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诸多变法中，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是成功的典例之一，而以失败告终的王安石变法也极具研究价值。由于二者所处的社会生产关系有很大的差异，使得研究需要从责任伦理以及信念伦理的角度入手，对商鞅和王安石变法进行深刻反思。最终，从其中探寻有利于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启示。
【关键词】 变法;社会生产关系;责任伦理;信念伦理
【中图分类号】G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8-0055-02
一、变法与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华夏文明五千年是治乱兴亡的历史。治乱与兴亡体现在历代王朝的政治统治中，是其政治思想诉诸实践的效用表现。“变法图强”贯彻历史文明有其深远的历史依据，从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到汉代王莽改制，到北魏太和改制，到唐代政治制度改革，到宋代王安石变法，再到明代张居正改革。及至当下，“变法图强”的思想一直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实践。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是被后来很多改革家屡屡援引的成功范例。历史上对商鞅变法的看法褒贬不一。秦相李斯认为：“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出自《史记·李斯列传》）司马迁认为“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史记·商君列传》）但也不否认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变得“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国富兵强”。
而苏轼则否认商鞅变法之功劳，认为秦之富强是“孝公务本力穑之效”（出自《商鞅论》）。千年以来，功与过的争论也一直继续。到北宋时期，王安石将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作为改革目的，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但这场社会变革运动也极具争议。二者一成一败，在人类社会历史中机具代表性。本文讨论的要点是成败背后的原因，并非变法的具体改革措施。
二、商鞅与王安石变法的社会背景
商鞅所处的战国时期与王安石所处的北宋相隔甚远，秦国和北宋的社会生产关系也是极大的不同，在所处历史背景下分别进行研究，其结果才具有历史逻辑和科学性。春秋战国时期，周朝建立的分封制逐渐瓦解，社会环境极其混乱，各地军阀割据，战争不断。
这一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技术的逐步扩大化，致使原来土地国家所有慢慢转变为土地私有化，农民和地主这两大对立阶级也逐渐地形成。这样一来，新兴的军功地主阶级凭借着自己经济实力的增长，开始追逐相应的政治权利，进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动荡。
战国初期，秦国的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以及赋税方面的改革都晚于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因此落后于六国。局势的混乱，土地私有化思想根基不稳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式单一，这些具体的社会特点得到的商鞅的关注。其具体的变法措施有一些概念贯穿始终，这也是商鞅变法最具进步性的代表。
首先是“壹”。“壹”就是统一、专一的意思。如“壹赏，壹刑，壹教”（出自《商君书·赏刑》）指君主在上，要有统一的政策和措施进行统治;“上壹而民平”（出自《商君书·垦令》）、“身作壹”（出自《商君书·农战》）指君主要将法令贯彻、始终如一;“意必壹”（出自《商君书·垦令》）、“民壹意”（同上）提出要使民众思想统一;“圣王之治也，慎法、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出自《商君书·壹言》）更是说出了“壹”在治国中的重要性。其次是农战。农战主要指的是农业与军事，其在《垦令》中提出了很多的措施来抑制百业，使全国的民众投身于开荒种地，在《徕民》中还提出优惠政策来吸引邻国的民众来务农，深刻认识到农业是国家的根基命脉;同时，他也认识到军事是国家强弱的体现，为达到“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出自《商君书·画策》）的理想治兵状态也出台了许多措施。最后是“法”，就是指法令、法式。“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出自《商君书·定分》）的法家思想在商鞅变法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商鞅以法治国的思想具有超前性，推动了君主集权制的发展。“壹”给身处水深火热中迷茫的人们带来了希望、盼头;“农战”为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战国提高生活水平和提升、巩固国家地位有积极的作用;“法”对于治理混乱的状态的作用不用多言。针对具体的社会现实提出了针砭时弊的有效措施，这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关键。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出發，商鞅对症下药提出了非常详细的变法，极大的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生产力结构以及物质生活资料水平的发展现状，因此，商鞅变法实现了秦的崛起。
与战国时期相比，北宋王安石变法所处的时代，阶级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由于宋朝统治者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使得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豪强地主隐瞒土地，导致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种种原因最终使得各地农民暴动频繁。
另外，还有民族间的对立引发的战争，这都不同于战国时期，前者的战争是由统治者内部引起的，而后者的战争是外部因素引起。任用贤能、政治清明、力图争霸的战国完全不同于北宋，北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突出，整体上没有称霸的决心和意愿，加上百姓有严重的“抑武重文”思想，导致王安石变法难以实施，招致了很多的反对意见。这种社会关系下社会现实特点和时代所需要的与王安石改革之间的衔接不紧密，其改革超越了当前的社会的发展，未与当下需要同步。有些措施本身或是在具体执行期间的不良操作，对民众的利益也造成了损失。从变法颁布的目的来看，王安石改革未能很好地协调好各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未能就具体的社会现实和需要提出符合时宜的举措。这也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从伦理的角度再析商鞅与王安石变法
从时代的观念基础和变法理念中寻找变法成败的原因是一条重要的路径，具体表现在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两方面。从责任伦理的角度出发解读商鞅变法下秦国的伦理责任结构发现，商鞅变法思想的责任伦理主体具有特殊的生命意志、计算理性、霸道气质，而责任伦理的对象主要是农业富国、军事强国。[1] 这种责任伦理主体的特征主要是通过“势”，即力量决定一切的思想建立的，商鞅变法通过各种详细的计算，设计出“细如牛毛”的法令措施来达到“合势”的目的，从而实现国家的强盛。“势”在烽火连绵的战国是最具价值合理性的，“势”就成了责任伦理主体和责任伦理客体所认同的一种主观的价值认定逻辑，于是，实现了由责任倫理向信念伦理的转变。当然，无论在哪个历史的节点，“丰衣足食”“安稳太平”都是广大百姓所认定的价值理念。所以，秦国的“商变”从信念伦理的角度讲，即符合价值的合理性，亦符合实际的需求，这就使得信念伦理主体和信念伦理客体相统一。
沿着责任伦理的思路分析，可以发现，王安石社会变革思想的责任伦理主体的源头是儒家的道德哲学，其信念特点是“中”，即中道和均平的意思。而责任伦理的对象主要是“理财”“整军”，以达到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和挽救政治危机。无论从责任的主体还是从责任的对象来看，其变法终究与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与当前的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不相适。
在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社会生产关系的背景下，国家内部矛盾较多。由于封建贵族是社会的主要统治力量，同时变法严重损害了封建贵族阶级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百姓的利益，才使得人性善、中道和均平等具有理想合理性的价值追求不具有现实的合理性，这种均平的价值逻辑仅仅只是改革派少数人的主观的价值认定逻辑，并非封建统治阶级所追求的价值逻辑。对于大众百姓来说，其主观价值追求离不开“丰衣足食”“安稳太平”，用一个字概括——“和”，但绝非是“均”。从信念伦理的角度来看，王安石变法符合价值上的合理性要求，但不符合具体社会生产关系下的具体现实。
四、商鞅与王安石变法对治国理政的新启示
商鞅和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两次变法，对于中国社会治理来讲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当前，我国处在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大家有责任总结和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认真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历史发展至今，治乱和兴衰依旧是新时代下的政治特征，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兴”与“治”的方法是当下的任务。通过对商鞅和王安石变法的深刻反思，一些有利于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启示展现在人们面前：
其一，坚持以理论思想与实际情况的协调性为一切政策措施的依据。商鞅变法的成功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都告诉后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不能脱离了具体的现实情况，制度措施与当下社会生产关系的不相符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其二，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治国理政的责任伦理对象。从伦理角度在对商鞅和王安石变法进行对比分析时，发现在认清当下社会现状的前提下，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是考虑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社会治理的目的也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以人文本的人本思想是一切治国理政措施的标尺，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治国理政的责任伦理对象，国家治理必定“治”。其三，坚持以实现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为治国理政的信念伦理目标。新时代，人民渴望过上美好的生活，实现小康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将是所有中华儿女都认同的价值追求。当然，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的本质要求，是我党的重要使命。两者无形中朝着一个既定的价值逻辑走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实现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为治国理政的信念伦理目标，亦是治国理政最渴望看到的结果，国家治理必定“兴”。
参考文献：
[1]王兴尚.论秦国责任伦理结构[J].道德与文明，
2011，（05）.
[2]石磊译注.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韩兆琦译注.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赵禄祥.变法图强：新世纪干部历史文化读本[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肖永奎.合势与均平：两种变法的理念——兼对王安石与商鞅变法的反思[J].宜宾学院学报，2019，（05）.
【关键词】 变法;社会生产关系;责任伦理;信念伦理
【中图分类号】G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8-0055-02
一、变法与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华夏文明五千年是治乱兴亡的历史。治乱与兴亡体现在历代王朝的政治统治中，是其政治思想诉诸实践的效用表现。“变法图强”贯彻历史文明有其深远的历史依据，从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到汉代王莽改制，到北魏太和改制，到唐代政治制度改革，到宋代王安石变法，再到明代张居正改革。及至当下，“变法图强”的思想一直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实践。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是被后来很多改革家屡屡援引的成功范例。历史上对商鞅变法的看法褒贬不一。秦相李斯认为：“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出自《史记·李斯列传》）司马迁认为“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史记·商君列传》）但也不否认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变得“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国富兵强”。
而苏轼则否认商鞅变法之功劳，认为秦之富强是“孝公务本力穑之效”（出自《商鞅论》）。千年以来，功与过的争论也一直继续。到北宋时期，王安石将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作为改革目的，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但这场社会变革运动也极具争议。二者一成一败，在人类社会历史中机具代表性。本文讨论的要点是成败背后的原因，并非变法的具体改革措施。
二、商鞅与王安石变法的社会背景
商鞅所处的战国时期与王安石所处的北宋相隔甚远，秦国和北宋的社会生产关系也是极大的不同，在所处历史背景下分别进行研究，其结果才具有历史逻辑和科学性。春秋战国时期，周朝建立的分封制逐渐瓦解，社会环境极其混乱，各地军阀割据，战争不断。
这一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技术的逐步扩大化，致使原来土地国家所有慢慢转变为土地私有化，农民和地主这两大对立阶级也逐渐地形成。这样一来，新兴的军功地主阶级凭借着自己经济实力的增长，开始追逐相应的政治权利，进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动荡。
战国初期，秦国的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以及赋税方面的改革都晚于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因此落后于六国。局势的混乱，土地私有化思想根基不稳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式单一，这些具体的社会特点得到的商鞅的关注。其具体的变法措施有一些概念贯穿始终，这也是商鞅变法最具进步性的代表。
首先是“壹”。“壹”就是统一、专一的意思。如“壹赏，壹刑，壹教”（出自《商君书·赏刑》）指君主在上，要有统一的政策和措施进行统治;“上壹而民平”（出自《商君书·垦令》）、“身作壹”（出自《商君书·农战》）指君主要将法令贯彻、始终如一;“意必壹”（出自《商君书·垦令》）、“民壹意”（同上）提出要使民众思想统一;“圣王之治也，慎法、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出自《商君书·壹言》）更是说出了“壹”在治国中的重要性。其次是农战。农战主要指的是农业与军事，其在《垦令》中提出了很多的措施来抑制百业，使全国的民众投身于开荒种地，在《徕民》中还提出优惠政策来吸引邻国的民众来务农，深刻认识到农业是国家的根基命脉;同时，他也认识到军事是国家强弱的体现，为达到“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出自《商君书·画策》）的理想治兵状态也出台了许多措施。最后是“法”，就是指法令、法式。“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出自《商君书·定分》）的法家思想在商鞅变法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商鞅以法治国的思想具有超前性，推动了君主集权制的发展。“壹”给身处水深火热中迷茫的人们带来了希望、盼头;“农战”为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战国提高生活水平和提升、巩固国家地位有积极的作用;“法”对于治理混乱的状态的作用不用多言。针对具体的社会现实提出了针砭时弊的有效措施，这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关键。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出發，商鞅对症下药提出了非常详细的变法，极大的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生产力结构以及物质生活资料水平的发展现状，因此，商鞅变法实现了秦的崛起。
与战国时期相比，北宋王安石变法所处的时代，阶级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由于宋朝统治者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使得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豪强地主隐瞒土地，导致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种种原因最终使得各地农民暴动频繁。
另外，还有民族间的对立引发的战争，这都不同于战国时期，前者的战争是由统治者内部引起的，而后者的战争是外部因素引起。任用贤能、政治清明、力图争霸的战国完全不同于北宋，北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突出，整体上没有称霸的决心和意愿，加上百姓有严重的“抑武重文”思想，导致王安石变法难以实施，招致了很多的反对意见。这种社会关系下社会现实特点和时代所需要的与王安石改革之间的衔接不紧密，其改革超越了当前的社会的发展，未与当下需要同步。有些措施本身或是在具体执行期间的不良操作，对民众的利益也造成了损失。从变法颁布的目的来看，王安石改革未能很好地协调好各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未能就具体的社会现实和需要提出符合时宜的举措。这也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从伦理的角度再析商鞅与王安石变法
从时代的观念基础和变法理念中寻找变法成败的原因是一条重要的路径，具体表现在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两方面。从责任伦理的角度出发解读商鞅变法下秦国的伦理责任结构发现，商鞅变法思想的责任伦理主体具有特殊的生命意志、计算理性、霸道气质，而责任伦理的对象主要是农业富国、军事强国。[1] 这种责任伦理主体的特征主要是通过“势”，即力量决定一切的思想建立的，商鞅变法通过各种详细的计算，设计出“细如牛毛”的法令措施来达到“合势”的目的，从而实现国家的强盛。“势”在烽火连绵的战国是最具价值合理性的，“势”就成了责任伦理主体和责任伦理客体所认同的一种主观的价值认定逻辑，于是，实现了由责任倫理向信念伦理的转变。当然，无论在哪个历史的节点，“丰衣足食”“安稳太平”都是广大百姓所认定的价值理念。所以，秦国的“商变”从信念伦理的角度讲，即符合价值的合理性，亦符合实际的需求，这就使得信念伦理主体和信念伦理客体相统一。
沿着责任伦理的思路分析，可以发现，王安石社会变革思想的责任伦理主体的源头是儒家的道德哲学，其信念特点是“中”，即中道和均平的意思。而责任伦理的对象主要是“理财”“整军”，以达到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和挽救政治危机。无论从责任的主体还是从责任的对象来看，其变法终究与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与当前的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不相适。
在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社会生产关系的背景下，国家内部矛盾较多。由于封建贵族是社会的主要统治力量，同时变法严重损害了封建贵族阶级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百姓的利益，才使得人性善、中道和均平等具有理想合理性的价值追求不具有现实的合理性，这种均平的价值逻辑仅仅只是改革派少数人的主观的价值认定逻辑，并非封建统治阶级所追求的价值逻辑。对于大众百姓来说，其主观价值追求离不开“丰衣足食”“安稳太平”，用一个字概括——“和”，但绝非是“均”。从信念伦理的角度来看，王安石变法符合价值上的合理性要求，但不符合具体社会生产关系下的具体现实。
四、商鞅与王安石变法对治国理政的新启示
商鞅和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两次变法，对于中国社会治理来讲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当前，我国处在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大家有责任总结和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认真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历史发展至今，治乱和兴衰依旧是新时代下的政治特征，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兴”与“治”的方法是当下的任务。通过对商鞅和王安石变法的深刻反思，一些有利于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启示展现在人们面前：
其一，坚持以理论思想与实际情况的协调性为一切政策措施的依据。商鞅变法的成功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都告诉后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不能脱离了具体的现实情况，制度措施与当下社会生产关系的不相符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其二，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治国理政的责任伦理对象。从伦理角度在对商鞅和王安石变法进行对比分析时，发现在认清当下社会现状的前提下，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是考虑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社会治理的目的也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以人文本的人本思想是一切治国理政措施的标尺，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治国理政的责任伦理对象，国家治理必定“治”。其三，坚持以实现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为治国理政的信念伦理目标。新时代，人民渴望过上美好的生活，实现小康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将是所有中华儿女都认同的价值追求。当然，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的本质要求，是我党的重要使命。两者无形中朝着一个既定的价值逻辑走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实现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为治国理政的信念伦理目标，亦是治国理政最渴望看到的结果，国家治理必定“兴”。
参考文献：
[1]王兴尚.论秦国责任伦理结构[J].道德与文明，
2011，（05）.
[2]石磊译注.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韩兆琦译注.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赵禄祥.变法图强：新世纪干部历史文化读本[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肖永奎.合势与均平：两种变法的理念——兼对王安石与商鞅变法的反思[J].宜宾学院学报，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