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在深圳，我和马兰在路边散步。她说，她发现，她的爸爸、妈妈好几次都把头凑在一起嘟嘟哝哝，一见她进门就立即分开，又把什么东西藏藏掖掖。她假装没看见，心里却一直有个疑窦。几天前她终于找到了老人家藏在垫被底下的那东西，是一叠诽谤我的报纸。
　　她想安慰他们，但说了几天都没用。老人家还是老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办的报纸等于是“政府喉舌”、“中央文件”，连篇累牍地痛骂一个人，其实就是“打倒”。
　　岳父、岳母的紧张，使我想到在上海的爸爸、妈妈。爸爸的血压、心脏、眼睛都不好，在几个老人中身体最差，万一……我立即买票从深圳赶回上海。
　　先问弟弟。弟弟说，妈妈不看报，爸爸因为眼病越来越严重，也不看了。
　　我问：“爸爸、妈妈有没有可能听到我被报纸诽谤的消息？”

　　“不知道，大概不会吧？”弟弟没有把握。
　　我关照弟弟：“一定不要让爸爸看到那些報纸。”
　　弟弟说：“我们会因为他的眼病，禁止他碰报纸。”
　　我当即就去看了爸爸、妈妈。在父母亲的住房里我东摸西摸，想看看哪里还不太舒适，更想看看哪个角落有没有堆放着报纸杂志之类。都没有，我就放心了。
　　我在上海与父母亲一起过了几天，又回到了深圳。我认真地下了一个决心：为了四位老人少受一点惊扰，真的不能再写书了。
　　终于，一个一直害怕着的电话打来了。弟弟的电话，说爸爸摔了一跤，生命垂危。
　　我和马兰立即赶往上海，爸爸已经去世。
　　弟弟为了寻找在追悼会上要挂的照片，打开了爸爸天天翻动又天天紧锁的抽屉。照片很快就找到了，却又发现抽屉里藏着大量文字资料，一叠又一叠，一袋又一袋。
　　尽管我已经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我真的一页页翻看那些文字资料时，仍然非常吃惊。
　　第一部分是他写给造反派当权者的“借条”留底，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原来，在他关押期间，妈妈前去探监时给他说起家里的事，他毫无办法，只得冒险向当权者借钱。他在十年间没有借到过一分钱，而每张“借条”都必然引来一次次残酷的批斗。有几张“借条”，我刚刚一读鼻子就酸了。例如，我叔叔领养的表妹要在安徽农场结婚，但叔叔已被害死，爸爸决定用叔叔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作为陪嫁，却想“借”一点点钱，买一床被褥装在这只旧箱子里。又如，一张“借条”上说，寒冬已临，但我家八口人的“布票”还没有用过一寸，希望当权者看在老人和小孩的分上，借点钱……
　　第二部分是他们单位造反派批判他的大量印刷品。与这些印刷品放在一起的，是两沓近几年批评我的报刊。这些报刊的字里行间，有不少铅笔划痕，可见，几乎已经失明的爸爸，还是逐字逐句看了。
　　我曾向他熟悉的几位医生打听，这些报刊是怎么到他手上的。医生说，是他自己不断索取的，说是我在国外，要代我收集资料。他还一再要医生放心，为了眼睛，他不会看。
　　其实他骗了那些医生，他不仅看了，而且看得非常彻底。他把相隔三十几年的两种相同文字放在一起，反复对比，我立即想象出了爸爸的最后岁月。他的高血压，他的心脏病，他的白内障，他因浑身乏力而摔倒……爸爸，是为我死的！
　　厚厚一抽屉的灾难文字压了他半辈子，而那两叠有关我的报刊，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捆稻草。
　　选自《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