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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中国传统农业思想体系与实践的解析，揭示其蕴含的“朴素”循环经济思想理念，同时又从对资源的过度依赖性和技术发展滞后等方面指出了传统农业模式存在的问题和局限。阐明现代农业生态经济与循环是传统农业生态理念的延伸和生产模式的变革，发展现代农业循环经济是对中国传统农业的“理性回归”，其“理性”体现在必须要依靠技术创新。在进一步论述了现代农业循环经济是技术范式的创新之后，从实现技术范式创新的生态学价值转向、构建技术范式创新的保障体制、调整技术范式的创新体系、建立有效的创新技术范式扩散机制等宏观层面提出了我国农业循环经济技术范式的“四维”创新策略。
关键词：传统农业；循环经济；回归；技术范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8）04－0030－06
生态经济本质上是循环经济，农业循环经济是农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探索农业生态经济与循环的途径和方法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1］中国传统农业包含了许多“朴素”的生态思想，其理论与实践支撑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持续发展然而，受社会历史发展条件的约束，传统农业体系中存在许多制约其发展的问题和弊端。现代农业循环经济是对传统农业的理性“回归”，因此需要进行技术范式的创新。
一、中国传统农业之“朴素”循环经济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遍主张人与自然及社会的有机统一,强调把个人的小我融于宇宙的大我之中。在这些价值观的引导下，古人创造了许多既能够利用自然以满足自己的生存,又保护自然尽可能不被人类破坏的传统技术,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朴素”的生态与循环经济思想和理论。近年来，不断有国内学者开展这方面的分析与研究。［2］
（一）中国传统农业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
古农学家已经认识到作物的生长发育直接受自然界气候季节变化的制约，所以农业生产的运作必须与气候季节变化的节奏保持一致，提出不违农时，“顺时宣气”，自觉地把农业置于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之上。［2］顺“时”的要求也贯彻到其他农业生产领域，先秦时期古人就倡导“以时禁发”，对野生动植物进行保护性采集利用，不允许焚林而蒐、竭泽而渔，使人们能够长久持续地利用它们。
中国传统农学“地力常新壮”论是农业生态系统学的雏形。中国古代人民采取了多种手段改良、恢复地力、培肥土壤，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则是施肥。［2］在中国传统农业中，施肥还是废弃物质资源化，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的关键一环。
中国传统农业种植制度既重视“相继以生成”，又强调“相资以利用”。“相继以生成”一方面实行轮作倒茬、间作套种，扩大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时间，以至“种无虚日”，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相资以利用”亦把更多的生产项目配合在一起，据《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形成“农-桑-鱼-畜”相结合的模式：圩外养鱼，圩上植桑，圩内种稻，又以桑叶饲羊，羊粪壅桑，或以大田作物的副产品或废脚料饲畜禽，畜禽粪作肥料或饲鱼，塘泥肥田种禾等。［2］
古代农学家还认识到建立在自然再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生产是有限度的，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生之有道，用之有节”，即人们对物力的使用不能超越自然界和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否则就会出现难以为继的危机。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专门讨论了节用备荒的问题；《汉书》贾谊语“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 ［2］。
（二）传统农业所蕴含的“朴素”循环经济理念
前面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解析可以看出，传统农业包含了与现在提倡的“循环经济”相一致的丰富的生态理念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古人强调“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就是把农业视为由相互依存的天、地（农业环境）、人（农业主体）、稼（农业对象）组成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农业生产建立在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之上，“顺时宣气，蕃阜庶物”更加精确地阐述了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统一性，这是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实践的理论基础，它与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强调的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相吻合；［2］中国古农学家倡导的“生之有道，用之有节”，精耕细作的做法，从对资源的保护及合理利用视角看，正是符合循环经济“减量化”原则；中国传统农业不但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也十分重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共生互养、相生相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相资以利用”的模式，明末清初的“农-桑-鱼-畜”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巧妙地利用水陆资源和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互养关系，组成合理的食物链和能量流，形成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较高的人工生态系统。堪称今日所提倡的生态农业的雏形，也正是“再利用”原则的生动体现，直至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循环经济的“资源化”原则是要求在生产过程的末端把“废弃物”变成再生资源。如前所述，“变恶为美”、“余气相培”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的重要特征。城乡生产和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废弃物”都被用作肥料，返回土壤，参加“再循环”，正是这种实践，使历史上的中国能把大量原来条件恶劣的土地改造为良田，能够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既保持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又保持地力的长盛不衰，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传统农业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得以持续发展，中华文明才得以延续从未中断，创造了世界古代文明史的奇迹。鉴于此，国内学者温铁军曾指出：中国传统农业本来就是循环经济、有效经济；本来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二、现代农业生态与循环经济发展是对传统农业的“理性”回归
（一）发展生态农业与循环是现代农业经济的必然选择
在现代“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我国人口和消费的增长以及城市化进程的盲目加快，土地资源被大量占用，水资源被过量开采，造成农业资源的日益短缺。在农业资源短缺的情况下盲目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必将导致化学品等物化劳动投入的增加。如今我国已经超额实现了农业的化肥化，虽然短期内有利于农业产量和效益目标，但另一方面却严重破坏了城乡生态，引发了难以逆转的食品不安全问题。［3］农业和农村也正在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放弃单纯追求GDP，强调科学发展观，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作为农业大国，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加快发展生态农业的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因而，大力发展农业生态经济与循环已经成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选择。
（二）需要实现对传统农业的“理性”回归
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发展现代农业生态经济就是对传统农业的“回归”？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虽然传统农业包含了“朴素”的生态思想，然而，由于社会历史发展水平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局限，传统农业始终无法摆脱“资源依存型”的束缚，随着现代物质社会的发展与人口激增，传统农业并不能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总体上看，传统农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在这种经济体系中技术和资源长期保持相对稳定，各种生产要素已达到适应的最佳配合。一方面，物质和能量的低层次循环不能完全激发其内部发展的潜力；另一方面，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偏重于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劳动者文化素质较差，农业技术停滞不前，新生产资源因素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微乎其微。从而造成了传统农业对外部环境依赖性较强，土地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低下。［4］
第二，即便是充满生态睿智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由于缺乏系统总结、改进与创新，在土地等生产资源日益紧缺的条件下，也不能够很好创造出经济和生态的双重效益。有许多经验式传统农业生产技术需要用现代科学阐发其机理，改进其操作，并使之标准化和精确化。例如，我国在“驱鸭治蝗”基础上创造的稻田养鸭的生产方式本是很有价值的农业生态技术，却始终处于原始的、自生自灭的状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总结，反而从国外引进“稻鸭共作”的生态技术。再如，中国传统农家肥技术，虽然体现了废物资源化的理念，但由于积制手段落后，存在极易形成有机肥料养分低、体积大,无害化程度低、污染大,生产有机肥劳动效益低、强度大等弊端，其加工工艺急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予以改进和提高，否则，在成本意识的驱使下生产者必然趋向于使用化肥。
此外，由于传统农业除了依靠绿色植物吸收太阳能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外源能的投入，劳动生产率低，而且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况且在传统的农业体系中机械化、设施化和产品加工等都还没有应用和形成。所以传统农业的发展是缓慢的，有时甚至是停滞的，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无法满足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这种状况迫使传统农业不能不有所变革，不能不寻求实现现代生态农业的新途径。
从经济学的合理性考虑，现代农业发展一般以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为特征。但是如果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经济综合效益来看，越是规模化的大型现代种植业、畜牧业造成的污染越严重；尤其是在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条件下，盲目照搬西方国家以规模生产追求农业规模收益的模式，其结果只能是化学农业方式的进一步加强［3］。因此，我们发展农业生态经济既不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简单“回归”，也不应是目前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模式的“拷贝”。它是传统农业生态理念的延伸和对现有农业生产模式的革新，也就是说，是对传统农业的“理性回归”，其“理性”则体现在必须要依靠技术创新,用生态学的观念改造传统农业，促使我国农业由“资源依存型”向“科技依存型”转变。
资源短缺和市场需求是农业生态经济与循环的根本引导力，而农业循环的根本推动力就是技术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农业生态经济与循环是一种全新的技术范式选择，它与传统农业的根本区别在于技术范式的生态化转向与创新。
三、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技术范式创新策略
（一）农业循环经济是技术范式的创新
农业循环经济是在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产品生命周期中减少资源、物质的投入量,减少废弃物的产生排放量, 实现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双赢”的经济模式。现代农业生态经济与循环强调，在深刻认识农业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以环境保护为目标, 以农业资源节约和物质循环利用为手段,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经济可行的前提下,实现农业资源边际收益最大化、农业废弃物排放和环境污染最小化。遵循减量化(reduce ) 、再利用(reuse)和资源化(resource) 原则。［1，5］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一种生态型经济模式，循环农业是以更好的经济效益为最终目的，而效益的重要基础则是技术的效率,因此,科学技术必然成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6］技术范式的概念是G•多西（1982年）在研究技术创新理论时提出的。它不是指某一具体的单个技术，而是技术共同体共同持有的思想和技术体系的模式。每一种技术都被其技术范式支配。因此，从技术范式的角度来看，农业循环经济实质上就是一种新的技术范式。［7］
美国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8］曾提出了一个简单却强有力的观点：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负担(EB) 是人口(P) 、富裕程度(A) 和技术(T)三个变量的函数。三个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环境负担的总量,如下式表示：
EB = P ×A ×T
A＝富裕程度，P＝消费水平，T＝价值的创造方式
要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降低环境负担总量。减少人口数量很难实行,降低富裕程度将会导致贫困化，又会使人口增加。于是，只有变革当前创造财富的技术范式。［9］
资本、劳动力和土地是传统农业经济学的三大要素,而科学技术、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是循环经济中的要素,在这诸多要素中,科学技术又是第一位的。传统农业所存在的“弊端”究其根本是技术范式的低水平循环，以及由此导致的技术状态的整体“停滞”。［8］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西奥多•舒尔茨在其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明确指出，传统农业“技术状态必须得以改变，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只有通过技术范式的创新才能突破传统农业技术的局限，顺利实现农业生态经济与循环。
（二）技术范式的“四维”创新策略
从宏观层面来看，循环经济技术范式的价值观认知、制度保障、技术体系和技术扩散是决定技术范式创新效果的关键问题，据此提出我国循环经济技术范式的“四维”创新策略：
1.认知维——实现技术范式创新的生态学价值转向。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它的工具指向性联系着外部环境,它的主体外化性依附着人类,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技术的价值具有对主体的满足和对客体的改造双重作用。一般来说,对自然客体的改造与对人类自身的满足是成正比的。但是当越过了某一“临界点”时,对自然客体的改造与对人类自身的满足成反比,人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越深刻,反而使得人不能从中得到满足和愉悦了。［8］科学技术的“双刃剑”特性已经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凸现出来，化学工业、农药和化肥等的广泛应用，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财富,但也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人类生存环境和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与传统农业技术改进不同，循环经济模式下技术创新增加了环境和资源方面的目标指向［9］，美国环境保护专家巴里•康芒纳博士认为要从高度关注技术创新的商业成功转变到高度关注技术创新的环境影响,实现技术效益化向技术生态化的范式转换。［10］在这种价值观下，技术创新的目的是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评估技术创新成本时要同时把生态成本考虑进去，当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发生冲突时，经济效益服从生态效益。
2.制度维——构建技术范式创新的保障体制。
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市场需求或者市场竞争。由于环境和资源的外部经济特征，循环经济技术范式创新将更多来自于政府的推动和激励，所以，必须建立相应的技术范式创新体制。［11］首先，政府建立促进农业循环经济技术创新的激励性法规、市场规范性法规和知识产权保护性法规等法律体系，同时，政府要研究制定适应新形势的财政、税收、金融、产业等政策，引导农业生产者或农业组织注重使用和导入创新技术，共同形成富有活力的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和激励创新的政策环境。其次，建立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的技术创新组织体系。包括创建循环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社会、法律环境的政府主体、从事循环经济技术创新基础性研究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提供资金保障的多元化投资主体以及技术评估、金融服务、公共信息平台、技术交易、法律咨询等中介组织。在这样一个多元主体的组织体系中每个主体既有分工和竞争，也有协调，共同形成了循环经济的技术范式创新保障体制。
3.技术维——调整技术范式的创新体系。
加强先进“适用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和关键性高新技术的创新与开发。传统农业技术停滞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先进“适用技术”。这种“适用技术”应该具备以下特点：（1）适合传统农业中劳动力充足、资本稀缺、生产规模小及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现代生产技术知识有限等状况；（2）技术简单、费用低廉、不发生劳动替代而提高农业生产率的能力；（3）具有增加产出和提高收入的潜力。开发适用技术对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土地质量、耕作经营方式差异较大的农业生产状况极具现实意义。［12］如:保护性耕作技术、激光平地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家庭沼气技术等都是农村循环经济发展的较好的先进“适用技术”。［13，14］农业循环的核心是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因此，资源利用和再利用就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技术问题。充分运用现代农业生物、工程技术的方法大力开发资源化和无害化农业技术，重点推广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农业洁净生产技术、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农业机械化工程集成技术、相关产业链接技术等。［15，16］
4.传播维——建立有效的创新技术范式扩散机制。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认为，当技术创新群相互结合,并和旧的技术体系的某些部分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新的技术体系。这一阶段称为新技术的扩散阶段。［17］发展循环经济就是创新技术范式的扩散。发展农业生态经济与循环就是要用新的技术范式替代传统农业的技术体系。然而在实践中这种替代过程却存在诸多障碍。首先是作为技术应用主体的农民无法承担采用新技术范式的风险与成本。这是由农民的决策目标所决定的。作为生产者, 他们有改进技术,提高收入的愿望,可小生产经营模式又使其无力承担技术更新的成本,面对市场风险，农民往往在种与不种、养与不养之间做选择,较少在提高质量、改造技术上下功夫［16］；其次，资本市场的缺陷、信贷条件过高也限制了改造传统农业的资本保障。再次，循环经济技术范式的扩散与传统技术扩散的特点不同，传统技术能够给生产者带来直接的市场报酬，而新技术范式的推广虽然有一部分能增加收入，但是应用成本的加大，使得以分散经营方式为主的大多数农民难以从中获得足够的绿色利润，从而影响了他们推动技术扩散的积极性。可见，传统的农业系统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营为特征，不利于循环经济技术范式的扩散，况且新技术范式的扩散并不只是单项技术的推广，必须探索建立循环经济技术范式传播的途径和方法。
Aitken 和Harrison,Sjoholm ,Harris 和Robinson等认为，生产者的空间集聚利于技术的扩散。［18-20］技术扩散首先是技术信息的扩散,其次是技术实施的扩散,前者对后者有重要影响,只有潜在使用者对循环技术内容、使用效果有充分的了解,它们才有可能积极吸收新的循环技术, 从而加快循环技术扩散速度。［21］根据Mansfied的传染模型,技术扩散过程中,采纳者数量增加会增大潜在采纳者随后采纳可能性，对于农业生产者尤其如此。因此，笔者认为“生产者联盟”式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生态园区建设是促进循环经济技术范式扩散的有效载体。［22］例如，单个企业(农户)的清洁生产和场内循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会形成场内无法消解的一部分废料和副产品,需要到场外去组织物料循环,而通过以沼气为纽带, 将沼气池、畜(禽)舍、厕所和日光温室有机组合的农业生态园区建设,就可以实现产气、积肥同步, 种植、养殖并举, 取得能流、物流和社会诸方面的综合效益；而“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市场”的农业产业经营模式，通过区域内相关生产者之间的耦合、协作，可以加大产业循环链，拓宽经营效益空间，促进清洁生产技术和废弃物资源化技术等创新技术的渗透、传播，从而推动循环经济技术范式的扩散。
在上述“四维”创新策略中，认知维是基础，制度维是保障，技术维是手段，传播维是载体。它们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构成技术范式创新的有效机制，全面推动传统农业改造进程，并最终促进新的技术范式——现代农业生态与循环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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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农业；循环经济；回归；技术范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8）04－0030－06
生态经济本质上是循环经济，农业循环经济是农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探索农业生态经济与循环的途径和方法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1］中国传统农业包含了许多“朴素”的生态思想，其理论与实践支撑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持续发展然而，受社会历史发展条件的约束，传统农业体系中存在许多制约其发展的问题和弊端。现代农业循环经济是对传统农业的理性“回归”，因此需要进行技术范式的创新。
一、中国传统农业之“朴素”循环经济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遍主张人与自然及社会的有机统一,强调把个人的小我融于宇宙的大我之中。在这些价值观的引导下，古人创造了许多既能够利用自然以满足自己的生存,又保护自然尽可能不被人类破坏的传统技术,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朴素”的生态与循环经济思想和理论。近年来，不断有国内学者开展这方面的分析与研究。［2］
（一）中国传统农业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
古农学家已经认识到作物的生长发育直接受自然界气候季节变化的制约，所以农业生产的运作必须与气候季节变化的节奏保持一致，提出不违农时，“顺时宣气”，自觉地把农业置于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之上。［2］顺“时”的要求也贯彻到其他农业生产领域，先秦时期古人就倡导“以时禁发”，对野生动植物进行保护性采集利用，不允许焚林而蒐、竭泽而渔，使人们能够长久持续地利用它们。
中国传统农学“地力常新壮”论是农业生态系统学的雏形。中国古代人民采取了多种手段改良、恢复地力、培肥土壤，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则是施肥。［2］在中国传统农业中，施肥还是废弃物质资源化，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的关键一环。
中国传统农业种植制度既重视“相继以生成”，又强调“相资以利用”。“相继以生成”一方面实行轮作倒茬、间作套种，扩大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时间，以至“种无虚日”，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相资以利用”亦把更多的生产项目配合在一起，据《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形成“农-桑-鱼-畜”相结合的模式：圩外养鱼，圩上植桑，圩内种稻，又以桑叶饲羊，羊粪壅桑，或以大田作物的副产品或废脚料饲畜禽，畜禽粪作肥料或饲鱼，塘泥肥田种禾等。［2］
古代农学家还认识到建立在自然再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生产是有限度的，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生之有道，用之有节”，即人们对物力的使用不能超越自然界和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否则就会出现难以为继的危机。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专门讨论了节用备荒的问题；《汉书》贾谊语“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 ［2］。
（二）传统农业所蕴含的“朴素”循环经济理念
前面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解析可以看出，传统农业包含了与现在提倡的“循环经济”相一致的丰富的生态理念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古人强调“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就是把农业视为由相互依存的天、地（农业环境）、人（农业主体）、稼（农业对象）组成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农业生产建立在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之上，“顺时宣气，蕃阜庶物”更加精确地阐述了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统一性，这是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实践的理论基础，它与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强调的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相吻合；［2］中国古农学家倡导的“生之有道，用之有节”，精耕细作的做法，从对资源的保护及合理利用视角看，正是符合循环经济“减量化”原则；中国传统农业不但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也十分重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共生互养、相生相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相资以利用”的模式，明末清初的“农-桑-鱼-畜”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巧妙地利用水陆资源和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互养关系，组成合理的食物链和能量流，形成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较高的人工生态系统。堪称今日所提倡的生态农业的雏形，也正是“再利用”原则的生动体现，直至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循环经济的“资源化”原则是要求在生产过程的末端把“废弃物”变成再生资源。如前所述，“变恶为美”、“余气相培”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的重要特征。城乡生产和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废弃物”都被用作肥料，返回土壤，参加“再循环”，正是这种实践，使历史上的中国能把大量原来条件恶劣的土地改造为良田，能够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既保持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又保持地力的长盛不衰，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传统农业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得以持续发展，中华文明才得以延续从未中断，创造了世界古代文明史的奇迹。鉴于此，国内学者温铁军曾指出：中国传统农业本来就是循环经济、有效经济；本来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二、现代农业生态与循环经济发展是对传统农业的“理性”回归
（一）发展生态农业与循环是现代农业经济的必然选择
在现代“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我国人口和消费的增长以及城市化进程的盲目加快，土地资源被大量占用，水资源被过量开采，造成农业资源的日益短缺。在农业资源短缺的情况下盲目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必将导致化学品等物化劳动投入的增加。如今我国已经超额实现了农业的化肥化，虽然短期内有利于农业产量和效益目标，但另一方面却严重破坏了城乡生态，引发了难以逆转的食品不安全问题。［3］农业和农村也正在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放弃单纯追求GDP，强调科学发展观，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作为农业大国，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加快发展生态农业的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因而，大力发展农业生态经济与循环已经成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选择。
（二）需要实现对传统农业的“理性”回归
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发展现代农业生态经济就是对传统农业的“回归”？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虽然传统农业包含了“朴素”的生态思想，然而，由于社会历史发展水平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局限，传统农业始终无法摆脱“资源依存型”的束缚，随着现代物质社会的发展与人口激增，传统农业并不能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总体上看，传统农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在这种经济体系中技术和资源长期保持相对稳定，各种生产要素已达到适应的最佳配合。一方面，物质和能量的低层次循环不能完全激发其内部发展的潜力；另一方面，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偏重于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劳动者文化素质较差，农业技术停滞不前，新生产资源因素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微乎其微。从而造成了传统农业对外部环境依赖性较强，土地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低下。［4］
第二，即便是充满生态睿智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由于缺乏系统总结、改进与创新，在土地等生产资源日益紧缺的条件下，也不能够很好创造出经济和生态的双重效益。有许多经验式传统农业生产技术需要用现代科学阐发其机理，改进其操作，并使之标准化和精确化。例如，我国在“驱鸭治蝗”基础上创造的稻田养鸭的生产方式本是很有价值的农业生态技术，却始终处于原始的、自生自灭的状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总结，反而从国外引进“稻鸭共作”的生态技术。再如，中国传统农家肥技术，虽然体现了废物资源化的理念，但由于积制手段落后，存在极易形成有机肥料养分低、体积大,无害化程度低、污染大,生产有机肥劳动效益低、强度大等弊端，其加工工艺急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予以改进和提高，否则，在成本意识的驱使下生产者必然趋向于使用化肥。
此外，由于传统农业除了依靠绿色植物吸收太阳能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外源能的投入，劳动生产率低，而且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况且在传统的农业体系中机械化、设施化和产品加工等都还没有应用和形成。所以传统农业的发展是缓慢的，有时甚至是停滞的，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无法满足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这种状况迫使传统农业不能不有所变革，不能不寻求实现现代生态农业的新途径。
从经济学的合理性考虑，现代农业发展一般以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为特征。但是如果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经济综合效益来看，越是规模化的大型现代种植业、畜牧业造成的污染越严重；尤其是在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条件下，盲目照搬西方国家以规模生产追求农业规模收益的模式，其结果只能是化学农业方式的进一步加强［3］。因此，我们发展农业生态经济既不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简单“回归”，也不应是目前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模式的“拷贝”。它是传统农业生态理念的延伸和对现有农业生产模式的革新，也就是说，是对传统农业的“理性回归”，其“理性”则体现在必须要依靠技术创新,用生态学的观念改造传统农业，促使我国农业由“资源依存型”向“科技依存型”转变。
资源短缺和市场需求是农业生态经济与循环的根本引导力，而农业循环的根本推动力就是技术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农业生态经济与循环是一种全新的技术范式选择，它与传统农业的根本区别在于技术范式的生态化转向与创新。
三、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技术范式创新策略
（一）农业循环经济是技术范式的创新
农业循环经济是在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产品生命周期中减少资源、物质的投入量,减少废弃物的产生排放量, 实现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双赢”的经济模式。现代农业生态经济与循环强调，在深刻认识农业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以环境保护为目标, 以农业资源节约和物质循环利用为手段,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经济可行的前提下,实现农业资源边际收益最大化、农业废弃物排放和环境污染最小化。遵循减量化(reduce ) 、再利用(reuse)和资源化(resource) 原则。［1，5］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一种生态型经济模式，循环农业是以更好的经济效益为最终目的，而效益的重要基础则是技术的效率,因此,科学技术必然成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6］技术范式的概念是G•多西（1982年）在研究技术创新理论时提出的。它不是指某一具体的单个技术，而是技术共同体共同持有的思想和技术体系的模式。每一种技术都被其技术范式支配。因此，从技术范式的角度来看，农业循环经济实质上就是一种新的技术范式。［7］
美国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8］曾提出了一个简单却强有力的观点：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负担(EB) 是人口(P) 、富裕程度(A) 和技术(T)三个变量的函数。三个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环境负担的总量,如下式表示：
EB = P ×A ×T
A＝富裕程度，P＝消费水平，T＝价值的创造方式
要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降低环境负担总量。减少人口数量很难实行,降低富裕程度将会导致贫困化，又会使人口增加。于是，只有变革当前创造财富的技术范式。［9］
资本、劳动力和土地是传统农业经济学的三大要素,而科学技术、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是循环经济中的要素,在这诸多要素中,科学技术又是第一位的。传统农业所存在的“弊端”究其根本是技术范式的低水平循环，以及由此导致的技术状态的整体“停滞”。［8］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西奥多•舒尔茨在其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明确指出，传统农业“技术状态必须得以改变，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只有通过技术范式的创新才能突破传统农业技术的局限，顺利实现农业生态经济与循环。
（二）技术范式的“四维”创新策略
从宏观层面来看，循环经济技术范式的价值观认知、制度保障、技术体系和技术扩散是决定技术范式创新效果的关键问题，据此提出我国循环经济技术范式的“四维”创新策略：
1.认知维——实现技术范式创新的生态学价值转向。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它的工具指向性联系着外部环境,它的主体外化性依附着人类,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技术的价值具有对主体的满足和对客体的改造双重作用。一般来说,对自然客体的改造与对人类自身的满足是成正比的。但是当越过了某一“临界点”时,对自然客体的改造与对人类自身的满足成反比,人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越深刻,反而使得人不能从中得到满足和愉悦了。［8］科学技术的“双刃剑”特性已经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凸现出来，化学工业、农药和化肥等的广泛应用，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财富,但也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人类生存环境和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与传统农业技术改进不同，循环经济模式下技术创新增加了环境和资源方面的目标指向［9］，美国环境保护专家巴里•康芒纳博士认为要从高度关注技术创新的商业成功转变到高度关注技术创新的环境影响,实现技术效益化向技术生态化的范式转换。［10］在这种价值观下，技术创新的目的是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评估技术创新成本时要同时把生态成本考虑进去，当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发生冲突时，经济效益服从生态效益。
2.制度维——构建技术范式创新的保障体制。
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市场需求或者市场竞争。由于环境和资源的外部经济特征，循环经济技术范式创新将更多来自于政府的推动和激励，所以，必须建立相应的技术范式创新体制。［11］首先，政府建立促进农业循环经济技术创新的激励性法规、市场规范性法规和知识产权保护性法规等法律体系，同时，政府要研究制定适应新形势的财政、税收、金融、产业等政策，引导农业生产者或农业组织注重使用和导入创新技术，共同形成富有活力的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和激励创新的政策环境。其次，建立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的技术创新组织体系。包括创建循环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社会、法律环境的政府主体、从事循环经济技术创新基础性研究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提供资金保障的多元化投资主体以及技术评估、金融服务、公共信息平台、技术交易、法律咨询等中介组织。在这样一个多元主体的组织体系中每个主体既有分工和竞争，也有协调，共同形成了循环经济的技术范式创新保障体制。
3.技术维——调整技术范式的创新体系。
加强先进“适用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和关键性高新技术的创新与开发。传统农业技术停滞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先进“适用技术”。这种“适用技术”应该具备以下特点：（1）适合传统农业中劳动力充足、资本稀缺、生产规模小及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现代生产技术知识有限等状况；（2）技术简单、费用低廉、不发生劳动替代而提高农业生产率的能力；（3）具有增加产出和提高收入的潜力。开发适用技术对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土地质量、耕作经营方式差异较大的农业生产状况极具现实意义。［12］如:保护性耕作技术、激光平地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家庭沼气技术等都是农村循环经济发展的较好的先进“适用技术”。［13，14］农业循环的核心是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因此，资源利用和再利用就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技术问题。充分运用现代农业生物、工程技术的方法大力开发资源化和无害化农业技术，重点推广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农业洁净生产技术、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农业机械化工程集成技术、相关产业链接技术等。［15，16］
4.传播维——建立有效的创新技术范式扩散机制。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认为，当技术创新群相互结合,并和旧的技术体系的某些部分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新的技术体系。这一阶段称为新技术的扩散阶段。［17］发展循环经济就是创新技术范式的扩散。发展农业生态经济与循环就是要用新的技术范式替代传统农业的技术体系。然而在实践中这种替代过程却存在诸多障碍。首先是作为技术应用主体的农民无法承担采用新技术范式的风险与成本。这是由农民的决策目标所决定的。作为生产者, 他们有改进技术,提高收入的愿望,可小生产经营模式又使其无力承担技术更新的成本,面对市场风险，农民往往在种与不种、养与不养之间做选择,较少在提高质量、改造技术上下功夫［16］；其次，资本市场的缺陷、信贷条件过高也限制了改造传统农业的资本保障。再次，循环经济技术范式的扩散与传统技术扩散的特点不同，传统技术能够给生产者带来直接的市场报酬，而新技术范式的推广虽然有一部分能增加收入，但是应用成本的加大，使得以分散经营方式为主的大多数农民难以从中获得足够的绿色利润，从而影响了他们推动技术扩散的积极性。可见，传统的农业系统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营为特征，不利于循环经济技术范式的扩散，况且新技术范式的扩散并不只是单项技术的推广，必须探索建立循环经济技术范式传播的途径和方法。
Aitken 和Harrison,Sjoholm ,Harris 和Robinson等认为，生产者的空间集聚利于技术的扩散。［18-20］技术扩散首先是技术信息的扩散,其次是技术实施的扩散,前者对后者有重要影响,只有潜在使用者对循环技术内容、使用效果有充分的了解,它们才有可能积极吸收新的循环技术, 从而加快循环技术扩散速度。［21］根据Mansfied的传染模型,技术扩散过程中,采纳者数量增加会增大潜在采纳者随后采纳可能性，对于农业生产者尤其如此。因此，笔者认为“生产者联盟”式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生态园区建设是促进循环经济技术范式扩散的有效载体。［22］例如，单个企业(农户)的清洁生产和场内循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会形成场内无法消解的一部分废料和副产品,需要到场外去组织物料循环,而通过以沼气为纽带, 将沼气池、畜(禽)舍、厕所和日光温室有机组合的农业生态园区建设,就可以实现产气、积肥同步, 种植、养殖并举, 取得能流、物流和社会诸方面的综合效益；而“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市场”的农业产业经营模式，通过区域内相关生产者之间的耦合、协作，可以加大产业循环链，拓宽经营效益空间，促进清洁生产技术和废弃物资源化技术等创新技术的渗透、传播，从而推动循环经济技术范式的扩散。
在上述“四维”创新策略中，认知维是基础，制度维是保障，技术维是手段，传播维是载体。它们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构成技术范式创新的有效机制，全面推动传统农业改造进程，并最终促进新的技术范式——现代农业生态与循环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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