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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极端事件的原动力是一股被收入分配不公长期极度压抑的社会逆反力量，这种力量借灾后局面混乱伺机释放，撕开了一道长期以来被社会政策止痛结痂但从未治愈的伤口，淌血的伤口向新一届政府发出了比灾后重建更为严峻的挑战。
21年前，智利人民用投票的方式驱逐了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将一度出轨的民主政治列车推回正轨。20年间智利的经济规模和人均GDP扩大了近两倍，全球竞争力名列拉美国家前茅，超过了西班牙、意大利等老牌欧洲国家。智利在高速运转的全球化经济中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一只活力十足的“美洲虎”。
政经改革并进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智利这样一个高度开放、结构相对单一的小型经济体造成重创，2009年智利持续6年的经济增长戛然而止，GDP、人均GDP出现负增长，价格低迷、失业率上升，对外贸易萎缩，衰退特征显而易见。但是，凭借多年来在制度建设方面累积的成就和经济发展累积的物质财力，智利大刀阔斧地实施了拉美国家中力度最大的反周期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加大了社会扶持力度，不仅最大限度地弱化了危机的影响，而且有力地提升了公众信心，刺激了经济走向复苏。相关资料显示，2009年1月智利GDP增长了4.3％。智利央行的调查表明，2010年智利经济增长率可望超过5％。面对全球危机，智利以一种波澜不惊的低调和淡定，向世人展示了20年来经济改革的成就，主要包括制度体系的稳健柔韧以及国家财力殷实宽裕，使智利在国际社会的公信力一升再升。
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互为表里，齐头并进。2009年底，来自反对派的中右翼候选人皮涅拉赢得了总统大选的第一轮投票，连续执政20年的中左派执政联盟面临权柄旁落的威胁。国际观察家们一度担心，一旦皮涅拉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出并赢得大选，智利的政权能否顺利交接?新政府能否保持经济、社会政策连续一致?今年1月17日第二轮投票揭晓后，执政联盟候选人、前总统弗雷立即承认落选，并向当选总统皮涅拉表示祝贺。现任女总统巴切莱特也表示，选举结果是人民行使宪法权利的表现，智利尊重人民的权力。智利以民主政治的优雅，再次令国际社会眼前一亮，消除了国际社会的忧虑。
智利以經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巨大成就叩启了全球富国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大门。2009年年底经合组织向智利发出了加入邀请，2010年新年伊始，智利正式签署了加入协议，成为该组织第一个来自南美的成员国。
面对天灾的社会
正当智利人民欣喜地凝望经济复苏的曙光，并决心要在2018年迈入第一世界的时候，一场比金融风暴更为剧烈的天灾突然降临。2010年2月27日凌晨，中南部的比奥比奥大区和马乌莱大区遭受里氏8.8级地震，离震中仅115公里的智利第二大城市康塞普西翁市顷刻间面目皆非，瓦砾遍地。首都圣地亚哥震感强烈，部分地区停电。震后，又连续发生数次6.0级以上的余震，小震200多次，并引发海啸。地震区中幸存下来的一切建筑、设施，包括医院、学校、警察局、桥梁、道路、民宅等，几乎全被海啸夷为平地。初步统计显示，800多人在地震、海啸中丧生，灾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损害严重，渔业、林业、葡萄酒等支柱产业遭受重创。3月13日皮涅拉总统在公布灾后重建融资计划时宣布，未来3～4年中，智利需要投入300亿美元重建家园。这一数字相当于智利GDP的15％。为此，智利央行将预估的2010年经济增长率下调了1.5％。
就重建的资金需求而言，智利当局曾多次表示，智利完全能够依靠自身的财力实现重建，并将危难化为机遇，借灾区重建之机，完善防灾减灾制度建设，促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创造就业机会，进一步改善民生。显然，智利在重建的“硬件”方面已经整装待发。
在“软件”方面，智利似乎也有了充分的准备。因为，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告诉我们，对幸存者而言，灾难和创伤往往会幻化成一种超强的凝聚力。愈重的灾难、愈痛的创伤，释放出的凝聚力愈为强大。传统哲理智慧再次在智利得到印证。震灾降临后，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用财物和问候安抚安第斯山麓灾区的兄弟姐妹。饱受余震骚扰的新总统就职仪式上，即将卸任的中左派总统巴切莱特出人意料地拥抱了继任的中右翼总统皮涅拉：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一度龃龉颇多的两大执政力量承诺携手完成重建大业；举国上下刚刚从震撼中清醒便自发地投入了捐款捐物、救助灾区的行动。地震撕裂了安第斯脚下的土地，却暂时弥合了党派、阶层之间的矛盾，全国一心、众志成城，共赴时艰。
然而，当地球板块碰撞产生的巨能通过地震和海啸灾难性释放的时候，另一种积聚已久但被常态掩饰的社会积弊也借天灾催生而爆发出来。3月初，由于震区比奥比奥和马乌莱地区发生了大规模偷盗、抢劫事件，巴切莱特总统不得不向两地派驻1万名军人，并宣布实施宵禁。这是1990年智利回归民主政治后的首次军事行动。更为匪夷所思的是，圣地亚哥市并非灾区，一些群体却借灾后余震的混乱趁火打劫，有预谋有组织地实施了大规模的盗抢活动。据报道，圣地亚哥市武装警察不断接到来自低收入社区居民打来的电话，声称邻区发生盗抢事件，请求武装警察前去维持秩序，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警察们赶去后，一些无警力保护的大型超市纷纷被盗，大量高值商品不翼而飞。当信息网络迅速将这些丑陋的场面昭然于世时，世人难以相信，这类丑行居然是素以诚实守信、谦逊认真、沉稳坚定而著称的智利人所为!这究竟是强刺激后一段时间内的极端性反应还是道德的沦丧?
撕开疮疤的深处
有关这种行为的动机，有些人认为，极端创痛往往会导致人性扭曲。然而，那些对1960年瓦尔迪维亚(Valdivia)9.5级巨震记忆犹新的长者回忆说，当时的震灾远比现在严重，灾区人民的境遇远比现在惨痛，但除个别的情况外，没有发生这样大规模的蓄谋盗抢和暴力事件，反而流传至今的是一个个动人的英雄故事。况且，智利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相对于其他非地震带国家而言，地震是一种常态。而且智利国土形状狭长，跨越多个气候带，地理条件复杂多变，风灾、洪水、干旱的自然灾害也是“家常便饭”。不仅如此，智利人民还具有反对军事独裁并最终将独裁者绳之以法的光荣传统。这样看来，顽强勇敢、善于应对各种天灾人祸的智利人应该不会被一次地震就扭曲人性和民族传统美德吧。
心理学家指出，极端行为是人类对不安全感做出的一种激烈的对抗方式。不安全感来自于怀疑，来自于对周边环境和人群的不信任。盗抢和暴力事件正是这种心态的外化形式，是物质或精神方面的欲望长期得不到满足、遭到压抑所蓄积能量的集中爆发。
初步调查显示，盗抢和暴力事件的肇事者多数来自社会底层，他们大多无正式职业，收入不高，受教育水平低，生活没有保障，社会升迁无望。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20多年来越做越大的经济蛋糕，并没有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20年前，相当于人口总量40％的穷人仅占有14％左右的财富，10％左右的富人控制了40％左右财富。20年后，这种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根本性改善。联合国拉美经委会2009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在拉美国家中，智利虽然率先实现了千年目标，其人文发展指标虽然高居拉美国家前茅，但却是国民认为收入分配最不公正的拉美国家。该项研究表明，1997-2007年，认为收入分配公平或者十分公平的人口比率从12％下降到10％，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或者极度不公平的人口比率却从34％攀升至45％!该项研究还显示，人们对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观评价与其对国家制度的信任程度成正相关关系。正常情况下，这种不信任往往会被具有再分配性质的公共政策弱化而处于隐遁状态，一旦发生危机，国家无暇回应社会需求或回应不当时，不满情绪就会外化为社会冲突。世纪之初，阿根廷金融危机中频频爆发的社会骚动以及资金外逃正是人们对国家制度缺乏信心的极端表现。
表面上看，智利震灾后发生的大规模盗抢和暴力事件是政府反应迟钝所致，抽丝剥茧后，我们发现，极端行为并不限于灾区，且多数行为人并非被创痛剥夺理智的灾民，许多事件是蓄意合谋所为。在这个意义上，灾后极端事件的原动力是一股被收入分配不公长期极度压抑的社会逆反力量，这种力量借灾后局面混乱伺机释放，撕开了一道长期以来被社会政策止痛结痂但从未治愈的伤口，淌血的伤口向新一届政府发出了比灾后重建更为严峻的挑战。
21年前，智利人民用投票的方式驱逐了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将一度出轨的民主政治列车推回正轨。20年间智利的经济规模和人均GDP扩大了近两倍，全球竞争力名列拉美国家前茅，超过了西班牙、意大利等老牌欧洲国家。智利在高速运转的全球化经济中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一只活力十足的“美洲虎”。
政经改革并进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智利这样一个高度开放、结构相对单一的小型经济体造成重创，2009年智利持续6年的经济增长戛然而止，GDP、人均GDP出现负增长，价格低迷、失业率上升，对外贸易萎缩，衰退特征显而易见。但是，凭借多年来在制度建设方面累积的成就和经济发展累积的物质财力，智利大刀阔斧地实施了拉美国家中力度最大的反周期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加大了社会扶持力度，不仅最大限度地弱化了危机的影响，而且有力地提升了公众信心，刺激了经济走向复苏。相关资料显示，2009年1月智利GDP增长了4.3％。智利央行的调查表明，2010年智利经济增长率可望超过5％。面对全球危机，智利以一种波澜不惊的低调和淡定，向世人展示了20年来经济改革的成就，主要包括制度体系的稳健柔韧以及国家财力殷实宽裕，使智利在国际社会的公信力一升再升。
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互为表里，齐头并进。2009年底，来自反对派的中右翼候选人皮涅拉赢得了总统大选的第一轮投票，连续执政20年的中左派执政联盟面临权柄旁落的威胁。国际观察家们一度担心，一旦皮涅拉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出并赢得大选，智利的政权能否顺利交接?新政府能否保持经济、社会政策连续一致?今年1月17日第二轮投票揭晓后，执政联盟候选人、前总统弗雷立即承认落选，并向当选总统皮涅拉表示祝贺。现任女总统巴切莱特也表示，选举结果是人民行使宪法权利的表现，智利尊重人民的权力。智利以民主政治的优雅，再次令国际社会眼前一亮，消除了国际社会的忧虑。
智利以經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巨大成就叩启了全球富国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大门。2009年年底经合组织向智利发出了加入邀请，2010年新年伊始，智利正式签署了加入协议，成为该组织第一个来自南美的成员国。
面对天灾的社会
正当智利人民欣喜地凝望经济复苏的曙光，并决心要在2018年迈入第一世界的时候，一场比金融风暴更为剧烈的天灾突然降临。2010年2月27日凌晨，中南部的比奥比奥大区和马乌莱大区遭受里氏8.8级地震，离震中仅115公里的智利第二大城市康塞普西翁市顷刻间面目皆非，瓦砾遍地。首都圣地亚哥震感强烈，部分地区停电。震后，又连续发生数次6.0级以上的余震，小震200多次，并引发海啸。地震区中幸存下来的一切建筑、设施，包括医院、学校、警察局、桥梁、道路、民宅等，几乎全被海啸夷为平地。初步统计显示，800多人在地震、海啸中丧生，灾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损害严重，渔业、林业、葡萄酒等支柱产业遭受重创。3月13日皮涅拉总统在公布灾后重建融资计划时宣布，未来3～4年中，智利需要投入300亿美元重建家园。这一数字相当于智利GDP的15％。为此，智利央行将预估的2010年经济增长率下调了1.5％。
就重建的资金需求而言，智利当局曾多次表示，智利完全能够依靠自身的财力实现重建，并将危难化为机遇，借灾区重建之机，完善防灾减灾制度建设，促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创造就业机会，进一步改善民生。显然，智利在重建的“硬件”方面已经整装待发。
在“软件”方面，智利似乎也有了充分的准备。因为，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告诉我们，对幸存者而言，灾难和创伤往往会幻化成一种超强的凝聚力。愈重的灾难、愈痛的创伤，释放出的凝聚力愈为强大。传统哲理智慧再次在智利得到印证。震灾降临后，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用财物和问候安抚安第斯山麓灾区的兄弟姐妹。饱受余震骚扰的新总统就职仪式上，即将卸任的中左派总统巴切莱特出人意料地拥抱了继任的中右翼总统皮涅拉：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一度龃龉颇多的两大执政力量承诺携手完成重建大业；举国上下刚刚从震撼中清醒便自发地投入了捐款捐物、救助灾区的行动。地震撕裂了安第斯脚下的土地，却暂时弥合了党派、阶层之间的矛盾，全国一心、众志成城，共赴时艰。
然而，当地球板块碰撞产生的巨能通过地震和海啸灾难性释放的时候，另一种积聚已久但被常态掩饰的社会积弊也借天灾催生而爆发出来。3月初，由于震区比奥比奥和马乌莱地区发生了大规模偷盗、抢劫事件，巴切莱特总统不得不向两地派驻1万名军人，并宣布实施宵禁。这是1990年智利回归民主政治后的首次军事行动。更为匪夷所思的是，圣地亚哥市并非灾区，一些群体却借灾后余震的混乱趁火打劫，有预谋有组织地实施了大规模的盗抢活动。据报道，圣地亚哥市武装警察不断接到来自低收入社区居民打来的电话，声称邻区发生盗抢事件，请求武装警察前去维持秩序，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警察们赶去后，一些无警力保护的大型超市纷纷被盗，大量高值商品不翼而飞。当信息网络迅速将这些丑陋的场面昭然于世时，世人难以相信，这类丑行居然是素以诚实守信、谦逊认真、沉稳坚定而著称的智利人所为!这究竟是强刺激后一段时间内的极端性反应还是道德的沦丧?
撕开疮疤的深处
有关这种行为的动机，有些人认为，极端创痛往往会导致人性扭曲。然而，那些对1960年瓦尔迪维亚(Valdivia)9.5级巨震记忆犹新的长者回忆说，当时的震灾远比现在严重，灾区人民的境遇远比现在惨痛，但除个别的情况外，没有发生这样大规模的蓄谋盗抢和暴力事件，反而流传至今的是一个个动人的英雄故事。况且，智利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相对于其他非地震带国家而言，地震是一种常态。而且智利国土形状狭长，跨越多个气候带，地理条件复杂多变，风灾、洪水、干旱的自然灾害也是“家常便饭”。不仅如此，智利人民还具有反对军事独裁并最终将独裁者绳之以法的光荣传统。这样看来，顽强勇敢、善于应对各种天灾人祸的智利人应该不会被一次地震就扭曲人性和民族传统美德吧。
心理学家指出，极端行为是人类对不安全感做出的一种激烈的对抗方式。不安全感来自于怀疑，来自于对周边环境和人群的不信任。盗抢和暴力事件正是这种心态的外化形式，是物质或精神方面的欲望长期得不到满足、遭到压抑所蓄积能量的集中爆发。
初步调查显示，盗抢和暴力事件的肇事者多数来自社会底层，他们大多无正式职业，收入不高，受教育水平低，生活没有保障，社会升迁无望。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20多年来越做越大的经济蛋糕，并没有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20年前，相当于人口总量40％的穷人仅占有14％左右的财富，10％左右的富人控制了40％左右财富。20年后，这种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根本性改善。联合国拉美经委会2009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在拉美国家中，智利虽然率先实现了千年目标，其人文发展指标虽然高居拉美国家前茅，但却是国民认为收入分配最不公正的拉美国家。该项研究表明，1997-2007年，认为收入分配公平或者十分公平的人口比率从12％下降到10％，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或者极度不公平的人口比率却从34％攀升至45％!该项研究还显示，人们对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观评价与其对国家制度的信任程度成正相关关系。正常情况下，这种不信任往往会被具有再分配性质的公共政策弱化而处于隐遁状态，一旦发生危机，国家无暇回应社会需求或回应不当时，不满情绪就会外化为社会冲突。世纪之初，阿根廷金融危机中频频爆发的社会骚动以及资金外逃正是人们对国家制度缺乏信心的极端表现。
表面上看，智利震灾后发生的大规模盗抢和暴力事件是政府反应迟钝所致，抽丝剥茧后，我们发现，极端行为并不限于灾区，且多数行为人并非被创痛剥夺理智的灾民，许多事件是蓄意合谋所为。在这个意义上，灾后极端事件的原动力是一股被收入分配不公长期极度压抑的社会逆反力量，这种力量借灾后局面混乱伺机释放，撕开了一道长期以来被社会政策止痛结痂但从未治愈的伤口，淌血的伤口向新一届政府发出了比灾后重建更为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