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30年前，她是一名被丢弃在路边的女婴，被“疯娘”养大成人。当有了自己的家庭后，她将“疯娘”留在身边照料。孰料，养父却提出解除收养关系，并代为表达了妻子的“意愿”。经过法庭上的较量，养女与“疯娘”的关系将何去何从？
没有你哪有我：“疯娘”的养女孝心满满
家住江苏省镇江市的吴怡，12岁时才知道自己的身世。那是2000年1月，小学六年级寒假的第一天，妈妈吴文煜带着吴怡到市区的城中村。一路上，吴文煜反反复复叮嘱道：“进了门要叫爸爸。”吴怡只知道妈妈带她与父亲张勇相认。不曾想，进门后，吴怡怯生生地蠕动着嘴唇刚想叫爸爸，那人却冷冷地说：“疯婆子，这就是你捡来的丫头？”
吴文煜紧紧搂住吴怡，呜呜央求道：“儿子不在了，你就把她当作亲闺女吧。”对方不再吭声。
吴文煜断断续续说起了往事。1989年10月的一天，她早早出门，猛然听到清亮的啼哭，循声找寻，在垃圾箱旁发现了裹着襁褓的女婴，也就是吴怡。吴文煜说：“倒是有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你是当年7月份生的。”
自从吴怡记事起，妈妈每隔两年就要住一次精神病院，在这期间，都由姥爷、姥姥前来照顾吴怡的生活。她只知道自己有父亲，还有一个哥哥，卻从没见过面。因为妈妈的“疯”病，邻居的小伙伴们玩捉迷藏之类的游戏，都不肯带上吴怡。吴怡的童年在自卑中度过，随着年龄增长，她的性格越来越内向和敏感。
吴文煜在精神状态稳定的时候，对吴怡十分疼爱。她没有工作，姥姥是离休干部，每个月拿出不少家用资助。吴文煜舍不得吃穿，却给女儿买这买那。
2001年5月，姥姥病故了。张勇在城中村的房子拆迁，搬回家与吴文煜母女同住。这是吴怡记事起所见的父母第一次团聚，她口口声声喊张勇爸爸，张勇也表示认下这个女儿，愿意抚养吴怡。然而，一家三口只共同生活了四五年，张勇便离开去了外地。
吴怡大学毕业那年，本来有机会留在南京市就业，为了照顾母亲，她应聘了镇江市的单位。工作以后，吴怡每天两点一线，早晚精心照料母亲。2015年，吴怡答应了忠厚老实的赵刚求婚，赵刚是从贫困县走出来的大学生，跟吴怡是同事，他愿意和吴怡共同照料“疯娘”，不离不弃。张勇和吴文煜以父母身份参加了当年10月1日的婚庆大礼。
吴文煜被女儿女婿接到新买的房子里照料，原来的住宅空置了下来。随着吴文煜日益年迈，她的病情越来越不乐观，渐渐失去了记忆，就连女儿也不认识。2017年4月，老人突然不见了踪影。吴怡和赵刚通过网络和公共场所发布寻人启事，夫妻俩还轮番休假，奔走在大街小巷。整整一个月，才找到了她。经历此事，吴怡和赵刚外出都要紧锁家门，还请了家政钟点工，他们白天上班期间，家政工在中午照应吴文煜的饮食。
树欲静风不止：养父现身争得监护权
经过诊断，吴文煜因为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导致认知功能完全丧失，已经发展成了老年痴呆症。2017年6月，吴怡怀孕了，想着要给按揭的住房缴“月供”，两口子的收入请不起全职家政，一旦吴怡生养，大人孩子照应不过来。吴怡好不容易做通了赵刚的工作，决定暂时不生育，到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2018年春节，长期失联的张勇突然找上了门。他诉苦道，自己也70岁出头了，生活上需要照顾，想住进条件好一些的老年公寓。无奈退休金比较低，基本没什么积蓄，如果生病要用钱，到时就没辙了。张勇提出了卖掉吴文煜住房的要求。他说：“卖掉的钱，我只拿一半，另一半你保管，将来由你继承，可以办个公证手续。”
吴文煜的住房原先是姥姥工作单位分配的公房，住房改革那年，以姥姥的工龄出资买断，产权直接登记在吴文煜名下。虽然是吴文煜与张勇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但吴怡想到姥姥在临终前的嘱托，这房子要吴文煜居住终老。
对于养父提出的要求，吴怡直言相告房子不能卖。她表示愿意接纳养父，在一起共同生活。张勇却皱了皱眉头：“你姥姥家害了我一辈子，我在婚后才发现你妈有这病，这么多年也没有离成婚，从来没有过上几天像样的日子。”他还说年轻时不愿意面对“疯妻”，才几度出走。老了更不想心里添堵。见养父执意坚持自己的意见，吴怡承诺每月给点赡养费，如果产生医疗费，也愿意分摊支出。
经过数次交涉，吴怡都没有松口。张勇跑到律师事务所咨询，听取了意见，吴文煜目前是无民事行为人，她的民事权利，只有监护人才能进行处分。于是，张勇委托律师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宣告吴文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张勇为监护人。
经过医学鉴定，吴文煜已经丧失意识，确实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吴怡也没有异议。审理期间，张勇称，吴文煜在婚前就被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但自己跟她结婚时并不知道。之后，两人几度分居。但吴怡上初中到高中，张勇每年都支付教育费和生活费。吴怡对此表述没有异议。张勇还说：“我们没有到民政部门办理收养手续，也就意味着养女的关系不成立，你哪里来的监护资格？”
2019年7月，法院判决宣告吴文煜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指定张勇为监护人。法院的判决还认定，张勇知晓妻子收养吴怡的事实，也给付过一定的抚养费。
张勇被指定为监护人后，并没有到吴怡家中探望妻子。两个月后，他告知那套学区房已经找好了买家，让吴怡交出钥匙并清空室内物件。为阻止张勇卖房，吴怡索性带着养母吴文煜住进了旧宅。
收养关系法律认可：“小棉袄”暖心更贴身
张勇作为原告，同时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吴文煜也列为原告，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吴文煜与吴怡的收养关系无效。两原告诉称，政府于1982年就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张勇和吴文煜于1983年生育了儿子，同年领取独生子女证。因此，吴文煜在1989年领养吴怡的行为，没有办理收养登记，并且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另外，吴文煜于1980年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并住院治疗。生育后病情有所发展，不具备收养子女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针对这次起诉，吴怡据理力争说，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吴文煜当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原告的诉求并不能代表吴文煜本人真实的意愿。在收养吴怡时，更没有证据证明违反了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即使存在没有办理收养登记的瑕疵，但吴怡从被收养到现在已将近30年，收养早已既成事实。
法院审理认为，吴怡年幼时即被吴文煜领养系客观存在的事实，有生效判决为证，本院予以确认。吴文煜在上小学六年级后，张勇也知道其妻收养了吴怡，结合张勇经济上帮助吴文煜抚育养女，以及两原告和被告之间以父女、母女相称，两原告作为吴怡的父母参加吴怡的婚礼等事实，可以确认两原告与吴怡存在事实上的抚养关系。案涉抚养事实发生于1988年，即为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之前，此时，办理收养登记并非确认收养关系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收养关系。
对此，合议庭认为，首先，原告吴文煜在2019年才经司法鉴定确认无民事行为能力，但并不能就此推定其在1988年收养被告时无民事行为能力。即使吴文煜有多年精神疾病史，也并不必然可以认定一直处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状态，更无法确认吴文煜无收养被告的行为能力。
其次，原、被告间的事实收养关系发生在《收养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之前。在此前不同历史时期，计划生育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也有相应的规章，国家推行和鼓励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但也有可生育二胎的例外。本案中，张勇、吴文煜的婚生子自幼患有精神疾病，并不当然排除收养的合法性。
2020年12月23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两原告确认收养关系无效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张勇没有提出上诉，当吴怡将判决书念给吴文煜听时，吴文煜似乎明白了什么，她的脸上露出了笑意。吴怡捋了捋养母的白发，贴着她的耳朵轻轻地说：“妈妈，我一直陪着您！”
责编/昱青
没有你哪有我：“疯娘”的养女孝心满满
家住江苏省镇江市的吴怡，12岁时才知道自己的身世。那是2000年1月，小学六年级寒假的第一天，妈妈吴文煜带着吴怡到市区的城中村。一路上，吴文煜反反复复叮嘱道：“进了门要叫爸爸。”吴怡只知道妈妈带她与父亲张勇相认。不曾想，进门后，吴怡怯生生地蠕动着嘴唇刚想叫爸爸，那人却冷冷地说：“疯婆子，这就是你捡来的丫头？”
吴文煜紧紧搂住吴怡，呜呜央求道：“儿子不在了，你就把她当作亲闺女吧。”对方不再吭声。
吴文煜断断续续说起了往事。1989年10月的一天，她早早出门，猛然听到清亮的啼哭，循声找寻，在垃圾箱旁发现了裹着襁褓的女婴，也就是吴怡。吴文煜说：“倒是有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你是当年7月份生的。”
自从吴怡记事起，妈妈每隔两年就要住一次精神病院，在这期间，都由姥爷、姥姥前来照顾吴怡的生活。她只知道自己有父亲，还有一个哥哥，卻从没见过面。因为妈妈的“疯”病，邻居的小伙伴们玩捉迷藏之类的游戏，都不肯带上吴怡。吴怡的童年在自卑中度过，随着年龄增长，她的性格越来越内向和敏感。
吴文煜在精神状态稳定的时候，对吴怡十分疼爱。她没有工作，姥姥是离休干部，每个月拿出不少家用资助。吴文煜舍不得吃穿，却给女儿买这买那。
2001年5月，姥姥病故了。张勇在城中村的房子拆迁，搬回家与吴文煜母女同住。这是吴怡记事起所见的父母第一次团聚，她口口声声喊张勇爸爸，张勇也表示认下这个女儿，愿意抚养吴怡。然而，一家三口只共同生活了四五年，张勇便离开去了外地。
吴怡大学毕业那年，本来有机会留在南京市就业，为了照顾母亲，她应聘了镇江市的单位。工作以后，吴怡每天两点一线，早晚精心照料母亲。2015年，吴怡答应了忠厚老实的赵刚求婚，赵刚是从贫困县走出来的大学生，跟吴怡是同事，他愿意和吴怡共同照料“疯娘”，不离不弃。张勇和吴文煜以父母身份参加了当年10月1日的婚庆大礼。
吴文煜被女儿女婿接到新买的房子里照料，原来的住宅空置了下来。随着吴文煜日益年迈，她的病情越来越不乐观，渐渐失去了记忆，就连女儿也不认识。2017年4月，老人突然不见了踪影。吴怡和赵刚通过网络和公共场所发布寻人启事，夫妻俩还轮番休假，奔走在大街小巷。整整一个月，才找到了她。经历此事，吴怡和赵刚外出都要紧锁家门，还请了家政钟点工，他们白天上班期间，家政工在中午照应吴文煜的饮食。
树欲静风不止：养父现身争得监护权
经过诊断，吴文煜因为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导致认知功能完全丧失，已经发展成了老年痴呆症。2017年6月，吴怡怀孕了，想着要给按揭的住房缴“月供”，两口子的收入请不起全职家政，一旦吴怡生养，大人孩子照应不过来。吴怡好不容易做通了赵刚的工作，决定暂时不生育，到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2018年春节，长期失联的张勇突然找上了门。他诉苦道，自己也70岁出头了，生活上需要照顾，想住进条件好一些的老年公寓。无奈退休金比较低，基本没什么积蓄，如果生病要用钱，到时就没辙了。张勇提出了卖掉吴文煜住房的要求。他说：“卖掉的钱，我只拿一半，另一半你保管，将来由你继承，可以办个公证手续。”
吴文煜的住房原先是姥姥工作单位分配的公房，住房改革那年，以姥姥的工龄出资买断，产权直接登记在吴文煜名下。虽然是吴文煜与张勇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但吴怡想到姥姥在临终前的嘱托，这房子要吴文煜居住终老。
对于养父提出的要求，吴怡直言相告房子不能卖。她表示愿意接纳养父，在一起共同生活。张勇却皱了皱眉头：“你姥姥家害了我一辈子，我在婚后才发现你妈有这病，这么多年也没有离成婚，从来没有过上几天像样的日子。”他还说年轻时不愿意面对“疯妻”，才几度出走。老了更不想心里添堵。见养父执意坚持自己的意见，吴怡承诺每月给点赡养费，如果产生医疗费，也愿意分摊支出。
经过数次交涉，吴怡都没有松口。张勇跑到律师事务所咨询，听取了意见，吴文煜目前是无民事行为人，她的民事权利，只有监护人才能进行处分。于是，张勇委托律师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宣告吴文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张勇为监护人。
经过医学鉴定，吴文煜已经丧失意识，确实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吴怡也没有异议。审理期间，张勇称，吴文煜在婚前就被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但自己跟她结婚时并不知道。之后，两人几度分居。但吴怡上初中到高中，张勇每年都支付教育费和生活费。吴怡对此表述没有异议。张勇还说：“我们没有到民政部门办理收养手续，也就意味着养女的关系不成立，你哪里来的监护资格？”
2019年7月，法院判决宣告吴文煜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指定张勇为监护人。法院的判决还认定，张勇知晓妻子收养吴怡的事实，也给付过一定的抚养费。
张勇被指定为监护人后，并没有到吴怡家中探望妻子。两个月后，他告知那套学区房已经找好了买家，让吴怡交出钥匙并清空室内物件。为阻止张勇卖房，吴怡索性带着养母吴文煜住进了旧宅。
收养关系法律认可：“小棉袄”暖心更贴身
张勇作为原告，同时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吴文煜也列为原告，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吴文煜与吴怡的收养关系无效。两原告诉称，政府于1982年就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张勇和吴文煜于1983年生育了儿子，同年领取独生子女证。因此，吴文煜在1989年领养吴怡的行为，没有办理收养登记，并且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另外，吴文煜于1980年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并住院治疗。生育后病情有所发展，不具备收养子女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针对这次起诉，吴怡据理力争说，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吴文煜当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原告的诉求并不能代表吴文煜本人真实的意愿。在收养吴怡时，更没有证据证明违反了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即使存在没有办理收养登记的瑕疵，但吴怡从被收养到现在已将近30年，收养早已既成事实。
法院审理认为，吴怡年幼时即被吴文煜领养系客观存在的事实，有生效判决为证，本院予以确认。吴文煜在上小学六年级后，张勇也知道其妻收养了吴怡，结合张勇经济上帮助吴文煜抚育养女，以及两原告和被告之间以父女、母女相称，两原告作为吴怡的父母参加吴怡的婚礼等事实，可以确认两原告与吴怡存在事实上的抚养关系。案涉抚养事实发生于1988年，即为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之前，此时，办理收养登记并非确认收养关系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收养关系。
对此，合议庭认为，首先，原告吴文煜在2019年才经司法鉴定确认无民事行为能力，但并不能就此推定其在1988年收养被告时无民事行为能力。即使吴文煜有多年精神疾病史，也并不必然可以认定一直处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状态，更无法确认吴文煜无收养被告的行为能力。
其次，原、被告间的事实收养关系发生在《收养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之前。在此前不同历史时期，计划生育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也有相应的规章，国家推行和鼓励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但也有可生育二胎的例外。本案中，张勇、吴文煜的婚生子自幼患有精神疾病，并不当然排除收养的合法性。
2020年12月23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两原告确认收养关系无效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张勇没有提出上诉，当吴怡将判决书念给吴文煜听时，吴文煜似乎明白了什么，她的脸上露出了笑意。吴怡捋了捋养母的白发，贴着她的耳朵轻轻地说：“妈妈，我一直陪着您！”
责编/昱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