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8岁就开始当警察，到现在已经44年了。在此期间，我亲眼见证了我们祖国与警察科学的迅速发展。

飞速前进的警用科技

　　我是第一个以警察身份进入日本警视厅的中国人。
　　1985年，我还是公安部的一个年轻警察。当时，我到日本出差学习，第一次走进了日本警视厅的指挥中心。当时墙上有一张电子地图，由无数小灯组成。如果有人拨打110，报警地点的灯就会亮，指挥中心会自动通知就近的两辆巡逻车。日本警视厅承诺，在东京地区，巡逻车4分20秒就可以到达现场。这时，东京已经引进了GPS卫星定位系统，这对中国警察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震撼。我对指挥中心的日本警官说：“我能不能把这个快速反应系统拍下来？”日本警官说：“不能！这一项技术是对中国保密的。”于是我换了一种方式说：“那么我能不能在这里给我自己拍一张照片？”日本警官说可以，然后我拍了一张照片，那应该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快速反应系统。
　　作为一个中国的小警察，当年看到日本警用科技的发展，真是震惊，可是我们这一代人又非常幸运，仅仅过了30年后，当我再回到日本的时候发现，我们在飞速地前进，而我们的日本同行尽管起点很高，但这些年来他们几乎是在原地踏步，技术上并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这些年我们国家提倡科技强警，不说别的，光是我们公安大学的模拟指挥中心，在某些方面比欧洲一些中等国家的国家指挥中心还要现代化。
　　有一年我随一个我们国家的高级警官代表团去日本访问，我们在日本的警察大学讲社区警务。我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去，可是他们的投影仪很落后，我的电脑和投影仪连不上，只好放弃使用电脑。我们讲完课以后，日本警察起立鞠了一躬说：希望你们留下宝贵的意见。我们就说：“你们的装备有点落后了，要好好花钱买一点新装备了。”

晚上12点可以满北京溜达

　　再说说中国的治安情况。1991年我去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念书，成为我国首批派往西方学习警察科学的留学生之一。那里被称作女王的花园，地处富人区。那时我才3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可是我在街上见到那些头上刷了发胶、上面撒着红纸屑，牵着狗、弹着吉他的小流氓，离了200米远我就停下脚步，让他们先走，不去惹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要是打了你那是白打。
　　一天我刚到宿舍，楼下有人说有电话找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结果我一接电话，原来是我在英国考雅思时的老师，一位叫马美丽的英国人，她和她爱人曾在北京住了三年。两口子请我到他家去吃饺子。吃饭时，我问他们：“你们在北京三年，最难忘的是什么呢？”马美丽没有说长城，也没有说烤鸭，而是深情地说：“晚上12点我敢骑着自行车满北京溜达。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特别是首都中心城市，是根本做不到的。”我们中国的治安由此可见一斑。

警察科学的引进

　　我从英国学成归国的时候复印了70公斤资料，都是外国最新的有关警察科技的专著。我回来用了4年写出我国第一本警察理论专著，叫《英美警察科学》。这本学术著作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西方警察科学，并搭建了研究西方警察科学的理论框架，创造性地翻译了60多个西方警察科学的专有名词。应当指出，我们国内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大部分都是清末从西方引进的。但是，由于那时西方警察科学并不成熟，加之1949年前關于西方警察科学的翻译和引进的大部分成果都被带到了台湾，所以引进西方警察科学的历史重任就必然落到了新中国警察学者的肩上。
　　起初有的台湾学者看不起大陆对警察学的研究，但后来我有个研究生在图书馆看到台湾人写的一篇论文，说：大陆有一个人叫“王大佛”，他写了一本《英美警察科学》让我们台湾的警察学者都汗颜。为什么说叫“王大佛”呢，是因为“王大伟”的“伟”字是简体字，台湾人不认识，以为那是“大佛”的“佛”字。

曾领先欧美十年的“木樨地学派”

　　无论是犯罪学还是警察科学，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美国的学派叫“芝加哥学派”，它是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和犯罪的关系，最有名的理论就叫“同心圆理论”。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犯罪率比较高的地方往往是城乡接合部，相当于北京四环、五环的位置。
　　芝加哥学派最后一个掌门人叫沃尔夫冈，1985年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沃尔夫冈就是我的老师，所以我和芝加哥学派还是有一定渊源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北京西城区木樨地曾经酝酿了一次学术的爆发和革命，那就是“木樨地学派”。
　　当时在木樨地也就是今天公安大学的附近，聚集了公安大学、司法部劳改劳教研究所、公安部某研究所等诸多关于犯罪学的研究单位，出版了很多学术研究杂志，比如《公安研究》《世界警察参考》《劳改劳教研究》和一系列学术专著，承担了国家“七五”课题，叫《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最重要的犯罪问题科研项目，当时在公安大学建立了当时中国唯一的犯罪数据统计研究中心，有 15个年轻人参加这项研究，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人。
　　我们主要进行实证研究和犯罪数据统计研究。1980—1987年，我们在我国15个省、直辖市公安厅（局）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的犯罪统计数据、原始资料输入计算机，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超前的，仅输入计算机这一项就干了5年。
　　研究中，我们发现了犯罪学中很多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
　　比如，犯罪时间分布规律，又称“犯罪月历”。我们输入计算机的数据大概有几万个，经过分析研究之后，发现各类案件在每个月份中的分布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课中常用的那个小歌谣，叫：
　　平平安安三月三，
　　四月五月往上蹿，
　　夏天多发强奸案，
　　冬季侵财到峰巅。
　　这就是根据当时一系列数据与图表总结出来的。
　　一般来说，全国气温最高的一天之后再过15天，强奸案统计达到最高峰，这在以前的犯罪学研究中是没有的。 　　首先，夏天“青纱帐”长起来，犯罪分子容易隐蔽隐藏和接近女性；其次，在农村夏天晚上很热，所以女孩子睡觉有的时候不关门不关窗，在城市，特别是“三大火炉”，有的时候女孩子甚至会在街上睡、在街上乘凉。这些现象包含了社会学、气象学、民俗学等诸多因素，这段时间中会出现犯罪率的小幅上升。
　　又如，犯罪空间分布，又叫“犯罪地图”，包括“凶杀通道”分布与“贩毒铁锚”分布。
　　1998年，我去芬兰赫尔辛基的欧洲和北美犯罪预防研究所学习和工作。去之前，研究所所长马蒂鸠森对我说：“大伟，你到我们这儿来，我就把我们最新的成果展示给你。”他们主要研究犯罪的时间与空间分布，很多结论与我们的研究趋同。但我一看到心里就笑了，我们的数据样本比他们多得多，而且我们的结论、公式不是一个两个，是几十个。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国的犯罪学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和统计数字的研究，曾经领先于世界十年以上。
　　“木樨地学派”不仅限于中国的犯罪的犯罪学研究，还是引进西方警察科学的中心。当时公安部某研究所与公安大学合并，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比较警察的研究机构，叫“中外警察比较研究室”，出版了《公安研究》《世界警察参考》等学术杂志，更重要的是当时还出了一个英文版的《中国警务研究》，我们叫做“小蓝皮本”，曾经卖到美国，很受欢迎。

创造了一系列儿童安全教育的方法

　　英国的儿童安全教育一直长期领先于我国。无论是从安全教育的理念，还是具体操作的方法，都有其独特之处。所以我回国后也积极地引进了西方警察在儿童安全教育方面的理念和操作。
　　我国警察的平安警语是向英国警察学习的。英国平安警语的特点是：一句简单的话，用词越少越好；具有可操作性而不是空泛的话；平安警语必须是从犯罪的案例中提炼出来的，绝不能是凭空想象，要有具体的防范对策和科学依据。比如，针对盗窃犯罪，英国警察的平安警语是“不带今天不用的钱”，而中国警察的平安警语是“民警同志提示你注意钱财”。
　　我们根据儿童的特点，仿照英国警察的平安警语，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十句平安警语：
　　1.背心裤衩不许摸。
　　2.向陌生人说不。
　　3.坏蛋可以骗。
　　4.坚决不打黑車。
　　5.小小秘密告诉家长。
　　6.发生突发事件可以自己逃生。
　　7.一定要走斑马线。
　　8.火灾来了，弯腰捂嘴往下逃。
　　9.学会见义勇为。
　　10. 紧急避险时可以打破常规。
　　后来，平安警语又发展到平安童谣、平安童话。有的时候我们到幼儿园、小学去讲案例，一讲到小女孩被性侵害、小男孩被坏蛋劫走，很多小孩马上就说“我不听我不听”，有点儿害怕。我们就把现实生活中血淋淋的案例变成童话，让小朋友听了哈哈一笑，又学了平安知识。
　　后来，我又发明了平安童操，这在世界上都是首创的。做这项工作，一是受到了英国警察的启示。我在英国时，看到英国警察巡逻的时候常会带一个小玩具，比如小熊，绑着一条白色的缎带，上面写着一句话叫Say no to strangers，翻译成中文就叫“不和陌生人说话”，还有的上面写：“小裤衩、小背心儿神圣不可侵犯。”我借鉴这些，编了一个小童谣：
　　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儿都穿好。
　　里边不许别人摸，男孩儿女孩儿都知道。
　　二是当时福建南平出了一件事。有一个犯罪分子早晨跑到一个小学门口，等7点半一开门，53秒钟杀害了13个孩子。当时很多孩子不会保护自己，有的孩子不会跑，甚至有的还从远处冲着犯罪分子跑了过去。所以我连夜就编成了儿童平安操，以平安童谣为基础，朗朗上口，配上音乐、配上动作，以此来教育儿童保护自己的安全。
　　就这样，我们创造了平安警语、平安童谣、平安童话、平安童操等一系列儿童安全教育的好方法。可以说，在这个领域中，我们赶超了欧美国家的先进水平。
　　（摘自《纵横》2018年第11期。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一级警监、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