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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早已形成共识，必须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进行结构转型。但是，光有战略和口号是不够的。最终，成败将取决于是否致力于战略的执行以及所需实施的各大举措。
在如今的中国，已经没有人围绕经济战略进行争论了。中国人已经普遍接受了增长模式需要经历重大再平衡的新路子，即从过去33年非常成功的以出口和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迥然不同的依靠13亿人口扩大内需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
六年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首次为推行这种战略提出了理由，他指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陷阱，即日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最终）不可持续”这一著名论断。他的观点在中国国内引发了一场围绕结构再平衡迫切性的大辩论。最终，2011年3月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
可惜的是，“十二五”规划的实施进度较为缓慢。眼下，这项重任要落在11月份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新任命的高级领导人肩上。近六年来，中国一直在谈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新一届领导人必须拿出实际行动了。
解决问题的关键可以在邓小平的讲话稿中找到。在1978年底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成功把握了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迫切需要施行的转型措施，并通过精简的四个字——“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全新的发展道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一口号转化成了实际行动，并缔造了中国无与伦比的30年发展奇迹。
接下来，中国将面临一个类似的挑战。2008年以来的大危机及其余波已经使中国外需的主要支柱——美国和欧洲——遭到严重质疑。在缺乏国外市场大力支持的情况下，中国出口急缺动力。同时，中国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已经引起了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可能会破坏中国的开放发展模式。
由于面临内外部双重压力，中国现在必须转向一种新模式以寻求持续发展。但要克服惯性并撼动过去30年辉煌成功中最为受益的权力集团并非易事。但是，如果中国要继续走辉煌的发展道路，它已别无选择。
将“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转化为现实需要三大改革。通过这些改革，人们可以评价未来数年里十八大和中国第五代领导集体的成绩。
开放做大服务业
中国要制定一整套监管政策，开放尚处于发展初期的服务行业。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决不能满足于服务部门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3％的局面，这一比例要比印度、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亚洲其他主要发展经济体的55％至60％低得多，更不用说发达经济体75％的服务业占比。
以服务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将在中国的再平衡道路上带来许多重要的益处。重要的是，服务业，特别是那些被忽视的批发和零售业、国内交通和供应链物流业，将为刺激消费需求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持。
中国在寻求以服务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面缺乏相关本土文化，因此，它需要借鉴外部经验和专长，并向外国跨国公司开放其服务市场。要让这一做法行之有效，放松管制及鼓励服务业合资企业和外国合作伙伴是必不可少的——这不能仅局限于金融领域，而且应该在广泛的非金融服务领域落实相关政策。
此外，以服务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将使中国放缓增长速度，缓解过去30年超速发展导致的许多不平衡和过剩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每单位服务业产出需要的人工比制造业和建筑业多出35％。这还将促使中国从劳动节约型的制造业增长模式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格局转型。其结果是，中国以接近7％的GDP增速就可达成过去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10％的经济增速才能达成的劳动力吸收目标。
此外，服务业的资源消耗和碳排放要比制造业低得多。这一因素再加上GDP增速放缓，意味着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方式有很大潜力去减轻中国面临的一些最令人担忧的外部挑战，即资源的过度消耗和高企的大宗商品价格、环境恶化以及污染等。在这一关键方面，向服务业再平衡将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大希望。
最后，服务业是城镇化战略成功的关键，而城镇化是推动现代中国发展的主要支柱之一。服务业为迅速扩大的城镇地区提供必要的新就业机会，帮助吸收来自农村的大量劳动力。反过来，这将提高劳动收入，最终提升消费者的购买力。
构建居民财务安全感体系
中国必须解决因为社会安全网不健全导致的居民在财务上的不安全感。虽然中国在建立全国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着重点一直放在加大覆盖面上，而非提高福利水平。中国社保体系资金严重不足，保障水平过低。许多家庭因而缺乏安全感，被迫增加储蓄，这是通向以消费引领的增长模式的主要障碍。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顺差储蓄国，中国有充足的条件向养老和医疗体系大手笔注入公共资金。这在缓解居民财务担忧方面将取得很大效果。一直以来，对未来财务不确定性的担忧导致中国居民未雨绸缪的预防性储蓄不断上升。2012年，中国居民储蓄总额占GDP比例或达50％。
此外，在农村人口向城市快速迁移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可携带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还必须通过放开存款利率结束“金融压制”，从而为没有安全感的居民储户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回报率。总之，信心因素是向以消费者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但是，这不会在真空条件下发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于缓解中国居民不安全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需要新一轮国企改革
此外，中国还需要新一轮国企改革。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轮国企改革大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效率。实现国有企业股份缩减、整合以及在世界资本市场上市是中国全新企业所有权模式的核心。重要的是，这迫使中国企业积极应对来自国内外更加激烈的竞争。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促使生产率增长，而生产率提升正是所有国家生活水平持续改善的驱动力。
但在最近几年，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倒退，特别是在2008年到2009年大危机后，政府主导的银行纷纷响应了中国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为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提供支持。这不仅导致中资银行面临的信贷风险加剧，而且使得权力再次集中于国有经济部门。 这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更加市场化的制度发展是背道而驰的。
温家宝总理曾就这种逆转的风险提出告诫，尤其是银行系统日益集中所带来的风险。新一轮企业改革是唯一的解药。除了温家宝总理所倡导的反垄断措施，国有企业分红政策也必须得到解决，即扭转长期偏低的派息率。目前偏低的派息率使得企业效益更多转化为资本，而不是劳动者（即消费者）收入。
此外，新的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推动“市场化”国企未上市股份的公开上市。同时，必须强调基于市场的创新战略和“开放”的创新战略，为国企和私营部门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总而言之，服务业、社会保障制度和国有企业这三大领域的改革举措在解决现代中国经济中的各大鸿沟方面将发挥各自优点。但最终强大的杠杆作用将体现在它们的共同影响上，它们将为未来中国的艰巨结构转型提供所需的自我强化的动力。
例如，虽然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新就业岗位和劳动收入来源，但还是需要更为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家庭收入转换成推动可选消费需求的更大动力。同样，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对于更公平的财富分配（符合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会给员工和股东带来超额回报。而企业员工和股东也恰巧是消费者。总之，对中国全新改革议程的益处必须进行全面评估。整体必然大于部分之和。
在大力改革20年后，过去十年的改革势头有所放缓。邓小平的遗产在急于追求超高速增长的氛围下褪色。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量的暴发掩盖了质量层面的问题。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时代背景下，现在潮水退去，礁石已经暴露，人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的问题。
在制定未来发展路线图时，中国必须吸取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教训。如果没有早期的改革开放，现代中国经济的奇迹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如今中国若要成功进入其辉煌发展历程的下一阶段，类似的推动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正面临一个艰巨的转折点。如果不汲取过去的经验以展开新一轮的大力改革，中国就过不了这个坎。战略不是问题。中国人早已形成共识，必须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进行结构转型。但是，光有战略和口号是不够的。最终，成败将取决于是否致力于战略执行的以及所需实施的各大举措。这很可能是中国第五代领导班子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财经》年刊：2013预测与战略）
在如今的中国，已经没有人围绕经济战略进行争论了。中国人已经普遍接受了增长模式需要经历重大再平衡的新路子，即从过去33年非常成功的以出口和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迥然不同的依靠13亿人口扩大内需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
六年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首次为推行这种战略提出了理由，他指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陷阱，即日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最终）不可持续”这一著名论断。他的观点在中国国内引发了一场围绕结构再平衡迫切性的大辩论。最终，2011年3月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
可惜的是，“十二五”规划的实施进度较为缓慢。眼下，这项重任要落在11月份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新任命的高级领导人肩上。近六年来，中国一直在谈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新一届领导人必须拿出实际行动了。
解决问题的关键可以在邓小平的讲话稿中找到。在1978年底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成功把握了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迫切需要施行的转型措施，并通过精简的四个字——“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全新的发展道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一口号转化成了实际行动，并缔造了中国无与伦比的30年发展奇迹。
接下来，中国将面临一个类似的挑战。2008年以来的大危机及其余波已经使中国外需的主要支柱——美国和欧洲——遭到严重质疑。在缺乏国外市场大力支持的情况下，中国出口急缺动力。同时，中国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已经引起了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可能会破坏中国的开放发展模式。
由于面临内外部双重压力，中国现在必须转向一种新模式以寻求持续发展。但要克服惯性并撼动过去30年辉煌成功中最为受益的权力集团并非易事。但是，如果中国要继续走辉煌的发展道路，它已别无选择。
将“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转化为现实需要三大改革。通过这些改革，人们可以评价未来数年里十八大和中国第五代领导集体的成绩。
开放做大服务业
中国要制定一整套监管政策，开放尚处于发展初期的服务行业。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决不能满足于服务部门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3％的局面，这一比例要比印度、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亚洲其他主要发展经济体的55％至60％低得多，更不用说发达经济体75％的服务业占比。
以服务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将在中国的再平衡道路上带来许多重要的益处。重要的是，服务业，特别是那些被忽视的批发和零售业、国内交通和供应链物流业，将为刺激消费需求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持。
中国在寻求以服务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面缺乏相关本土文化，因此，它需要借鉴外部经验和专长，并向外国跨国公司开放其服务市场。要让这一做法行之有效，放松管制及鼓励服务业合资企业和外国合作伙伴是必不可少的——这不能仅局限于金融领域，而且应该在广泛的非金融服务领域落实相关政策。
此外，以服务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将使中国放缓增长速度，缓解过去30年超速发展导致的许多不平衡和过剩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每单位服务业产出需要的人工比制造业和建筑业多出35％。这还将促使中国从劳动节约型的制造业增长模式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格局转型。其结果是，中国以接近7％的GDP增速就可达成过去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10％的经济增速才能达成的劳动力吸收目标。
此外，服务业的资源消耗和碳排放要比制造业低得多。这一因素再加上GDP增速放缓，意味着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方式有很大潜力去减轻中国面临的一些最令人担忧的外部挑战，即资源的过度消耗和高企的大宗商品价格、环境恶化以及污染等。在这一关键方面，向服务业再平衡将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大希望。
最后，服务业是城镇化战略成功的关键，而城镇化是推动现代中国发展的主要支柱之一。服务业为迅速扩大的城镇地区提供必要的新就业机会，帮助吸收来自农村的大量劳动力。反过来，这将提高劳动收入，最终提升消费者的购买力。
构建居民财务安全感体系
中国必须解决因为社会安全网不健全导致的居民在财务上的不安全感。虽然中国在建立全国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着重点一直放在加大覆盖面上，而非提高福利水平。中国社保体系资金严重不足，保障水平过低。许多家庭因而缺乏安全感，被迫增加储蓄，这是通向以消费引领的增长模式的主要障碍。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顺差储蓄国，中国有充足的条件向养老和医疗体系大手笔注入公共资金。这在缓解居民财务担忧方面将取得很大效果。一直以来，对未来财务不确定性的担忧导致中国居民未雨绸缪的预防性储蓄不断上升。2012年，中国居民储蓄总额占GDP比例或达50％。
此外，在农村人口向城市快速迁移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可携带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还必须通过放开存款利率结束“金融压制”，从而为没有安全感的居民储户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回报率。总之，信心因素是向以消费者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但是，这不会在真空条件下发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于缓解中国居民不安全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需要新一轮国企改革
此外，中国还需要新一轮国企改革。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轮国企改革大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效率。实现国有企业股份缩减、整合以及在世界资本市场上市是中国全新企业所有权模式的核心。重要的是，这迫使中国企业积极应对来自国内外更加激烈的竞争。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促使生产率增长，而生产率提升正是所有国家生活水平持续改善的驱动力。
但在最近几年，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倒退，特别是在2008年到2009年大危机后，政府主导的银行纷纷响应了中国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为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提供支持。这不仅导致中资银行面临的信贷风险加剧，而且使得权力再次集中于国有经济部门。 这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更加市场化的制度发展是背道而驰的。
温家宝总理曾就这种逆转的风险提出告诫，尤其是银行系统日益集中所带来的风险。新一轮企业改革是唯一的解药。除了温家宝总理所倡导的反垄断措施，国有企业分红政策也必须得到解决，即扭转长期偏低的派息率。目前偏低的派息率使得企业效益更多转化为资本，而不是劳动者（即消费者）收入。
此外，新的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推动“市场化”国企未上市股份的公开上市。同时，必须强调基于市场的创新战略和“开放”的创新战略，为国企和私营部门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总而言之，服务业、社会保障制度和国有企业这三大领域的改革举措在解决现代中国经济中的各大鸿沟方面将发挥各自优点。但最终强大的杠杆作用将体现在它们的共同影响上，它们将为未来中国的艰巨结构转型提供所需的自我强化的动力。
例如，虽然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新就业岗位和劳动收入来源，但还是需要更为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家庭收入转换成推动可选消费需求的更大动力。同样，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对于更公平的财富分配（符合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会给员工和股东带来超额回报。而企业员工和股东也恰巧是消费者。总之，对中国全新改革议程的益处必须进行全面评估。整体必然大于部分之和。
在大力改革20年后，过去十年的改革势头有所放缓。邓小平的遗产在急于追求超高速增长的氛围下褪色。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量的暴发掩盖了质量层面的问题。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时代背景下，现在潮水退去，礁石已经暴露，人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的问题。
在制定未来发展路线图时，中国必须吸取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教训。如果没有早期的改革开放，现代中国经济的奇迹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如今中国若要成功进入其辉煌发展历程的下一阶段，类似的推动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正面临一个艰巨的转折点。如果不汲取过去的经验以展开新一轮的大力改革，中国就过不了这个坎。战略不是问题。中国人早已形成共识，必须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进行结构转型。但是，光有战略和口号是不够的。最终，成败将取决于是否致力于战略执行的以及所需实施的各大举措。这很可能是中国第五代领导班子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财经》年刊：2013预测与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