能力。
试对电影开始不久的桥段“突击队在阿富汗坎大哈附近执行押解任务”做记录与分析。
现场：队员们走在荒草丛生的山间小道上，两名塔利班俘虏戴着黑色头套，双手反绑，长绳牵在队员手中。
访谈：“长大后，只剩我和我妈，上中学时，我—直在瞎混，有一年我决定不能再这样了，我开始努力了。所以，现在，我在这里。”这是“樱桃”在讲述，“我在美国最能战斗的部门”，画外音中，队员们走到一处四围环山的低洼处，“这就像海豹突击队一直等着我，我也一直在等着他们。”
访谈：“我加入是因为我觉得我对我的国家有责任，我所热爱的国家，我没有其他的选择。”这是“万人迷”的心声。
现场：山路崎岖。队员与指挥部保持通话。指挥官通过卫星信号监控地面情况“有四个人接近你们，看起来像平民，没有武器”。
现场：两名队员上前检查，其他队员查看四周。第四人是把自己从头到脚蒙得严严实实的妇女，正迟疑要不要检查，一名队员中弹，山上有埋伏。激战。打死伏击者。危险解除，队员庞奇坚持要检查那名妇女，大家未及制止，一团烈焰腾空，妇女拉响手雷与庞奇同归于尽。
现场：队员们回到坎大哈基地机场，列队，步履沉重。 访谈：“我们训练，在交战规则中生存”，由“万人迷”的画外音切入，“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损害，不要利用妇女、儿童、老人做掩护，不要在胸部绑上50磅的炸药……”“樱桃”强调：“我的问题很简单，我们遵守规则，但他们不。”
近年发生的反恐战争，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界限模糊。这是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常见的战例。事不大，但危机四伏，引发的后果十分残酷。访谈与现场的拼贴，比之单纯表现短兵相接，放弃流畅与完整，注重表现突击队员的内心世界。在这个桥段中敏锐捕捉的或许将伴随队员们一生的从军荣誉感、对战场道德的思考、战友牺牲带来的心痛等深入而复杂的情绪，在之后的训练、实战等情节中不断延伸、发酵，滚雪球般发展为有力的叙事线索。
执行者、研究者、决策者都是事件当事人，在不同地点、时间完成各自的使命，最终形成合力。创作者安排他们在相同或不同的桥段出现，在貌似无关的情境中为他们建立联系。他们有各自遵循的潜在行事逻辑，也有各自需要克服的障碍和困难，如情报研究者时刻面对获取情报过程中的危险，也无法百分之百确定情报的准确；执行任务考验着队员们的团队协作能力以及牺牲精神；总统奥巴马要考虑的则是如何平衡国际关系与舆论压力。这些差异性是真实的反映，也保证了电影的可看性。而情报研究者的锲而不舍成为控制全片情节的张力点，情报工作的每一个微小的错误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每向前推进一步，训练就向实战靠拢一步，决策者也相应提升层级。决策曾延宕三个月之久。于是，悬念前移：突袭能否施行？何时施行？悬念之弓在情报专家的焦灼中悄然张满。观众倒不着急直奔大结局了，而是享受这蓄势待发的压迫感。
当突袭成功，屏息观看实战视频的情报人员鼓掌庆祝。电影镜头之外，我们看到奥巴马和工作团队一起观战的照片，亦是人人神情紧张。国防部长在电话里向情报团队表示感谢，总统在演讲中也专意致谢：“无数的情报人员、反恐专家们，不知疲倦地工作，才有了这次成就。”最知其中甘苦的薇薇安.霍林斯在银幕上望向我们，“生活中没有多少时刻，你能实现你所期望的。为这个目标牺牲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这个目标这么的难，这么的重要……”被这个任务折磨将近十年的坚毅女子，取下眼镜，拭去眼角的泪滴。
互联网时代，人们已经养成碎片化欣赏习惯，对光怪陆离、浓缩爆炸式的信息碎片堆积、多头线索平行同步，都已习以为常。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需要高品质的叙事。观看这样一部如同拼图的电影，观众对于各条叙述线索、各个部分内容的接受、认同的程度会不一样，有人
对事件本身比较了解，有人对实战动作更有兴趣，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在比对突袭事实的同时，还希望获得不同于纪录片的观影享受。岔开一笔，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愿望。俄罗斯电影《坎大哈》（2010）同样是一部以真实事件为蓝本的作品。1995年8月3日，一架俄罗斯军用运输机被塔利班劫持。机组人员在遭囚禁378天之后，于8月16日机智英勇地驾驶自己的飞机回到祖国，那重返蓝天的画面拍得美妙动情，机组成员获得英雄、英勇勋章。但我念念不忘的却是另一个桥段：年过半百的机长，一本贴满家人旧照片的相册是囚禁岁月中的珍宝，被塔利班人员毫无人性地撕得稀烂。一直表现得坚强自尊的机长，双手抓满混着泥土的碎片，久久地蜷缩在地，那背对镜头微微抽动的肩头，流露出无尽的悲哀。逃离魔爪的决心一定是在这痛彻心扉的时刻下定的。
回到《突袭本拉登》。作为创作者，在完成这幅拼图时，除了吃透素材，为每一块拼版找到合适的大小、形状、拼接的位置，还要考虑每个块面能否与周遭块面相拼合。也就是说，每个块面要同时满足自洽与他洽，就需要找到能够嵌入固化的不可移易的事实之间的内容，以使每个块面的本身富有弹性，边际柔滑，相互之间可以承受挤压，可以寄予期待，电影叙事因此而浑然一体。
这内容一定是流淌而灵动的。“在貌似硬性规定的事实里面，其实有着相当柔软的内容，它可从事实的外壳渗透与蔓延出去”，“它们不会因为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就取消了以虚构身份存在的资格。”（王安忆）换言之，在事实背后以及事实与事实之间，是有许多缝隙，可供虚构去揣测填充生发。在事实中建立虚构，以虚构的方式诉说真、善、美，是一切艺术至高无上的专利。
电影中这内容的指向便是发掘突击队员那强悍外表之下不太为人察觉的内心情感。情节推进时快速、跳跃，以保持纪实的紧张与简洁；表现人物内心情感时，则有意放慢节奏，以求充分与饱满，张弛之间衔接流畅。
机场训练间隙，两名队员谈论9.11事件。体格强壮的黑人队员“骡子”说前一天在朋友家度假，上午醒来，见到飞机撞击大楼，还以为是做梦，“在河的对岸，我亲眼看到事情的全过程”。另一名队员当时正参加突击队员选拔，“接下来的三天，三天最难熬的日子”，不为别的，担心被淘汰，不能上战场。看似平静的对话过程中，不时穿插双塔燃烧、坍塌，浓烟贯通蓝天，人群惊恐的画面。这是所有参与突袭事件的人们共同的梦魇，也是他们勇敢行动的动力。
在另一个桥段，模拟实战与视频聊天交错平行。队长下令：射击！直到用尽最后一件武器的最后一颗子弹。现场枪声大作，枪靶洞穿，一片冷酷肃杀之气。宿舍里，队员们在桌前、床上，对着电脑屏幕与家人说长道短。“你真的要理理发了”，这是“樱桃”的母亲，一脸爱怜。“爸爸我爱你”，这是“骡子”的小女儿，满头卷毛，伸出小手要抚摸镜头里的父亲。“万人迷”与妻子脉脉含情。“调味品”的弟妹并肩端坐，问候兄长。他们是儿子、丈夫、父亲，训练场上的杀气化作笑意柔情。“什么时候回来？”“好好照顾自己。”“注意安全！”“感谢你所做的事。”“笑着回来！”镜头中出现的男女老少，都是最普通、最真实的美国人，家人把忧心与担当藏在心底。家常的平素不会太在意的聊天，在即将到来的行动背景之下，有了新的意义，突击队员是家庭的骄傲，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好的创作者能够给予情感宽广的生长和表达空间。如同上述悬念的蓄势，此时，情感的蓄势也已趋饱和状态，而观众便也悄然放弃旁观的立场，沉浸其中了。 访谈：“你知道，很多人都在怀疑，他是否在那里，我们能否搞定”，“万人迷”显然思绪万千，“事实是，他在那里，而我们做到了”。作为小队长，“万人迷”内心备受队员牺牲的煎熬，此时，他的笑容终于明朗。镜头转向现场：队员们走下飞机，受到热烈欢迎。“作为一个海豹队员，很好；作为一个美国人，很好。”电影在“樱桃”访谈的自豪宣称中结束，结构上与开头首尾相衔，价值判断上进一步突出美国主流价值观。这部看似手法纷乱、内容碎片化的电影，在重现突袭的同时，清晰地勾勒了海豹突击队的骁勇善战与赤胆忠心。这或者是纪实外表下真正的创作意图。
写完《突袭本·拉登》，不得不提到另一部同期出现的美国电影《猎杀本·拉登》。此片是著名女导演凯瑟琳·毕哥罗的又一部力作，电影史上唯一一位奥斯卡女性导演凯瑟琳·毕格罗汇集前作《拆弹部队》的原班底，讲述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追捕和猎杀行动。此片获各大电影节奖项无数。《突袭本·拉登》是拼图式的，极力往纪录片上靠，《猎杀本·拉登》则是走故事片路线，剧情发展是线性的，以女特工玛雅为第一也是唯一的主人公。
玛雅在9.11事件后招募进人中情局，一名女高中毕业生，十二年光阴全部用来做一件事：找到本·拉登。没有巧合，没有侥幸，在漫无边际的线索、情报中捕捉蛛丝马迹。要战胜敌人；战胜长期追查带来的厌倦、漠然、麻木；战胜基地组织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人的袭击、追杀；更重要的是战胜自我，充满自信地不放弃任何可能地抓住信使阿布这条线索，即使在上司们无所作为地拖延决定，疑问刁难，几乎无人确信她的判断的情况下，以无畏的勇气，认定藏匿在白房子里的人就是本·拉登，承担发起行动的职责。
玛雅的内心戏既细腻又充满张力：刚接触到刑讯时的不适与克制；询问犯人时的准确犀利、紧追不舍；分析来源纷杂的情报，睿智冷静；锲而不舍找到阿布，像高高扬起的鞭子，催逼懈怠的领导层，“我就是那个找到这个地方的人”；同事遭暗算牺牲时的震惊与愤怒；防弹玻璃救了一命时的惊险与坚定勇气，“老天让我活下来，就是为了让我完成这件事”；行动实施过程中的自信与关注；完成任务，独自登上回国专机时的百感交集。情报专家玛雅纤细柔弱外表之下的坚毅、冷静甚至冷酷，成就了又一个“美式英雄”。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与《突袭本·拉登》中的薇薇安·霍林斯互为表里，相互映衬。
片中中情局刑讯基地组织成员的内容，受到各方强烈质疑。读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以为可以作为对此的另一种解释。书中引用了“二战”美国士兵格林的话，“敌人是残酷的，确实如此。但是，这不及我们自身的残酷更深刻地使我痛苦”，表明这样一个观点：德国人残忍，我们更残忍，才能战而胜之；同时，我们的残忍比敌人的残忍更令人痛心。
行动结束，胜利归来的直升机盘旋降落，腾起一片风浪。这个远景很漂亮，有力量。
十三年的时光告诉我们，唯有与恐怖分子做坚韧英勇的长期斗争，才能给世人带来和平与安宁。
“谈些什么呢？就像和平时训练一样，和其他任务一样，都很郑重”，仿佛自白，银幕上是一张胡子拉茬的脸庞，双目炯炯有神。字幕告诉观众，此人是美国精锐三栖作战部队海豹突击队队员，外号“樱桃”。镜头推移至现场，突击队员正佩戴装备。“我加入，就是为了这样的任务，梦想这样的召唤”，镜头切回访谈画面，银幕上是一张英俊脸庞的侧面，我们知道了他是突击小队队长“万人迷”。接续的几秒钟，依旧是突击队员作战准备的场景。“那晚发生的一切，总统的演讲，白宫的记者晚宴，满屋子的记者……”访谈对象切换为高级反间谍威胁分析师薇薇安·霍林斯，一个聪明、性情坚毅的女情报专家，金栗色的头发后梳，露出高高的前额，戴一副大框眼镜，穿一件浅灰汗衫。画外音中，奥巴马出现在宴会厅，而突击队员枪已上膛。薇薇安·霍林斯继续说：“在行动开始前，只有少数他的助手知道，总统授权了袭击。”画面上，发言人调侃本·拉登，奥巴马笑得恣意，一口白牙分外醒目。“我们执行过几百次这样的任务：死亡之夜的袭击，除了目标，没什么不同。”还是“万人迷”，微蹙眉头，额上几道深纹。“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好好工作，就没有好的生活，每天都要为之努力，那天，我们做到了”，“樱桃”锐利的眼神逼视镜头。而戴着白帽，身着迷彩服的本拉登在我们眼前缓缓起身，钻出白色帐篷，高大瘦削，深目长髯。就是这个富有的有着虔诚信仰的阿拉伯人，在2001年策划发动震惊世界的9.11袭击，令美国遭受重大打击，也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
这是2012年11月上映的美国电影《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突袭本.拉登》（导演约翰.斯托克韦尔）的开头。这三分钟的楔子基本呈现这部电影的叙事样式：以第一人称视角，大量使用新闻、访谈、图片、录音、视频等多媒体素材，打破纪实与虚构的界限，以纪实与模拟纪实相拼贴的方式，讲述发生于2011年5月2日凌晨的突袭。这是一个巧妙的戏剧构思。
表现真实事件的最大障碍，是如何跳脱“真实”的束缚。如根据1979年伊朗人质事件改编的电影《逃离德黑兰》，先后获得第70届金球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剧情片多项大奖，但仍有评论家认为该片受制于真实事件，改编失败，戏剧张力不足，“在导演手法和故事情节上都没有什么精彩之处”。《突袭本·拉登》或者正是意识到这个障碍，索性放弃讲一个好看故事、重新塑造人物形象的企图，另辟蹊径，以纪实的立场拉开叙述的帷幕。
这或许比天马行空地塑造新人物，编织新情节更困难。《突袭本·拉登》表现的是一次由精锐执行者、情报研究者、最高决策者共同完成的突袭，这是一个持续将近十年之久的艰巨任务。当时，突袭成功的消息一经奥巴马发表讲话正式宣布，全世界的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穷尽事件全过程任何一个环节——事件起因世人皆知：9.11后，美国发誓复仇；事件结局世人亦皆知：本·拉登曾多次逃脱追捕，最终被击毙在藏身之所；情报研究者：中央情报局相关人员，由刑讯得到“信使”的线索，一路穷追不舍；任务执行者：海豹第6分队；突袭地点：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北部约60公里的阿伯塔巴德的一座建筑；行动时美国阁僚们同步观看视频；事后巴基斯坦提出抗议，“基地”组织扬言报复…一创作者要大量占有公开资料，梳理整合多方信息，确定讲述立场，选择出场人物，新的作战样式大量使用现代通讯手段，也为拼贴手法提供便利……但更重要的是要把突袭变作自己的故事，而不是被动的实录，打乱、重组那些世人皆知，用实证方式拼贴内容桥段，是还原更是创造，仿佛事件原本就是这样发生的，循着重新建立的逻辑关系，让突袭独立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故事出现在观众面前。
当最终的悬念——突袭成功——早已大白天下，努力在各个桥段设置悬念，使之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便成为电影叙事的必然路径。从纵向看，电影以时间为经，将千头万绪、千军万马梳理为若干条叙事线索，或并列发展，或前后衔接，或枝杈纵横，或互为因果，或相互制衡。从横向看，电影以探秘、析秘、揭秘为纬，把叙事线索所涉及的人、事分别集合于不同的桥段，时空切换有序。而散点分布于各个局部的悬念，有的即刻解决，有的突然爆发，有的延宕以保持连续性，有的叠加以寻求平衡，充分展现创作者整合素材、提炼叙事核心、开掘事实内在涵义的能力。
试对电影开始不久的桥段“突击队在阿富汗坎大哈附近执行押解任务”做记录与分析。
现场：队员们走在荒草丛生的山间小道上，两名塔利班俘虏戴着黑色头套，双手反绑，长绳牵在队员手中。
访谈：“长大后，只剩我和我妈，上中学时，我—直在瞎混，有一年我决定不能再这样了，我开始努力了。所以，现在，我在这里。”这是“樱桃”在讲述，“我在美国最能战斗的部门”，画外音中，队员们走到一处四围环山的低洼处，“这就像海豹突击队一直等着我，我也一直在等着他们。”
访谈：“我加入是因为我觉得我对我的国家有责任，我所热爱的国家，我没有其他的选择。”这是“万人迷”的心声。
现场：山路崎岖。队员与指挥部保持通话。指挥官通过卫星信号监控地面情况“有四个人接近你们，看起来像平民，没有武器”。
现场：两名队员上前检查，其他队员查看四周。第四人是把自己从头到脚蒙得严严实实的妇女，正迟疑要不要检查，一名队员中弹，山上有埋伏。激战。打死伏击者。危险解除，队员庞奇坚持要检查那名妇女，大家未及制止，一团烈焰腾空，妇女拉响手雷与庞奇同归于尽。
现场：队员们回到坎大哈基地机场，列队，步履沉重。 访谈：“我们训练，在交战规则中生存”，由“万人迷”的画外音切入，“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损害，不要利用妇女、儿童、老人做掩护，不要在胸部绑上50磅的炸药……”“樱桃”强调：“我的问题很简单，我们遵守规则，但他们不。”
近年发生的反恐战争，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界限模糊。这是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常见的战例。事不大，但危机四伏，引发的后果十分残酷。访谈与现场的拼贴，比之单纯表现短兵相接，放弃流畅与完整，注重表现突击队员的内心世界。在这个桥段中敏锐捕捉的或许将伴随队员们一生的从军荣誉感、对战场道德的思考、战友牺牲带来的心痛等深入而复杂的情绪，在之后的训练、实战等情节中不断延伸、发酵，滚雪球般发展为有力的叙事线索。
执行者、研究者、决策者都是事件当事人，在不同地点、时间完成各自的使命，最终形成合力。创作者安排他们在相同或不同的桥段出现，在貌似无关的情境中为他们建立联系。他们有各自遵循的潜在行事逻辑，也有各自需要克服的障碍和困难，如情报研究者时刻面对获取情报过程中的危险，也无法百分之百确定情报的准确；执行任务考验着队员们的团队协作能力以及牺牲精神；总统奥巴马要考虑的则是如何平衡国际关系与舆论压力。这些差异性是真实的反映，也保证了电影的可看性。而情报研究者的锲而不舍成为控制全片情节的张力点，情报工作的每一个微小的错误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每向前推进一步，训练就向实战靠拢一步，决策者也相应提升层级。决策曾延宕三个月之久。于是，悬念前移：突袭能否施行？何时施行？悬念之弓在情报专家的焦灼中悄然张满。观众倒不着急直奔大结局了，而是享受这蓄势待发的压迫感。
当突袭成功，屏息观看实战视频的情报人员鼓掌庆祝。电影镜头之外，我们看到奥巴马和工作团队一起观战的照片，亦是人人神情紧张。国防部长在电话里向情报团队表示感谢，总统在演讲中也专意致谢：“无数的情报人员、反恐专家们，不知疲倦地工作，才有了这次成就。”最知其中甘苦的薇薇安.霍林斯在银幕上望向我们，“生活中没有多少时刻，你能实现你所期望的。为这个目标牺牲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这个目标这么的难，这么的重要……”被这个任务折磨将近十年的坚毅女子，取下眼镜，拭去眼角的泪滴。
互联网时代，人们已经养成碎片化欣赏习惯，对光怪陆离、浓缩爆炸式的信息碎片堆积、多头线索平行同步，都已习以为常。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需要高品质的叙事。观看这样一部如同拼图的电影，观众对于各条叙述线索、各个部分内容的接受、认同的程度会不一样，有人
对事件本身比较了解，有人对实战动作更有兴趣，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在比对突袭事实的同时，还希望获得不同于纪录片的观影享受。岔开一笔，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愿望。俄罗斯电影《坎大哈》（2010）同样是一部以真实事件为蓝本的作品。1995年8月3日，一架俄罗斯军用运输机被塔利班劫持。机组人员在遭囚禁378天之后，于8月16日机智英勇地驾驶自己的飞机回到祖国，那重返蓝天的画面拍得美妙动情，机组成员获得英雄、英勇勋章。但我念念不忘的却是另一个桥段：年过半百的机长，一本贴满家人旧照片的相册是囚禁岁月中的珍宝，被塔利班人员毫无人性地撕得稀烂。一直表现得坚强自尊的机长，双手抓满混着泥土的碎片，久久地蜷缩在地，那背对镜头微微抽动的肩头，流露出无尽的悲哀。逃离魔爪的决心一定是在这痛彻心扉的时刻下定的。
回到《突袭本拉登》。作为创作者，在完成这幅拼图时，除了吃透素材，为每一块拼版找到合适的大小、形状、拼接的位置，还要考虑每个块面能否与周遭块面相拼合。也就是说，每个块面要同时满足自洽与他洽，就需要找到能够嵌入固化的不可移易的事实之间的内容，以使每个块面的本身富有弹性，边际柔滑，相互之间可以承受挤压，可以寄予期待，电影叙事因此而浑然一体。
这内容一定是流淌而灵动的。“在貌似硬性规定的事实里面，其实有着相当柔软的内容，它可从事实的外壳渗透与蔓延出去”，“它们不会因为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就取消了以虚构身份存在的资格。”（王安忆）换言之，在事实背后以及事实与事实之间，是有许多缝隙，可供虚构去揣测填充生发。在事实中建立虚构，以虚构的方式诉说真、善、美，是一切艺术至高无上的专利。
电影中这内容的指向便是发掘突击队员那强悍外表之下不太为人察觉的内心情感。情节推进时快速、跳跃，以保持纪实的紧张与简洁；表现人物内心情感时，则有意放慢节奏，以求充分与饱满，张弛之间衔接流畅。
机场训练间隙，两名队员谈论9.11事件。体格强壮的黑人队员“骡子”说前一天在朋友家度假，上午醒来，见到飞机撞击大楼，还以为是做梦，“在河的对岸，我亲眼看到事情的全过程”。另一名队员当时正参加突击队员选拔，“接下来的三天，三天最难熬的日子”，不为别的，担心被淘汰，不能上战场。看似平静的对话过程中，不时穿插双塔燃烧、坍塌，浓烟贯通蓝天，人群惊恐的画面。这是所有参与突袭事件的人们共同的梦魇，也是他们勇敢行动的动力。
在另一个桥段，模拟实战与视频聊天交错平行。队长下令：射击！直到用尽最后一件武器的最后一颗子弹。现场枪声大作，枪靶洞穿，一片冷酷肃杀之气。宿舍里，队员们在桌前、床上，对着电脑屏幕与家人说长道短。“你真的要理理发了”，这是“樱桃”的母亲，一脸爱怜。“爸爸我爱你”，这是“骡子”的小女儿，满头卷毛，伸出小手要抚摸镜头里的父亲。“万人迷”与妻子脉脉含情。“调味品”的弟妹并肩端坐，问候兄长。他们是儿子、丈夫、父亲，训练场上的杀气化作笑意柔情。“什么时候回来？”“好好照顾自己。”“注意安全！”“感谢你所做的事。”“笑着回来！”镜头中出现的男女老少，都是最普通、最真实的美国人，家人把忧心与担当藏在心底。家常的平素不会太在意的聊天，在即将到来的行动背景之下，有了新的意义，突击队员是家庭的骄傲，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好的创作者能够给予情感宽广的生长和表达空间。如同上述悬念的蓄势，此时，情感的蓄势也已趋饱和状态，而观众便也悄然放弃旁观的立场，沉浸其中了。 访谈：“你知道，很多人都在怀疑，他是否在那里，我们能否搞定”，“万人迷”显然思绪万千，“事实是，他在那里，而我们做到了”。作为小队长，“万人迷”内心备受队员牺牲的煎熬，此时，他的笑容终于明朗。镜头转向现场：队员们走下飞机，受到热烈欢迎。“作为一个海豹队员，很好；作为一个美国人，很好。”电影在“樱桃”访谈的自豪宣称中结束，结构上与开头首尾相衔，价值判断上进一步突出美国主流价值观。这部看似手法纷乱、内容碎片化的电影，在重现突袭的同时，清晰地勾勒了海豹突击队的骁勇善战与赤胆忠心。这或者是纪实外表下真正的创作意图。
写完《突袭本·拉登》，不得不提到另一部同期出现的美国电影《猎杀本·拉登》。此片是著名女导演凯瑟琳·毕哥罗的又一部力作，电影史上唯一一位奥斯卡女性导演凯瑟琳·毕格罗汇集前作《拆弹部队》的原班底，讲述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追捕和猎杀行动。此片获各大电影节奖项无数。《突袭本·拉登》是拼图式的，极力往纪录片上靠，《猎杀本·拉登》则是走故事片路线，剧情发展是线性的，以女特工玛雅为第一也是唯一的主人公。
玛雅在9.11事件后招募进人中情局，一名女高中毕业生，十二年光阴全部用来做一件事：找到本·拉登。没有巧合，没有侥幸，在漫无边际的线索、情报中捕捉蛛丝马迹。要战胜敌人；战胜长期追查带来的厌倦、漠然、麻木；战胜基地组织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人的袭击、追杀；更重要的是战胜自我，充满自信地不放弃任何可能地抓住信使阿布这条线索，即使在上司们无所作为地拖延决定，疑问刁难，几乎无人确信她的判断的情况下，以无畏的勇气，认定藏匿在白房子里的人就是本·拉登，承担发起行动的职责。
玛雅的内心戏既细腻又充满张力：刚接触到刑讯时的不适与克制；询问犯人时的准确犀利、紧追不舍；分析来源纷杂的情报，睿智冷静；锲而不舍找到阿布，像高高扬起的鞭子，催逼懈怠的领导层，“我就是那个找到这个地方的人”；同事遭暗算牺牲时的震惊与愤怒；防弹玻璃救了一命时的惊险与坚定勇气，“老天让我活下来，就是为了让我完成这件事”；行动实施过程中的自信与关注；完成任务，独自登上回国专机时的百感交集。情报专家玛雅纤细柔弱外表之下的坚毅、冷静甚至冷酷，成就了又一个“美式英雄”。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与《突袭本·拉登》中的薇薇安·霍林斯互为表里，相互映衬。
片中中情局刑讯基地组织成员的内容，受到各方强烈质疑。读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以为可以作为对此的另一种解释。书中引用了“二战”美国士兵格林的话，“敌人是残酷的，确实如此。但是，这不及我们自身的残酷更深刻地使我痛苦”，表明这样一个观点：德国人残忍，我们更残忍，才能战而胜之；同时，我们的残忍比敌人的残忍更令人痛心。
行动结束，胜利归来的直升机盘旋降落，腾起一片风浪。这个远景很漂亮，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