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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人权概念的祖籍和诞生地，德国教授路德•库哈特（Ludger Kühnhard）在《人权的普遍性》中把人权的起源追溯到希腊，更多的学者则要谈论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家，比如，荷兰加尔文教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他提出了一个适用于全人类的权利概念，还有17世纪英国政治家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有关人类权利的理念，这两人的著作在英属美国殖民地广为人知，深深影响了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
如果要理解现代人权的起源，加州大学近代史历史学教授林•亨特认为起点不是人权观念的哲学背景，也不是政治变革中的立法斗争，在《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一书中，亨特对人权的哲学背景和立法争论只是略有提及，这位18世纪法国史专家认为，人权的真正祖籍应该是18世纪启蒙时代的法国，更确切地说，是18世纪的书信体情感小说。
亨特认为，人权需要三个环环相扣的特征：人的权利一定是与生俱来的，平等的，普遍的。虽然1689年英国的《人权法案》提到源于英国法律和英国历史的“古老的权利和自由”，但只是说了英国人的权利。相比之下，1776年，作为主要撰稿人的杰斐逊在《人权宣言》中强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即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由上帝赋予了某种不可剥夺的权力，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力。则标志着人权观点的成型。本来是一份表达政治不满的文献，因为这句话，成为了后世传颂的人权宣言。
经过上述分析，亨特告诉我们，在1689年到1776年之间的一段时间里，一度被看做是一个特定民族的权利，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转变成了普遍的天赋人权。据此亨特把焦点转向正值心智启蒙时代的法国。
亨特认为，人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政治口号，它必须以某种方式被内在化。在18世纪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地享有自由是无法想象的。伏尔泰的情人夏特莱侯爵夫人脱衣服的时候从来不顾忌面前的仆人们，她从来没有考虑到贴身的男仆是男人这一既定事实。然而亨特认为，在18世纪的法国，新的“感情共鸣”能够抵御那些有关阶级，有关性别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亨特认为新的情感共鸣通过从观看公开展览会上展出的图片到阅读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极为流行的书信体小说来获得，而阅读小说尤其重要，这些体验帮助了自由意志的扩展和普及。
对于亨特来说，对人权最有影响的小说不是直接谈论正义的小说，比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而是描述私人爱情和生活的书信体小说，书信体小说特别是卢梭的《新爱洛漪丝》和英国作家塞缪尔•查理逊的《帕梅拉》和《克拉丽莎》。亨特说，18世纪三部最伟大的心理情感小说，全都是在人权概念之前那一个时期相继出版，书信体小说的高潮期和人权的孕育重合，这难道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
这三部小说都是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新爱洛漪丝》讲的是贵族之女朱莉和中世纪的爱洛漪丝一样也爱上了自己的老师，但是为了达到专制父亲的要求，她转而嫁给了曾经救过她父亲的俄罗斯老兵。朱莉不仅超越了对她老师的爱，还学会了像一个朋友一样爱他。当她将自己溺水的小儿子救出之后，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克拉丽莎》也是一出悲剧。讲述的是克拉丽莎为了逃离家里为她安排的令人讨厌的求婚者，和浪荡子洛夫莱斯逃跑了。接下来，克拉丽莎要逃避的是洛夫莱斯，他最后通过给她投放麻药的手段强奸了她。尽管洛夫莱斯为表示悔改提出结婚，但是由于她的美德和她的自我意识受到打击，她已经悲痛欲绝，克拉丽莎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
亨特之所以选择这三部书，不是因为它们谈论了宪法和权利，而是由于这些书鼓励读者“移情”，体会柔弱的女性角色所受到的压制，以及她们为了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反抗家庭暴政的新追求。
18世纪的读者不是以平静的心情，而是带着强烈的激情和极度的兴奋，一阵阵失控的扭动和抽泣去读的。廷臣、神职人员、军官们都被书中那强烈的情感之火感染，读者们内心不断升腾起涌动的激情。有人说卢梭写信，说他没有为朱莉的死哭泣，而是像只动物一样地尖叫和狂吼。
同情心和感受力，在18世纪后半叶的大西洋两岸激起了广泛的回响。《百科全书》中“天赋人权”词条的执笔人，狄德罗在悼念查理逊的文章中写道：“尽管小心戒备，一个人还是在著作中找到了自己，你被置于交谈之中，你赞同，你责备，你羡慕，你变得恼火，你感到愤愤不平。像第一次被带到剧院的孩子一样，我大叫，不要相信舞台，它在欺骗你，但是如果你身临其境，就会迷失。”
通过这样的“共鸣”或者“移情”，18世纪的读者学会了理解永远不会直接接触到的人的情感，并且认识到所有人在根本上是一样的。亨特说，只有在人们学会把其他人看做与自己平等，与自己一样，这样的情感才是人权观念传播的温床。
通过阅读大脑感受到具体的情感，这些感受又作为关于社会和政治生活组织的新观念反馈出来。1789年8月27日，经过6天喧闹的辩论和无休止的修订之后，法国革命后新成立的国民议会代表们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告：“在权利方面，人是生而自由和平等并始终保持不变”。从法国人权宣言的发表到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近两个世纪来，尽管有着曲折与退步，但是人权的观念还是照亮未来的光芒。
对于人权的研究另辟蹊径，将注意力集中于阅读对个人心灵内部产生的影响，寻求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因，这正体现了“新文化史”的特征。而亨特本人正是“新文化史”的旗手和当仁不让的领导者。早在20年前，亨特就开始关注小说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主张关注语言的作用和各种文化实践，比如风俗、礼仪、大众阅读和戏剧演出。经过亨特的倡导，在西方新文化史成了一个松散的学派， 但是却是史学界最有活力的流派。亨特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就硕果累累。
亨特擅长运用人类学、文学理论和心理分析学说，来研究历史问题，《人权的发明》如此，另一部著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也是。在《家庭罗曼史》这本书中， 亨特探索了大革命后，法国从家长制的君主国变成共和国之后，整个法国的家庭也从父亲大权独揽，改为兄弟姐妹之间，儿女与父母之间，从此平起平坐，人人平等的新模式。书中运用18世纪的艺术和文学，包括萨德的色情小说等各种材料展现了这一变化的社会图景。
《人权的发明》这书名承诺了更多的历史跨度和更广泛的讨论维度。读完此书，不得不有受骗的感觉，但是作为一个新文化史家，亨特有理由不关心人权概念的知识源流，也不赘述人权历法的实际应用，而是关注。为什么在特定的时刻，人权变成了不言自明的真理，她的书实际上可以改成“人权：如何变成不言自明的真理”。
《微历史：鸦片战争的正面与侧面》
马谧挺 著
团结出版社 2011-11
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裕，人民最多，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处于静止状态。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如果从鸦片战争的切片围观世界呢？亚当•斯密的说法便有了最好的阐释了。本书描述了18世纪末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大清王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突出地叙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和各路人马的血腥博弈，以及从正面和侧面反映同一时期世界各个角落的历史、人文科技、市井风情。时间跨度五十多年，涉及同期英国的发迹史、西班牙的沉沦史、美国的崛起史等。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熊培云 著
新星出版社 2011-11
十几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曾经预言，“假若中国要在二十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估计，在这二十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里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张五常在书中强调，“中国的希望，是要靠大搬迁的压力大显神威。”可以说，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二三十年间，农民工潮的出现，必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农民现代化。这个瓶颈不突破，一切就只是一纸奢谈。本书试图通过对S村的历史与现实描绘，铺陈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轨迹。
《八十年代中学生》
任曙林 著
新星出版社 2011-11
本书是一本图文集。收录了摄影家任曙林的一百八十多张珍贵照片，同时与这些照片收录在一起的是十几位经历者、观察者的文字。翻看这一张张照片，不论是黑白照还是彩色照，都透着浓浓的特属八十年代的气息，完全不似如今数码照的鲜丽、精确，这些从胶片中诞生的照片似乎都有了生命，从快门按下，定格到暗房里的洗印、悬干以至日后的保存、展示，它们都像带着自己的故事，一路走来。这一百八十多张照片，不仅是一个摄影师的一次漫长的记录，更是一代人对自己曾经历过的时代的一种记忆。
《美国种族简史》
（美）托马斯•索威尔 著
沈宗美 译
中信出版社 2011-11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文化的大熔炉。各个种族无论在基因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其本国固有的特质。和其他种族比起来，这些固有的性质也使其在众多种族共存的环境中凸显出来。肯远离祖籍国来到美国的人们，和他们周围的人相比，更具有进取心，在面对困境时更主动，因此凸现出来的种族特点就更加明显。虽然个性或者思考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所处的阶级，但是依然呈现出很多通用的成功必备的品质，比如重视教育、勤奋、积极、重视经验的传递。本书1981年在美国出版，至今已30年。美国种族史具有超出种族本身的内涵，书中翔实的数据资料、对种族特点的分析和观点直到现在仍不过时，并且对于经济和文化越来越多元化的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房间里的大象：
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
（美） 伊维塔•泽鲁巴维尔 著胡缠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06
英语谚语“房间里的大象”，其中大象指某种巨大而无可回避的真相，而房间里的大象，则具有尽管无法回避，但人们又可以和它相安无事共处的意味。以此为书名，是因为作者注意到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人们对于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会集体保持沉默的现象（在本书中将此种现象称作合谋性沉默）。像作者自己描述的那样，《房间里的大象》是在尝试着“打破沉默谈沉默”。作者伊维塔•泽鲁巴维尔在当代西方社会学领域享有声望，他格外关注二战期间纳粹和犹太人之间，以及战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那些惨痛却无法回避的历程对人们私下和公共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合谋性沉默。本书是第一部“系统地对此（合谋沉默现象）进行初步讨论的一个尝试”。
《山的那一边：
被俘德国将领谈二战》
（英）李德•哈特 著 张和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08
本书是一部独特的二战史，大部分来自李德•哈特在纽伦堡对德国高级将领的审讯记录。李德•哈特全面、公正地将与布卢门特里特、伦德施泰特、托马、克莱斯特、海因里希、曼陀菲尔、施图登特等德国将领的谈话汇集起来，删繁就简，并在记述中穿插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他让德国将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叙述者，这就是所谓的“山的那一边”——指代德军在二战中的心理和各项军事方针，由此《山的那一边（被俘德国将领谈二战）》记录的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直接的证据，读者也能从德国将领的描述中感受当时的真实氛围。本书分为三大块内容，谈论几个德军明星将领、论希特勒的崛起和装甲部队的发展，依照时间秩序评论各大战役和战场，视角独特，为读者展现了由德国最高指挥部的将领们所描述的一场希特勒战争。
《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
刘道玉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10
本书是刘道玉自叙的人生历程，作者从自己幼年求学时期写起，一直写到自己青年时期留学苏联和“反修能手”的岁月以及“文革”期间的各种非人遭遇，特别是详细描述了自己中年时期主政武大八年实行教改以及巅峰时期突遭免职的整个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高教的“中国特色”以及至今求解“钱学森之问”没有下文的症结所在。此外，《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还对自己“生不愿封万户侯”的信条以及耄耋之年安度晚年的人生感悟都做了系统阐述。
《民国风度》
徐百柯 著
九州出版社2011-10
近年来，“民国范儿”成了流行词，民国的一些人和事，也渐渐热了起来。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觉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本书中，作者徐百柯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9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还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
《士人风骨：资中筠自选集之三》
任曙林 著
新星出版社 2011-11
邵燕祥说，资先生的书跟很多书不一样，拿《士人风骨》这本书来说，说的就是知识分子。的确，《士人风骨》一书所收文章，写于1996-2010年间。第一组文章主要讨论知识人的精神家园；第二组文章多是基于历史题材的心得。贯穿全书的核心是，作者紧紧围绕知识界的思想现状，梳理古今文化传统的递变，从振兴民族精神的角度，提出建设新文化的紧迫性。明确表达了当下重建民族精神家园，要继承五四精神，要发扬‘士’的传统美德，为制度转型起催生作用。“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本书是资先生此言的最佳体现。
如果要理解现代人权的起源，加州大学近代史历史学教授林•亨特认为起点不是人权观念的哲学背景，也不是政治变革中的立法斗争，在《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一书中，亨特对人权的哲学背景和立法争论只是略有提及，这位18世纪法国史专家认为，人权的真正祖籍应该是18世纪启蒙时代的法国，更确切地说，是18世纪的书信体情感小说。
亨特认为，人权需要三个环环相扣的特征：人的权利一定是与生俱来的，平等的，普遍的。虽然1689年英国的《人权法案》提到源于英国法律和英国历史的“古老的权利和自由”，但只是说了英国人的权利。相比之下，1776年，作为主要撰稿人的杰斐逊在《人权宣言》中强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即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由上帝赋予了某种不可剥夺的权力，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力。则标志着人权观点的成型。本来是一份表达政治不满的文献，因为这句话，成为了后世传颂的人权宣言。
经过上述分析，亨特告诉我们，在1689年到1776年之间的一段时间里，一度被看做是一个特定民族的权利，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转变成了普遍的天赋人权。据此亨特把焦点转向正值心智启蒙时代的法国。
亨特认为，人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政治口号，它必须以某种方式被内在化。在18世纪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地享有自由是无法想象的。伏尔泰的情人夏特莱侯爵夫人脱衣服的时候从来不顾忌面前的仆人们，她从来没有考虑到贴身的男仆是男人这一既定事实。然而亨特认为，在18世纪的法国，新的“感情共鸣”能够抵御那些有关阶级，有关性别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亨特认为新的情感共鸣通过从观看公开展览会上展出的图片到阅读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极为流行的书信体小说来获得，而阅读小说尤其重要，这些体验帮助了自由意志的扩展和普及。
对于亨特来说，对人权最有影响的小说不是直接谈论正义的小说，比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而是描述私人爱情和生活的书信体小说，书信体小说特别是卢梭的《新爱洛漪丝》和英国作家塞缪尔•查理逊的《帕梅拉》和《克拉丽莎》。亨特说，18世纪三部最伟大的心理情感小说，全都是在人权概念之前那一个时期相继出版，书信体小说的高潮期和人权的孕育重合，这难道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
这三部小说都是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新爱洛漪丝》讲的是贵族之女朱莉和中世纪的爱洛漪丝一样也爱上了自己的老师，但是为了达到专制父亲的要求，她转而嫁给了曾经救过她父亲的俄罗斯老兵。朱莉不仅超越了对她老师的爱，还学会了像一个朋友一样爱他。当她将自己溺水的小儿子救出之后，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克拉丽莎》也是一出悲剧。讲述的是克拉丽莎为了逃离家里为她安排的令人讨厌的求婚者，和浪荡子洛夫莱斯逃跑了。接下来，克拉丽莎要逃避的是洛夫莱斯，他最后通过给她投放麻药的手段强奸了她。尽管洛夫莱斯为表示悔改提出结婚，但是由于她的美德和她的自我意识受到打击，她已经悲痛欲绝，克拉丽莎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
亨特之所以选择这三部书，不是因为它们谈论了宪法和权利，而是由于这些书鼓励读者“移情”，体会柔弱的女性角色所受到的压制，以及她们为了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反抗家庭暴政的新追求。
18世纪的读者不是以平静的心情，而是带着强烈的激情和极度的兴奋，一阵阵失控的扭动和抽泣去读的。廷臣、神职人员、军官们都被书中那强烈的情感之火感染，读者们内心不断升腾起涌动的激情。有人说卢梭写信，说他没有为朱莉的死哭泣，而是像只动物一样地尖叫和狂吼。
同情心和感受力，在18世纪后半叶的大西洋两岸激起了广泛的回响。《百科全书》中“天赋人权”词条的执笔人，狄德罗在悼念查理逊的文章中写道：“尽管小心戒备，一个人还是在著作中找到了自己，你被置于交谈之中，你赞同，你责备，你羡慕，你变得恼火，你感到愤愤不平。像第一次被带到剧院的孩子一样，我大叫，不要相信舞台，它在欺骗你，但是如果你身临其境，就会迷失。”
通过这样的“共鸣”或者“移情”，18世纪的读者学会了理解永远不会直接接触到的人的情感，并且认识到所有人在根本上是一样的。亨特说，只有在人们学会把其他人看做与自己平等，与自己一样，这样的情感才是人权观念传播的温床。
通过阅读大脑感受到具体的情感，这些感受又作为关于社会和政治生活组织的新观念反馈出来。1789年8月27日，经过6天喧闹的辩论和无休止的修订之后，法国革命后新成立的国民议会代表们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告：“在权利方面，人是生而自由和平等并始终保持不变”。从法国人权宣言的发表到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近两个世纪来，尽管有着曲折与退步，但是人权的观念还是照亮未来的光芒。
对于人权的研究另辟蹊径，将注意力集中于阅读对个人心灵内部产生的影响，寻求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因，这正体现了“新文化史”的特征。而亨特本人正是“新文化史”的旗手和当仁不让的领导者。早在20年前，亨特就开始关注小说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主张关注语言的作用和各种文化实践，比如风俗、礼仪、大众阅读和戏剧演出。经过亨特的倡导，在西方新文化史成了一个松散的学派， 但是却是史学界最有活力的流派。亨特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就硕果累累。
亨特擅长运用人类学、文学理论和心理分析学说，来研究历史问题，《人权的发明》如此，另一部著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也是。在《家庭罗曼史》这本书中， 亨特探索了大革命后，法国从家长制的君主国变成共和国之后，整个法国的家庭也从父亲大权独揽，改为兄弟姐妹之间，儿女与父母之间，从此平起平坐，人人平等的新模式。书中运用18世纪的艺术和文学，包括萨德的色情小说等各种材料展现了这一变化的社会图景。
《人权的发明》这书名承诺了更多的历史跨度和更广泛的讨论维度。读完此书，不得不有受骗的感觉，但是作为一个新文化史家，亨特有理由不关心人权概念的知识源流，也不赘述人权历法的实际应用，而是关注。为什么在特定的时刻，人权变成了不言自明的真理，她的书实际上可以改成“人权：如何变成不言自明的真理”。
《微历史：鸦片战争的正面与侧面》
马谧挺 著
团结出版社 2011-11
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裕，人民最多，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处于静止状态。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如果从鸦片战争的切片围观世界呢？亚当•斯密的说法便有了最好的阐释了。本书描述了18世纪末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大清王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突出地叙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和各路人马的血腥博弈，以及从正面和侧面反映同一时期世界各个角落的历史、人文科技、市井风情。时间跨度五十多年，涉及同期英国的发迹史、西班牙的沉沦史、美国的崛起史等。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熊培云 著
新星出版社 2011-11
十几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曾经预言，“假若中国要在二十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估计，在这二十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里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张五常在书中强调，“中国的希望，是要靠大搬迁的压力大显神威。”可以说，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二三十年间，农民工潮的出现，必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农民现代化。这个瓶颈不突破，一切就只是一纸奢谈。本书试图通过对S村的历史与现实描绘，铺陈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轨迹。
《八十年代中学生》
任曙林 著
新星出版社 2011-11
本书是一本图文集。收录了摄影家任曙林的一百八十多张珍贵照片，同时与这些照片收录在一起的是十几位经历者、观察者的文字。翻看这一张张照片，不论是黑白照还是彩色照，都透着浓浓的特属八十年代的气息，完全不似如今数码照的鲜丽、精确，这些从胶片中诞生的照片似乎都有了生命，从快门按下，定格到暗房里的洗印、悬干以至日后的保存、展示，它们都像带着自己的故事，一路走来。这一百八十多张照片，不仅是一个摄影师的一次漫长的记录，更是一代人对自己曾经历过的时代的一种记忆。
《美国种族简史》
（美）托马斯•索威尔 著
沈宗美 译
中信出版社 2011-11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文化的大熔炉。各个种族无论在基因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其本国固有的特质。和其他种族比起来，这些固有的性质也使其在众多种族共存的环境中凸显出来。肯远离祖籍国来到美国的人们，和他们周围的人相比，更具有进取心，在面对困境时更主动，因此凸现出来的种族特点就更加明显。虽然个性或者思考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所处的阶级，但是依然呈现出很多通用的成功必备的品质，比如重视教育、勤奋、积极、重视经验的传递。本书1981年在美国出版，至今已30年。美国种族史具有超出种族本身的内涵，书中翔实的数据资料、对种族特点的分析和观点直到现在仍不过时，并且对于经济和文化越来越多元化的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房间里的大象：
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
（美） 伊维塔•泽鲁巴维尔 著胡缠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06
英语谚语“房间里的大象”，其中大象指某种巨大而无可回避的真相，而房间里的大象，则具有尽管无法回避，但人们又可以和它相安无事共处的意味。以此为书名，是因为作者注意到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人们对于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会集体保持沉默的现象（在本书中将此种现象称作合谋性沉默）。像作者自己描述的那样，《房间里的大象》是在尝试着“打破沉默谈沉默”。作者伊维塔•泽鲁巴维尔在当代西方社会学领域享有声望，他格外关注二战期间纳粹和犹太人之间，以及战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那些惨痛却无法回避的历程对人们私下和公共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合谋性沉默。本书是第一部“系统地对此（合谋沉默现象）进行初步讨论的一个尝试”。
《山的那一边：
被俘德国将领谈二战》
（英）李德•哈特 著 张和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08
本书是一部独特的二战史，大部分来自李德•哈特在纽伦堡对德国高级将领的审讯记录。李德•哈特全面、公正地将与布卢门特里特、伦德施泰特、托马、克莱斯特、海因里希、曼陀菲尔、施图登特等德国将领的谈话汇集起来，删繁就简，并在记述中穿插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他让德国将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叙述者，这就是所谓的“山的那一边”——指代德军在二战中的心理和各项军事方针，由此《山的那一边（被俘德国将领谈二战）》记录的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直接的证据，读者也能从德国将领的描述中感受当时的真实氛围。本书分为三大块内容，谈论几个德军明星将领、论希特勒的崛起和装甲部队的发展，依照时间秩序评论各大战役和战场，视角独特，为读者展现了由德国最高指挥部的将领们所描述的一场希特勒战争。
《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
刘道玉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10
本书是刘道玉自叙的人生历程，作者从自己幼年求学时期写起，一直写到自己青年时期留学苏联和“反修能手”的岁月以及“文革”期间的各种非人遭遇，特别是详细描述了自己中年时期主政武大八年实行教改以及巅峰时期突遭免职的整个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高教的“中国特色”以及至今求解“钱学森之问”没有下文的症结所在。此外，《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还对自己“生不愿封万户侯”的信条以及耄耋之年安度晚年的人生感悟都做了系统阐述。
《民国风度》
徐百柯 著
九州出版社2011-10
近年来，“民国范儿”成了流行词，民国的一些人和事，也渐渐热了起来。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觉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本书中，作者徐百柯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9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还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
《士人风骨：资中筠自选集之三》
任曙林 著
新星出版社 2011-11
邵燕祥说，资先生的书跟很多书不一样，拿《士人风骨》这本书来说，说的就是知识分子。的确，《士人风骨》一书所收文章，写于1996-2010年间。第一组文章主要讨论知识人的精神家园；第二组文章多是基于历史题材的心得。贯穿全书的核心是，作者紧紧围绕知识界的思想现状，梳理古今文化传统的递变，从振兴民族精神的角度，提出建设新文化的紧迫性。明确表达了当下重建民族精神家园，要继承五四精神，要发扬‘士’的传统美德，为制度转型起催生作用。“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本书是资先生此言的最佳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