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记者贺延光静悄悄地将照相机对准病房里的小患者，他想拍下点什么。但是这个小女孩发现有人在拍她，便急忙用手中的杂志挡住了脸，并说:“叔叔,您不要拍我，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在这里呢。”
　　这真是诗的逻辑：只要她妈妈不晓得她在生病，小姑娘自然也就是健康的了。小姑娘在说话，制止了对一种真实境遇记录的发生。
　　感谢贺延光记下了孩子的话,我也像当年背诵语录一样背诵着它,就是这句话，背在身上真是比辞海还要厚重啊。
　　我也要学会去制止什么。1981年我参观了北京的星星画展,第一次看见了画家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这幅和领袖画像一样巨大的父亲画像，原来是由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堆积而成，父亲正端着碗水却暂时没喝，不知是等待着水凉一些，还是期待着阳光把水晒热，而父亲扶着碗沿的拇指上的指甲污黑却清晰可见。
　　这就是逼真的艺术所带来的震撼效果，开始我想说:《父亲》这幅画，破天荒地画出了1949年后中国农民的苦难和淳厚。这几乎是一句空话。我是空旷展览大厅内众多簇拥观众的一员，我们在震撼之余也不知到底在怎么想，我们都说不出一句话。在《父亲》面前我们徘徊着然后走开，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父亲”终于也在说：“艺术家同志，请不要这样画我，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已变成这般模样。”
　　我也的确在套用小女孩的心声，因为站在苍老的父亲面前，我们不会想到他还有妈妈，因为逼真已经是底蕴，已经像大地一样。在逼真的后面，不会再有什么，于是，艺术家可以尽情地去画。
　　倒是当年审查这幅画的干部懂得：逼真的农民形象要有所遮蔽，这就有了画家在父亲的耳朵上加了根圆珠笔的妥协方案，以示父亲也有文化。父亲固然“有文化”，但他在苦难的面前，一经发布已经尽人皆知，唯独至今没有听到他母亲的哭声。
　　我们开始热衷于艺术的逼真运动，还是在北京，在那个“798”艺术工厂区。现在有一组矿难雕塑矗立在露天。那天我远远望去不知道广场上的一群人怎么都变成黝黑黝黑的模样，我蹲下身本来想揭开地上死者的被单，原来被单是以石头铸成。雕塑群中，除了有死者，还有活着的孕妇和孩子。我们这些打着领带穿着皮鞋的人从这里经过，那个被石头铸成的孩子，只是抬头看他的母亲，而从不抬头看我们。
　　到底是满足了一个灾难事实的描述，还是满足了艺术家以求逼真的艺术心理，我耳边又继续响起那位病中女孩的箴言。现在该由那位黯然神伤的孕妇说出：“雕塑家先生，请不要把我们铸造成已经死去，也不要把我浇铸成已经怀孕，我们的妈妈还不知道我们躺在这里。”
　　贺延光先生提到的艺术对人格的损害，我甚至理解为艺术正在对母亲造成损害，说到底，任何苦难和灾害的当事人，不论他们的年龄有多大，他们的心中一定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在爱着他们。生怕母亲受到惊吓这是唯一的宗旨，因此，苦难的写实必须有所忌讳，这才是苦难中人真正的心声。艺术家应当照顾这种心声。
　　二战期间，当“艺术家”还戴着钢盔，手持卡宾枪在战场上服役的时候,那里，他们的行为只是忠实地执行法西斯當局所下达的活埋女孩的命令。任务的程序是：坑已经挖好了，然后将女孩推下去,最后用皮靴踏平泥土。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行为艺术”，这个行为的唯一主题就是宣告残忍。但是，孩子走到手持卡宾枪的人面前，平静地说：“叔叔,请不要把我埋得太深，不然我妈妈回来就找不到我了。”我们的理解曾经有误，小姑娘不是在报道噩耗而是希望母亲能把她从深埋中拉出来，然后一块儿回家。这是在灭顶之灾面前勇敢地破解活埋的深度。破解所谓视觉震撼，因为这是我们人类的最早的童声。因为人是有母亲的。
　　永远地不惊动母亲的神色，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人心和品质，保持天下母亲和天上母亲那面容的静穆，是我们的守望和责任。而往往，我们看见母亲微微闭目如此安详，却试图去惊醒她。所谓朝拜和跪望，此刻人心并不真爱那个端坐的女神形象。
　　因而，我们日常的人心，贺延光先生看得最透。他要拍一张生病小姑娘的照片，却要让小姑娘放心，他说：“你看你的，用杂志挡住脸，保证不让你妈妈看出来是你。”
　　摘自《时文博览》 编辑/红燕