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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上海市民总体健康素养水平为21.94%，在国内已处于领先水平，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上海的市民在健康素养方面，仍有潜力可以挖掘。
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上，“健康素养”是一个公众不太熟悉的关键词。大会发布的《2030可持续发展中的健康促进上海宣言》，强调了提高健康素养对促进健康和保障健康公平性的重要性。
《上海宣言》提到的健康素养，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1974年，国际健康教育大会首次提出健康素养的概念，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共识：即人们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进行与医疗服务、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有关的日常活动中，获取、理解、评价和应用健康信息，做出健康相关决定，以维持或提高生活质量的知识、动机和能力。
从上面的概念可以看出，所谓健康素养，并不仅仅是简单地获取健康信息这一步，更重要的是对于健康信息的理解、评价和应用，健康素养甚至不仅仅是健康信息这一个维度的问题，更是有关健康态度、决定和行为的问题。而国内外研究表明，提高健康素养确实有助于人们建立更加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
从健康知识到健康素养
有人说，我的健康素养很高啊，你看，我每天都收看健康类的电视节目，每天都在微信朋友圈阅读、分享健康知识，我应该具备了良好的健康素养吧？其实也未必。一个人能够接收到各种健康信息，这说明他的健康信息获取渠道是通畅的，也可以说能够具备健康素养的基本条件——获取健康信息，然而，对于已经到手的健康信息，他是否能够读懂、理解？他是否能够真正知晓写在纸面上的那些文字，所代表的真正含义？这既取决于信息接受者本人特定的认知能力，也取决于所提供健康信息的易理解度等。
一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老年患者，可能读得懂药品说明书上的每一个字，但也许很难理解其复杂的含义，如果医生详加解释，直接明了告诉他这个药一天吃几次、一次吃几片、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对于这名患者来说就容易理解得多。
健康信息也有质量的参差不齐，有些健康知识未经科学验证准确性，存在健康风险，更有的健康信息，背后有利益群体的包装，看着没什么问题，但其实是伪健康信息，也就是所谓的谣言。几年前曾经红极一时的“神医”张悟本，通过某些大众媒体的包装迅速蹿红，他曾屡屡发表“喝绿豆汤、生吃长条茄子”包治百病，“糖尿病80%都是误诊”、“降压药会吃出脑梗、肾衰竭”等雷人话语，现在看看颇为可笑，但在当时却成了养生明星，这样健康信息，老百姓获得、理解之后，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损害健康。因此，健康素养在健康信息这个层面，不只要获取和理解，更要评价和判断，民众对于各种健康信息需要有批判性，尤其在互联网发达的当下，健康信息的供给从不足到充裕甚至泛滥，如何能从纷繁芜杂的健康信息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是考察个人健康素养的重要指标。
当一个人顺利获取、深入理解、准确判断了健康信息之后，可以说，他就具备了健康素养的基本要求，但仍然不够，最为关键的在于对健康信息的应用。再准确、再优质的健康信息，如果不加应用，那永远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文字和图画而已。
健康素养并不只是健康知识，而是知识、动机和能力的结合，它是可以作为衡量个体或者群体是否有能力保持健康的指标，同时它也是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干预效果的评估指标。如何实现公众在不同情景中具备自主地寻求及有效地运用健康信息所要求的知识、动机和能力，是健康素养定义的核心，这些情景包括医疗服务、疾病预防、健康促进。
当一个人走进医院看病的时候，他是不是知道自己应该挂哪个科？是否了解整个就医流程？当医生给他看诊的时候，他是否能够理解医生讲的话语、医嘱的内容？回到家里，是否能够严格遵医嘱，并在医疗问题上做出明智的决策？当传染病到来的时候，是否知道从哪里获取预防信息？能否理解并应用预防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健康信息，是否能理解、判断和评价日常的健康信息、并做出健康行为的选择，这些都是健康素养的内涵。不管是在特殊的医院环境中，在日常的疾病预防状态下，还是在平常的学习、工作环境中的健康促进，健康素养无处不在。
提升健康素养
需要社会共治
健康素养如此重要，也引起了决策者的广泛关注，除了此次全球健康大会专题讨论健康素养之外，我国在“大健康”思路下对于健康素养的谋篇布局也是举措不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作为“健康中国2030”建设工作的重要举措。事实上，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健康素养从来都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是需要整个社会一起努力的，尤其是需要通过改善支持性环境，促进政府、社会和民众的社会共治。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将提升公众健康素养纳入到所有卫生政策当中。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曾就合理就医的问题，对上海市民做过电话调查，结果显示：25.1%的不了解或说不清楚常规的就医流程，31.7%的人不了解门诊与急诊的区别，而当遇到感冒、发烧等小病，38.2%的受访者会“舍近求远”去三甲医院治疗，而不是先去离家较近的社区医院，这样的选择，浪费了医疗资源，造成三甲医院拥挤不堪，真正需要危重医疗照护的患者会耽误病情。因此，提升民众的健康素养，不但直接相关民众的健康，更与提升医疗服务效率密切相关。
对于全社会来说，社区、学校、工作场所及卫生服务机构等场所，是提升民众健康素养的重要细胞单位。
对于民众个体来说，如何从“被动型”健康信息获取到“主动性”健康信息寻求和应用转变，如何把健康知识真正转变为健康行为、健康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个人来说，主动靠近高质量健康信息和服务，主动对自身健康生活进行规划和行动，主动提升个人健康素养，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根据上海市健康教育所公布的《2015年上海市成人健康素养监测报告》显示，2015年上海市民总体健康素养水平为21.94%，在国内已处于领先水平，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上海的市民在健康素养方面，仍有潜力可以挖掘，提高健康素养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民众更加健康，而这需要政府、社会和民众共同的努力。
（王帆系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所长助理，傅华系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所长，上海市闵行区疾控中心唐增对本文亦有贡献）
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上，“健康素养”是一个公众不太熟悉的关键词。大会发布的《2030可持续发展中的健康促进上海宣言》，强调了提高健康素养对促进健康和保障健康公平性的重要性。
《上海宣言》提到的健康素养，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1974年，国际健康教育大会首次提出健康素养的概念，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共识：即人们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进行与医疗服务、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有关的日常活动中，获取、理解、评价和应用健康信息，做出健康相关决定，以维持或提高生活质量的知识、动机和能力。
从上面的概念可以看出，所谓健康素养，并不仅仅是简单地获取健康信息这一步，更重要的是对于健康信息的理解、评价和应用，健康素养甚至不仅仅是健康信息这一个维度的问题，更是有关健康态度、决定和行为的问题。而国内外研究表明，提高健康素养确实有助于人们建立更加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
从健康知识到健康素养
有人说，我的健康素养很高啊，你看，我每天都收看健康类的电视节目，每天都在微信朋友圈阅读、分享健康知识，我应该具备了良好的健康素养吧？其实也未必。一个人能够接收到各种健康信息，这说明他的健康信息获取渠道是通畅的，也可以说能够具备健康素养的基本条件——获取健康信息，然而，对于已经到手的健康信息，他是否能够读懂、理解？他是否能够真正知晓写在纸面上的那些文字，所代表的真正含义？这既取决于信息接受者本人特定的认知能力，也取决于所提供健康信息的易理解度等。
一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老年患者，可能读得懂药品说明书上的每一个字，但也许很难理解其复杂的含义，如果医生详加解释，直接明了告诉他这个药一天吃几次、一次吃几片、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对于这名患者来说就容易理解得多。
健康信息也有质量的参差不齐，有些健康知识未经科学验证准确性，存在健康风险，更有的健康信息，背后有利益群体的包装，看着没什么问题，但其实是伪健康信息，也就是所谓的谣言。几年前曾经红极一时的“神医”张悟本，通过某些大众媒体的包装迅速蹿红，他曾屡屡发表“喝绿豆汤、生吃长条茄子”包治百病，“糖尿病80%都是误诊”、“降压药会吃出脑梗、肾衰竭”等雷人话语，现在看看颇为可笑，但在当时却成了养生明星，这样健康信息，老百姓获得、理解之后，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损害健康。因此，健康素养在健康信息这个层面，不只要获取和理解，更要评价和判断，民众对于各种健康信息需要有批判性，尤其在互联网发达的当下，健康信息的供给从不足到充裕甚至泛滥，如何能从纷繁芜杂的健康信息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是考察个人健康素养的重要指标。
当一个人顺利获取、深入理解、准确判断了健康信息之后，可以说，他就具备了健康素养的基本要求，但仍然不够，最为关键的在于对健康信息的应用。再准确、再优质的健康信息，如果不加应用，那永远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文字和图画而已。
健康素养并不只是健康知识，而是知识、动机和能力的结合，它是可以作为衡量个体或者群体是否有能力保持健康的指标，同时它也是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干预效果的评估指标。如何实现公众在不同情景中具备自主地寻求及有效地运用健康信息所要求的知识、动机和能力，是健康素养定义的核心，这些情景包括医疗服务、疾病预防、健康促进。
当一个人走进医院看病的时候，他是不是知道自己应该挂哪个科？是否了解整个就医流程？当医生给他看诊的时候，他是否能够理解医生讲的话语、医嘱的内容？回到家里，是否能够严格遵医嘱，并在医疗问题上做出明智的决策？当传染病到来的时候，是否知道从哪里获取预防信息？能否理解并应用预防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健康信息，是否能理解、判断和评价日常的健康信息、并做出健康行为的选择，这些都是健康素养的内涵。不管是在特殊的医院环境中，在日常的疾病预防状态下，还是在平常的学习、工作环境中的健康促进，健康素养无处不在。
提升健康素养
需要社会共治
健康素养如此重要，也引起了决策者的广泛关注，除了此次全球健康大会专题讨论健康素养之外，我国在“大健康”思路下对于健康素养的谋篇布局也是举措不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作为“健康中国2030”建设工作的重要举措。事实上，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健康素养从来都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是需要整个社会一起努力的，尤其是需要通过改善支持性环境，促进政府、社会和民众的社会共治。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将提升公众健康素养纳入到所有卫生政策当中。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曾就合理就医的问题，对上海市民做过电话调查，结果显示：25.1%的不了解或说不清楚常规的就医流程，31.7%的人不了解门诊与急诊的区别，而当遇到感冒、发烧等小病，38.2%的受访者会“舍近求远”去三甲医院治疗，而不是先去离家较近的社区医院，这样的选择，浪费了医疗资源，造成三甲医院拥挤不堪，真正需要危重医疗照护的患者会耽误病情。因此，提升民众的健康素养，不但直接相关民众的健康，更与提升医疗服务效率密切相关。
对于全社会来说，社区、学校、工作场所及卫生服务机构等场所，是提升民众健康素养的重要细胞单位。
对于民众个体来说，如何从“被动型”健康信息获取到“主动性”健康信息寻求和应用转变，如何把健康知识真正转变为健康行为、健康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个人来说，主动靠近高质量健康信息和服务，主动对自身健康生活进行规划和行动，主动提升个人健康素养，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根据上海市健康教育所公布的《2015年上海市成人健康素养监测报告》显示，2015年上海市民总体健康素养水平为21.94%，在国内已处于领先水平，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上海的市民在健康素养方面，仍有潜力可以挖掘，提高健康素养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民众更加健康，而这需要政府、社会和民众共同的努力。
（王帆系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所长助理，傅华系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所长，上海市闵行区疾控中心唐增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