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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现象
截止到2003年底，台州这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中部小城市实现了992 78亿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幅达14 8％，名列浙江30多个县市的第五位。而1 978年，台州的GDP还是浙江倒数第二。
据统计，如今这笔巨额财富的创造者一一全市8万多家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已是“十分天下逾九成”。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紧邻的温州出现了低端产业“代际锁定”现象的同时，同样以小商品制造起步的台州，则实现了快速的产业升级。现在，台州已形成了汽车、摩托车及配件、医药化工、模具塑造、家用电器等十大支柱产业，并且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块状经济和产业集群。当地著名企业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说，“不像其他地方产业的散乱小，台州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产业集群和强精企业。这是台州所特有的。“确实，台州孕生了一大批行业龙头企业让人艳羡。截止2003年底，台州工业产值超过亿元企业达到155家，其中10家企业超过10亿元。除此还拥有四家上市公司，其中两家是由民营企业改制而来。
产权改革“五步走”
学者们在研究中考证出，台州是中国股份合作制的发源地，股份合作制是台州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从股份合作制向股份制企业演变的过程构成了台州企业制度演变的主线。”袤
记者看到，学者们在课题中，把台州企业的成长路径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0年代到1980年代初，是股份合作制的萌芽阶段，主要萌发在芦蒲、双港和温岭等地的农村。
不过，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真正诞生还是在上世纪日0年代初期。1984年初，温岭县工商局进一步把联户企业进一步认定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宣告了这一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正式创立。
此后千年，是台州股份合作的高度发展阶段。1986年10月，原黄岩县委下发了《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的69号文件。这是我国地方党委、政府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
1987年，原地委、行署进一步明确提出“取两南(苏南和浙南)之长，走自己的路”，一举掀起了台州股份合作经济发展的高潮。到了1988年底，台州乡镇企业已占了全市经济的半壁江山，股份合作企业在乡镇企业中则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截止到1 990年底，台州百万以上产值的股份合作企业已有1078家，千万以上企业也达到28家，另一方面，台州则大胆地将股份合作企业制度作为集体企业和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模式，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产权改革。
浙江大学天则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汪炜副教授是台州课题的主要参与者，他说，正是80到90年代台州大批传统企业改制，使得早年从事小商品生产的地方商人有机会一步踏入原本壁垒森严的传统大制造业。
”你发现没有，台州、温州的国企都很少，但温外16勺国企是死掉的，而台州的国企是转掉的。“汪炜说。
资料显示，1992年来，台州的公有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不断加快步伐，到1994年底，股份合作企业中年产值千万以上企业有259家，五千万以上企业25家，上亿元的企业12家。
自90年代中后期至今，”这是大量股份合作制企业向股份制转化，台州企业制度向现代产权制度演进的阶段”。有关学者认为，随着当地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和《公司法》颁布，股份合作制企业越来越多地产生了向有限责任和股份有限公司等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强烈愿望。
资料显示，这一时期，新企业大多以股份制注册登记，原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也逐步完成向公司制的转化。1996年，台州股份制企业的注册资本总额开始逼近股份合作制企业，到2000年，则已是股份合作制注册资本总额的三倍。
而记者在当地观察到，更有部分台州民企已开始步入其发展史上第五个阶段——上市。2002年．台州市长瞿素芬就曾亲自带队到香港举办台州民营企业香港上市推介会，并积极鼓励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实现挂牌上市。
政府与民企同道
“台州地方政府不同于温州地方政府的无为而治，它在台州企业产权组织结构和产业集聚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积极的角色。”史晋川说，这是他们课题组20多位教授博士经过一年时间调研，得出的一个重要论点。
从前述历程可以看出，台州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转折点，似乎总能指出较为正确的方向。
在台州，记者常听到有人把当地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形容为“哥儿们”，而官方与企业自己的提法的是 同路、同道。
经济学者史晋川教授指出，关于东亚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学术界一直有两种对立的传统观点，一是认为东亚经济的成功要归因子强势政府克服了市场经济的失灵，二是断言“东亚奇迹”的出现恰恰在于政府不干预市场。世界银行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可视为这一争论的分水岭。”史晋川说 它使得人们不再坚持认为 呈因为东亚地区的政府极少对经济进行干预才使得东亚经济表现得—如此不俗。
台州政府的行为方式似乎可以印证上述学理之争。然而，相对于曾经被奉为温州经验之一“政府无为而治论”台州政府的改革动力到底来自哪里?
“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利益机制是形成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动力机制。”台州课题报告中这样总结。
史晋川认为，首先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主要是采用经济指标进行．通过就业、增长和税收来间接地传递政治意图。其二，随着中国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的推行，地方政府具有了独立的行为目标。
“地方政府的向上级的讨价还价能力及政绩显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实力 而这种实力又是由当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来体现的。只有当企业的利润目标和扩张动机得以实现，才可能推动本地的经济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从而有助于实现地方政府的垄断租金量大化目标。”史晋川指出，”正因如此，台州地方政府作为权力中心的行政代理人，才既有动机也有能力为谋求对当地经济发展有力的制度安排而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
当然，一些历史偶然也是促成今天现实的要素．”比如，部门地方政府官员比较开明。
这一点，应该可以从当年温岭县社队管理局陈心鹤等人身上得到体现。
台州的合作经济产生、发展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姓社姓资”争论不休的年代，正是台州的部分开明干部对此给予了启发．支持和保护，并给它们定性为”股份合作制”．戴上集体企业的“红帽子”。
到了对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年代．虽然全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当时未曾启动，但整体出售国营企业的做法实际上台州在1993年下半年就开始实质性操作。当时台州市体改委和乡镇企业局部分开明的干部．经常下企业考察，对企业情况比较熟悉，深切感受到乡镇集体企业治理结构差和绩效低下，并且这种感受随着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外部竞争的愈演愈烈而日益加深。因此，他们顶着上面的压力，针对企业的实际需要,在企业改制中实现众多突破。
台州市人民政府口岸办主任梁雄军告诉调研组的专家，”由于我们当时实际改得早，也因企业与集体经济组织和职工乐于这么做，就改得快。等到上头知道出来反对。工作的大头已落地，加上无文件可查，上头也奈何不得。另外，上头说要让我们改，我们表示改，但实际上没去改，也无法改。
但一个尚存的疑问是．在理论上同样应该具有”有为：中动，的温州政府，早期为什么实行了“无为而治”？
浙大汪炜教授就此谈道．台州所说的政企”哥们”关系，还与台州的历史禀赋相当有关系，”台州人与温州人都受到了临海文化的熏陶，因而特别崇尚自由贸易。但不同之处在于。台州在地理位置上更靠北，历史上受中原文化影响更深，更具府制传统，因而与政府关系更紧密。”
一企一策
台州一批优势产业集群”得益于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有机结合”，但另一方面，“政府的引导也不可忽视‘。
台州出台很多的政策都与积极培育大企业有关，政府实施“一企一策”，提供”个性化服务”，培育一批重点骨干企业，并鼓励向工业园区集聚，符合规定经考核合格后，企业享有种种优惠，但考核是严格的。为鼓励产业聚集，台州市明确降低园区要素成本。园区内企业涉及到的市以及下一级规费一律减半。园区项目优先列入重点建设项目，工业用地地价一般为6 1 2万元／亩，对于高新技术和规模投资，可以优惠到6万元底线，而市价为20多万元1亩。同时对企业加强信贷支持。
根据这种个性化服务．飞跃集团一家企业建成一个工业园区。邱继宝认为．企业内部也有发展需要，但上水平，不是企业想上就上 需要政府支持，“我们引进很多技术，要审批．上规模，要土地 要厂房建设．需要解放思想政府的支持，从创业到发展，到上规模，上水平，很多事情企业单方面做不到。，
根据2004年《台州市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纲要》，到2010年制造业水平技术进步率对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高技术产业占整个产业比重20%以上。制造业集聚度：工业园区企业销售收入占全市工业销售收入的6096以上．规模以上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工业的60％以上，上亿元企业销售收入占规模企业以上企业的s0%以上；形成一大批企业集团，争取有5家企业进入全国500强。
专家指出．纵观整个浙江经济的制度变迁，是一种典型的需要诱致型．即源于民间自主产生．但政府对创新创造了有利环境并起到保护作用，其中“台州政府尤为显著”。
对此，台州一些官员和企业家说．政企同道同步。根据上述政策，政府官员对企业扶强扶优做得好的和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经营得好的，分别由同级财政进行奖励，年销售超过100．50，20、1亿的企业奖励100、50、20、1万。一位官员这样告诉记者，‘在台州经济好了，公务员的福利就好，而经济要好．必须企业强大”，”政企同在一条路上”。
截止到2003年底，台州这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中部小城市实现了992 78亿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幅达14 8％，名列浙江30多个县市的第五位。而1 978年，台州的GDP还是浙江倒数第二。
据统计，如今这笔巨额财富的创造者一一全市8万多家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已是“十分天下逾九成”。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紧邻的温州出现了低端产业“代际锁定”现象的同时，同样以小商品制造起步的台州，则实现了快速的产业升级。现在，台州已形成了汽车、摩托车及配件、医药化工、模具塑造、家用电器等十大支柱产业，并且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块状经济和产业集群。当地著名企业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说，“不像其他地方产业的散乱小，台州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产业集群和强精企业。这是台州所特有的。“确实，台州孕生了一大批行业龙头企业让人艳羡。截止2003年底，台州工业产值超过亿元企业达到155家，其中10家企业超过10亿元。除此还拥有四家上市公司，其中两家是由民营企业改制而来。
产权改革“五步走”
学者们在研究中考证出，台州是中国股份合作制的发源地，股份合作制是台州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从股份合作制向股份制企业演变的过程构成了台州企业制度演变的主线。”袤
记者看到，学者们在课题中，把台州企业的成长路径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0年代到1980年代初，是股份合作制的萌芽阶段，主要萌发在芦蒲、双港和温岭等地的农村。
不过，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真正诞生还是在上世纪日0年代初期。1984年初，温岭县工商局进一步把联户企业进一步认定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宣告了这一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正式创立。
此后千年，是台州股份合作的高度发展阶段。1986年10月，原黄岩县委下发了《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的69号文件。这是我国地方党委、政府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
1987年，原地委、行署进一步明确提出“取两南(苏南和浙南)之长，走自己的路”，一举掀起了台州股份合作经济发展的高潮。到了1988年底，台州乡镇企业已占了全市经济的半壁江山，股份合作企业在乡镇企业中则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截止到1 990年底，台州百万以上产值的股份合作企业已有1078家，千万以上企业也达到28家，另一方面，台州则大胆地将股份合作企业制度作为集体企业和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模式，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产权改革。
浙江大学天则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汪炜副教授是台州课题的主要参与者，他说，正是80到90年代台州大批传统企业改制，使得早年从事小商品生产的地方商人有机会一步踏入原本壁垒森严的传统大制造业。
”你发现没有，台州、温州的国企都很少，但温外16勺国企是死掉的，而台州的国企是转掉的。“汪炜说。
资料显示，1992年来，台州的公有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不断加快步伐，到1994年底，股份合作企业中年产值千万以上企业有259家，五千万以上企业25家，上亿元的企业12家。
自90年代中后期至今，”这是大量股份合作制企业向股份制转化，台州企业制度向现代产权制度演进的阶段”。有关学者认为，随着当地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和《公司法》颁布，股份合作制企业越来越多地产生了向有限责任和股份有限公司等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强烈愿望。
资料显示，这一时期，新企业大多以股份制注册登记，原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也逐步完成向公司制的转化。1996年，台州股份制企业的注册资本总额开始逼近股份合作制企业，到2000年，则已是股份合作制注册资本总额的三倍。
而记者在当地观察到，更有部分台州民企已开始步入其发展史上第五个阶段——上市。2002年．台州市长瞿素芬就曾亲自带队到香港举办台州民营企业香港上市推介会，并积极鼓励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实现挂牌上市。
政府与民企同道
“台州地方政府不同于温州地方政府的无为而治，它在台州企业产权组织结构和产业集聚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积极的角色。”史晋川说，这是他们课题组20多位教授博士经过一年时间调研，得出的一个重要论点。
从前述历程可以看出，台州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转折点，似乎总能指出较为正确的方向。
在台州，记者常听到有人把当地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形容为“哥儿们”，而官方与企业自己的提法的是 同路、同道。
经济学者史晋川教授指出，关于东亚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学术界一直有两种对立的传统观点，一是认为东亚经济的成功要归因子强势政府克服了市场经济的失灵，二是断言“东亚奇迹”的出现恰恰在于政府不干预市场。世界银行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可视为这一争论的分水岭。”史晋川说 它使得人们不再坚持认为 呈因为东亚地区的政府极少对经济进行干预才使得东亚经济表现得—如此不俗。
台州政府的行为方式似乎可以印证上述学理之争。然而，相对于曾经被奉为温州经验之一“政府无为而治论”台州政府的改革动力到底来自哪里?
“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利益机制是形成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动力机制。”台州课题报告中这样总结。
史晋川认为，首先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主要是采用经济指标进行．通过就业、增长和税收来间接地传递政治意图。其二，随着中国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的推行，地方政府具有了独立的行为目标。
“地方政府的向上级的讨价还价能力及政绩显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实力 而这种实力又是由当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来体现的。只有当企业的利润目标和扩张动机得以实现，才可能推动本地的经济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从而有助于实现地方政府的垄断租金量大化目标。”史晋川指出，”正因如此，台州地方政府作为权力中心的行政代理人，才既有动机也有能力为谋求对当地经济发展有力的制度安排而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
当然，一些历史偶然也是促成今天现实的要素．”比如，部门地方政府官员比较开明。
这一点，应该可以从当年温岭县社队管理局陈心鹤等人身上得到体现。
台州的合作经济产生、发展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姓社姓资”争论不休的年代，正是台州的部分开明干部对此给予了启发．支持和保护，并给它们定性为”股份合作制”．戴上集体企业的“红帽子”。
到了对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年代．虽然全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当时未曾启动，但整体出售国营企业的做法实际上台州在1993年下半年就开始实质性操作。当时台州市体改委和乡镇企业局部分开明的干部．经常下企业考察，对企业情况比较熟悉，深切感受到乡镇集体企业治理结构差和绩效低下，并且这种感受随着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外部竞争的愈演愈烈而日益加深。因此，他们顶着上面的压力，针对企业的实际需要,在企业改制中实现众多突破。
台州市人民政府口岸办主任梁雄军告诉调研组的专家，”由于我们当时实际改得早，也因企业与集体经济组织和职工乐于这么做，就改得快。等到上头知道出来反对。工作的大头已落地，加上无文件可查，上头也奈何不得。另外，上头说要让我们改，我们表示改，但实际上没去改，也无法改。
但一个尚存的疑问是．在理论上同样应该具有”有为：中动，的温州政府，早期为什么实行了“无为而治”？
浙大汪炜教授就此谈道．台州所说的政企”哥们”关系，还与台州的历史禀赋相当有关系，”台州人与温州人都受到了临海文化的熏陶，因而特别崇尚自由贸易。但不同之处在于。台州在地理位置上更靠北，历史上受中原文化影响更深，更具府制传统，因而与政府关系更紧密。”
一企一策
台州一批优势产业集群”得益于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有机结合”，但另一方面，“政府的引导也不可忽视‘。
台州出台很多的政策都与积极培育大企业有关，政府实施“一企一策”，提供”个性化服务”，培育一批重点骨干企业，并鼓励向工业园区集聚，符合规定经考核合格后，企业享有种种优惠，但考核是严格的。为鼓励产业聚集，台州市明确降低园区要素成本。园区内企业涉及到的市以及下一级规费一律减半。园区项目优先列入重点建设项目，工业用地地价一般为6 1 2万元／亩，对于高新技术和规模投资，可以优惠到6万元底线，而市价为20多万元1亩。同时对企业加强信贷支持。
根据这种个性化服务．飞跃集团一家企业建成一个工业园区。邱继宝认为．企业内部也有发展需要，但上水平，不是企业想上就上 需要政府支持，“我们引进很多技术，要审批．上规模，要土地 要厂房建设．需要解放思想政府的支持，从创业到发展，到上规模，上水平，很多事情企业单方面做不到。，
根据2004年《台州市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纲要》，到2010年制造业水平技术进步率对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高技术产业占整个产业比重20%以上。制造业集聚度：工业园区企业销售收入占全市工业销售收入的6096以上．规模以上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工业的60％以上，上亿元企业销售收入占规模企业以上企业的s0%以上；形成一大批企业集团，争取有5家企业进入全国500强。
专家指出．纵观整个浙江经济的制度变迁，是一种典型的需要诱致型．即源于民间自主产生．但政府对创新创造了有利环境并起到保护作用，其中“台州政府尤为显著”。
对此，台州一些官员和企业家说．政企同道同步。根据上述政策，政府官员对企业扶强扶优做得好的和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经营得好的，分别由同级财政进行奖励，年销售超过100．50，20、1亿的企业奖励100、50、20、1万。一位官员这样告诉记者，‘在台州经济好了，公务员的福利就好，而经济要好．必须企业强大”，”政企同在一条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