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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福柯的“话语权力”思想是研究翻译理论的重要武器，“话语权力”与“翻译霸权”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形式，前者是后者的本质，“话语权力”告诉我们：要站在权力的高度看待翻译；要警惕翻译中的价值观冲击；在内文外译中要强化异化策略。
关键词： 话语权力 翻译霸权 翻译策略
一
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看来，话语是一种“结构”。话语、空间、权力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谁说话？说给谁听？等等，彰显的是一种权力结构。福柯在对“话语”深度追问中，揭示了话语、知识和权力的统一性，揭示了“话语”之“权力”的本质。
首先，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的权力。福柯在《性经验史》中通过性话语和性实践的关系的阐发揭示了性话语权力观，在福柯的理论体系里，话语不仅仅是语言，更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他指出，把性语言从言谈对象中剔除出去，控制它在话语中的自由交流，从而实现在现实中控制性。这种对性语言词汇十分严格的净化，规范了全部暗示和隐喻的修辞，表达方式也受到了控制等等规约了现实中的可为与不可为，规约了权力。
其次，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秩序。福柯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话语是一种秩序的存在。他认为：“人类的思想是依据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有序排列以及具有语言或文化特性的符号来运动。”［1］每一种话语总有一个秩序，话语本身能使所有主体社会化，并在话语之下言说和行动，这种秩序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秩序。
话语就是秩序，就是权力，话语、知识、权力是三位一体的，话语是载体、知识是表象，权力是实质是核心。话语是权力争夺的对象，挣不到话语的权力就不叫权力，话语的秩序决定权力的秩序，这就是福柯“话语权力”的核心思想。话语在这三者中的地位，福柯曾借用全景监狱的比喻来说明：全景监狱的“中央监视点”作为权力实施的核心，居于一点可视范围内任何人的言行举止，这构成了一个系统原则，即解决了监禁问题的权力监视方面的技术。当这种中心权力话语通过一种凝视的方式去监视每个个体的时候，就可以贯彻到个体的身体、姿态与日常行为之中，每个人都成了被监视的对象。现代权力形式如果主要由“看”与“被看”构成，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凝视与被凝视的命运。而“凝视本身就是不对等关系的表现，体现的是一种权力话语，一种意识形态压抑，一种权力摄控的象征”。［2］凝视成了一种权利象征，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
话语权力与翻译霸权一体两面，前者是后者之质，后者是前者之行。
发达国家在翻译中存在着明显的翻译霸权。这种霸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发达国家大多不屑于翻译落后国家的文本，造成发达国家很少出版落后国家的文本，无形之中捍卫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世界上50%的书籍来自英文翻译，却只有3%的书籍翻译成英文。英国、美国等国家出版的书籍中，翻译书籍不到10%。其次，发达国家热衷于把自己的书籍翻译成外文，直接后果就是落后国家出版的书籍中译文书籍所占比重很大，这已成为后发国家出版界的普遍现象。再次，在发达国家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后发国家翻译作品时，对于翻译选材是先入为主的，以西方的价值标准为标准来选择，特别是对反映落后国家神秘感、贬抑落后国家的作品尤感兴趣，不是他们天生具有猎劣的脾性，而是西方传统优越的价值观，以及捍卫这种价值观使然。最后，在翻译为数不多的落后国家的作品时，往往采用归化翻译的方式翻译，而把自己国家的作品翻译成外文时采用的却常常是异化翻译的策略。通俗地讲，归化翻译是一种翻译策略，这种策略以翻译国的文化价值观、传统习惯为标准来翻译作品，以便翻译的作品更符合国内读者的胃口和需求，这种翻译策略是读者中心论，背后潜藏的是民族的优越心理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与警觉。异化翻译是保留文本的原貌、文本原初的语境和习惯的一种翻译策略，是一种“作者中心论”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策略有利于完整保存作者的价值观。发达国家在翻译后发国家的作品时，往往采用归化翻译的策略，有意抹杀存在于这些文本里语言文化差异，尽可能使其归化，以用英美的价值观予以取代，使译文变得明白易懂，让读者读着外国的作品有种深处自己文化境遇的感觉，这就容易造成随意曲解文本的现象。正如英国译者菲茨杰拉德对波斯人伽亚谟的《鲁拜集》翻译时那样，在英美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对原作进行了随意的改动，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这些个波斯人，我拿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是在开心地很，他们虽说是诗人，但还没到让人不敢恣意妄为的地步，而且他们也确实缺少一点艺术来塑造自身。”翻译的霸权、文化的强权、优势文化民族心理、对其他们民族文化的歧视昭然纸上。
发达国家的文化流向落后国家的流量和方式与落后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有很多不同，这受制于很多原因，比如，发达国家的文化一般相应的也发达，落后国家的文化往往处于洼地，等等，但翻译霸权的存在无疑加速和拉大了这一差异。站在“话语权力”理论上不难理解，翻译是一种话语的重组，这种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这种话语以什么模式、面貌组合成什么结构，受制于背后的权力杠杆。翻译背后的西方文化中心论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模式，这种权利模式规约着其话语结构，当然包括翻译的话语结构。
三
话语权力以及翻译霸权理论启示我们：
（一）要站在“权力”的高度（国家软实力的高度）审视翻译问题。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软实力就是“一种通过吸引、而不是强制和利诱手段，获取你所要东西的能力”，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对外政策。虽然，对软实力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点则是共识。文化软实力在构成国家的综合实力、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吸引力和扩大国家的影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是众所皆知的。我国政府意识到软实力对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性，接受文化是软实力建设核心的学术界主流观点。2006年1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八次文代会的讲话中指出:“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3］2007年10月，“文化软实力”的概念第一次公开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重要来源，也是我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4］
（二）要在内文外译中要强化异化策略。在西方强权话语支配下的翻译本来就是不平衡的格局，在这个格局中，要想冲破西方的文化控制和文化压制，积极有效地宣扬本民族的文化价值，就要采取异化翻译的策略。通过这种策略尽可能地保留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地域风情和人文精神。归化翻译随能使外国读者更容易读懂文本，但读懂的只是文字，而不了解我们的文化，只有通过异化翻译，才能更好地宣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在西方处于文化强势，占据翻译霸权位置，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对后发国家的文本进行选材、归化翻译的时候，后发国家更应该强化异化翻译，只有保持自己的话语结构，才能实现自己欲形式的权力，才能实现“话语权力”。
（三）要警惕外文内译过程中的价值观冲击，要有效防范和引导。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作为后发国家追赶先发国家的途径之一就是引进发达国家的著作，学习发达国家的理论。这些理论的翻译者无外乎两类人，一类是著作所有国者，这种翻译往往是异化翻译，保留了文本的远洋；另一类是后发国家的人，这些国家由于处在文化和发展的洼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会存在崇洋媚外的心理，这种心理强化了这种文本的异化翻译，甚至生怕与哪一点不一样而玷污了作品的精华或者冒犯了作者的龙颜。在这种强烈的异化翻译主导下，外文本经常“照本宣科”地翻过来，保留了它原有的话语结构系统和语言表达习惯，甚至为后发国家很难理解的实例、案例等。根据“话语权力”，这种西方的话语系统主导了其权力结构、意识形态，那么现实中会对后发国家的意识形态造成冲击。这是在引进译文和翻译素材的选举、翻译定位等方面要认真斟酌的，要对意识形态的冲击有意识地防范和引导。
参考文献：
［1］郑东升.福柯的话语观.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83.
［2］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诗性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9.
［3］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6-11-11，（1）．
［4］本书编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
关键词： 话语权力 翻译霸权 翻译策略
一
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看来，话语是一种“结构”。话语、空间、权力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谁说话？说给谁听？等等，彰显的是一种权力结构。福柯在对“话语”深度追问中，揭示了话语、知识和权力的统一性，揭示了“话语”之“权力”的本质。
首先，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的权力。福柯在《性经验史》中通过性话语和性实践的关系的阐发揭示了性话语权力观，在福柯的理论体系里，话语不仅仅是语言，更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他指出，把性语言从言谈对象中剔除出去，控制它在话语中的自由交流，从而实现在现实中控制性。这种对性语言词汇十分严格的净化，规范了全部暗示和隐喻的修辞，表达方式也受到了控制等等规约了现实中的可为与不可为，规约了权力。
其次，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秩序。福柯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话语是一种秩序的存在。他认为：“人类的思想是依据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有序排列以及具有语言或文化特性的符号来运动。”［1］每一种话语总有一个秩序，话语本身能使所有主体社会化，并在话语之下言说和行动，这种秩序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秩序。
话语就是秩序，就是权力，话语、知识、权力是三位一体的，话语是载体、知识是表象，权力是实质是核心。话语是权力争夺的对象，挣不到话语的权力就不叫权力，话语的秩序决定权力的秩序，这就是福柯“话语权力”的核心思想。话语在这三者中的地位，福柯曾借用全景监狱的比喻来说明：全景监狱的“中央监视点”作为权力实施的核心，居于一点可视范围内任何人的言行举止，这构成了一个系统原则，即解决了监禁问题的权力监视方面的技术。当这种中心权力话语通过一种凝视的方式去监视每个个体的时候，就可以贯彻到个体的身体、姿态与日常行为之中，每个人都成了被监视的对象。现代权力形式如果主要由“看”与“被看”构成，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凝视与被凝视的命运。而“凝视本身就是不对等关系的表现，体现的是一种权力话语，一种意识形态压抑，一种权力摄控的象征”。［2］凝视成了一种权利象征，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
话语权力与翻译霸权一体两面，前者是后者之质，后者是前者之行。
发达国家在翻译中存在着明显的翻译霸权。这种霸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发达国家大多不屑于翻译落后国家的文本，造成发达国家很少出版落后国家的文本，无形之中捍卫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世界上50%的书籍来自英文翻译，却只有3%的书籍翻译成英文。英国、美国等国家出版的书籍中，翻译书籍不到10%。其次，发达国家热衷于把自己的书籍翻译成外文，直接后果就是落后国家出版的书籍中译文书籍所占比重很大，这已成为后发国家出版界的普遍现象。再次，在发达国家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后发国家翻译作品时，对于翻译选材是先入为主的，以西方的价值标准为标准来选择，特别是对反映落后国家神秘感、贬抑落后国家的作品尤感兴趣，不是他们天生具有猎劣的脾性，而是西方传统优越的价值观，以及捍卫这种价值观使然。最后，在翻译为数不多的落后国家的作品时，往往采用归化翻译的方式翻译，而把自己国家的作品翻译成外文时采用的却常常是异化翻译的策略。通俗地讲，归化翻译是一种翻译策略，这种策略以翻译国的文化价值观、传统习惯为标准来翻译作品，以便翻译的作品更符合国内读者的胃口和需求，这种翻译策略是读者中心论，背后潜藏的是民族的优越心理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与警觉。异化翻译是保留文本的原貌、文本原初的语境和习惯的一种翻译策略，是一种“作者中心论”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策略有利于完整保存作者的价值观。发达国家在翻译后发国家的作品时，往往采用归化翻译的策略，有意抹杀存在于这些文本里语言文化差异，尽可能使其归化，以用英美的价值观予以取代，使译文变得明白易懂，让读者读着外国的作品有种深处自己文化境遇的感觉，这就容易造成随意曲解文本的现象。正如英国译者菲茨杰拉德对波斯人伽亚谟的《鲁拜集》翻译时那样，在英美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对原作进行了随意的改动，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这些个波斯人，我拿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是在开心地很，他们虽说是诗人，但还没到让人不敢恣意妄为的地步，而且他们也确实缺少一点艺术来塑造自身。”翻译的霸权、文化的强权、优势文化民族心理、对其他们民族文化的歧视昭然纸上。
发达国家的文化流向落后国家的流量和方式与落后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有很多不同，这受制于很多原因，比如，发达国家的文化一般相应的也发达，落后国家的文化往往处于洼地，等等，但翻译霸权的存在无疑加速和拉大了这一差异。站在“话语权力”理论上不难理解，翻译是一种话语的重组，这种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这种话语以什么模式、面貌组合成什么结构，受制于背后的权力杠杆。翻译背后的西方文化中心论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模式，这种权利模式规约着其话语结构，当然包括翻译的话语结构。
三
话语权力以及翻译霸权理论启示我们：
（一）要站在“权力”的高度（国家软实力的高度）审视翻译问题。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软实力就是“一种通过吸引、而不是强制和利诱手段，获取你所要东西的能力”，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对外政策。虽然，对软实力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点则是共识。文化软实力在构成国家的综合实力、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吸引力和扩大国家的影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是众所皆知的。我国政府意识到软实力对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性，接受文化是软实力建设核心的学术界主流观点。2006年1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八次文代会的讲话中指出:“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3］2007年10月，“文化软实力”的概念第一次公开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重要来源，也是我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4］
（二）要在内文外译中要强化异化策略。在西方强权话语支配下的翻译本来就是不平衡的格局，在这个格局中，要想冲破西方的文化控制和文化压制，积极有效地宣扬本民族的文化价值，就要采取异化翻译的策略。通过这种策略尽可能地保留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地域风情和人文精神。归化翻译随能使外国读者更容易读懂文本，但读懂的只是文字，而不了解我们的文化，只有通过异化翻译，才能更好地宣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在西方处于文化强势，占据翻译霸权位置，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对后发国家的文本进行选材、归化翻译的时候，后发国家更应该强化异化翻译，只有保持自己的话语结构，才能实现自己欲形式的权力，才能实现“话语权力”。
（三）要警惕外文内译过程中的价值观冲击，要有效防范和引导。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作为后发国家追赶先发国家的途径之一就是引进发达国家的著作，学习发达国家的理论。这些理论的翻译者无外乎两类人，一类是著作所有国者，这种翻译往往是异化翻译，保留了文本的远洋；另一类是后发国家的人，这些国家由于处在文化和发展的洼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会存在崇洋媚外的心理，这种心理强化了这种文本的异化翻译，甚至生怕与哪一点不一样而玷污了作品的精华或者冒犯了作者的龙颜。在这种强烈的异化翻译主导下，外文本经常“照本宣科”地翻过来，保留了它原有的话语结构系统和语言表达习惯，甚至为后发国家很难理解的实例、案例等。根据“话语权力”，这种西方的话语系统主导了其权力结构、意识形态，那么现实中会对后发国家的意识形态造成冲击。这是在引进译文和翻译素材的选举、翻译定位等方面要认真斟酌的，要对意识形态的冲击有意识地防范和引导。
参考文献：
［1］郑东升.福柯的话语观.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83.
［2］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诗性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9.
［3］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6-11-11，（1）．
［4］本书编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