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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汉代陶俑内容丰富，形象生动，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珍品。陶俑是古代丧葬的冥器之一，东汉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说：“今京师贵戚，郡县紊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说文通训定声》俑宇注说：“偶，相人也，相人者，像人也，一名俑。”《后汉书·朱穆传》注也说：“偶人，明器之属也”，可见，“偶人”就是古时用作陪葬的象征人形的“俑”。故《孟子》记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也说明了“俑”就是作为人的代用品。
在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死后，要杀很多奴隶殉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进程中，由于社会的逐渐进步，生产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众多的奴隶可为统治者创造财富，因而奴隶便有了“会说话的工具”的价值，奴隶的生命才得以保存下来。但为了满足统治者“视死如生”观念的需要，于是用活人殉葬的风习就逐渐地被草、木、铜、肉等制作的“俑”代替了。早期的俑是用草作的，叫做“当灵”，孔子说：“为当灵者善，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最初的俑做好后，还要将活着的奴隶的血，滴在木制或陶制的俑上，说是这奴隶的“灵魂”便附着在俑的身上了。
这种以俑代替人殉的社会风俗的变化和进步，只是出于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需要，并非出于人道或对奴隶的同情。从象征奴隶而殉葬的代用品这种意义来看，象征人形者才能称俑。把其他诸如鸡、猪、狗、马等通称为俑的说法，显然是不恰当的。
俑在我国东周时期的墓中开始出现，汉代至唐代盛行，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以后，因纸冥器的大量流行，木俑和陶俑在一般墓葬中就逐渐地减少了。
徐州在汉代是一个很富庶的地区，农业及盐铁工商业都很发达。统治者不仅生前极尽声色之好，过着奢侈淫靡的生活，死后仍幻想要继续享用，从而厚葬之风特盛，陶俑即是那时大量陪葬品中的一种。
徐州陶俑大量出现于东汉时期的墓穴中，名目繁多，种类各异。可分为伎乐、武士、侍从诸类。同一种类型的俑往往又有多种不同的造型。
俑本是殉葬的奴婢的模型，它与陶制的鸡、猪、狗、马之类同列于墓中，就随葬的作用来看，它们都是供墓主人享乐的物品，鸡、猪可供膳食之需；狗、马可以狩猎服乘；而家奴俑可以做奴婢服侍主人，洒扫庭除；武士俑做布兵摆阵、守卫、随从保镖；驭马俑可供奔走驱使；而伎乐俑当为主人娱乐消遣之用；镇墓俑有驱祟御凶之能。它们各司其职，共同服务于墓主人的需要。这也就是俑之所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因素与社会基础。
陶俑也是我国古代工匠们光辉的艺术创造。就造型艺术的手法和表现技巧而论，它们是在写实的基础上概括夸张的。那一个个俑像生动真实地再现了汉代社会的人和物，同时，又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出各种人物的神态。每一件作品，不但大的、整体的形象感人，而且细微的表情、神态更觉逼真，做到了喜、怒、哀、乐之情不仅形于表面，更发于内心。
徐州原为楚国故地，地处军事要地，制陶历史悠久，尤其是汉代陶俑在徐州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屡有出土，其数量之多，造型之独特，颇受考古工作者的瞩目。这些陶俑在制作工艺上有许多鲜明的地域特色，一方面为研究徐州汉代雕塑艺术地方历史以及民俗文化提供了丰富多样、直观形象的资料；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汉代民间雕匠高超的艺术水平和塑造能力。徐州地下遗存丰厚，出土了很多极具艺术性和观赏性的陶俑，主要塑造的是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其造型生动，自然质朴，具有汉代所特有的形式美感和时代特征。时光的推移，历史的变迁，神秘庄严的兵阵，恢宏大气的乐府歌舞，乐音飞扬，百戏纷呈，尽管这已经成为流逝久远的画面，但古朴厚重、雍容大度的陶俑使我们依稀能够管窥到汉代徐州历史发展的另一面，领略汉代历史所特有的文化内涵、自然情趣和审美风尚。
下面，我们将徐州出土汉代陶俑的造型种类展现给大家。
乐舞陶俑
原始社会时期，中国的歌舞乐器就已经产生，到了两汉时期，随著对外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歌舞百戏更加繁荣和发展。《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之，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身；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诗经大序》云：“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主要包括民间歌舞等，表现出散乐形式，人物相互顾盼，形态生动。
图1是曲裾衣陶舞俑，公元前2世纪，高47.49厘米，1989-1990年驮蓝山楚王墓出土。这两件陶舞俑形制相似，顶发中分，脑后垂髻，身着右衽曳地长袍。上体前倾，左臂自然垂于体侧，右臂高高上举，长长的衣袖如瀑布似地垂落，双腿微微前屈，好似一个舞蹈结束后的施礼动作。舞姿轻盈，潇洒飘逸，右腿略前，左腿稍后，腰肢自然摆动，使身体保持重心平衡，反映出汉代工匠高超的审美情趣和炉火纯青的雕塑技艺。俑为头、身分制，颈下端有圆锥形插榫，可插入空洞的体腔内。舞俑原施有彩绘，出土时彩绘鲜明，现已大量剥落。其表现的应是当时楚王宫舞者的形象。
图2是绕襟衣陶舞俑，公元前2世纪，高44.7厘米，1989—1990年驮蓝山楚王墓出土。陶舞俑身着绕襟深衣，顶发中分，于脑后挽成发髻，眉目清秀，身姿娇柔，身体随着舞步的变化呈现出“S”形。双臂上举，左、右上臂前后各刻有一“五”字，长长的衣袖从空中向身后飘下，动感十足。这类陶舞俑的身体弯曲度和侧转度各不相同，舞姿亦有变化。从舞俑造型看，跳的应是当时盛行的长袖折腰楚舞。这样的绕襟衣陶舞俑在其他地区未见出土，是了解西汉早期舞蹈造型的重要实物资料，弥足珍贵。
图3是绕襟衣陶舞俑，公元前2世纪，高45厘米，1989—1990年驮蓝山楚王墓出土。陶舞俑身着绕襟深衣，发髻后挽，眉目清秀，右上臂前后均刻有一“五”字。曼妙的身姿扭成“S”形，长袖随着舞步变化呈一前一后抛甩。整件陶舞俑造型夸张，应是楚王宫内舞者的生动写照。
图4是抚瑟陶俑，公元前2世纪，俑高33厘米，瑟长54厘米，宽14厘米，1989—1990年驮蓝山楚王墓出土。抚瑟陶俑头发后挽垂髻，身着右衽曲裾深衣，双膝着地，上身前倾，双臂曲肘前伸，左手作抚弦状，右手作弹拨状。陶瑟与抚瑟俑同出。依据俑和瑟的形制分析，弹奏时应置于地面。 图5是击磬陶俑，公元前2世纪，高32厘米，1989—1990年驮蓝山楚王墓出土。击磬俑的造型与抚瑟俑基本相同，惟双手姿势不同。双手均呈半握拳状，拳心中空，右手上举，左手略低，可能原握有木槌，作击磬状。磬有石磬和陶磬两种质地，敲击时当悬挂在木质磬架之上。
图6是吹奏陶俑，公元前2世纪，高34.5厘米，1989—1990年驮蓝山楚王墓出土。吹奏俑为跽坐姿势，双手缺失，手举乐器至口部，作吹奏状。同出的乐器有排箫和笙管两种。
侍从俑
在汉代，君王、达官贵人在维持统治的时候需要大量的官吏和侍从，因此，在随葬中为了享受和在人间一样的待遇，在陶俑中也有大量的官吏和侍从俑。
图了是彩绘持笏陶俑，公元前2世纪，高54厘米，1986年北洞山楚王墓出土。北洞山楚王墓露天墓道的两侧，共出土9件，均头戴帽或着冠，着三重深衣，交领右衽。拱手而立，衣袖笼罩双手。拱手处有一长方形孔，左肋也有一小孔。这类男子身材高大，额发簪笔，拱手持笏。《礼记·玉藻》：“笏，手板也。（朝臣）有指画于君前，书笏。”可以看出，这种拱手持笏陶俑应是具有较高职位的文官，代表的是楚国有较高官职的文职官员形象。
图8是女侍立陶俑，公元前2世纪，高52厘米，1986年北洞山楚王墓出土。女侍立陶俑发式为额前作两翼形隆起，中分后挽，顶部梳作圆鬟形，然后合梳束发成垂髻。垂髾髻侧移出一撮，谓之分髻。汉代词赋中的“杂裾垂髻”即指这种发髻。头顶绾髻处两侧以红彩绘出长条形圆首发笄。左右额发上侧有并列的三小孔，应为插置簪釵等饰物处。发簪绘黑色，面部施粉，修眉细目，直鼻樱口，面容丰削适度，表情怡静自然，袖手而立。身着曲裾深衣，衣襟自领斜至腋下，曲转盘绕，形成两个尖角装饰。这种女俑的身份较高，非婢妾之属，而应是楚王身边的女官或女侍。
图9是女跽坐陶俑，公元前2世纪，高31厘米，1986年北洞山楚王墓出土。北洞山楚王墓出土15件这种形制的女跽坐陶俑。陶俑发髻后挽，弧曲内收，双手拢膝跽坐，臀下两足相对而置。身着三重右衽深衣，中衣与外衣黄色，内衣红色，衣袖外翻。外衣为曲裾袍服，上描绘黑色花纹。领、袖皆有宽缘，并饰有纹饰。领、襟边缘皆镶珠，后背及前颈下饰有流苏。衣纹服饰极具丝绸感。从其华美艳丽的衣饰来看，其身份较高，可能为楚王的近幸，如宠妃或夫人之类。
图10是女跽坐陶俑，公元前2世纪，高31厘米，1986年北洞山楚王墓出土。陶俑发簪后挽，弧曲内收，双手拢膝跽坐，双脚隐没在裙裾中。身着三重衣，右衽。内衣红色，袖口外翻。外衣、中衣皆黄色。外衣为曲裾深衣，领、袖着红彩黑地，绘有红色和黑色的树叶形纹饰，线条纤细流畅，左胸襟前后有黄色长三角形。从衣着看，这件跽坐俑身份较高，当属楚王近幸女侍。
兵俑
由于狮子山兵马俑的发掘，狮子山兵马俑的兵阵宏大，徐州地区兵俑的种类很多，例如陶跽坐驭手俑、陶跽坐甲胄俑、陶执兵俑、彩绘执戟卫士俑、彩绘执兵陶俑，由于篇幅的原因，此处不再赘述。
岁月的流逝，不断地冲刷着地面的尘土和泥沙，沉睡于两千多年前汉墓中的陶俑散发出了熠熠的光辉，以其生动、完美的造型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徐州地区出土的汉代陶俑率真质朴、自然含蓄、浪漫写意的表现风格，反映了汉代陶俑以形写神的艺术特色，是汉代经济、文化的缩影，集中体现了汉代的文化思想、精神风尚和艺术审美。
在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死后，要杀很多奴隶殉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进程中，由于社会的逐渐进步，生产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众多的奴隶可为统治者创造财富，因而奴隶便有了“会说话的工具”的价值，奴隶的生命才得以保存下来。但为了满足统治者“视死如生”观念的需要，于是用活人殉葬的风习就逐渐地被草、木、铜、肉等制作的“俑”代替了。早期的俑是用草作的，叫做“当灵”，孔子说：“为当灵者善，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最初的俑做好后，还要将活着的奴隶的血，滴在木制或陶制的俑上，说是这奴隶的“灵魂”便附着在俑的身上了。
这种以俑代替人殉的社会风俗的变化和进步，只是出于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需要，并非出于人道或对奴隶的同情。从象征奴隶而殉葬的代用品这种意义来看，象征人形者才能称俑。把其他诸如鸡、猪、狗、马等通称为俑的说法，显然是不恰当的。
俑在我国东周时期的墓中开始出现，汉代至唐代盛行，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以后，因纸冥器的大量流行，木俑和陶俑在一般墓葬中就逐渐地减少了。
徐州在汉代是一个很富庶的地区，农业及盐铁工商业都很发达。统治者不仅生前极尽声色之好，过着奢侈淫靡的生活，死后仍幻想要继续享用，从而厚葬之风特盛，陶俑即是那时大量陪葬品中的一种。
徐州陶俑大量出现于东汉时期的墓穴中，名目繁多，种类各异。可分为伎乐、武士、侍从诸类。同一种类型的俑往往又有多种不同的造型。
俑本是殉葬的奴婢的模型，它与陶制的鸡、猪、狗、马之类同列于墓中，就随葬的作用来看，它们都是供墓主人享乐的物品，鸡、猪可供膳食之需；狗、马可以狩猎服乘；而家奴俑可以做奴婢服侍主人，洒扫庭除；武士俑做布兵摆阵、守卫、随从保镖；驭马俑可供奔走驱使；而伎乐俑当为主人娱乐消遣之用；镇墓俑有驱祟御凶之能。它们各司其职，共同服务于墓主人的需要。这也就是俑之所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因素与社会基础。
陶俑也是我国古代工匠们光辉的艺术创造。就造型艺术的手法和表现技巧而论，它们是在写实的基础上概括夸张的。那一个个俑像生动真实地再现了汉代社会的人和物，同时，又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出各种人物的神态。每一件作品，不但大的、整体的形象感人，而且细微的表情、神态更觉逼真，做到了喜、怒、哀、乐之情不仅形于表面，更发于内心。
徐州原为楚国故地，地处军事要地，制陶历史悠久，尤其是汉代陶俑在徐州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屡有出土，其数量之多，造型之独特，颇受考古工作者的瞩目。这些陶俑在制作工艺上有许多鲜明的地域特色，一方面为研究徐州汉代雕塑艺术地方历史以及民俗文化提供了丰富多样、直观形象的资料；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汉代民间雕匠高超的艺术水平和塑造能力。徐州地下遗存丰厚，出土了很多极具艺术性和观赏性的陶俑，主要塑造的是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其造型生动，自然质朴，具有汉代所特有的形式美感和时代特征。时光的推移，历史的变迁，神秘庄严的兵阵，恢宏大气的乐府歌舞，乐音飞扬，百戏纷呈，尽管这已经成为流逝久远的画面，但古朴厚重、雍容大度的陶俑使我们依稀能够管窥到汉代徐州历史发展的另一面，领略汉代历史所特有的文化内涵、自然情趣和审美风尚。
下面，我们将徐州出土汉代陶俑的造型种类展现给大家。
乐舞陶俑
原始社会时期，中国的歌舞乐器就已经产生，到了两汉时期，随著对外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歌舞百戏更加繁荣和发展。《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之，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身；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诗经大序》云：“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主要包括民间歌舞等，表现出散乐形式，人物相互顾盼，形态生动。
图1是曲裾衣陶舞俑，公元前2世纪，高47.49厘米，1989-1990年驮蓝山楚王墓出土。这两件陶舞俑形制相似，顶发中分，脑后垂髻，身着右衽曳地长袍。上体前倾，左臂自然垂于体侧，右臂高高上举，长长的衣袖如瀑布似地垂落，双腿微微前屈，好似一个舞蹈结束后的施礼动作。舞姿轻盈，潇洒飘逸，右腿略前，左腿稍后，腰肢自然摆动，使身体保持重心平衡，反映出汉代工匠高超的审美情趣和炉火纯青的雕塑技艺。俑为头、身分制，颈下端有圆锥形插榫，可插入空洞的体腔内。舞俑原施有彩绘，出土时彩绘鲜明，现已大量剥落。其表现的应是当时楚王宫舞者的形象。
图2是绕襟衣陶舞俑，公元前2世纪，高44.7厘米，1989—1990年驮蓝山楚王墓出土。陶舞俑身着绕襟深衣，顶发中分，于脑后挽成发髻，眉目清秀，身姿娇柔，身体随着舞步的变化呈现出“S”形。双臂上举，左、右上臂前后各刻有一“五”字，长长的衣袖从空中向身后飘下，动感十足。这类陶舞俑的身体弯曲度和侧转度各不相同，舞姿亦有变化。从舞俑造型看，跳的应是当时盛行的长袖折腰楚舞。这样的绕襟衣陶舞俑在其他地区未见出土，是了解西汉早期舞蹈造型的重要实物资料，弥足珍贵。
图3是绕襟衣陶舞俑，公元前2世纪，高45厘米，1989—1990年驮蓝山楚王墓出土。陶舞俑身着绕襟深衣，发髻后挽，眉目清秀，右上臂前后均刻有一“五”字。曼妙的身姿扭成“S”形，长袖随着舞步变化呈一前一后抛甩。整件陶舞俑造型夸张，应是楚王宫内舞者的生动写照。
图4是抚瑟陶俑，公元前2世纪，俑高33厘米，瑟长54厘米，宽14厘米，1989—1990年驮蓝山楚王墓出土。抚瑟陶俑头发后挽垂髻，身着右衽曲裾深衣，双膝着地，上身前倾，双臂曲肘前伸，左手作抚弦状，右手作弹拨状。陶瑟与抚瑟俑同出。依据俑和瑟的形制分析，弹奏时应置于地面。 图5是击磬陶俑，公元前2世纪，高32厘米，1989—1990年驮蓝山楚王墓出土。击磬俑的造型与抚瑟俑基本相同，惟双手姿势不同。双手均呈半握拳状，拳心中空，右手上举，左手略低，可能原握有木槌，作击磬状。磬有石磬和陶磬两种质地，敲击时当悬挂在木质磬架之上。
图6是吹奏陶俑，公元前2世纪，高34.5厘米，1989—1990年驮蓝山楚王墓出土。吹奏俑为跽坐姿势，双手缺失，手举乐器至口部，作吹奏状。同出的乐器有排箫和笙管两种。
侍从俑
在汉代，君王、达官贵人在维持统治的时候需要大量的官吏和侍从，因此，在随葬中为了享受和在人间一样的待遇，在陶俑中也有大量的官吏和侍从俑。
图了是彩绘持笏陶俑，公元前2世纪，高54厘米，1986年北洞山楚王墓出土。北洞山楚王墓露天墓道的两侧，共出土9件，均头戴帽或着冠，着三重深衣，交领右衽。拱手而立，衣袖笼罩双手。拱手处有一长方形孔，左肋也有一小孔。这类男子身材高大，额发簪笔，拱手持笏。《礼记·玉藻》：“笏，手板也。（朝臣）有指画于君前，书笏。”可以看出，这种拱手持笏陶俑应是具有较高职位的文官，代表的是楚国有较高官职的文职官员形象。
图8是女侍立陶俑，公元前2世纪，高52厘米，1986年北洞山楚王墓出土。女侍立陶俑发式为额前作两翼形隆起，中分后挽，顶部梳作圆鬟形，然后合梳束发成垂髻。垂髾髻侧移出一撮，谓之分髻。汉代词赋中的“杂裾垂髻”即指这种发髻。头顶绾髻处两侧以红彩绘出长条形圆首发笄。左右额发上侧有并列的三小孔，应为插置簪釵等饰物处。发簪绘黑色，面部施粉，修眉细目，直鼻樱口，面容丰削适度，表情怡静自然，袖手而立。身着曲裾深衣，衣襟自领斜至腋下，曲转盘绕，形成两个尖角装饰。这种女俑的身份较高，非婢妾之属，而应是楚王身边的女官或女侍。
图9是女跽坐陶俑，公元前2世纪，高31厘米，1986年北洞山楚王墓出土。北洞山楚王墓出土15件这种形制的女跽坐陶俑。陶俑发髻后挽，弧曲内收，双手拢膝跽坐，臀下两足相对而置。身着三重右衽深衣，中衣与外衣黄色，内衣红色，衣袖外翻。外衣为曲裾袍服，上描绘黑色花纹。领、袖皆有宽缘，并饰有纹饰。领、襟边缘皆镶珠，后背及前颈下饰有流苏。衣纹服饰极具丝绸感。从其华美艳丽的衣饰来看，其身份较高，可能为楚王的近幸，如宠妃或夫人之类。
图10是女跽坐陶俑，公元前2世纪，高31厘米，1986年北洞山楚王墓出土。陶俑发簪后挽，弧曲内收，双手拢膝跽坐，双脚隐没在裙裾中。身着三重衣，右衽。内衣红色，袖口外翻。外衣、中衣皆黄色。外衣为曲裾深衣，领、袖着红彩黑地，绘有红色和黑色的树叶形纹饰，线条纤细流畅，左胸襟前后有黄色长三角形。从衣着看，这件跽坐俑身份较高，当属楚王近幸女侍。
兵俑
由于狮子山兵马俑的发掘，狮子山兵马俑的兵阵宏大，徐州地区兵俑的种类很多，例如陶跽坐驭手俑、陶跽坐甲胄俑、陶执兵俑、彩绘执戟卫士俑、彩绘执兵陶俑，由于篇幅的原因，此处不再赘述。
岁月的流逝，不断地冲刷着地面的尘土和泥沙，沉睡于两千多年前汉墓中的陶俑散发出了熠熠的光辉，以其生动、完美的造型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徐州地区出土的汉代陶俑率真质朴、自然含蓄、浪漫写意的表现风格，反映了汉代陶俑以形写神的艺术特色，是汉代经济、文化的缩影，集中体现了汉代的文化思想、精神风尚和艺术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