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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内部称自己为编辑,网上有人称我们这样的攒书人为撰稿人、枪手、码字工,在日本,攒书人还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影子作家。”
饱受诟病的图书市场又迎来了一轮非议。而此次的问题,难以置信地出在了少儿图书上。
近日,中宣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五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少儿出版管理和市场整治,“给全国少年儿童一个承诺,向天下父母有个交代”。
五部门联手出击整肃少儿图书出版市场,为历年所鲜见。此次整顿缘于当前一些少儿出版物存在内容低俗、质量低劣、价格虚高等问题,有的甚至含有凶杀暴力、淫秽色情内容,严重危害少年儿童身心健康。五部门的联合通知提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家长、教师早已对上述问题反映强烈。”
“像《不倒过来念的是猪》、《我们YY吧》这类图书,对孩子的危害程度相较毒奶粉没有区别。”谈及此次整治活动,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说,“少儿类图书市场的确该整治了,此次五部门联合查处,惩治了几家违规出版社,至少能净化一下少儿类图书出版环境。”
事实上,10多年来,日益繁荣的图书出版市场出现了不少垃圾出版物,近年逐渐渗透到“给孩子看的书”上也并非偶然。这些“垃圾书”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攒出“垃圾书”
《民生周刊》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多数实体书店、网络电商对此次被查处的问题图书都已做了下架处理,但淘宝上仍有10余家网店还在销售。
《我们YY吧》是此次被查出的问题图书中的一本。记者在一家淘宝店购买了这本书,翻阅后发现,该书内容以漫画为主,详细介绍了上吊、跳楼、溺水等10种自杀方式,其间还夹杂着色情淫秽文字。“死亡原理、痛苦程度、死亡成功率、道具……”针对每一种自杀方式,该书作者都列出了这样几部分内容。
一位家长调侃说,读了这种内容低俗、质量低劣、有凶杀暴力和淫秽色情情节的作品,无疑是让孩子“败”在起跑线上。
谈到图书市场现状时,多位出版从业者普遍认为,近几年图书市场比较繁荣,出版了大量优秀出版物,但同时“垃圾书”多,问题也比较多。“无错不成书,文字、图片、内容方面错误率较高。”“图书市场存在着假翻译、假作者、假引进等问题。”“跟风出版,同质化现象严重,一本图书有几十种甚至百余个版本。”
同质化是多位出版业内人士普遍提及的问题,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在当当网,记者输入“正能量”这一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最近一年出版的“正能量”相关图书超过百种。《团队正能量》、《培养正能量职工》、《好员工散发正能量》等书名雷同,读者难以辨别优劣。
“这种‘跟风书’以次充好扰乱市场,也误导了读者。”湖北崇文书城总经理刘成名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近期本店在清理同质化严重的图书,对那些跟风出版、重复出版的图书要进行下架处理,此举是为方便读者挑选优质图书。”
作为直接面对读者的终端渠道,图书馆的表现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读者对“垃圾书”的态度。
“二八定律在馆配图书借阅率方面是常见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刘春鸿说,只有20%的图书借阅率较好,供不应求,而50%属于低借阅部分,还有大约30%的图书从未被借阅。
“30%的零借阅率和50%的低借阅率,充分表明这些图书不被读者所接受,这是值得出版单位认真思考的问题。”刘春鸿说。
“现在‘垃圾书’太多,平时工作较忙,值得花时间读的好书太少了。”在北京图书大厦,正在挑书的孟女士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有些书的封面、书名很有吸引力,但买回家后发现内容粗制滥造,根本不值得读。“现在买书比先前慎重一些了,我一般看几页内容后才会决定是否购买。”
此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31个省、市、区的9116人进行了一项题为“你遇到过垃圾书吗”的在线调查,调查结果显示,73.2%的受访者直言当下“垃圾书”很多,其中34.2%的人认为“非常多”。
这份调查是否客观?什么样的图书是“垃圾书”?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说,读者的这种感受是符合当下图书出版现状的。
“关于‘垃圾书’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概念,但一般来说,内容、编校、装帧、印刷等几方面如果不符合质量管理规范,就可称为‘垃圾书’。”李学谦说。
造成“垃圾书”出现的原因很多,但多位图书出版人士认为,在所有原因中“攒书”危害最大。
职业“攒书人”
24岁的孙文倩(化名)去年毕业于黑龙江一所大学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后,她选择到北京打拼,现在就职于海淀区一家专门从事“攒书”业务的公司。
“我们内部称自己为编辑,网上有人称我们这样的攒书人为撰稿人、枪手、码字工。”谈及自己的职业,孙文倩对《民生周刊》记者说,“在日本,攒书人还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影子作家。”
百度百科对“攒书”一词的解释是,指攒书者用复制、粘贴的办法,摘抄别人的成果出书,按照当时的热门行情,起个能吸引人的好书名,再把提纲分给多人同时编写,各章节一气呵成,最快甚至几天就能攒好一本书。
“这个解释太准确了。”孙文倩笑着说,“从市场买回一本畅销书作为参考,一人一天能写1到2万字,3、4个人几天就能赶出一本书来。”
“所谓参考就是‘改写’,内容基本不变,就是换个说法。”孙文倩这样向《民生周刊》记者描述“攒书”的生产工艺。
“‘攒书’其实也就是‘改版权’。”她补充道,“现在版权查得严,这样‘改写’后就不会产生版权纠纷,所以这工作也叫‘改版权’,许多图书工作室都是这样操作。”
全国共有多少“攒书”机构呢?《出版人》杂志2005年刊登的一篇文章提及,当时全国图书工作室大约有8500家。 俞晓群则认为,现在数目会更多,“攒书”机构估计早已过万家,其中有半数“潜伏”在北京。“许多工作室没有注册,即使注册,名字也往往不是图书出版公司,而是以文化、广告、排版设计等名称出现。”他补充道。
与这一庞大数字相比,全国正规出版社数量仅有580余家。这是否意味着,大量图书是被“攒”出来的?
“我国每年申报的新书选题大约25万种,占全世界图书选题申报总数的四分之一。然而,目前出版社的选题、作者、编辑等出版资源显然难以支撑这个出版规模。有些不负责任的出版社就会求助于‘攒书’机构。”李学谦说。
通过万家“攒书”机构“改写”出来的书,可想而知质量能否得到保证。“多数为垃圾书,侵权、质量低下,甚至有些内容低俗,教人溜须拍马、拉关系等。有些还伪造作者姓名,甚至假托古人或外国人之名。”谈到那些“改写”出来的书,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张金如此评价。
对于“攒书”这一行为,李学谦愤怒地说:“这哪里是出版,分明是出版领域的造假行为。”
前不久,一所乡村小学获得了某扶助基金会“爱心书屋”项目的捐助,师生们很高兴,以为再也不用为读不到书而发愁了。可是,当他们整理好心人捐献的图书时,却发现几乎没有一本是有营养的严肃作品,几乎全是教人如何快速发财、如何通过捷径攀上成功巅峰之类的垃圾图书。
不仅如此,书中“语法错误众多且不说,有些书前后讲述的观点竟自相矛盾”。“基本可以判断这些书的内容大部分摘抄自网络,这不是‘垃圾书’是什么?”那所受捐小学的老师极为愤怒。
“攒书毁了图书市场,毁了出版业,也毁了年轻编辑。”张金说,“攒书”现象几乎存在于所有门类图书,少儿类和教辅图书是重灾区。“教辅图书利润空间大,少儿书市场好、编辑门槛低。”
码洋论英雄
“虽然大量‘垃圾书’是由‘攒书’机构生产的,根源却在出版社。”这是几位出版业内人士的“共识”。
“有一种怪现象是出版社不出书。”俞晓群向《民生周刊》记者指出,“有些出版社策划能力丧失,自己没有能力出版图书。或与‘攒书’机构合作出版,或直接卖书号,选题策划全靠攒书机构提供。把关不严格,作者水平下降,由此造出‘垃圾’来。”
业内人士将这类出版社描述为“空壳出版社”、“来料加工工厂”、“书号贩卖公司”等等。
“也有些出版社急功近利,片面追求数量,考核只关注利润指标,对图书内容把关不严,这也是造成‘垃圾书’增多的原因。”张金对《民生周刊》记者分析说,“从编辑人员的工作量就能窥见一斑。上世纪80、90年代,每个编辑规定的年工作量是5个书号,折合下来就是70万字,而现在不少编辑的年工作量已经超过700万字。”
“这样的工作量要求,质量可想而知。”张金说。
近些年,我国图书出版数量增长迅速。《民生周刊》记者查阅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12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2年,图书品种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全国共出版图书41.4万种,同比增加4.4万种,增长12%。其中,新版图书24.2万种,增长16.6%。
“出版集团改制上市,打造‘双百亿’集团,‘做大做强’,这几年,集团化的步伐很快,带来了图书出版行业的快速发展。”张金谈到,有些出版单位盲目上品种,要规模,一味追求销售码洋(图书价值计量称谓,指全部图书定价总额——记者注)和利润,但培养成熟的优秀编辑、编写优秀书稿都需要时间和过程,数量激增的后果是牺牲了图书质量。
耕林童书馆总编辑敖德认为,制造“垃圾书”的首要原因,是出版单位利益化。敖德说:“许多出版机构在价值导向上出了问题,缺乏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只看书的销量,单纯以码洋论英雄。只要卖得好,就是好书,就能够得到无限的荣光和利益。”
破题之难
“现在几乎所有出版社都来抢食少儿图书出版这块诱人的‘蛋糕’,但内容却难以保证。应该重新考虑少儿图书出版的专业化。”俞晓群对《民生周刊》记者说。
“专业化有利于加强自主审查,能在内容上有所限制。”俞晓群说,因为少儿图书有其特有的底线,有些内容不适合儿童阅读。有些非专业少儿出版单位,既缺乏相关训练,又没有这方面的职业操守,这是造成少儿图书问题严重的原因。
“全国共有580家出版社,就有500余家出版儿童书。”河北大学出版研究所副所长杜恩龙说,其中有一些出版社甚至没有童书编辑,业务与儿童出版毫不相干。这实际上是出版社缺乏准确定位,追名逐利,什么书挣钱就出什么书,没有坚守,从而导致没有出版特色,品牌难以树立。
“出版社没有操守,出版烂书在所难免。当务之急是出版社要有品格、有操守。定位一旦确定,几十年一直不变,这才能在专业领域形成品牌。”杜恩龙说。
“10年来,我国图书出版产业一路高歌,去年出版了40多万种图书。”张金谈到,书越出越多,读者却感觉好书不多。多数“垃圾书”不被读者接受,难逃沦为“死书”的命运。“出版社该做做‘减法’了。当下应该减少数量,在提高图书质量上下工夫。”
“解决两大问题,将有利于图书质量的提升。”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研究员鲍红对《民生周刊》记者说,“一是图书出版的双轨制,二是图书销售的寄销制。”
图书出版行业目前存在两个出版主体,国有出版社和民营图书公司。国有出版社虽然资源较多,但机制僵化,动力不足,很少进行市场调研,而是大量出版有经费赞助的图书,往往不考虑读者的需求;民营公司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部分公司追求短平快,生产较多快餐产品,图书质量不高,缺少留存价值。
寄销制的销售体制下,出版商广种薄收,希望以大量品种挤占书架,会放松对质量的把关;销售商不用承担销售风险责任,因此不会“在意”图书质量。“寄销制也为‘垃圾书’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谈及出版环境的治理,杜恩龙说,监管部门、媒体和书评界应该负起责任,对“垃圾书”形成围剿之势,加大对“垃圾书”查处、曝光、批评的力度,从而逐步减少“垃圾书”的出版。
不过,在耕林童书馆总编辑敖德看来,堵的方式是无法灭绝垃圾读物的。
“正如药品再好也不如身体好不生病。”敖德说,“以包容开放的心态接纳一切优秀的文化,加强阅读的广度和深度,才能提高社会各层面对出版物的免疫力,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饱受诟病的图书市场又迎来了一轮非议。而此次的问题,难以置信地出在了少儿图书上。
近日,中宣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五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少儿出版管理和市场整治,“给全国少年儿童一个承诺,向天下父母有个交代”。
五部门联手出击整肃少儿图书出版市场,为历年所鲜见。此次整顿缘于当前一些少儿出版物存在内容低俗、质量低劣、价格虚高等问题,有的甚至含有凶杀暴力、淫秽色情内容,严重危害少年儿童身心健康。五部门的联合通知提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家长、教师早已对上述问题反映强烈。”
“像《不倒过来念的是猪》、《我们YY吧》这类图书,对孩子的危害程度相较毒奶粉没有区别。”谈及此次整治活动,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说,“少儿类图书市场的确该整治了,此次五部门联合查处,惩治了几家违规出版社,至少能净化一下少儿类图书出版环境。”
事实上,10多年来,日益繁荣的图书出版市场出现了不少垃圾出版物,近年逐渐渗透到“给孩子看的书”上也并非偶然。这些“垃圾书”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攒出“垃圾书”
《民生周刊》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多数实体书店、网络电商对此次被查处的问题图书都已做了下架处理,但淘宝上仍有10余家网店还在销售。
《我们YY吧》是此次被查出的问题图书中的一本。记者在一家淘宝店购买了这本书,翻阅后发现,该书内容以漫画为主,详细介绍了上吊、跳楼、溺水等10种自杀方式,其间还夹杂着色情淫秽文字。“死亡原理、痛苦程度、死亡成功率、道具……”针对每一种自杀方式,该书作者都列出了这样几部分内容。
一位家长调侃说,读了这种内容低俗、质量低劣、有凶杀暴力和淫秽色情情节的作品,无疑是让孩子“败”在起跑线上。
谈到图书市场现状时,多位出版从业者普遍认为,近几年图书市场比较繁荣,出版了大量优秀出版物,但同时“垃圾书”多,问题也比较多。“无错不成书,文字、图片、内容方面错误率较高。”“图书市场存在着假翻译、假作者、假引进等问题。”“跟风出版,同质化现象严重,一本图书有几十种甚至百余个版本。”
同质化是多位出版业内人士普遍提及的问题,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在当当网,记者输入“正能量”这一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最近一年出版的“正能量”相关图书超过百种。《团队正能量》、《培养正能量职工》、《好员工散发正能量》等书名雷同,读者难以辨别优劣。
“这种‘跟风书’以次充好扰乱市场,也误导了读者。”湖北崇文书城总经理刘成名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近期本店在清理同质化严重的图书,对那些跟风出版、重复出版的图书要进行下架处理,此举是为方便读者挑选优质图书。”
作为直接面对读者的终端渠道,图书馆的表现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读者对“垃圾书”的态度。
“二八定律在馆配图书借阅率方面是常见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刘春鸿说,只有20%的图书借阅率较好,供不应求,而50%属于低借阅部分,还有大约30%的图书从未被借阅。
“30%的零借阅率和50%的低借阅率,充分表明这些图书不被读者所接受,这是值得出版单位认真思考的问题。”刘春鸿说。
“现在‘垃圾书’太多,平时工作较忙,值得花时间读的好书太少了。”在北京图书大厦,正在挑书的孟女士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有些书的封面、书名很有吸引力,但买回家后发现内容粗制滥造,根本不值得读。“现在买书比先前慎重一些了,我一般看几页内容后才会决定是否购买。”
此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31个省、市、区的9116人进行了一项题为“你遇到过垃圾书吗”的在线调查,调查结果显示,73.2%的受访者直言当下“垃圾书”很多,其中34.2%的人认为“非常多”。
这份调查是否客观?什么样的图书是“垃圾书”?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说,读者的这种感受是符合当下图书出版现状的。
“关于‘垃圾书’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概念,但一般来说,内容、编校、装帧、印刷等几方面如果不符合质量管理规范,就可称为‘垃圾书’。”李学谦说。
造成“垃圾书”出现的原因很多,但多位图书出版人士认为,在所有原因中“攒书”危害最大。
职业“攒书人”
24岁的孙文倩(化名)去年毕业于黑龙江一所大学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后,她选择到北京打拼,现在就职于海淀区一家专门从事“攒书”业务的公司。
“我们内部称自己为编辑,网上有人称我们这样的攒书人为撰稿人、枪手、码字工。”谈及自己的职业,孙文倩对《民生周刊》记者说,“在日本,攒书人还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影子作家。”
百度百科对“攒书”一词的解释是,指攒书者用复制、粘贴的办法,摘抄别人的成果出书,按照当时的热门行情,起个能吸引人的好书名,再把提纲分给多人同时编写,各章节一气呵成,最快甚至几天就能攒好一本书。
“这个解释太准确了。”孙文倩笑着说,“从市场买回一本畅销书作为参考,一人一天能写1到2万字,3、4个人几天就能赶出一本书来。”
“所谓参考就是‘改写’,内容基本不变,就是换个说法。”孙文倩这样向《民生周刊》记者描述“攒书”的生产工艺。
“‘攒书’其实也就是‘改版权’。”她补充道,“现在版权查得严,这样‘改写’后就不会产生版权纠纷,所以这工作也叫‘改版权’,许多图书工作室都是这样操作。”
全国共有多少“攒书”机构呢?《出版人》杂志2005年刊登的一篇文章提及,当时全国图书工作室大约有8500家。 俞晓群则认为,现在数目会更多,“攒书”机构估计早已过万家,其中有半数“潜伏”在北京。“许多工作室没有注册,即使注册,名字也往往不是图书出版公司,而是以文化、广告、排版设计等名称出现。”他补充道。
与这一庞大数字相比,全国正规出版社数量仅有580余家。这是否意味着,大量图书是被“攒”出来的?
“我国每年申报的新书选题大约25万种,占全世界图书选题申报总数的四分之一。然而,目前出版社的选题、作者、编辑等出版资源显然难以支撑这个出版规模。有些不负责任的出版社就会求助于‘攒书’机构。”李学谦说。
通过万家“攒书”机构“改写”出来的书,可想而知质量能否得到保证。“多数为垃圾书,侵权、质量低下,甚至有些内容低俗,教人溜须拍马、拉关系等。有些还伪造作者姓名,甚至假托古人或外国人之名。”谈到那些“改写”出来的书,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张金如此评价。
对于“攒书”这一行为,李学谦愤怒地说:“这哪里是出版,分明是出版领域的造假行为。”
前不久,一所乡村小学获得了某扶助基金会“爱心书屋”项目的捐助,师生们很高兴,以为再也不用为读不到书而发愁了。可是,当他们整理好心人捐献的图书时,却发现几乎没有一本是有营养的严肃作品,几乎全是教人如何快速发财、如何通过捷径攀上成功巅峰之类的垃圾图书。
不仅如此,书中“语法错误众多且不说,有些书前后讲述的观点竟自相矛盾”。“基本可以判断这些书的内容大部分摘抄自网络,这不是‘垃圾书’是什么?”那所受捐小学的老师极为愤怒。
“攒书毁了图书市场,毁了出版业,也毁了年轻编辑。”张金说,“攒书”现象几乎存在于所有门类图书,少儿类和教辅图书是重灾区。“教辅图书利润空间大,少儿书市场好、编辑门槛低。”
码洋论英雄
“虽然大量‘垃圾书’是由‘攒书’机构生产的,根源却在出版社。”这是几位出版业内人士的“共识”。
“有一种怪现象是出版社不出书。”俞晓群向《民生周刊》记者指出,“有些出版社策划能力丧失,自己没有能力出版图书。或与‘攒书’机构合作出版,或直接卖书号,选题策划全靠攒书机构提供。把关不严格,作者水平下降,由此造出‘垃圾’来。”
业内人士将这类出版社描述为“空壳出版社”、“来料加工工厂”、“书号贩卖公司”等等。
“也有些出版社急功近利,片面追求数量,考核只关注利润指标,对图书内容把关不严,这也是造成‘垃圾书’增多的原因。”张金对《民生周刊》记者分析说,“从编辑人员的工作量就能窥见一斑。上世纪80、90年代,每个编辑规定的年工作量是5个书号,折合下来就是70万字,而现在不少编辑的年工作量已经超过700万字。”
“这样的工作量要求,质量可想而知。”张金说。
近些年,我国图书出版数量增长迅速。《民生周刊》记者查阅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12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2年,图书品种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全国共出版图书41.4万种,同比增加4.4万种,增长12%。其中,新版图书24.2万种,增长16.6%。
“出版集团改制上市,打造‘双百亿’集团,‘做大做强’,这几年,集团化的步伐很快,带来了图书出版行业的快速发展。”张金谈到,有些出版单位盲目上品种,要规模,一味追求销售码洋(图书价值计量称谓,指全部图书定价总额——记者注)和利润,但培养成熟的优秀编辑、编写优秀书稿都需要时间和过程,数量激增的后果是牺牲了图书质量。
耕林童书馆总编辑敖德认为,制造“垃圾书”的首要原因,是出版单位利益化。敖德说:“许多出版机构在价值导向上出了问题,缺乏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只看书的销量,单纯以码洋论英雄。只要卖得好,就是好书,就能够得到无限的荣光和利益。”
破题之难
“现在几乎所有出版社都来抢食少儿图书出版这块诱人的‘蛋糕’,但内容却难以保证。应该重新考虑少儿图书出版的专业化。”俞晓群对《民生周刊》记者说。
“专业化有利于加强自主审查,能在内容上有所限制。”俞晓群说,因为少儿图书有其特有的底线,有些内容不适合儿童阅读。有些非专业少儿出版单位,既缺乏相关训练,又没有这方面的职业操守,这是造成少儿图书问题严重的原因。
“全国共有580家出版社,就有500余家出版儿童书。”河北大学出版研究所副所长杜恩龙说,其中有一些出版社甚至没有童书编辑,业务与儿童出版毫不相干。这实际上是出版社缺乏准确定位,追名逐利,什么书挣钱就出什么书,没有坚守,从而导致没有出版特色,品牌难以树立。
“出版社没有操守,出版烂书在所难免。当务之急是出版社要有品格、有操守。定位一旦确定,几十年一直不变,这才能在专业领域形成品牌。”杜恩龙说。
“10年来,我国图书出版产业一路高歌,去年出版了40多万种图书。”张金谈到,书越出越多,读者却感觉好书不多。多数“垃圾书”不被读者接受,难逃沦为“死书”的命运。“出版社该做做‘减法’了。当下应该减少数量,在提高图书质量上下工夫。”
“解决两大问题,将有利于图书质量的提升。”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研究员鲍红对《民生周刊》记者说,“一是图书出版的双轨制,二是图书销售的寄销制。”
图书出版行业目前存在两个出版主体,国有出版社和民营图书公司。国有出版社虽然资源较多,但机制僵化,动力不足,很少进行市场调研,而是大量出版有经费赞助的图书,往往不考虑读者的需求;民营公司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部分公司追求短平快,生产较多快餐产品,图书质量不高,缺少留存价值。
寄销制的销售体制下,出版商广种薄收,希望以大量品种挤占书架,会放松对质量的把关;销售商不用承担销售风险责任,因此不会“在意”图书质量。“寄销制也为‘垃圾书’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谈及出版环境的治理,杜恩龙说,监管部门、媒体和书评界应该负起责任,对“垃圾书”形成围剿之势,加大对“垃圾书”查处、曝光、批评的力度,从而逐步减少“垃圾书”的出版。
不过,在耕林童书馆总编辑敖德看来,堵的方式是无法灭绝垃圾读物的。
“正如药品再好也不如身体好不生病。”敖德说,“以包容开放的心态接纳一切优秀的文化,加强阅读的广度和深度,才能提高社会各层面对出版物的免疫力,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