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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人合一”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和谐”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精髓。本文梳理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等流派对季羡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分析季羡林天人合一思想和和谐观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当今中国建设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季羡林；天人合一；和谐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工业文明时期“天人分离”和“征服自然”思想观念的指引下，全球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严重威胁着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要拯救这一危机，不仅要依靠制度、政策，根本在于转变人类参与活动的思维模式，即从工业文明时期“天人分离”、“征服自然”的思想观念向生态文明理念转变。这一观点与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末提出的“东西方思维方式互补以解决人与自然紧张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天人合一”命题的来源及其重要意涵
中国历来的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最终都指向了“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道家和佛家为主要学派所构成的宏大的理论体系，由于出发点不同，对“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解释也有所不同。“天人合一”不仅是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而且是一切其他的思想体系，如道家、佛家的出发点和归宿。
“天”在古代哲学家笔下有时候指的是有意志的上帝，有时候指的是物质的天，与地相对；有时候“天”指的是大自然，季羡林先生对“天”的解释属于后者。比如，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到“五十而知天命”，天指的是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人的命运，但由于孔子生活在礼乐崩坏的战乱时期，思想中有对新秩序向往的成分，对“天”的认识和理解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矛盾性；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具有朴素辩证的色彩，强调天与人作为矛盾对立面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的同一性，但他忽略了矛盾双方的斗争性。董仲舒是汉代儒家学派推行“天人合一”思想的代表。宋明理学时期，张载在《西铭》中论述的“兼爱”、“民胞物与”思想是天人合一最深刻的例证，程颐等人虽在其他学说方面与张载见解不同，但对张载“天人合一”的命题极其赞赏。在“天人合一”这一观点上，对季羡林先生启发和影响最大的要数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季羡林对钱穆先生早年和晚年文章中提到的‘天人合一’思想进行严格考证和比较，梳理了钱穆先生早年“去中心主义”的天地人万物一体论到晚年“天命-人生”合一论的思想转变，从中发现钱穆先生对天人合一和传统文化的部分观点与季羡林的认识不谋而合。
正如季羡林所说的“我没有哲学家精细的头脑，我把“天”简化为大家都能理解的大自然”。季羡林将“天人合一”思想释义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季羡林先生对“天人合一”命题的这一见解与他本人长期对中印佛教文化研究有很大关联。中国佛教最早是从印度传入，印度梵文中的“天”为“梵”（brahman）指永恒的最高存在，与汉语中的天，宇宙相对应；“人”为“我”（atman，阿特曼），梵我合一指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意思，这一思想最早出现在印度古老哲学‘奥义书’中，与“天地并生，万物为一”（出自《庄子》）同一个意思，可见中印两国在这一命题上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除此以外，受宋明理学时期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文化影响最深的有日本的“万物我と一体”、“眾生本来佛”和朝鲜权近的“天人心性合一”、“天人相类相通”。
二、季羡林先生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和谐观
天人合一思想是季羡林国学思想"和谐观"中重要组成部分，为整体主义“大国学”理念的提出奠定理论基础。除汉族以外，季羡林学术生涯中对满族、藏族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尤为关注，体现季羡林对于不同民族所产生文化的尊重和认同，是他多元文化产生论及文化共同体理念的直接反映。“大国学”指的是“国内的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以及被中国化的外来文化，都包括在“国学” 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1]”
季羡林先生晚年因长期饱受疾病困扰不得不暂时放下自己钟爱一生语言学专业方面的学术研究，同时，也在更宏观的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问题上深入思考。季羡林认为“和谐”是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礼物，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对应对国际政治局势和解决生态危机弥足珍贵。和谐包括处理三个层面的关系，大多人只强调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殊不知人自我身心和谐也很重要，自我身心和谐是前两者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修身是做人之根本，“知行合一，天人合一，方能个人和谐”[2]。季羡林指出实现自我身心和谐需要具备两个条件：良知和良能，其中，“良知”具体指的是爱国、孝亲、尊师、重友人生四要，爱国是对待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民族以及个人与国家应有的情感态度和行为表现；孝亲、尊师和重友是和谐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人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了人出生、求学、成长必定要面对师友等复杂的社会关系，季羡林以自身实践给出的忠告是孝敬双亲，尊重师友。
三、季老的国学思想对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季羡林先生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论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体现新的时代意义。时间上，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追求不懈的一种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空间上，它渗透在当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各个方面、构建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具有社会学、生态学、美学、伦理学意义，而且还对和谐世界的构建具有全局性意义。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应有之意。如今，我们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理念，不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和回归，而是自然意识的全面发展和升华，倡导“诗意栖居”的生活理念，是基于对自然规律的更深理解和把握，更是基于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和渴望。季羡林先生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和谐观就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和支撑，并对社会主义和谐观的建立起到奠基作用。
季老提出个人和谐所应具备的良知，即爱国，孝亲，尊师和重友的人生箴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个人层面的具体要求相一致。爱国通过敬业来体现。孝亲、尊师、重友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几对关系，要靠诚信和友善来维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上为全社会公民提供价值准则、评价尺度，季羡林提出的人生箴言则从实践操作层面为全体公民提供指导。
季羡林先生的和谐思想，对建立和谐高校，提高高校干部管理能力有积极意义。构建和谐高校离不开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其中管理者与教授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教授作为高校发展的基础，是专家治校，教授治学的关键。而同时，在高校的管理关系中又是被管理对象。季羡林先生以其在北京大学担任副校长作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教授的双重身份，妥善处理各方关系的待人处事之道成为高校干部学习的鲜活案例，非常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
21世纪以来，从“和谐社会”到“和谐世界”再到“生态文明”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理念的提出无不彰显着 “和谐”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季羡林先生为代表的国学思想旨在宣扬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季老晚年对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关切，他总结出全人类正面临着包括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三对基本矛盾，其矛盾的解决归根到底是要实现“天人合一”，这也是人类文化的实质。东西方文化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开出不同药方，“风物长宜放眼亮[3]”是我们对待东西方文化应有态度。季羡林国学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融合了道家，释家等诸家的思想为一体的经世之学，遵照国学对人自我实现的规划，达到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高明的境界。
参考文献：
[1]季羡林.季羡林谈东西方文化[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2]季羡林.“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J].哲学动态，1994（2）.
[3]季羡林.關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J].中国文化，1994（2）：8-17.
作者简介：菅建伟（1987-），女，山西忻州人，哲学硕士，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思政部专职教师，讲师，研究方向为国学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季羡林；天人合一；和谐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工业文明时期“天人分离”和“征服自然”思想观念的指引下，全球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严重威胁着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要拯救这一危机，不仅要依靠制度、政策，根本在于转变人类参与活动的思维模式，即从工业文明时期“天人分离”、“征服自然”的思想观念向生态文明理念转变。这一观点与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末提出的“东西方思维方式互补以解决人与自然紧张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天人合一”命题的来源及其重要意涵
中国历来的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最终都指向了“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道家和佛家为主要学派所构成的宏大的理论体系，由于出发点不同，对“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解释也有所不同。“天人合一”不仅是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而且是一切其他的思想体系，如道家、佛家的出发点和归宿。
“天”在古代哲学家笔下有时候指的是有意志的上帝，有时候指的是物质的天，与地相对；有时候“天”指的是大自然，季羡林先生对“天”的解释属于后者。比如，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到“五十而知天命”，天指的是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人的命运，但由于孔子生活在礼乐崩坏的战乱时期，思想中有对新秩序向往的成分，对“天”的认识和理解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矛盾性；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具有朴素辩证的色彩，强调天与人作为矛盾对立面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的同一性，但他忽略了矛盾双方的斗争性。董仲舒是汉代儒家学派推行“天人合一”思想的代表。宋明理学时期，张载在《西铭》中论述的“兼爱”、“民胞物与”思想是天人合一最深刻的例证，程颐等人虽在其他学说方面与张载见解不同，但对张载“天人合一”的命题极其赞赏。在“天人合一”这一观点上，对季羡林先生启发和影响最大的要数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季羡林对钱穆先生早年和晚年文章中提到的‘天人合一’思想进行严格考证和比较，梳理了钱穆先生早年“去中心主义”的天地人万物一体论到晚年“天命-人生”合一论的思想转变，从中发现钱穆先生对天人合一和传统文化的部分观点与季羡林的认识不谋而合。
正如季羡林所说的“我没有哲学家精细的头脑，我把“天”简化为大家都能理解的大自然”。季羡林将“天人合一”思想释义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季羡林先生对“天人合一”命题的这一见解与他本人长期对中印佛教文化研究有很大关联。中国佛教最早是从印度传入，印度梵文中的“天”为“梵”（brahman）指永恒的最高存在，与汉语中的天，宇宙相对应；“人”为“我”（atman，阿特曼），梵我合一指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意思，这一思想最早出现在印度古老哲学‘奥义书’中，与“天地并生，万物为一”（出自《庄子》）同一个意思，可见中印两国在这一命题上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除此以外，受宋明理学时期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文化影响最深的有日本的“万物我と一体”、“眾生本来佛”和朝鲜权近的“天人心性合一”、“天人相类相通”。
二、季羡林先生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和谐观
天人合一思想是季羡林国学思想"和谐观"中重要组成部分，为整体主义“大国学”理念的提出奠定理论基础。除汉族以外，季羡林学术生涯中对满族、藏族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尤为关注，体现季羡林对于不同民族所产生文化的尊重和认同，是他多元文化产生论及文化共同体理念的直接反映。“大国学”指的是“国内的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以及被中国化的外来文化，都包括在“国学” 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1]”
季羡林先生晚年因长期饱受疾病困扰不得不暂时放下自己钟爱一生语言学专业方面的学术研究，同时，也在更宏观的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问题上深入思考。季羡林认为“和谐”是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礼物，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对应对国际政治局势和解决生态危机弥足珍贵。和谐包括处理三个层面的关系，大多人只强调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殊不知人自我身心和谐也很重要，自我身心和谐是前两者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修身是做人之根本，“知行合一，天人合一，方能个人和谐”[2]。季羡林指出实现自我身心和谐需要具备两个条件：良知和良能，其中，“良知”具体指的是爱国、孝亲、尊师、重友人生四要，爱国是对待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民族以及个人与国家应有的情感态度和行为表现；孝亲、尊师和重友是和谐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人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了人出生、求学、成长必定要面对师友等复杂的社会关系，季羡林以自身实践给出的忠告是孝敬双亲，尊重师友。
三、季老的国学思想对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季羡林先生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论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体现新的时代意义。时间上，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追求不懈的一种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空间上，它渗透在当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各个方面、构建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具有社会学、生态学、美学、伦理学意义，而且还对和谐世界的构建具有全局性意义。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应有之意。如今，我们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理念，不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和回归，而是自然意识的全面发展和升华，倡导“诗意栖居”的生活理念，是基于对自然规律的更深理解和把握，更是基于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和渴望。季羡林先生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和谐观就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和支撑，并对社会主义和谐观的建立起到奠基作用。
季老提出个人和谐所应具备的良知，即爱国，孝亲，尊师和重友的人生箴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个人层面的具体要求相一致。爱国通过敬业来体现。孝亲、尊师、重友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几对关系，要靠诚信和友善来维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上为全社会公民提供价值准则、评价尺度，季羡林提出的人生箴言则从实践操作层面为全体公民提供指导。
季羡林先生的和谐思想，对建立和谐高校，提高高校干部管理能力有积极意义。构建和谐高校离不开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其中管理者与教授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教授作为高校发展的基础，是专家治校，教授治学的关键。而同时，在高校的管理关系中又是被管理对象。季羡林先生以其在北京大学担任副校长作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教授的双重身份，妥善处理各方关系的待人处事之道成为高校干部学习的鲜活案例，非常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
21世纪以来，从“和谐社会”到“和谐世界”再到“生态文明”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理念的提出无不彰显着 “和谐”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季羡林先生为代表的国学思想旨在宣扬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季老晚年对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关切，他总结出全人类正面临着包括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三对基本矛盾，其矛盾的解决归根到底是要实现“天人合一”，这也是人类文化的实质。东西方文化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开出不同药方，“风物长宜放眼亮[3]”是我们对待东西方文化应有态度。季羡林国学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融合了道家，释家等诸家的思想为一体的经世之学，遵照国学对人自我实现的规划，达到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高明的境界。
参考文献：
[1]季羡林.季羡林谈东西方文化[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2]季羡林.“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J].哲学动态，1994（2）.
[3]季羡林.關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J].中国文化，1994（2）：8-17.
作者简介：菅建伟（1987-），女，山西忻州人，哲学硕士，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思政部专职教师，讲师，研究方向为国学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