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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内部称自己为编辑，网上有人称我们这样的攒书人为撰稿人、枪手、码字工，在日本，攒书人还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影子作家。”
饱受诟病的图书市场又迎来了一轮非议。而此次的问题，难以置信地出在了少儿图书上。
近日，中宣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五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少儿出版管理和市场整治，“给全国少年儿童一个承诺，向天下父母有个交代”。
五部门联手出击整肃少儿图书出版市场，为历年所鲜见。此次整顿缘于当前一些少儿出版物存在内容低俗、质量低劣、价格虚高等问题，有的甚至含有凶杀暴力、淫秽色情内容，严重危害少年儿童身心健康。五部门的联合通知提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家长、教师早已对上述问题反映强烈。”
“像《不倒过来念的是猪》、《我们YY吧》这类图书，对孩子的危害程度相较毒奶粉没有区别。”谈及此次整治活动，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说，“少儿类图书市场的确该整治了，此次五部门联合查处，惩治了几家违规出版社，至少能净化一下少儿类图书出版环境。”
事实上，10多年来，日益繁荣的图书出版市场出现了不少垃圾出版物，近年逐渐渗透到“给孩子看的书”上也并非偶然。这些“垃圾书”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攒出“垃圾书”
《民生周刊》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多数实体书店、网络电商对此次被查处的问题图书都已做了下架处理，但淘宝上仍有10余家网店还在销售。
《我们YY吧》是此次被查出的问题图书中的一本。记者在一家淘宝店购买了这本书，翻阅后发现，该书内容以漫画为主，详细介绍了上吊、跳楼、溺水等10种自杀方式，其间还夹杂着色情淫秽文字。“死亡原理、痛苦程度、死亡成功率、道具……”针对每一种自杀方式，该书作者都列出了这样几部分内容。
一位家长调侃说，读了这种内容低俗、质量低劣、有凶杀暴力和淫秽色情情节的作品，无疑是让孩子“败”在起跑线上。
谈到图书市场现状时，多位出版从业者普遍认为，近几年图书市场比较繁荣，出版了大量优秀出版物，但同时“垃圾书”多，问题也比较多。“无错不成书，文字、图片、内容方面错误率较高。”“图书市场存在着假翻译、假作者、假引进等问题。”“跟风出版，同质化现象严重，一本图书有几十种甚至百余个版本。”
同质化是多位出版业内人士普遍提及的问题，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在当当网，记者输入“正能量”这一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最近一年出版的“正能量”相关图书超过百种。《团队正能量》、《培养正能量职工》、《好员工散发正能量》等书名雷同，读者难以辨别优劣。
“这种‘跟风书’以次充好扰乱市场，也误导了读者。”湖北崇文书城总经理刘成名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近期本店在清理同质化严重的图书，对那些跟风出版、重复出版的图书要进行下架处理，此举是为方便读者挑选优质图书。”
作为直接面对读者的终端渠道，图书馆的表现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读者对“垃圾书”的态度。
“二八定律在馆配图书借阅率方面是常见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刘春鸿说，只有20%的图书借阅率较好，供不应求，而50%属于低借阅部分，还有大约30%的图书从未被借阅。
“30%的零借阅率和50%的低借阅率，充分表明这些图书不被读者所接受，这是值得出版单位认真思考的问题。”刘春鸿说。
“现在‘垃圾书’太多，平时工作较忙，值得花时间读的好书太少了。”在北京图书大厦，正在挑书的孟女士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有些书的封面、书名很有吸引力，但买回家后发现内容粗制滥造，根本不值得读。“现在买书比先前慎重一些了，我一般看几页内容后才会决定是否购买。”
此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31个省、市、区的9116人进行了一项题为“你遇到过垃圾书吗”的在线调查，调查结果显示，73.2%的受访者直言当下“垃圾书”很多，其中34.2%的人认为“非常多”。
这份调查是否客观？什么样的图书是“垃圾书”？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说，读者的这种感受是符合当下图书出版现状的。
“关于‘垃圾书’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概念，但一般来说，内容、编校、装帧、印刷等几方面如果不符合质量管理规范，就可称为‘垃圾书’。”李学谦说。
造成“垃圾书”出现的原因很多，但多位图书出版人士认为，在所有原因中“攒书”危害最大。
职业“攒书人”
24岁的孙文倩（化名）去年毕业于黑龙江一所大学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后，她选择到北京打拼，现在就职于海淀区一家专门从事“攒书”业务的公司。
“我们内部称自己为编辑，网上有人称我们这样的攒书人为撰稿人、枪手、码字工。”谈及自己的职业，孙文倩对《民生周刊》记者说，“在日本，攒书人还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影子作家。”
百度百科对“攒书”一词的解释是，指攒书者用复制、粘贴的办法，摘抄别人的成果出书，按照当时的热门行情，起个能吸引人的好书名，再把提纲分给多人同时编写，各章节一气呵成，最快甚至几天就能攒好一本书。
“这个解释太准确了。”孙文倩笑着说，“从市场买回一本畅销书作为参考，一人一天能写1到2万字，3、4个人几天就能赶出一本书来。”
“所谓参考就是‘改写’，内容基本不变，就是换个说法。”孙文倩这样向《民生周刊》记者描述“攒书”的生产工艺。
“‘攒书’其实也就是‘改版权’。”她补充道，“现在版权查得严，这样‘改写’后就不会产生版权纠纷，所以这工作也叫‘改版权’，许多图书工作室都是这样操作。”
全国共有多少“攒书”机构呢？《出版人》杂志2005年刊登的一篇文章提及，当时全国图书工作室大约有8500家。 俞晓群则认为，现在数目会更多，“攒书”机构估计早已过万家，其中有半数“潜伏”在北京。“许多工作室没有注册，即使注册，名字也往往不是图书出版公司，而是以文化、广告、排版设计等名称出现。”他补充道。
与这一庞大数字相比，全国正规出版社数量仅有580余家。这是否意味着，大量图书是被“攒”出来的？
“我国每年申报的新书选题大约25万种，占全世界图书选题申报总数的四分之一。然而，目前出版社的选题、作者、编辑等出版资源显然难以支撑这个出版规模。有些不负责任的出版社就会求助于‘攒书’机构。”李学谦说。
通过万家“攒书”机构“改写”出来的书，可想而知质量能否得到保证。“多数为垃圾书，侵权、质量低下，甚至有些内容低俗，教人溜须拍马、拉关系等。有些还伪造作者姓名，甚至假托古人或外国人之名。”谈到那些“改写”出来的书，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张金如此评价。
对于“攒书”这一行为，李学谦愤怒地说：“这哪里是出版，分明是出版领域的造假行为。”
前不久，一所乡村小学获得了某扶助基金会“爱心书屋”项目的捐助，师生们很高兴，以为再也不用为读不到书而发愁了。可是，当他们整理好心人捐献的图书时，却发现几乎没有一本是有营养的严肃作品，几乎全是教人如何快速发财、如何通过捷径攀上成功巅峰之类的垃圾图书。
不仅如此，书中“语法错误众多且不说，有些书前后讲述的观点竟自相矛盾”。“基本可以判断这些书的内容大部分摘抄自网络，这不是‘垃圾书’是什么？”那所受捐小学的老师极为愤怒。
“攒书毁了图书市场，毁了出版业，也毁了年轻编辑。”张金说，“攒书”现象几乎存在于所有门类图书，少儿类和教辅图书是重灾区。“教辅图书利润空间大，少儿书市场好、编辑门槛低。”
码洋论英雄
“虽然大量‘垃圾书’是由‘攒书’机构生产的，根源却在出版社。”这是几位出版业内人士的“共识”。
“有一种怪现象是出版社不出书。”俞晓群向《民生周刊》记者指出，“有些出版社策划能力丧失，自己没有能力出版图书。或与‘攒书’机构合作出版，或直接卖书号，选题策划全靠攒书机构提供。把关不严格，作者水平下降，由此造出‘垃圾’来。”
业内人士将这类出版社描述为“空壳出版社”、“来料加工工厂”、“书号贩卖公司”等等。
“也有些出版社急功近利，片面追求数量，考核只关注利润指标，对图书内容把关不严，这也是造成‘垃圾书’增多的原因。”张金对《民生周刊》记者分析说，“从编辑人员的工作量就能窥见一斑。上世纪80、90年代，每个编辑规定的年工作量是5个书号，折合下来就是70万字，而现在不少编辑的年工作量已经超过700万字。”
“这样的工作量要求，质量可想而知。”张金说。
近些年，我国图书出版数量增长迅速。《民生周刊》记者查阅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12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2年，图书品种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全国共出版图书41.4万种，同比增加4.4万种，增长12%。其中，新版图书24.2万种，增长16.6%。
“出版集团改制上市，打造‘双百亿’集团，‘做大做强’，这几年，集团化的步伐很快，带来了图书出版行业的快速发展。”张金谈到，有些出版单位盲目上品种，要规模，一味追求销售码洋（图书价值计量称谓，指全部图书定价总额——记者注）和利润，但培养成熟的优秀编辑、编写优秀书稿都需要时间和过程，数量激增的后果是牺牲了图书质量。
耕林童书馆总编辑敖德认为，制造“垃圾书”的首要原因，是出版单位利益化。敖德说：“许多出版机构在价值导向上出了问题，缺乏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只看书的销量，单纯以码洋论英雄。只要卖得好，就是好书，就能够得到无限的荣光和利益。”
破题之难
“现在几乎所有出版社都来抢食少儿图书出版这块诱人的‘蛋糕’，但内容却难以保证。应该重新考虑少儿图书出版的专业化。”俞晓群对《民生周刊》记者说。
“专业化有利于加强自主审查，能在内容上有所限制。”俞晓群说，因为少儿图书有其特有的底线，有些内容不适合儿童阅读。有些非专业少儿出版单位，既缺乏相关训练，又没有这方面的职业操守，这是造成少儿图书问题严重的原因。
“全国共有580家出版社，就有500余家出版儿童书。”河北大学出版研究所副所长杜恩龙说，其中有一些出版社甚至没有童书编辑，业务与儿童出版毫不相干。这实际上是出版社缺乏准确定位，追名逐利，什么书挣钱就出什么书，没有坚守，从而导致没有出版特色，品牌难以树立。
“出版社没有操守，出版烂书在所难免。当务之急是出版社要有品格、有操守。定位一旦确定，几十年一直不变，这才能在专业领域形成品牌。”杜恩龙说。
“10年来，我国图书出版产业一路高歌，去年出版了40多万种图书。”张金谈到，书越出越多，读者却感觉好书不多。多数“垃圾书”不被读者接受，难逃沦为“死书”的命运。“出版社该做做‘减法’了。当下应该减少数量，在提高图书质量上下工夫。”
“解决两大问题，将有利于图书质量的提升。”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研究员鲍红对《民生周刊》记者说，“一是图书出版的双轨制，二是图书销售的寄销制。”
图书出版行业目前存在两个出版主体，国有出版社和民营图书公司。国有出版社虽然资源较多，但机制僵化，动力不足，很少进行市场调研，而是大量出版有经费赞助的图书，往往不考虑读者的需求；民营公司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部分公司追求短平快，生产较多快餐产品，图书质量不高，缺少留存价值。
寄销制的销售体制下，出版商广种薄收，希望以大量品种挤占书架，会放松对质量的把关；销售商不用承担销售风险责任，因此不会“在意”图书质量。“寄销制也为‘垃圾书’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谈及出版环境的治理，杜恩龙说，监管部门、媒体和书评界应该负起责任，对“垃圾书”形成围剿之势，加大对“垃圾书”查处、曝光、批评的力度，从而逐步减少“垃圾书”的出版。
不过，在耕林童书馆总编辑敖德看来，堵的方式是无法灭绝垃圾读物的。
“正如药品再好也不如身体好不生病。”敖德说，“以包容开放的心态接纳一切优秀的文化，加强阅读的广度和深度，才能提高社会各层面对出版物的免疫力，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饱受诟病的图书市场又迎来了一轮非议。而此次的问题，难以置信地出在了少儿图书上。
近日，中宣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五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少儿出版管理和市场整治，“给全国少年儿童一个承诺，向天下父母有个交代”。
五部门联手出击整肃少儿图书出版市场，为历年所鲜见。此次整顿缘于当前一些少儿出版物存在内容低俗、质量低劣、价格虚高等问题，有的甚至含有凶杀暴力、淫秽色情内容，严重危害少年儿童身心健康。五部门的联合通知提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家长、教师早已对上述问题反映强烈。”
“像《不倒过来念的是猪》、《我们YY吧》这类图书，对孩子的危害程度相较毒奶粉没有区别。”谈及此次整治活动，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说，“少儿类图书市场的确该整治了，此次五部门联合查处，惩治了几家违规出版社，至少能净化一下少儿类图书出版环境。”
事实上，10多年来，日益繁荣的图书出版市场出现了不少垃圾出版物，近年逐渐渗透到“给孩子看的书”上也并非偶然。这些“垃圾书”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攒出“垃圾书”
《民生周刊》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多数实体书店、网络电商对此次被查处的问题图书都已做了下架处理，但淘宝上仍有10余家网店还在销售。
《我们YY吧》是此次被查出的问题图书中的一本。记者在一家淘宝店购买了这本书，翻阅后发现，该书内容以漫画为主，详细介绍了上吊、跳楼、溺水等10种自杀方式，其间还夹杂着色情淫秽文字。“死亡原理、痛苦程度、死亡成功率、道具……”针对每一种自杀方式，该书作者都列出了这样几部分内容。
一位家长调侃说，读了这种内容低俗、质量低劣、有凶杀暴力和淫秽色情情节的作品，无疑是让孩子“败”在起跑线上。
谈到图书市场现状时，多位出版从业者普遍认为，近几年图书市场比较繁荣，出版了大量优秀出版物，但同时“垃圾书”多，问题也比较多。“无错不成书，文字、图片、内容方面错误率较高。”“图书市场存在着假翻译、假作者、假引进等问题。”“跟风出版，同质化现象严重，一本图书有几十种甚至百余个版本。”
同质化是多位出版业内人士普遍提及的问题，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在当当网，记者输入“正能量”这一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最近一年出版的“正能量”相关图书超过百种。《团队正能量》、《培养正能量职工》、《好员工散发正能量》等书名雷同，读者难以辨别优劣。
“这种‘跟风书’以次充好扰乱市场，也误导了读者。”湖北崇文书城总经理刘成名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近期本店在清理同质化严重的图书，对那些跟风出版、重复出版的图书要进行下架处理，此举是为方便读者挑选优质图书。”
作为直接面对读者的终端渠道，图书馆的表现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读者对“垃圾书”的态度。
“二八定律在馆配图书借阅率方面是常见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刘春鸿说，只有20%的图书借阅率较好，供不应求，而50%属于低借阅部分，还有大约30%的图书从未被借阅。
“30%的零借阅率和50%的低借阅率，充分表明这些图书不被读者所接受，这是值得出版单位认真思考的问题。”刘春鸿说。
“现在‘垃圾书’太多，平时工作较忙，值得花时间读的好书太少了。”在北京图书大厦，正在挑书的孟女士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有些书的封面、书名很有吸引力，但买回家后发现内容粗制滥造，根本不值得读。“现在买书比先前慎重一些了，我一般看几页内容后才会决定是否购买。”
此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31个省、市、区的9116人进行了一项题为“你遇到过垃圾书吗”的在线调查，调查结果显示，73.2%的受访者直言当下“垃圾书”很多，其中34.2%的人认为“非常多”。
这份调查是否客观？什么样的图书是“垃圾书”？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说，读者的这种感受是符合当下图书出版现状的。
“关于‘垃圾书’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概念，但一般来说，内容、编校、装帧、印刷等几方面如果不符合质量管理规范，就可称为‘垃圾书’。”李学谦说。
造成“垃圾书”出现的原因很多，但多位图书出版人士认为，在所有原因中“攒书”危害最大。
职业“攒书人”
24岁的孙文倩（化名）去年毕业于黑龙江一所大学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后，她选择到北京打拼，现在就职于海淀区一家专门从事“攒书”业务的公司。
“我们内部称自己为编辑，网上有人称我们这样的攒书人为撰稿人、枪手、码字工。”谈及自己的职业，孙文倩对《民生周刊》记者说，“在日本，攒书人还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影子作家。”
百度百科对“攒书”一词的解释是，指攒书者用复制、粘贴的办法，摘抄别人的成果出书，按照当时的热门行情，起个能吸引人的好书名，再把提纲分给多人同时编写，各章节一气呵成，最快甚至几天就能攒好一本书。
“这个解释太准确了。”孙文倩笑着说，“从市场买回一本畅销书作为参考，一人一天能写1到2万字，3、4个人几天就能赶出一本书来。”
“所谓参考就是‘改写’，内容基本不变，就是换个说法。”孙文倩这样向《民生周刊》记者描述“攒书”的生产工艺。
“‘攒书’其实也就是‘改版权’。”她补充道，“现在版权查得严，这样‘改写’后就不会产生版权纠纷，所以这工作也叫‘改版权’，许多图书工作室都是这样操作。”
全国共有多少“攒书”机构呢？《出版人》杂志2005年刊登的一篇文章提及，当时全国图书工作室大约有8500家。 俞晓群则认为，现在数目会更多，“攒书”机构估计早已过万家，其中有半数“潜伏”在北京。“许多工作室没有注册，即使注册，名字也往往不是图书出版公司，而是以文化、广告、排版设计等名称出现。”他补充道。
与这一庞大数字相比，全国正规出版社数量仅有580余家。这是否意味着，大量图书是被“攒”出来的？
“我国每年申报的新书选题大约25万种，占全世界图书选题申报总数的四分之一。然而，目前出版社的选题、作者、编辑等出版资源显然难以支撑这个出版规模。有些不负责任的出版社就会求助于‘攒书’机构。”李学谦说。
通过万家“攒书”机构“改写”出来的书，可想而知质量能否得到保证。“多数为垃圾书，侵权、质量低下，甚至有些内容低俗，教人溜须拍马、拉关系等。有些还伪造作者姓名，甚至假托古人或外国人之名。”谈到那些“改写”出来的书，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张金如此评价。
对于“攒书”这一行为，李学谦愤怒地说：“这哪里是出版，分明是出版领域的造假行为。”
前不久，一所乡村小学获得了某扶助基金会“爱心书屋”项目的捐助，师生们很高兴，以为再也不用为读不到书而发愁了。可是，当他们整理好心人捐献的图书时，却发现几乎没有一本是有营养的严肃作品，几乎全是教人如何快速发财、如何通过捷径攀上成功巅峰之类的垃圾图书。
不仅如此，书中“语法错误众多且不说，有些书前后讲述的观点竟自相矛盾”。“基本可以判断这些书的内容大部分摘抄自网络，这不是‘垃圾书’是什么？”那所受捐小学的老师极为愤怒。
“攒书毁了图书市场，毁了出版业，也毁了年轻编辑。”张金说，“攒书”现象几乎存在于所有门类图书，少儿类和教辅图书是重灾区。“教辅图书利润空间大，少儿书市场好、编辑门槛低。”
码洋论英雄
“虽然大量‘垃圾书’是由‘攒书’机构生产的，根源却在出版社。”这是几位出版业内人士的“共识”。
“有一种怪现象是出版社不出书。”俞晓群向《民生周刊》记者指出，“有些出版社策划能力丧失，自己没有能力出版图书。或与‘攒书’机构合作出版，或直接卖书号，选题策划全靠攒书机构提供。把关不严格，作者水平下降，由此造出‘垃圾’来。”
业内人士将这类出版社描述为“空壳出版社”、“来料加工工厂”、“书号贩卖公司”等等。
“也有些出版社急功近利，片面追求数量，考核只关注利润指标，对图书内容把关不严，这也是造成‘垃圾书’增多的原因。”张金对《民生周刊》记者分析说，“从编辑人员的工作量就能窥见一斑。上世纪80、90年代，每个编辑规定的年工作量是5个书号，折合下来就是70万字，而现在不少编辑的年工作量已经超过700万字。”
“这样的工作量要求，质量可想而知。”张金说。
近些年，我国图书出版数量增长迅速。《民生周刊》记者查阅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12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2年，图书品种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全国共出版图书41.4万种，同比增加4.4万种，增长12%。其中，新版图书24.2万种，增长16.6%。
“出版集团改制上市，打造‘双百亿’集团，‘做大做强’，这几年，集团化的步伐很快，带来了图书出版行业的快速发展。”张金谈到，有些出版单位盲目上品种，要规模，一味追求销售码洋（图书价值计量称谓，指全部图书定价总额——记者注）和利润，但培养成熟的优秀编辑、编写优秀书稿都需要时间和过程，数量激增的后果是牺牲了图书质量。
耕林童书馆总编辑敖德认为，制造“垃圾书”的首要原因，是出版单位利益化。敖德说：“许多出版机构在价值导向上出了问题，缺乏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只看书的销量，单纯以码洋论英雄。只要卖得好，就是好书，就能够得到无限的荣光和利益。”
破题之难
“现在几乎所有出版社都来抢食少儿图书出版这块诱人的‘蛋糕’，但内容却难以保证。应该重新考虑少儿图书出版的专业化。”俞晓群对《民生周刊》记者说。
“专业化有利于加强自主审查，能在内容上有所限制。”俞晓群说，因为少儿图书有其特有的底线，有些内容不适合儿童阅读。有些非专业少儿出版单位，既缺乏相关训练，又没有这方面的职业操守，这是造成少儿图书问题严重的原因。
“全国共有580家出版社，就有500余家出版儿童书。”河北大学出版研究所副所长杜恩龙说，其中有一些出版社甚至没有童书编辑，业务与儿童出版毫不相干。这实际上是出版社缺乏准确定位，追名逐利，什么书挣钱就出什么书，没有坚守，从而导致没有出版特色，品牌难以树立。
“出版社没有操守，出版烂书在所难免。当务之急是出版社要有品格、有操守。定位一旦确定，几十年一直不变，这才能在专业领域形成品牌。”杜恩龙说。
“10年来，我国图书出版产业一路高歌，去年出版了40多万种图书。”张金谈到，书越出越多，读者却感觉好书不多。多数“垃圾书”不被读者接受，难逃沦为“死书”的命运。“出版社该做做‘减法’了。当下应该减少数量，在提高图书质量上下工夫。”
“解决两大问题，将有利于图书质量的提升。”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研究员鲍红对《民生周刊》记者说，“一是图书出版的双轨制，二是图书销售的寄销制。”
图书出版行业目前存在两个出版主体，国有出版社和民营图书公司。国有出版社虽然资源较多，但机制僵化，动力不足，很少进行市场调研，而是大量出版有经费赞助的图书，往往不考虑读者的需求；民营公司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部分公司追求短平快，生产较多快餐产品，图书质量不高，缺少留存价值。
寄销制的销售体制下，出版商广种薄收，希望以大量品种挤占书架，会放松对质量的把关；销售商不用承担销售风险责任，因此不会“在意”图书质量。“寄销制也为‘垃圾书’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谈及出版环境的治理，杜恩龙说，监管部门、媒体和书评界应该负起责任，对“垃圾书”形成围剿之势，加大对“垃圾书”查处、曝光、批评的力度，从而逐步减少“垃圾书”的出版。
不过，在耕林童书馆总编辑敖德看来，堵的方式是无法灭绝垃圾读物的。
“正如药品再好也不如身体好不生病。”敖德说，“以包容开放的心态接纳一切优秀的文化，加强阅读的广度和深度，才能提高社会各层面对出版物的免疫力，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